疫情早已过，刑事法庭何时能恢复线下审理？
这半年来，我一直很想呼吁一下，让刑事审判结束已经持续了三年多的视频开庭模式，恢复现场审理。
自从疫情开始以来，被羁押的被告人就不能到法庭上来开庭了，而是在看守所通过视频连线来参与开庭。现在，疫情已经过去半年多了，据我所参加和了解到的刑事案件的庭审来看，这种线上审理模式至今没有改变。
也许有人会不理解，视频开庭和现场开庭不也一样吗？只要视频效果好，也不影响被告人的表达呀。
如果把刑事审判当成是一般的会议，那应该差别不大。但是刑事审判的重要性、复杂性、亲历性决定了需要被告人直接面对控、辩、审三方。
被告人是刑事审判程序最重要的参与者。刑事审判分为讯问和询问、举证和质证、法庭辩论和被告人最后陈述几个环节。
讯问和询问是一个节奏紧张、充满对抗性的环节，被告人要逐一回答公诉人、辩护人、法官的问题，通过一问一答来解决控辩审三方的疑问。为呈现对己方有利的事实，控辩双方会运用一定的发问技巧。这些，都要求控辩审三方和被告人同坐一堂，面对面无障碍地交流。
同时，法官也需要通过听取被告人的回答，观察被告人的语言、表情和肢体的反应，来判断被告人辩解的可信度，这是心证形成的一个重要过程，就如同中医的望闻问切一样重要。
中国早在周朝时期，就有了著名的“五声听狱讼”：“五声听狱讼，求民情：一曰辞听，二曰色听，三曰气听，四曰耳听，五曰目听。”也是强调这个道理。
而在举证质证环节，公诉人出示证据的时候，被告人还需要亲自核对证据，比如现场、凶器照片等关键证据，这是被告人的合法权利，是辩护人不能替代的。但是，被告人在视频另一端，根本无法核对。
就以我最近参加的一次庭审来说吧，这种线上审理的模式给大家带来了极不好的体验。
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九宫格”式的屏幕，控、辩、审、被告人、旁听区各占了一小格。在暗淡泛黄的影像中，被告人的脸色始终如一，毫无变化。相互之间无法辨识的各自的表情。音响传来了各种杂音，甚至发生了重音。
法官：“你对起诉书指控的事实和罪名有什么意见？”
被告人：“啊？什么？……”
到了出示证据时，法警拿着现场照片和勘查图，对着桌上的摄像头一页一页的翻。
被告人一脸懵：“看不清楚……”
法官开始不耐烦：“算了算了，让律师帮他看吧。”
就这样，一个充满争议的案件感觉匆匆过场，草草结束，尤其是远在视频另一端的被告人，毫无参与和存在感。
显然，这样的线上庭审模式不但影响了庭审质量，还影响了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影响了法庭查明事实。
讨论这个问题时，也有司法人员跟我说过，只要提高法院视频连线的技术，改善视频传输质量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了，刑事案件视频开庭，既高效（省去了押送被告人到法庭的时间），又安全（避免了押送路途上的风险），不是一个更好的选择吗？
其实，我们都知道，无论法院和看守所之间的视频技术如何提升（我们假设全面改善了视频技术），都不可能达到现场庭审的效果，对于被告人行使其诉讼权利、法庭查明事实而言，定然存在不足。
是的，视频开庭可以提高效率和安全，但是效率和安全都是为庭审服务的，而庭审的终极目标是维护被告人的权益、准确查明事实。当效率与真相、安全与权益发生冲突的时候，前者应该让位于后者。这也是这些年我们提倡庭审实质化的内在要求。
刑事审判是因为对被告人的指控而设立，对于被告人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对控辩审三方而言，这只是一项工作，但对被告人而言，这场审判决定的是他的人生，他才是为这场审判“买单”的人。
庭审的机会可能只有一次，亲自到庭进行辩护，应该视为是被告人的一项诉讼权利。除非不得已，否则不能剥夺它。
视频开庭应该是特殊情况下，被告人不能到庭而不得以采用科技手段进行弥补的一种方式，比如被告人重病不便，证人远在境外等。疫情期间，采取线上开庭的形式，实属无奈之举，现在疫情已过，线上开庭不应成为常态。
疫情的影响，不仅仅是身体上的，还有心理上的。有些部门发现，疫情期间的一些做法，既高效又省事，于是产生了懒政的心理，殊不知，这些所谓的高效、安全、省事的做法，是以牺牲某部分人的权利为代价的，实属权宜之计，而绝非是永久之策。
我们应该警惕这种懒政的心理，如让刑事案件视频审判成为常态，长此以往，此后被告人就再无机会坐在法庭上为自己辩护了。
也有一些人不能理解，视频开庭和现场开庭差别也不太大，为什么要对一位涉嫌犯罪、本就应该惩罚的被告人那么好的保障呢？
这是一个沉重的问题。我知道，要让大部分的人理解和接受，还任重道远；要让他们关注和支持，目前还不敢奢望。
如果这不是一场刑事审判，而这是一场英语听力考试，或者这是一场音乐厅的音乐演出，大家一定会关注现场的效果，谁也不肯用视频的方式去取代。疫情管控措施解除后，有些地方隔位就坐的措施没有及时解除，现场的人都会据理力争。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这些情况与他们自己的切身权益密切相关。
然而，犯罪，在很多人心目中，这是一件与自己很遥远的事。被告人的权利保护，更是一个很陌生、毫不相关的一个话题。既然自己不可能成为被告人，那么被告人的权益保护又和自己有什么关系呢？
也正是在这种意识的影响下，被告人权利的保护一直举步维艰。比如不能让被告人身穿囚服参加庭审，经过很多法律人士多年的呼吁，才终于实现；又比如，不能让尚未判决的嫌疑人上电视公开认罪，虽然呼吁多年，但是这种现象至今还没完全禁止。
我们为什么要保障刑事被告人的合法权利？道理很深刻，也很重要。在这里，我只能用通俗的文字来表达一点粗浅的认识。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潜在的被告人（可能很多人对此不理解也不接受）。潜在，说的是一种可能性，我们可能因为犯罪而被指控，也可能没有犯罪而被错误指控。
如果我们不保障被告人的合法权益，那当我们不幸成为被告人的时候，谁来保障我们的合法权益呢？而且，保障被告人的合法权益，不等同于“帮助犯罪人逍遥法外”，而是让他接受一场公平的审判和人道的对待。
再说，每一个被指控的被告人都是有罪的吗？也有一些是无罪、甚至被冤枉的，这常常难以分辨。如果我们不保障他们的合法权利，让他们都能得到有效的辩护，那我们可能会导致更多的冤假错案。
最后，被告人的权利属于公民的私权利，保护私权利，深层次的意义在于防止公权力的任性扩张而侵害私权利。
德国的罗科信教授曾说过一句非常著名的话：“国家对待嫌疑人、被告人权利的态度，代表了整个国家的法治状况和文明程度。”所以，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状况，是我们社会的一面镜子。一句话，被告人的权利保护，其实离我们并不遥远，和每一个人都密切相关。维护他们的权利，其实就是在维护我们自己的权利。
回到我呼吁的这个话题吧，疫情已经结束多时，刑事法庭在非常时期采取的视频审理方式，应该要结束了，希望每一个被告人都能到法庭上来为自己辩护。
本 文 作 者
宋氏律师事务所主任
songfuxin@songchambers.com
ALB 2015中国15佳诉讼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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