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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 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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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岳口堤街，图左可见六角亭（省美院黄邦雄教授提供照片）
我和岳口文物的邂逅（之二）
文/秋沁荷池
上篇文章说了关于岳口文物的一大遗憾，现在再说另一遗憾。其实这一遗憾出现的比前一遗憾更早，产生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不过，真正令我痛心则是近些年的事。为说清楚此事，还得先说清楚上世纪四十年代以前的岳口。上篇我说过，岳口人都把汉江大堤当作自家的后花园，对其无比喜爱。你看，巍峨的大堤蜿蜒耸立在大江边，缓步慢行于宽阔平坦全无建筑的堤面上，放眼四望，毫无遮挡，脚下繁华的岳镇，隔江静谧的乡野，上游林立的工厂，下游卧江的大桥，远远近近静静动动的风景都奔来眼底。无疑，这大堤是现代岳口人引为自豪的瑰宝。不过，远在八十年前，有别于眼前壮美景致的，则是大堤上的无比繁华，它是那时的岳口人的骄傲。可是，现在，还有多少岳口老人能因上世纪四十年代以前的岳镇岳堤自豪的呢？八旬以上亲眼目睹亲身感受过的人已所剩无几！
天门早在清代就是享誉四方的棉乡，岳口依托棉乡而兴市兴港。彼时，建有九街十八巷，栈行店铺酒楼茶肆鳞次栉比，园林别墅石狮牌坊四郊矗立，护城河绕镇拱卫，四雄关分地据守。尤其因市大兴，吸引晋陕湘赣徽苏浙闽以及本省本土大批商贾来岳经营各行各业，各大商帮争相大兴土木，先后建起十大商帮会馆。民国时期商业更是繁盛兴隆，镇区已是自己发电照明，日有轮船来往岳汉，电话电报早就开启，商贸行情无比灵通，街市无业不设，行人摩肩接踵，通岳水陆各路，商旅不绝于途。当时，全镇有大小店铺九百余家，其中丝花行就有一百零八家。民国22年（1933年），《汉口商业月刊》称：“岳口为汉水下游之最大市场，而棉商亦最发达，全市有花行百余家，此为罕见。”棉花实为百业之母，促进了各行各业的繁荣，岳口成了方圆百里最繁华的城镇，也就有了“小汉口”这一令岳人引为自豪的称谓。市兴促港兴。商业如此繁荣，必定有优良的港口配套。岳口港是天然良港，河床正常，水域宽阔，水深无忧，岸线稳定。清代和民国时期，此港是天潜沔京钟荆乃至江陵监利等县棉粮的集散地和其他物资吞吐门户。每年棉粮上市期，方圆百里内，船载车推马驮肩挑者络绎不绝；江边沿岸桅樯林立，停泊船只常在二百艘以上，“蔚为壮观”。出口货物以棉花为大宗，主要流向汉口。上述各地的进口物资也大多依赖此港，要不，镇上怎会聚集全国各地那么多商帮呢？又怎会有十家英美俄德商的洋行呢？全国各地的特产、外国的洋货，就是这样集中到岳港，再散布到各地的。到民国时期，岳港岸线上起六角亭，下至太平寺，竟设有九座码头！港兴促市兴。紧临河岸的当然是大堤，最早的街道于其之上兴起，上面提到的九街十八巷就有四街铺陈在堤上。堤街，又叫正街，绵延七里三分长，为岳口最繁华的闹市区。巍峨壮美的亭台庙宇，富商巨贾的深宅大院，大都建在堤街。尤其那连成一片的深宅大院从堤面一直延伸到堤脚，与江里的连片船只一样，又是一个蔚为壮观；且其矗立于堤上的商业门面都很耀眼。街上三百余家铺面百业横陈，四方商旅不绝于途。彼时，岳镇贸易之兴隆，以堤街为第一。因街太长，为方便管理，将其分为三段，称上、中、下堤街 。河街。堤街已甚繁华，却在中堤街背后与其平行的邻河堤面同时兴起了同样繁华的河街。临河吊楼悬立，河下货船云集，整条街上几乎全是客栈酒楼茶肆。显然，这是堤街的配套街，是接待摩肩接踵的商旅的必然产物。临晚，灯火通明，夜市兴盛，桨声灯影中，皮影评书纷纷开场，渔鼓小曲卖唱街头，加上各种兜售叫卖声，一直不绝于耳，连绵终宵。铜匠街。这是横切整个堤面，连接河街和堤街的一条街。居然被称之谓“街”，可见整个中堤街的堤面之宽了。此街因十五家铜匠聚集于此而得名。所产熟铜巧锁（分字码、钥匙两大类）华丽坚巧，不仅驰名国内，还出口东南亚许多国家。1925年熟铜巧锁荣获全国名牌工艺品银质奖章。三岔街。堤下的两条街与堤上的铜匠街交汇于堤坡，形成了特殊的V字形的石阶街道。其上堤处立有“解元”牌坊。此街位置特殊，也是商业闹市区之一，夜市之兴盛，不亚于河街。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岳口堤街及码头（省美院黄邦雄教授提供照片）
如上所述 ，方圆百里最繁华的“小汉口”岳镇，其精华尽在岳堤之上。可是，不幸，大不幸，如此人间瑰宝竟然毁在恶魔之手！1938年冬至39年春，万恶的日寇先后三次派飞机对岳口狂轰滥炸，炸毁许多房屋，炸死炸伤许多无辜群众；先后三次派兵进占岳口，大肆奸掳烧杀，受害者无数。39年5月，日寇岳之武部侵占岳口后，将堤街河街划为“军事区”，堤上居民全被驱至堤下划出的“难民区”。然后，日寇用钢缆穿系堤上的民房，用汽车逐栋逐栋地拉跨；还嫌其麻烦，有的干脆就放火烧掉。被毁房屋三百余栋，街市竟成瓦砾场，堤上房屋所剩无几。紧接着，日寇将整个军事区用铁丝网封锁起来，在堤面从上段至下段修筑了许多碉堡炮楼哨所，岗哨密布，日夜巡逻，行人视为畏途。噫吁嘻！我可爱的岳镇精华就此毁于一旦！岳镇精华被毁这肯定是铁板钉钉的事，史志和其他一些文献早有文字记载。但因被毁严重，且是外寇强行摧毁，当时，没有也不可能留下实物，用以在未来的未来充作证据，实证岳镇精华的存在。眼前无一建筑的岳堤常令时人对其往日的繁华生疑。说不定现在就有正流连忘返于宽敞大堤上的青少年，质询身边叨念往日繁华的老人：“这上面真的有过您说的熠熠生辉的堤街河街吗？怎么一点痕迹都没有呢？”是的，确实一点痕迹都没有了，连这些青少年都知道现在上下游的六角亭、太平寺都只是近年新修后袭用古称而已。会不会有什么当时的实物已为有关部门收藏，或流落民间？我当然无从知晓，但我确实希望这样的事情存在。如若存在，我就不会有下面的遗憾了。
民国时期岳口镇街区示意图（省美院黄邦雄教授提供照片）七十年代的某一天晚饭后，我独自一人上堤溜达。走了一段时间后，来到堤防管理段附近，想坐下来休息一下，就走到面江的堤边。这里有一长满杂草废弃不用的从堤面通向江边的老旧石阶，我就在石阶的第一阶上坐了下来。过了一会儿，我突然发现左手边紧挨着第一阶的石头上有字，我这个有些碑痴的人立刻来了兴趣，拨开石缝杂草，拂掉石面浮灰，定睛一看，真是吃惊不小：上面出现了我曾祖的姓名！我的祖先显灵啊，居然引领我坐到了这里！（当时脑海里有如倒海翻江电闪雷鸣般，切切实实迷信了一把。）这确实是一块石碑，是一块契约界碑，是我的曾祖卖掉祖屋的伤心碑！不知是起于哪一代，我的祖先在中堤街尾端（红石码头的斜对面）自家房屋开了家名曰“韩全兴”的杂货铺。但曾祖一代时运不济，连遭灾祸，迫不得已，于清末或民初卖房救急。买主用此房屋经营“保寿福”药号，直至1939 年被日寇强行拆毁。我在早年曾听父亲谈及此事，当时也只是为先辈的不幸有些感伤而已，没太往心里去。岂料，从卖房立碑起的大几十年后，我被祖先突然拎到了这块石碑前！待心情稍微平静下来，我再从头至尾认真看了一遍碑文，上面写明买卖双方的姓名，房屋的坐落、朝向、宽度、进深及四境，立碑时间，显然，这就是一块典型的契约性界碑。但因时隔久远，其具体内容已无法记起。也还真是神奇，这块碑几经磨难，不但居然没有灭失，而且还砌在了一个谁也不敢妄动的位置！“几经磨难”：高约二市尺、宽约一市尺的石碑本应立在那栋房屋的某一角，日寇强拆时居然没有被砸毁；日寇利用所拆房屋的砖石木料大建碉堡炮楼哨所，以及日寇投降后拆毁这些罪行证物时，此石碑居然也没有丝毫的损坏；从日寇投降的1945年到1950年，那些在堤上复建房屋者也没有毁了它；1950年冬为保江堤安全，堤街河街全部拆迁堤下建新街，也没有谁家将它化为私有带走；从1951年到1960年这十年间它安然无恙地不知隐藏于何方；直到岳堤第三次加高的1960年（解放后的50、54、60、84年四次加高岳堤），它终于被安置到了最最安全的地方，紧贴堤顶且面江的最边沿，成了防洪的生命财产安全守卫者。这样神圣的位置，谁敢冒“破坏堤防”的大罪去动它呢？尽管这是曾祖的伤心碑，尽管这是家族史重要事件的证物，尽管我当时也动了设法移走的念头，但我最终冷静下来了，全社会阶级斗争的弦绷得那么紧，谁敢往上撞啊。在那里良久发呆之后，最终满怀失落之情地离开了。整个七十年代都在外地工作，其间回岳也曾上堤看过几次，但每次总是留下无限的惆怅。我的先祖啊，是您为了让我“震惊”和“惆怅”，作出的这种异常奇特的“巧遇”安排吗？
石碑，几乎成了我的心病。父母在世时我不敢相告，免得勾起往事都不愉快。那时，我也没有把它与文物联系起来。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全国各地大肆拆迁，于是，几乎是与此同时，很多媒体年复一年地呼吁保护文物，其中就不时出现保护界碑的呼吁。如，上海在拆迁时发现了一块某租界的界碑，文物界如获至宝；又如，郑州中牟县三官庙一村庄拆迁某房屋时发现一块砖碑，文物专家认定这是“近代民居史的宝贵实物”。这些报道吸引了我，我想起了与我家有关的那块石碑。通过查阅资料，我知道了为房屋立界碑大兴于前清，是大户人家用来界定自家宅院范围用的。界碑有很多种，如：领域界碑、里程界碑、名号界碑、建筑界碑等等。而那块伤心碑则属于建筑界碑中的房屋界碑；但与我家有关的这块碑不是最常见的新房界碑，而是很少见的房屋买卖的契约性界碑（这一点很重要）。由此，我觉察到了此碑可能有一定的文物价值，是近代民居史的一份实物。更重要的是，这块石碑还是“小汉口岳镇精华尽在岳堤”的铁证。碑文中明确指明房屋坐落在中堤街，左邻右舍是谁（可惜，我已忘），立碑的具体日期，这就证明当年堤街河街的存在是不容置疑的（查阅1990年版《岳口镇志》158页“中药铺21家：堤街有……保寿福……”）；而如果没有当年堤上其它证据留下来，它还可能是孤证。尤其重要的是，这块石碑还是日寇摧毁岳镇精华——堤街的铁证。它从中堤街尾端躲躲闪闪行走三十多年（1939年至上世纪七十年代），未被任何力量毁坏，仍然坚强地“活”了下来，来到相距几里的上堤街，站在了堤防第一线，不就是为了有一天能站在审判庭上控诉日寇的罪行吗！ 正是有了上面三个方面的认识，我才意识到这块石碑可能是文物；当然，未经鉴定，我也只能称它是疑似文物。只是，十分可惜，十分遗憾！我早已无法上报，将它交给权威部门检验认定了！
依然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我发现石碑后的某一年（已记不清到底隔了多久），又一次前去探望，发现石碑居然不翼而飞，另一块石头居然占据了它的不可动摇的位置！我惊异地在那里呆了很久，不明所以。过后，我想了很久——谁会这么胆大呢？与此碑毫无关联的人犯不着冒着犯法的风险去盗走它；无聊至极强行破坏它也不可能。会是因加高大堤掩埋了吗？这种可能也不存在，查阅资料得知，整个七十年代没有加高，第四次加高则是在1984年。前年我回岳，一堂弟认为我记错了地方，要我和他上堤搜寻，我虽不认可，但还是陪他去了。我们不仅搜寻了我所认定之处，还扩大到了上下几十米的地方，到处拔草抹灰，依然一无所获。剩下的只有两种可能了：一是“保寿福”的后人也发现了它，比我胆大，趁月黑风高夜偷偷移走了；二是因处于较易被发现的位置，终被有识之士上报，由有关部门会同堤防管理段用它石置换，转移到了这块碑最该去的地方。如果是第一种，那就不好落实了。我虽不知其后人是谁，只要耐心打听，还是可以找到的，但可以肯定谁会对一陌生人认这笔帐呢，吃闭门羹是肯定无疑的。当然，我最希望的是第二种情形，那样，该碑就不负躲过重重劫难的努力而终得其所，我也就可以除却心病了。果真如此，那么，一块与家族不幸遭遇有关的伤心碑就变成了家国碑，碑上就承载了家国悲，民族恨；同时，它也就成了有着三个方面意义的文物了。我相信石碑不会灭失。可是，精灵般的石碑啊，你到底在哪里？你在堤边静卧那么久，认识你的人应该不少，如果有谁知道你的去处，你可否知会他一声，让他给我指明寻踪之路呢？ 注：1、文中所述岳口资料参见1990年版《岳口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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