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安兰德，以及杨安泽

我和安兰德（Ayn Rand），以及杨安泽（Andrew Yang），有什么关系呢？

有，这得从二十年前说起。那年，我在曼哈顿南端的世贸中心工作。

我当时刚拿到生平里最后一个学位，开始工作。虽然这学生生涯很漫长，有十几年，但是，走在大厦林立的纽约街道上，我时常想的是我的童年。倒不是留恋那往昔时光，而是庆幸自己终于逃离了那个改革开放前的世界。那是什么样的世界呢？第一，生活贫瘠。我记得我每天在爸妈下班前炒土豆丝，小心翼翼地只用一小调羹油。而这件事，被爸妈作为美德在叔叔阿姨间广泛传颂。第二呢，理想很低调。我爸对我的职业期望虽然时有所变，但主题差不多。有天他对我说，你要好好写毛笔字，以后公社里搞宣传，让人第一就得找你。过些天他说，我给你找了个知青教你画画，以后公社里搞宣传，让人第一就得找你。又过些天他说，我和老师说了让你进学校宣传队学唱歌，以后公社里搞宣传，让人第一就得找你。

我爸那时梦寐以求的事，就是以后公社里搞宣传，让人第一就得找我。逐渐的，我也是这样想。

虽然我和我爸想的都是我以后如何在那贫穷的世界里有一个较好的栖身之地，绝对是私念，但是我作文里说的最多的还是“大公无私”四个字。我从来没有想过我所想的和我所说的有什么矛盾之处，只要老师让我发言或者写作文，不论什么题目，我总能巧妙的把中心思想转为大公无私，然后以“让我们狠批私字一闪念，为了实现G产主义，大公无私，勇往直前”做收篇之语。

后来的一天，邓小平忽然出现，我爸对我说：“现在世道变了，你要好好学习。学好数理化，走遍全天下”。我很听话，开始埋头读数理化，作文里说的最多的改成了“废寝忘食”四个字。功夫不负有心人，我考上了一所不错的大学，再之后，我又到美国来学习，学校也不错。这让我常想，人只要努力，总有出头之日。

所以可想而知，那时候我对前途是非常的踌躇满志。到曼哈顿工作不久，我曾经站在自由女神下，遥望世贸双塔，默念着：曼哈顿，世界的中心，我来了，我可以大展宏图了！

这样说来，我与安兰德的相遇似乎命中注定。是这样，有天中午，我在世贸广场附近的一个小店买了一本减价的日记本。这个日记本有个主题，就是关于安兰德的。每隔一些页，就有一页她说过的话。我当时并不知道她是谁，我坐在世贸广场中间的喷泉池子边上，随便翻看。忽然，我被这个人的话打动了，她说的话正是我一直要说的啊，可是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些想法能像她这样斩钉截铁清清楚楚地说出来。

她说了什么呢？我举一些例子。

“大公无私的利他主义认为，人无权为自己的生存而存在。相反，为他人服务是其生存的唯一道德理由，自我牺牲是他的最高道德义务。利他主义...认为人的生命和工作属于国家，...。国家可以以任何方式处置个人，只要国家认为是有利于集体利益的。”

“（在宣扬大公无私的社会里），有能力的人因为有能力而被惩罚，成功的人因为成功而被惩罚，有生产力创造力的人因为不是只会嫉妒的平庸之辈而被牺牲。”

相反：

“资本主义是建立在自我利益和自尊基础上的。资本主义把诚信和守信作为基本美德，这些诚信和守信通过市场来得到回报，因此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人们依靠美德而不是邪恶来生存。”

“在美国独立战争之前，富人的利益来源于对其他人的压榨和奴役，来源于置他人于悲惨境地，这在几个世纪的封建制度和君主专制里都是这样。（而美国这个国家则把人类一直沿袭的这个制度翻了个个），这里，富人的利益建立在人民拥有普遍自由，生产力创造力不受限制，个人的权利得到保护。”

“实现Political自由花了人类几个世纪的时间，这需要他们在智识和哲学上发展达到一定程度才能实现。从亚里斯多德到约翰·洛克，再到美国的开国元勋，这是一场漫长的努力。他们建立的这个制度不是建立在少数服从多数不受限制的基础上，恰恰相反，这个制度建立在对个人权利极其尊重的基础之上，个人的权利不应被多数票否定也不能被少数几个人阴谋推翻。...（美国的）宪法制度是一种经过科学设计的制衡机制，以保护个人权利免受集体或领导的伤害。”

安兰德这些话（对我来说）掷地有声。自那天起，我成了她的信徒。二十年间，我一直信奉她的话，相信个人主义，个人自由，个人创新，个人奋斗，个人权利，坚决反对任何集体主义，任何福利制度。我也对自己这种观点很自豪，甚至有些虚荣，美国的一些著名“成功人士”，比如前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前国会议长Paul Ryan，国会议员Ron Paul，参议员Rand Paul ，著名企业家Peter Thiel，都持这种观点。

而安兰德最让我激动，最能鞭策我的是这样一段话：

有史以来，两大阵营始终针锋相对，他们是截然相反的两种人：主动者和被动者。主动者是生产者，是创造者，是发明者，是个人主义者。他的根本需求是独立——为了思考和工作。他既不需要也不追求控制他人的权力，他也不会在任何压力下工作。任何有益于人类的工作——从堆砌砖瓦到创作交响乐，都是由主动者来完成的。人的才能有高有低，但他们的基本原则是一致的；人的独立性和创造力发挥的程度决定了他作为劳动者的才能以及作为一个人的价值。

被动者在社会各阶层随处可见，不论是在贫民窟还是在豪宅别墅，这种人的标志是他对独立的恐惧。他是寄生虫，希望被别人照顾，希望别人给他指令让他服从。他喜欢集体主义，因为集体主义为他排除了任何需要自主思考或行动的机会。

如果社会以被动者的需要为根本，主动者就会毁灭，可是主动者毁灭之后，被动者也无法生存。如果社会以主动者的需要为根本，主动者就会凭借自己的能量与被动者携手同行，让他们和整个社会共同进步。这，就是所有人类进步的模式。

有些人道主义者出于对无能者或被动者的怜悯，要求建立集体主义的政权。为了这些被动者，他们希望束缚主动者。但是，被束缚的主动者无法发挥效能，一旦他被消灭，被动者也随之灭亡。如果怜悯是人道主义考虑的第一要素，那么就算是看在怜悯的份上，为了帮助被动者，他们也应该把自由交还给主动者。除此之外，再无帮助被动者的方法。不幸的是，在集体主义社会里，主动者已经灭绝了。

这些话，她是在《通往明天的唯一道路》里面说的。因为这段话，我从不支持福利制度，反对一切等着政府补助的个人和组织，认为穷人的穷主要出于他们的懒惰。

但是二十年过后的一天，我想起我爸爸，想起我的童年，在一瞬间，我有了更全面的领悟。我开始重新审视我的人生轨迹，我有了新的想法。

我在想，在我童年的成长中，我有一个非同寻常的父亲，他用他有限的视野，不断地给我指引，他是在与时俱进。在他对我说“学好数理化”的时候，他想尽办法让我学好，甚至给我订了一些学术期刊, 包括"数学学报"，"力学学报"等等。他看不懂，我只能看懂几个词，可怜天下父母心。而在那之前，有次我爸带我回老家，中间在长春停一夜。夜幕中我们寻找着旅店，不知什么原因他带我走到了一个很好看的大楼。推门的一瞬间，内部灯火辉煌的样子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眩目的光明中有一些外国人走来走去。爸爸说这是国际旅行社, 是给外国人住的。我们住不起，也不让住，他只是想让我见识一下，让我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这样不同的生活。要知道我住的地方在当时才刚有电灯, 以前都是用煤油灯或者点蜡烛。所以那个旅行社的灯光给了我很深的印象，让我至今还记忆犹新。

也就是说，我虽然很努力，很勤奋，但我的成功，首先来自我有个伟大的父亲。在我童年的那个公社，或者我那个县，我那个市，我那个省，我那个国，我也很幸运有个好父亲。因为还有很多人，虽然很勤奋，但他们没有这样的父亲，没有视野，甚至可能连怎么勤奋，勤奋到哪个方面，勤奋能导致什么，都不知道。

而就算我努力学习了，我的今天其实也得靠天意。我曾经写过这样一段往事，讲述我如何从我家的那个公社，来到了市里的高中：

那年夏天的一个上午, 我二姑父忽然从市里赶到公社。因为他从没说过要来，所以当他出现在我家院子里的时候，我们感到很突然。

他对我爸说：“二哥，我需要孩子的户口本儿。市一中刚刚说要全地区招生，包括你们这儿。快给我找到，我马上拿回去给他报名。“

那时候个人家里几乎没有电话，通讯主要是靠写信。他大概是早上从广播上听到这件事，怕写信来不及，就乘两个小时的公共汽车亲自来了。

如果不到一中, 我就不会见到那么多更有竞争力的学生, 也会很难考到全国有名的学府，也很难有后来到现在这样的经历! 就这样, 我的命运变了个方向。

想到这些往事，我对安兰德有了更好的理解。不是说她错，而是她没有看到事情的全部，没有看到世界的全部。她的观点是非此即彼，非黑即白，你死我活。世界不是那个样子。

因为，很多被动者的被动，并不是出于他的本性，而是无奈。是的，有很多不幸家庭的人走出了逆境，但从概率上很少。曾经有个富裕的人做了个实验，她想看看穷人走出贫穷有多难。她不动积蓄，不求朋友，不用自己的学历，从一点点钱做起。为了省钱，住在很远的地方，找到最低工资的工作，每天奔波。六个月之后，她说，她不仅走不出困境，感觉自己智商急剧下降。

因此，我们可以用勤劳来激励人们，但是他们有一个好的父母来指点吗？在他们需要最低生活保证的时候，有父母朋友伸出援手吗？我们有什么理由身处优裕，要求所有人都有铁一般的意志呢？对比来说，出身优越的人，有一些自暴自弃，或其它原因没有做的很好，但概率上较小可能成为社会最底层。环顾四周这是明显的事实。但是，那些过得不错的人经常会自以为自己是天下最勤劳的人。试问，一个从优秀高中毕业，进入名牌大学，得到高等学位，真的就比富士康里的工人更勤劳吗？一般不是。有也是寥寥特例，大部分是由于我们的出身：我们父母的眼界，可以给我们指出一个更光明的道路，我们的环境让我们知道有更多的可能，我们父母的经费在我们需要的时候很容易的伸出援手。对于大多数穷人来说，他们的不幸，主要是由于他们出身的不幸。他们的父母既没有眼界给他们指点人生，他们的环境让他们看不到更多的可能，他们的家庭也没有经济基础来帮助他们。更何况在美国还有肤色的问题。我们固然不希望劫富济贫，但也没有对穷人进行道德教育的权利。

那我的思想怎么与杨安泽相遇的呢？可以说，我的思想与他的思想一拍即合，我在听了他几个演讲之后马上成为杨帮成员。因为我既不赞成各种福利制度，我也不赞成对底层人的苦难视而不见，让他们自生自灭，只是对他们喊着要勤奋。穷人无论什么原因沦为穷人，他仍然与你一样有一张选票。富人的影响力在日常生活中在竞选捐款时固然超过穷人，但穷人也会利用他的一票来争取他的利益。政客们还是要拉拢穷人，而这可以通过三条路，一条是给穷人各种福利，可以说是劫富济贫，一条是给他们树立虚幻的敌人让他们觉得他们的困境是由于移民，是由于不同肤色的另一半，是不同思想的另一半所造成，从而让他们互殴。这两条路都如盲人骑瞎马，既没有发现问题也没有解决问题。社会在左右的谩骂声中拔河，在两党争执的锁链束缚下蹒跚前行。但是，还有另一条路，这就是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给穷人一块垫脚石，扶他们一下，让他们从被动变为主动。这条路不左不右，让社会健康轻松地前行。而这第三条路，就是Andrew杨给大家提供的道路，冷静地想一下，你会发现，在自动化代替人工的今天别无它途。安兰德的道路并不是《通往明天的唯一道路》，我相信Andrew杨的才是。当然，Andrew杨的想法并不是他的，但他是第一个以此理念竞选的首位总统参选人。

有的人说，自动化哪有那么严重。其实比比皆是，商店的收款店员已被机器代替。而前几天，我在纽瓦克下飞机过海关，几个月的功夫海关人员都不见了，过关面对的是机器。我在想，那些人去哪里了呢？是升官发财了，还是培训成电子工程师了？这些都是未知，但是可以肯定的是，那些机器的发明者是发了财的。他们不应该拿出一部分收入给那些被机器取代的人吗？

这个世界是多相的，穷人和富人共存，勤劳与懒惰共存，出身的高与低共存，被动与主动共存。主动的有责任多勤劳，被动的也许就是慢牛，任凭鞭打也走不快，所以谩骂责备道德评论之后，多相还是共存，不以你的意志为转移。你只能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这需要一个聪明人，这个人就是Andrew杨。

- 本文首发于“思想的远行”公众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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