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赵晓，经济学家，曾供职于国家经贸委、国务院国资委等政府机构。曾任北京科技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哈佛大学等多所著名大学访问学者。
原题
中美贸易战+新冷战：
唯仁爱之心方能逆转未来
随着中美贸易战打响，两国关系进入了历史上空前最错综复杂、最不可捉摸、最需要智慧，沉着冷静应对的时期。与此同时，中美大国博弈也将全球带入了不确定的风险之途。如何看待和对待贸易战，这关乎中国国运，也关乎世界前景！笔者注意到各种讨论观点特别是“新冷战”的说法，可以说都不无道理，但笔者想说的是，地球是圆的、变局无数，和为贵，唯仁爱之心方能逆转未来。
中美贸易战的危害
贸易战是双刃剑，对中国固然有严重威胁，对美国同样有害。中美各家机构不同的测算均揭示出贸易战对美国经济将产生负面影响，甚至可能让美国经济再次进入滞胀。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去年9月份的报告就表明，在全面贸易战情况下，2017年~2019年，美国GDP将完全停滞，陷入“衰退”（recession）；即便之后美国GDP重回增长轨道，但在以后的所有年份，美国的GDP水平都赶不上没有经过贸易战的正常情况（虚线）。
全面贸易战（蓝色粗线）下，美国GDP走势（2015-2016年）
全面贸易战定义：美国对中国征45%的关税、中国全面还击之。资料来源：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拉迪教授。
“大象打架，森林遭殃”，中美贸易战的危害不会限于两国人民，还势必累及世界。2017年，中美两国贸易总额7000亿美元（货物贸易额5800亿美元+服务贸易额1200美元），占了全球贸易总额的五分天下还要强。经济学家们测算，中美贸易战如全面开打，其破坏威力将等同于引爆一场全球经济危机，世界上许多国家的经济都将风雨飘摇。难怪乎美国宣布贸易战之日，欧美股市当即暴跌，其中道指下跌724.42点，跌幅达2.93%。随后亚洲股市也是全面下跌，跌幅多从1%起，最多超过4%，下跌最多的为日本的日经平均指数。
更要命的是，战争从来都是让胖子拖瘦、瘦子拖死，滥杀无辜。这不，贸易战风声鹤唳一个多月来，虚弱的俄罗斯经济就几乎已经不能站立，而澳大利亚等国的经济也乌云惨淡。
新冷战：中美两国战争派的共同思维
贸易战如此害人害已，但各方的认识和看见未必到位。笔者注意到，乐观者认定全面贸易战最终将打不起来，喜欢说“厉害了，我的国”的“厉害者”则信誓旦旦不怕贸易战并相信中国一定会赢得这场贸易战的最终胜利；与此同时，更多的人是担心者，忧惧贸易战其实只是前戏，新冷战才是大戏，中美将撕破脸皮，你死我活硬拼到底，“修昔底德陷阱”赫然在前！
持“新冷战”观点的人指出，美国对华发动贸易战，看起来是特朗普在经贸领域一意孤行，实则是美国对华战略大讨论、大反思的理性回归结果。这场讨论的参与者有亲华派或主张对华接触派也有强硬派或对中国绝望派。现在看来，强硬派不仅占了上风，还重塑了美国对华政策的意识形态基础。美国智库在大讨论后于2015年形成了对中国战略的新共识或曰思维范式：中美不再以合作关系为主，而以战略竞争关系为主。其逻辑是：中国通过加入西方构建的经济体系和全球秩序而实现腾飞，但随着中国经济、军事实力的增长，中国不仅没有按照美国曾经“设想”的道路发展；反而通过硬实力和“锐实力”正在挑战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尤其是近年来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突飞猛进，更有中国制造2025这样全面赶超西方特别是美国的雄心勃勃的计划。而中国的军力也是迅猛提升，在南海以及全球频频出手、谋篇布局，再加公开不断宣称“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西方由此偏执地断定：中国人吃西方的饭砸西方的锅，不仅不感恩西方和美国、拒绝融入世界主流文明，还看不起西方民主与自由体制，力图挑战西方模式和体系，转而输出“中国模式”并以中国意志重塑世界、重建世界秩序与规则。如此，中国当然就不再是美国的战略伙伴，而是战略对手。
冷战结束以来，历届美国政府都奉行以所谓“接触”为主的对华政策，该政策的前提假设是：随着中国经济现代化，政治自由化也会随之实现。然而，今天有越来越多的美国人认为，中国的发展方向是与此相反的。中国加入WTO被认为是对华接触派的胜利，而在中国加入WTO十四年后，美国以及西方各国拒不承认中国是市场经济国家，则被认为是对华接触派的失败。对中国能力、意图、发展方向三种疑虑的相互叠加，在美国国内产生了要求改变对华政策“范式”的呼声，“新冷战”派随之崛起。
正如一部《红楼梦》，不同的人在其中所读出来的内容是完全不同的。中国所倡导的“一带一路”这进一步推动全球化战略举措，在一些西方国家领导人眼中似乎也变了味，特别是在新冷战思维主导下臆断这是中国国际扩张主义的体现。德国外长加布里尔（Sigmar Gabriel）最近就声称中国借“一带一路”打造有别于自由、民主与人权等西方价值观的制度，自由世界的秩序正在解体，西方国家应当提出对策。而日本也一直指称：中国倡导建立亚投行乃是不怀好意地要取代美日主导的亚行。
美国在“新冷战”思维主导下对华战略很奇怪：
第一不认为美国有能力围堵遏制中国，中国已经强大，无人能够遏制，这个世界不是美国说了算，甚至压根就不要想着美国说了算；
第二也不认为美国有能力改变中国，甚至压根就不要认为美国有权力和资格去改变中国，改变中国那是中国人自己的事情，美国要做的是“美国第一”，即定睛于做好自己。
第三既然如此，就剩下最后也是唯一的选择，那就是务实地和中国摊牌，美国做好自己，而中国的羊也不要再吃美国的草，占美国的便宜还笑话美国，最好将中国变成另一个“苏联”，这样西方至少可以团结起来，尽最大的努力消解中国的扩张，并且也能孤立中国，和西方进行一场新的“冷战”。
川普与班农现在已分道扬镳，但国师无疑还是成功地将这种思想装进了川普的脑子里。在美国智库的新共识形成之后，特朗普政府又逐步将之形成为对华新策略。2017年12月、2018年1月美国国防部分别发表《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与《国防战略报告》，开始直接称中国和俄罗斯是美国的主要战略竞争对手，并声称美国将聚集资源应对中俄的挑战。 同时，在川普执政的一年中，美国共和党建制派在对华问题上逐渐全盘倒向特朗普，就连民主党人也拨转马头纷纷转向支持特朗普。除此之外，特朗普还赢得了美国大众的支持。2018年4月CAPS民调显示，71%的美国受访者认为美国应该采取措施修正美国对中国3750亿美元的逆差。
这意味着什么？当然意味着美国已近乎完成“新冷战”的动员和部署，进入到可与中国大打出手的长期作战准备中。
在贸易问题上，在“新冷战”派的美国人看来，过去40年美国一直处在不公平贸易之中，中国通过汇率操纵、高关税、国有企业和国家银行对资源的垄断以及行政管制、对美国和西方国家知识产权的巧取豪夺以及偷窃，成功地蚕食美国，就好比纵容中国的羊吃美国的草，还偷美国的饲料，回头还嘲笑美国不会养羊。
非常遗憾，关于中美贸易战，我没看见一个国人能讲明白的。为什么，因为没人懂川普。因此不是把川普想简单了（川普就一商人），就是把他想复杂了（川普是第二个里根）。对于中美贸易，川普就是认为中国的羊跑到美国吃草，还偷美国的食料，回头还嘲笑美国不会养羊，这样的局面必须改变。川普不是美国建国元勋汉密尔顿那样的全球主义者，也不是讲求美国价值观以及强调美国神圣使命的保守主义者，但也不是孤立主义者，而是代表美国广大蓝领的所谓的威尔逊主义者。川普很务实，太务实了。川普现在就是以务实的思维在和中国摊牌。顺带说一点，川普肯定是非常看不起华尔街的金融骗子；然而不仅如此，川普也瞧不起华盛顿的智库以及那些动辄讲“政治正确”的所谓精英知识分子，相信他们不比常人懂得更多，所以他让自视甚高的班农走人了。川普和他代表的人的一个共同点就是：只相信常识，相信自己，相信实实在在的东西。
好战者非独美国，中国亦不缺“新冷战”派。
中国“新冷战”派们的逻辑是：
第一中国崛起美国必然不干，因此中美“新冷战”不可避免。这是美国阻挡中国崛起必然引发中美新冷战的成因说。
第二中国崛起必然动摇美国地位，特别是中俄联手将动摇美元霸权，由此新冷战不可避免。这是中国主动攻击引发中美新冷战的成因说。例如，有观点指出，“如今中国和俄罗斯背靠背联起手来实际上已经威胁到美元的霸权地位了，因为俄罗斯在中东拼命使用军事力量把那些美国支持的恐怖力量赶出了叙利亚；而同时俄罗斯的石油、伊朗的石油等等和中国的人民币挂钩，上海的原油期货交易成立后实际上对美国石油美元挂钩体制是一种威胁（张志敏，2018）。” 中国的“新冷战”派非常乐观，相信中俄“两家合伙破坏了世界上最大的一个强盗的抢劫，那么他们的日子就会过得很滋润（张志敏，2018）”；不仅如此，“中国的购买能力非常强，如果中国充分利用起来就可以获得相应的议价权，就能破坏美国对世界贸易的主导权”。中国的“新冷战”派坚信中美“新冷战”无法避免， “对于中国来说，如果不去应对、不强硬的话，那么就会成为第二个日本……中美的这种最根本的、最尖锐的矛盾，实际上是已经无解了（张志敏，2018）。”
中美“新冷战”势必引发各国的站队。有人判断，最终将形成类似于“二战”以及“冷战”的两大对立阵营，中俄朝将为一方，美欧日印澳为另一方。中美双方将从贸易战开战，打到科技战、金融战、货币战以及局部地区的代理人战争，一不小心还会大国间直接大打出手，同时形成两大对立阵营的群殴。
在新冷战中，朝鲜会跟谁一边呢？中国，还是美国……
这前景实在可怕，怪不得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惊呼：“冷战带着很深的复仇意念回来了！”
和为贵，唯谦卑、仁爱之心方能逆转未来
中美贸易战已经开打，新一轮的科技战也已经开始。“新冷战”派的预测似乎非常精准，因此中美双方“夫妻说”可以休矣，中美关系的未来只有硝烟弥漫。
尽管现实很残酷，未来也不容乐观。然而，笔者还是要提醒：千万不要用脑袋来走路，不要真把书斋中的沙盘推演当成了千变万化的现实。
的确，“新冷战”的逻辑有其道理并有部分事实作依据，在一定程度上似乎已经发生。”然而，分工交易、合作双赢才是王道。“太平洋足够大，容得下中美两国”、“中美两国关系好，不仅对两国和两国人民有利，对世界也有利。我们有一千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好，没有一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坏”，这样的看见才是高瞻远瞩、真知灼见。中美不是相争，而是中美对话、开放、合作，形成“中美国”式的G2关系，才是中美两个大国的最佳选择，也是世界的希望所在。
特朗普并非一成不变。恰恰相反，他在不断变化。正如有人曾经指出的，川普上台之初，战略界就认为其政策“唯一可以确定的是其不确定性”。对华贸易加税，在其竞选之初就作为一个政策目标提出，但在两国元首多次见面之后，调子就有所放松。近日，在中国对贸易战摆出高姿态后，由于习主席在博鳌的讲话，其好战的言论开始放缓。
“自古知兵非好战”，中国和美国的精英其实都应该全力避免冲突。中国作为后起的大国，也应该感恩美国、承认美国的贡献，而不应该妖魔化美国、处处抹黑美国，甚至嘲笑美国，瞧不起美国，更要避免与美国的过早摊牌，竭力避免陷入不断加剧的冲突。其实，时间对中国有利，人口潜力对中国有利，“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祖训”也是非常智慧，不应该忘记的。
须知，主要大国力量对比的变化尤其是力量对比的反转必然会导致世界秩序的变化，然而这两者之间往往并不是同步发生的。历史上，美国经济总量早在19世纪90年代就超过了英国，但是确立起以美国为主导的世界秩序则是在50多年之后，并且是在“守成大国”英国的主动推动下才出任世界的班长的。据消息披露，小平南巡时谈到，我们国家要想赶上发达国家，我看至少要经过三四代人、十三四代人、甚至三四十代人长期艰苦的努力。后来中央考虑到信心的问题，在正式传达时（包括邓选出版时）做了修改，改为：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既然如此，何必着急呢？！
笔者欣喜的是，尽管民粹和极左的观点甚嚣尘上，但中国的精英已清醒地看到，中美贸易战会对中国蒸蒸日上的国运产生深远的历史性影响，决不可等闲视之。而中国的领导层也未受民粹思潮的裹胁，一直在以理性、智慧来沉着应对、冷静化解。
须知，“鸦片战争”之近代以降，中国经历了巨大的痛苦，改革开放后中国才一飞冲天，这改革开放其实就是加入美国主导的朋友圈以及规则和秩序平台。中国现在已经成功崛起，但能否最终实现伟大的民族复兴与国家富强，挑战仍然非常大。最大的挑战就在于，中国必须竭力避免坠入习主席一再警告的“三大陷阱”：塔西佗陷阱、修昔底德陷阱、中等收入陷阱，方有可能走完成功道路最关键的后一程。
“中等收入陷阱”是产业升级的陷阱，“修昔底德陷阱”则是大国相争的陷阱。“塔西佗陷阱”是什么东东？关于这点，国内所有的学者和官员的解读其实都是错的。“塔西佗陷阱”的发明与提出者是笔者好友南京大学的潘知常教授。据潘教授与笔者的多次交流，“塔西佗陷阱”本质上是低信任与不信任的陷阱。社会成员之间的低信任与不信任导致“社会高治理成本”，而公民不信任政府则导致“政府高管理成本”。中国历朝历代都没有解决信任成本高昂的问题，风调雨顺时问题不大，怕的是天灾人祸，内忧外患，就迅速从太平转弯为动荡，王朝被更迭甚至国家也被分裂。所谓24史其实是24个失败的案例；5000年的历史，中华民族从未跨越“塔西佗陷阱”，从未跳出过“历史周期律（黄炎培）”。
潘教授讲，什么是最大的中国特色？不是别的，正是《三国演义》开篇所讲的“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是也！此话得之。
如今，中国领导人要超越古圣先贤及5000年中华传统文明，去建立一个繁荣昌盛、长治久安的现代文明中国，这谈何容易？！然而，就在中国转型的难产时期，本来就无比痛苦的时刻，中美贸易战却突然间袭来并且黑云压城，这无疑对中国的国运平添了最大的变数。
然而，中国崛起、中华民族复兴的大势岂能就此断送？！如果说要讲政治，那在笔者看来，中国实在没有比这更大的政治了。
笔者曾指出，国与国的竞争，最终是成本与活力的竞争，谁能最大化降成本同时最大化增活力，谁就能胜过，否则迟早力竭而衰。西方社会，通过“把罪恶的权力关进笼子里”从而最大化地降低了政府管理成本，又通过基督信仰“把罪恶的人性关进笼子里”从而最大化地降低了社会治理成本，最终率先从传统文明跃入现代文明。习主席上台后，一直倡导“把权力关进笼子里”，并再三警告“三大陷阱”，可以说方向已明。然而，反腐倡廉的工作也罢，全面改革的构想也罢，目前都还在路上且路途多坚、工作难做。当下，中国正处在最痛苦、最艰难的转型时刻，而贸易战的爆发表明中国“和平发展的战略机遇期”窗口已经关闭，从此以后，坐收和平红利、开放红利的日子过去了，各种麻烦却必然接踵而来。这个时候，国内维稳成本居高不下且呈继续上升之势，而中美相争势必急剧推高国际维稳成本，倘若缺乏冷静、处理不当，致使事态不断恶化，就可能引发经济危机、社会危机、政治危机，影响甚至断送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故中国没有选择，唯一的历史选择就是千方百计都要闯出一条路来，决不能掉入这三大陷阱之中。
出路就在于以谦卑、仁爱之心辟改革开放新路。
在《X战警：逆转未来》的影片中，变种人出现后引发了人类的恐惧，人类不信任变种人，用各种方式迫害变种人，引发人类与变种人之间的大战，最终令地球毁灭。然而，故事峰回路转，变种人从遥远的未来通过时光机器回到了过去，最终消除了人类与变种人之间的不信任，双方携手共同生活在同一片天空，拯救了人类，拯救了自己，也拯救了地球。改革开放后今天的中国，就是变种人，身上携带着东方与西方的基因，市场与计划的基因，先进与落后的基因，中国已经迈过了无数的坎，眼前的这个坎也一定会迈过去的。
走笔到此，传来最新核等量级的消息，4月19号，美国财政部助理财长希思·塔博特确认，美国正考虑动用《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遏制中国在美收购敏感技术。这意味着美国和中国在贸易上将进入紧急状况，中国不再是美国的贸易伙伴，而是“敌对国家”，就犹如太平洋战争中的日本。此时，特朗普可无须国会授权同意，单方面对中国实施广泛经济制裁，包括冻结中国企业在美资产、投资，甚至一笔勾销中国政府持有的美国国债。截止2018年2月底，中国持有美债1.17万亿美元。国内“新冷战”派认为，这是中国的大杀器，中国可以“抛售美国国债”以要挟逼美就范。然而，你有矛，人家有盾。你若敢动用此“大杀器”，特朗普政府就会立即实施《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1.17万亿美元的国债不仅不再具有任何威胁，反成了美方的“人质”，反逼中国就范。
“贸易战”持续到现在，局势已经非常明朗了。这样的冷战，还需打下去吗？
微信朋友圈中盛传这样一条“内涵段子”。生容易，死容易，生活不容易。如果你觉得委屈，想不开，那我告诉你：四十年前的今天，苹果联合创始人韦恩把他那份10%的股份以800美元卖给了乔布斯，今天这部分股权价值580亿美元。如果你还想不开，再告诉你：卖掉股票的韦恩还活着，拥有巨大财富的乔布斯却走了。这就是生活，无所谓输赢。所以，活着就是胜利，财富只是游戏，平安、健康、快乐才是目的。
祝福我所爱的中国有仁爱之心，有天人合一的大智慧，淡看风云、处变不惊、以变应变、凤凰涅磐！
原载微信公号“香柏领导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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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
美国前东亚情报官员：
认识来自中国的挑战
作者：保罗·希尔（Paul Heer）
徐常锌 编译
特朗普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文件已将中国定性为“修正主义国家”，“试图侵蚀美国的安全繁荣”并“建立一个同美国的价值与利益相对立的世界格局”。与之搭配的国防战略文件，更宣称北京“意图掌握他国经济、外交和安全决议的一票否决权”，并致力于军队现代化，以期“短期内成为印太地区的区域霸权，并在未来取代美国得到世界领先地位”。
诚然，中国尤其在东亚地区已经成为美国及其盟国一个前所未有的战略挑战。然而，这两份文件折射出华盛顿对北京的一种刻板印象，并不试图理解中国的行为动机。而且，先入为主地将中国视为传统冷战型的意识形态或安全威胁，正妨碍着我们正确理解中国挑战的本质，更进一步阻止我们回以周密有效的战略应对，以充分维护美国及其盟国的利益。国家安全战略和国防战略对中国的错误认知，存在将华盛顿导入歧途的风险，不仅会带来高昂的成本，甚至可能完全是反效果的。
2015年基辛格曾说，“中国对美国战略是一个根本性的挑战”，这毋庸置疑。但不同于传统安全领域的语言，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会像前苏联那样，必然是同美国的优势地位相对立的。这也意味着应对中国挑战的难度更大，中国所挑战美国的方式是独特的，其同美国的力量对比也在不断上升。要以建设性的方式来应对中国挑战，需要美国及其盟国更好地思北京之所思，想北京之所想，理解中国为何这样行动，为何这样定义自己的利益关切。
首先，中国在东亚的战略意图与共产主义无关。中国的外交政策很久之前就和意识形态脱钩了。2017年10月的十九大上，习近平和其他高级官员都称中国的发展模式是其他国家的“新选择”；在随后同外国政党代表的会面中，习近平具体解释说，中国“乐意分享”其发展模式，但不会“要求他国模仿”。也就是说，北京并不像苏联那样，试图建立一个社会主义世界，而是乐意同资本主义民主国家和平共存。北京方面在十九大前后，都多次强调其接受经济、政治体系中的全球“多样性”。
其次，中国无意于颠覆或取代“自由国际秩序”，或妨碍维护这一体系的战后国际组织。恰恰相反，北京正在联合国、G-20峰会等西方建立的国际组织及规则内，积极寻求自己的利益。这样看来，中国是一个现状型国家，愿意在现有国际秩序框架下追求利益、推行主张；同时中国也可能是一个“修正主义”国家，有意愿调整这一框架下的权力分配。十九大上，杨洁篪强调北京“向着更为公正合理的方向，致力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也就是说中国旨在更新而非废除自由国际秩序，以达到“全球再平衡”。
北京建立的新型多边组织集中在东亚，包括亚投行，也说明中国是在“修补”本国在现有国际秩序下的成就，而非“替换”它。中国的“一带一路”则是为了拓展其在欧亚大陆的经济和外交影响力，同样可视作补充性行为。尽管美国对这种趋势颇为不适，并对北京多有质疑，我们也不能仅仅因为自己的习惯和喜好，就将中国这种国际法许可的自我发展归为“扩张主义”或“侵略”。
第三，中国的国际行动本身并不像一般揣测或描述的那样，受本国政治或领导层动态的影响。中国的外交政策一部分是受保持经济发展的外部需求驱动的，经济发展对政权的国内权威和合法性至关重要。这对任何国家都是如此，而且同一些分析者支持的理论完全相反，中国领导人从没有为了转嫁国内问题的注意力而对外动武。
最后，中国的对外决策和行动也不能过多归因于习近平个人的政治纲领或领导风格。北京的国际行动根本上是受外部因素和环境影响的，尤其中国对自身战略环境的认知。过分聚焦于国内因素，不论这些因素多么有根据，都有风险会忽略掉外部战略因素，甚至是否认这些因素的重要性。
中国战略的历史渊源
中国对外行动的根本原因，在于其20世纪的历史经验。如果不先理解这“百年国难”的历史经验的深远影响，我们就不能理解今天中国的国际行为，更不可能发展出可靠的应对方案。
自鸦片战争直到1949年解放战争胜利，许多历史事件塑造了今天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思维，其中有一件非常能说明问题。1919年巴黎和会上，战败国德国被要求放弃中国山东省的殖民地。然而，战胜的同盟国并没有将山东归还中国，而是无视了日本之前二十年对中国主权的侵犯，将山东转让给了日本。
这一决议引爆了北京民众对巴黎和约的大规模抗议，并最终演化为“五四运动”，产生了近代的中国民族主义。让当时的中国人无比震惊的是，西方各国尽管在会上提出了“民族自决”原则，却仍然无视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不仅仍然保持着自己在中国的治外特权，甚至还将中国的领土从一个帝国主义国家，转送给另一个折辱中国最甚的帝国主义国家。
五四运动的发展，最终带来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国民党全国统治的建立。两党都秉承着修正不平等条约、恢复并保证领土完整和国家尊严的共同目标。今天的海峡两端也都在东海与南海有着相同的领土宣称。中国的民族主义是由国共两党共同塑造的，今天民间对西方和日本的敌对言论也因此有着历史合法性基础。
剥开中国挑战的本质
中国的经济发展允许其大力发展军事力量，这使美国及其盟国感到极大的挑战。然而，挑战并非威胁，能力也并不意味着意愿。北京同华盛顿一样想要规避军事冲突，而中国追求与其国家体量和国际地位相称的军事力量也并无不妥，不代表中国就有意对外动武。中国人进行国防建设的原因同世界上大部分国家一样——以防万一。
近来还有人关注中国对国际规则的挑战。但是鉴于国际法本就存在相互矛盾的解读，而中国同其他国家在实践上颇有共通之处，北京是否有意识成体系地挑战国际规则，实际上很难说。和其他大国一样，中国也依据本国利益有选择地解读国际法。比如北京在国际贸易中明显是保护主义和重商主义的；但这既不是唯中国如此，更没有违背国际法。
中国对美国及其盟国来说，的确是一个挑战，但并不是因为其意识形态，或是因为中国意图推翻现有的国际体系，更不是中国想要在一场零和博弈中击败美国。中国的挑战并不针对美国的政治和经济体系，甚至不针对美国的军事安全。
中国首先挑战的是美国在世界体系，特别是在亚洲的地位。美国长期以来都享有着经济与科技优势、国际尊重、行动自由、利益调节等等方面的领先力量和影响力，而中国则为了追求合理的大国地位，根据其历史合法性，动用大量资源，以不断增长的国家信心和全球竞争意识，以及打造具有建设性、合作性国际关系的意愿，向美国的这一地位发起了竞标。美国面对的，是一个前所未有、不同于苏联的历史性挑战。
这也是特朗普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正确的地方：中国将会“在政治、经济、军事等 领域，使用科技和信息以扩大其影响力，赢得竞争优势，同美国全面竞争”，还将采用“经济利益和制裁、施加影响力和军事威胁等等手段，令他国服从其政治和安全主张”。这的确是一个多维度的巨大挑战。
然而，并不像国家安全战略和国防战略文件中说的那样，中国无意于“形成一个同美国价值和利益对立的世界”，或“追求全球领导地位”。
近期有两项战略上的变化，让这个挑战变得更为棘手。一是中国在不断加大美国影响其行为的难度，北京似乎正在降低其对美国愿意投入制衡中国的成本的预测，也许随着中国的军事力量加强，北京可能越来越意识到，华盛顿也在尽量规避与中国的冲突。而北京将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中国会以其权力资源，试图将美国的行为引向符合中国利益和偏好的方向上去。
与第一点变化紧密相关，第二点则是中国愈发意识到，美国的政治僵局和经济问题要么反映出美国的相对“衰落”，要么限制了美国在海外维持影响力的能力和投入。在东亚，质疑美国在这一区域注意力的可持续性的声浪愈发高涨，特朗普政府也很大程度上加重了这一现象，特别是退出TPP协议。很多亚洲国家都已开始修正外交政策，以更少地依赖华盛顿，避免同北京有敌对关系。
应对挑战
应对这场挑战不需要陷入一场零和博弈，也不会影响到中美两国建立具有建设性的互惠互利的双边关系，反而更加迫使两国建立起这样的关系。但这要求双方秉着互惠互利的原则，认同相互依赖，更好地理解对方的战略思维。美国最终能否找到途径，应对中国的区域及全球雄心，建立起求同存异的合作性关系，将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华盛顿是否准确理解并认可中国观点，及其观点的历史基础，也要求美国需要积极行动。
华盛顿首先需要认清并承认美国在过去几十年里不断变化的区域和全球格局中，特别是东亚格局中的角色定位。现在不是1945年了，也再不是1991年了。华盛顿需要开始思考，美国在东亚能够和应该是什么样，并设计战略，在避免引发矛盾或牺牲本国和盟国核心利益的前提下，达成这一愿景。
具体地讲，美国需要承认并适应中国在东亚的崛起。不论美国口头上是否承认北京提出的“新型大国关系”，美国应该在实际行动中承认这一点，并积极建立同中国的双边关系，这种关系要建立在：一、承认中美经济上相互依赖；二、同意互不挑战对方的根本安全利益；三、同意搁置或解决双方的争端；四、同意在有共同利益诉求的领域最大程度加强合作。
乔治•凯南在自己那篇著名的X一文中写道：“美苏关系的问题，本质上是一场对美国的全面考验，考验美国是否配得上成为众国中特殊的一国。”这句话也许更适合形容中美关系，因为中国不同于苏联，是在和美国以其特有的方式竞争，而不是在开展有关意识形态的零和博弈。美国如果对本国价值和力量有信心，就无需惧怕同中国竞争；美国如果接受将中国视为大国，相互往来，共同竞争，那么就能把握机会，于北京建立有建设性的和平竞争关系，进而有效维系和保障本国利益。
这当然也是对中国是否能成为“众国之国”的一场考验。中国如果表明其战略目标和意图，公平竞争，合理追求，准备好负责任地承担国际事务，那么也不需要惧怕美国。
（作者系乔治华盛顿大学客座教授，前任国家东亚情报官员
本文编译自Understanding the Challenge from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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