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编的话：被打为胡风骨干分子前，彭柏山是一个言行皆左的高级官员，他时任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副部长、上海市委宣传部长，批判胡适，把《文汇报》改为《教师报》，都有他的汗马功劳。
1955年被打为胡风分子之后，彭柏山被开除党籍，免去党内外一切职务，到农村劳动，发配青海师院。之后被三野战友收留到厦门大学任教，又因为“不当言论”，1965年10月，教育部将彭柏山调到位于郑州的河南农学院，到图书馆当图书管理员。
“文革”开始，作为“胡风分子”，彭柏山受到残酷迫害。1968年4月3日，彭柏山被“革命群众”毒打致死……
作者简介
雷颐
雷颐，祖籍长沙，1956年出生于武汉；中学毕业下乡当农民、参军当兵、复员当工人。1978年考入吉林大学历史系，1982年毕业考研，在吉林大学获历史学硕士学位。1985年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至今，现为研究员。其感兴趣的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思想史、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与当代中国史。著作《取静集》《时空游走：历史与现实的对话》《雷颐自选集》《经典与人文》《图中日月》《萨特》《被延误的现代化》《历史的进退》《历史的裂缝》等。
原题
彭柏山的悲剧人生
作者：雷颐
原载《经济观察报》2012年5月
在“胡适思想批判”运动的高潮时，曾任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副部长、上海市委宣传部长的彭柏山发表了一篇名为《论胡适政治思想的反动本质》的批判文章。与当时发表的成千上万其他声色俱厉的大批判文章相比，这篇文章并不引人注目。不过，若把这篇文章的主要观点与作者本人后来的遭际联系起来，则不能不引人深思。
在这篇文章中，彭氏主要批判了胡适所主张、宣扬的“个人主义”。他问道：“胡适究竟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简单地说，他是一个极端卑鄙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政治阴谋家。”作者认为，现在“这种所谓发展个性的思想，实质上是在于一方面把资产阶级对劳动人民的剥削，说成是资产阶级的‘天才’的个性的发展；一方面用发展个性的幌子来阴谋拆散劳动人民的集体行动。所以，它就是法西斯主义形成的基础，是资产阶级的极端反动的理论。”胡适在中国“宣传这种在世界范围内已经成为极端反动的个人主义思想，一方面为中国后来的法西斯主义开辟了道路，同时也就是胡适用来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武器。”“胡适的思想，是买办资产阶级思想，是以个人主义作为基本原则，以实用主义作为理论基础，以改良主义作为他在政治上进行反人民活动的阴谋手段。所有这些，也正是旧中国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生产性质和生产方式的集中反映。”
在对胡适的个人主义作了如此激烈批判之后，作者笔锋一转，又指向尚在国内的“个人主义”：建国后，“社会主义已在全国范围内占了压倒一切的优势”，“一切个人主义思想、反动的唯心主义哲学、改良主义等等，已没有合法的地位。”但由于“国内还存在着阶级矛盾”，“国外帝国主义仍然包围着我们”，“胡适派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仍然起着危险作用”，所以“必须进一步展开斗争”。他进一步说：“在我国过渡时期，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企图维持现状，取消阶级斗争……这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毫无共同之点，因而是极端反动的。”因此要加强斗争，“必须从思想上清除各种各样的个人主义、唯心主义、改良主义等等”。
历史有时确是残酷。这篇文章发表于1955年2月7日的《解放日报》，但就在三个月后，此文墨迹未干，彭柏山本人于5月中旬在上海却突然被捕，罪名是“胡风反革命集团成员”。彭在上世纪30年代就是“左联”成员，与胡风甚熟；他在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又在新四军中任职，解放战争时曾任华东野战军军政治部主任，某军副政委，建国后调任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副部长、上海市委宣传部长。
他资格不可谓不老，官阶也不可谓不高，但仅因1930年代与胡风的关系（如今众所周知，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本身就是一大冤案），转眼便成为阶下囚，随即被开除出党，备受迫害，毫无辩白的“个人权利”，最终在1968年被迫害致死，直到1980年才获平反昭雪。
彭柏山
他的悲剧，他的一生，他家人的命运，浓缩了那个时代、那段历史的特点。其女彭小莲所著《他们的岁月》（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细致地再现了特定的场景。
1
按照当时的政治标准，彭柏山可真是“正牌红五类”，1910年出生于湖南山村一个雇农之家，因天资聪颖，一位乡中教师认为他是可教之材，于是免费教他读书。后来，又在这位老师的资助下考上了县城的高小。1925年，还是在这位老师的资助下考上了长沙的“楚怡工业学校”。
到长沙第二年，正是“大革命”高潮，受时代影响，彭柏山思想开始“左倾”。1927年在国共分途的腥风血雨中，他考上了左派聚集的湖南省第一师范学校。三年后，又是在那位老师的资助、介绍下，20岁的彭柏山来到上海，进入实际由共产党控制的“上海劳动大学”，不久就加入中国共产党，被派往贺龙领导的湘鄂西根据地，直接参加武装革命。
一年后，他回到上海，开始文学创作，参加“左联”。正是在此期间，他与胡风关系密切。对这位初入文坛的文学青年，胡风多有提携，在困难时甚至资助他生活费，并且将他介绍给鲁迅。对此，彭柏山当然心存感激。就在他一边从事文学创作，一边做着时间并不长的地下工作时，就因叛徒出卖在1934年被捕入狱。他被捕入狱后，鲁迅先生曾想尽种种办法为他送书送药，使他感激莫名。1937年初，他在狱中提议、发动了争取读书读报权利的绝食斗争，最终取得胜利。直到1937年夏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共合作，他才出狱。出狱不久，他就来到皖南新四军军部，投笔从戎，开始军旅生涯。
十年后，他已是解放军“三野”第二十四军副政委，作为胜利者进驻上海。不久就转业到地方工作，任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副部长、上海市委宣传部长。能文能武，有“左联”经历又当兵打仗且官至军副政委者确实不多，一时前途无量。
然而，就在此时，莫须有的“胡风反革命集团”案发，不论彭资历多深，仅因从1930年代起便与胡风有联系这一点，即成锒铛入狱之罪。其实，在胡风案发前，彭柏山已听说胡风给毛泽东上了关于文学的“三十万言书”，其中还说了自己的好话，曾对老朋友、老部下王元化说“老胡太天真了”。比彭年轻10岁的王元化后来对彭小莲说，当时他却不这样认为，觉得跟毛主席谈谈文艺方针有什么关系。因此，彭柏山认为王太幼稚：“是皇帝，说了就是真理！怎么能去跟他讨论呢？”（《他们的岁月》，第26页）
毕竟，彭不仅比王年长，更重要的是其“革命资历”要比王深得多，对党的“政治”的了解也要比王深得多。了解此事之后而没有想方设法“解脱”自己，反映出了他的品格。他采取的唯一自保措施是，把胡风给他的60余封信件全部烧毁，这些信件，是他在战争年代“轻装”都未舍得销毁的。
1955年5月19日凌晨，彭柏山在家中被捕。此前，上海成立了“反胡风运动”的五人领导小组，毛泽东在北京亲自召见了一位领导小组成员，听取汇报。当听说上海还未发现胡风分子、一切还在调查中时，毛泽东非常不高兴地说，上海太斯文了，反问“上海不是有一个彭柏山吗？”就此一句话，决定了彭的命运 （《他们的岁月》，第30、157页）。
此时距“解放战争”毕竟不久，所以在狱中生活开始时，他还凭仗自己在粟裕将军指挥下与皮定钧司令一起打过淮海战役、渡江战役的老本儿与看守人员大声争吵，最终，他在现实面前沉默下来。1956年底，他被释放出狱，定性为“胡风分子”，开除党籍，免去党内外一切职务，到农村劳动。1959年，他被发配到青海师院任教。
这时正是“三年困难”的大饥荒时期，青海生活更加艰难，彭柏山在青海每天只能喝青稞糊糊。一次回沪探亲，一直生活在上海的孩子们怎么也想象不出青海的生活究竟苦成什么样子，在孩子们的一再询问下，他对家人说了自己到青海后，在火车站出口碰到的一件恐怖之事：“就在检票处的出口，看见一个三十岁不到的年轻人提着一个很沉的箱子，沉得让他几乎走不了路。在出站的时候，检票员疑惑地看着，让他打开箱子看一下。一个非常简单的要求，主要是怕有什么投机倒把的事情。谁都没有想到，这个年轻人突然将自己手中的小票往检票员手中一塞，迅速地扔下手中的箱子，然后撒开腿疯狂地往远处跑去，当检票员打开箱子的时候，那个年轻人早跑得无影无踪了。大家看着箱子，里面装着一个饿死的人，他的右腿已经被切去了一块。”孩子们惊恐地问：“怎么会切掉一块的？”彭柏山叹口气说：“已经被吃掉一部分了。”听到这些，孩子们谁都没再提问，“确实，我们已经听懂了一切……”（《他们的岁月》，第183－184页）
这次探亲原本说得好好的是一个月，但突然得到命令，要他马上回青海。原来，他在街上碰到了老朋友、老翻译家罗稷南，罗见他变成这样，简直不敢相信，关心地问起他在青海的生活。他说每月只有一钱油，只得把这一钱油炒半斤盐，吃饭时就在青稞糊糊里撒点儿盐。罗听后非常难过，就把自己这一个月作为“高级知识分子”特供配给的两斤黄豆让给彭家，他还向同事吴强抱怨说：“怎么可以这样对待柏山呢！”没想到吴强立即将此向领导汇报，捅到市委宣传部去了：彭柏山在上海期间，散布消极、落后言论，有损于社会主义形象。特别在困难时期，到处宣传阴暗面，起了很坏的影响（第185页）。
宣传部立即要彭柏山到部里，命令他马上返回青海。平心而论，彭的那番话在当时确属“攻击”“三面红放”和社会主义的“反动言论”。罗稷南曾任十九路军总指挥、抗日名将蔡廷锴的秘书。1933年11月十九路军将领蔡廷锴、陈铭枢、蒋光鼐联合国民党内李济深等反蒋派，在福州成立反蒋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蔡曾派他去“苏区”与红军谈判合作事宜，受到毛泽东的设宴款待。
1957年夏反右运动风起云涌之际，毛泽东在上海召集部分文艺工作者座谈时，罗曾问毛“要是鲁迅今天还活着，他会怎么样？”由此，可以看到他政治上的天真。他可能根本没有想到，将此话告诉他人，会带来什么后果。吴强是著名小说《红日》的作者，也是来自“三野”的军旅作家、转业到上海作协，也是单位领导，曾是彭的下级。当时“阶级斗争观念”深入人心，吴可能是出于信念向组织汇报；如果不汇报，此话传出，自己肯定会受某种“处罚”，当然也可能是出于自保向组织汇报。
总之，汇报、告密，是当时的“常态”。所以，“过来人”彭小莲只是平淡叙述此事，并无对个人的责难，感叹的是那种“常态”：“说话，写字都成了一种负担，如果能像远古的人那样，什么都说不清楚的时候，人也许就可能真正地在那里又蹦又跳，生活在阳光之下。”（第186页）
回到青海，彭柏山不甘心坐以待毙，于是开始动用“关系”，先给周扬写信，后给老上级、老同事皮定均司令员、福建省委书记叶飞、福建省副省长贺敏学等人写信，请求帮助自己调动工作。最后，还是这些“老三野”请示了老领导陈毅副总理，终于将彭调到福建，安排在厦门大学中文系任教。贺敏学是贺子珍胞兄，曾任“三野”某军副军长兼参谋长，与彭甚熟，因此对彭格外关心，听说彭在青海饿得厉害、严重营养不良，曾专门到厦门鱼肝油厂买了20大瓶鱼肝油寄去。在省委常委会上讨论彭的工作问题，也是他首先表态同意彭来闽工作。
来到厦大，生活工作大为改善，但仍处于时时被监视、汇报之中。他讲课时，总有一个“不是学生的人”拿着小本坐在后排，当他讲到“左联”时，学校和系领导都来“听课”，如临大敌。课后，还要他交出讲稿审查。后来，认为他不适合讲“现代文学史”，转而要他教“写作实习”。对此，彭并不以为忤，仍认真教学，并让一位名叫刘再复的学生担任“科代表”。刘再复后来感激地回忆说：“我的作文一篇一篇地被他修改，稿子空白处到处是他的密密麻麻的‘眉批’。正当二十岁的时候，在我面前出现的这些批评文字，这些关于语言、关于结构、关于如何抒写社会与自我的最准确意义上的教诲，使我感到惊喜，并实实在在地感到有一支充满温情的老作家的手臂在推着我向文学的花果园靠近。”（《他们的岁月·序》）
不久，蒋介石准备“反攻大陆”，福建是最前线，形势自然格外紧张严峻。一次闲聊，因彭曾是打过仗的军人，有几位老师就问他，台湾会打过来吗？他说：“战争不是那么简单，他们不敢。”这12个字马上被一级级汇报上去，学校党委给他扣上了“反对中央精神，和蒋介石唱一个调子，麻痹革命群众的备战思想，破坏战备”的“罪状”，接着校方就写报告直报中宣部，然后在中宣部内刊《宣传通讯》上刊登。罗瑞卿看到，立刻批示：此人不适合在前线。
1965年10月，教育部直接下令，将彭柏山调到位于郑州的河南农学院，到图书馆当图书管理员。“文革”开始，作为“胡风分子”，彭柏山受到残酷迫害。1968年4月3日，彭柏山被“革命群众”毒打致死。
这个过程过于残酷，几十年过去，彭小莲承认自己仍“没有勇气去面对那么残酷的一段岁月”，“一个活人，竟然被他们一棍子一棍子打死了。是父亲去世三个月以后，才通知我的大姐小钧去收尸。爸爸整个人被泡在医院福尔马林的药水里，人已经面目全非，彻底变形了。但是被打伤的痕迹却历历在目。”（第233－234页）
2
在“那个年代”，凡是“有问题”者，其家人也必然是“另类”。
彭柏山的妻子朱微明，江南女子，镇江师范的学生，学生期间思想左倾，1939年到皖南参加新四军，任《前锋报》总编辑，同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49年后，在上海译制片厂工作，翻译了几十部苏联电影。论资历，也是“老革命”，但丈夫成“胡风分子”后，她立即就成“彭柏山的臭老婆”了。
更残酷的是，一夜之间，她就必须承认、并且是公开承认自己相亲相爱数十年的丈夫是坏人，还必须检举、揭发他！领导对她说：“你是共产党员，党的利益高于一切，把彭柏山的反革命罪行揭深批透……”曾经宣誓“把一切献给党”的共产党员，必须在自己坚信不疑的党与丈夫间做出艰难的选择。痛苦纠结，难以排解，只能终日以泪洗面。
每日回家，她还必须向一个住在自己家中的警察汇报自己的行动——彭柏山被捕后，市公安局就派了一个警察住在她家，监督她的行动，一年多后，住在她家的警察才撤离。1956年底，彭柏山被释放回家。对彭的被开除党藉、免去党内外一切职务、降级处分等，“组织”还必须要朱微明表态，这是必要的考验。她咬牙说道：“我没意见，服从组织决定。”市委领导夸奖说：“看来你的头脑比彭柏山还清楚。”
宣传部同时还交给她一个任务，定期向部里汇报丈夫的所有言论以及行动。正如彭小莲所说，这个任务让接受者扮演那样“恶劣”的角色，确实“残酷”。面对这样“艰巨”的任务，朱微明在一次向“组织”汇报之后，向组织提出与彭柏山离婚，然而组织却不同意她离婚。不过，朱仍对许多人说，自己要离婚。虽然并未离，但对彭柏山无疑是重重一击。
多年后，彭小莲曾问过母亲为何要与父亲离婚，母亲回答说，如果不离婚，“那每一次，我都得向宣传部汇报你父亲的一举一动？”女儿仍不理解：“但是，你为什么不告诉爸爸，这是在演戏！因为宣传部要你定期汇报？”母亲回答说：“我怎么敢把宣传部的决定跟你父亲说，万一他又说出去。我会被开除党籍的。我开除出党，你们就更没有好日子过了……”
女儿还要追问：“为什么会被开除党籍呢？”母亲的回答是：“宣传部的决定，我能随便说吗？这是党的原则。”直到彭柏山被发配到青海，离别前的最后时刻，她才告诉丈夫宣传部要自己定期汇报。或许，离别时刻，人性终于战胜了“党性”。
真真假假，假假真真，防备、猜疑、恐惧，人与人、甚至亲人之间的关系全都扭曲。“一次一次的谎言、假装都不行。最后，所有的人都相信了谎言。妈妈最善良的行为，把自己和父亲都害了。”(《他们的岁月》，第169-174页)
在1957年要求大家“给党提意见”、“整风”、“鸣放”运动中，当年不同意将彭柏山定为“胡风分子”、因此被批“右倾”的上海市委组织部部长王一平，居然来到他人避之唯恐不及的彭家。他谈话非常谨慎，但明确暗示彭柏山夫妇“要钓鱼了，不要说话。”显然，他深知内情，担心彭氏夫妇对自己的遭遇不满，会抱冤屈，提意见。
在“整风”动员会上，彭柏山一言不发。朱微明的单位知其经历，党支部书记一直动员她给党提意见，她却顾左右而言他。因此，“反右”结束，彭氏夫妇躲过“右派”之难。
不过，朱微明的弟弟却没有那样幸运。他当时27岁，是部队军官。早有消息的朱微明在信中一再提醒自己弟弟，不要提彭柏山的事，甚至明确告诉他说，哪一次运动不秋后算账呢？但他毕竟年轻，自以为14岁参军，在“大鸣大放”背景下还是忍不住提意见，说彭柏山是被冤枉的，党不能用别人的时候就管人家叫“干部”，不用时就管人家叫“反革命”。结果是，正要从中尉提拔成上尉的他被打成右派，由军事法庭判刑，被开除党籍，押送福建一座煤矿劳改。
多年后，彭小莲想更多地了解舅舅苦难经历的细节，但他却说：“是我自己不好，没有听姐姐的话。我什么都不想再说了。忘记吧，都忘记吧。我这一辈子也快过去了，已经七十多岁的人了，想这些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还有什么好说的？我不想让自己再痛苦一次了。不要说这些事了。”(第178页)
的确，对受害人来说，回忆痛苦就是再一次经历痛苦，是一种残酷。所以，彭小莲不愿回忆父亲被迫害致死的详情，她舅舅不愿回忆被打成右派后的痛苦日子。然而，对苦难记忆的这种令人同情、更可以理解的回避，却造成了人类苦难记忆的残缺。
“文革”开始，他们的命运更加残酷。“胡风分子的臭老婆”，就注定了朱微明是最早就被批斗的“牛鬼蛇神”。在批斗会上，她的头被打得肿胀起来，眼镜被打碎，眼皮红肿，眼底大面积出血，右手腕骨骨折。家人把她送到淮海医院，医院坚决不收，谁敢收治这样的“反革命”、“牛鬼蛇神”。所以，彭小莲至今对敢于诊治她母亲的邻居邝大夫(在1969年被批斗，不堪凌辱，不到50岁就自杀身亡)、译制片厂厂医查大夫这两位女医生感激万分。未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或许很难理解，当时，大权在握的红卫兵、革命群众明确规定，医院是不得救治被批斗的“黑帮”、“牛鬼蛇神”的。
1968年3月，朱微明被关进“牛棚”，一个人被关在单位潮湿阴冷的防空洞，受尽折磨。几乎同时，她的大儿子、大学生彭小岑被打成“反动学生”，也被学校“专政组”关起来，一年后被送往甘肃天水劳动。此时，彭家子女四散，四个女孩，老大“文革”前大学毕业，在南京铁厂工作，其他则分到沪郊、云南、江西三处“插队”。
1970年夏，已经到江西农村“插队”的彭小莲回沪，被通知到译制厂“专政组”办公室。专政人员教训了她半天，最后要她表态，说出对母亲的看法。17岁的彭小莲木然回答说：“彻底和她从思想上划清界限。她不是我的母亲，她是反革命，坏分子。”专政组人员说：“这个态度就对了。”突然，办公室门打开了，她母亲站在那里。母女都没想到彼此相见，母亲泪如雨下。更没想到的是，专政人员对她们说朱微明可以回家了。“母亲愣了好一会儿，也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竟然放她回家了。只听见她在那里呜呜地哭出了声音，还说了些感谢党，感谢毛主席之类的话。她有罪，她一定会好好地接受改造什么的。”(第239-240页)
在那个年代，决定一个青年命运的是“出身”。从小，彭家兄妹就要面临深重的“出身”问题，影响到入团、上学。所有“出身不好”者的噩梦，就是当时小学生填表时都要填写的“家庭出身”。彭小莲承认：“只要一看见‘家庭出身’这一栏，我就会浑身发冷，不是在夜里，而是在光天化日之下，我觉得自己是赤裸裸地走入了一个实实在在的噩梦之中。等我不得不把这一格小空栏填满的时候，我就知道，我已经把自己彻底地撕裂开，是我把自己这个形象扔进了众人的目光之下，所有的眼睛都可以在我们这样的人身上任意践踏、唾弃。在那里，我甚至没有一块碎布片可以遮拦自己。”(第5页)
这确实是千千万万“出身不好”的青年学生在那个时代的长期感受。因此，当出身资产阶级、右派家庭而长期受歧视的北京青年工人遇罗克在1967年元月初，公开自己的《出身论》，从理论上对实质是“血统论”的“出身论”进行分析批判，从马克思主义社会实践观点出发论证社会影响大于家庭影响，因此家庭出身对于决定一个人是否“革命”并不重要时，才会引起那样强烈的社会反响。为了这个简单的道理，最终，遇罗克付出了自己年仅27岁的生命。
俗话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彭小莲则说：“‘反革命’家里的孩子早觉悟”。“在那个年头，还在我上小学的时候，没有人明确地告诉我们该怎样做人。但是有一些基本的原则，我是十分清楚的，那就是家里说的，出去不能说；真实的事情，只能放在心里想想，绝对不能说出来；带文字的东西，最好不要保留，特别是书信，看了要烧；搞任何政治运动，不管是什么样的灾难落在我们头上，开口的时候，一定要拥护；不管什么组织，我们这种出身的人都不要加入；心里想的，一定不能落在纸上；报纸上说的事情都不要去相信，但是出去的时候，一定要说报纸上所说的一切。就这样，我们生存下来了。”(第5页)
3
1979年开始“解冻”，数不胜数的冤假错案开始平反。彭家也积极努力，争取为彭柏山平反。在这种时刻，能否平反、平反是早是晚、平反到何种程度，“关系”都至为重要。前一年恢复高考考上北京电影学院的彭小莲，理所当然地承担了在北京“找关系”的主要任务。
经过种种努力通过种种关系，彭柏山冤案终于得到平反。1980年6月末，在上海由市委书记主持了彭的平反追悼会。此时，远在四川一个偏僻山村的胡风虽然放出“保外就医”，但仍未平反。听说老友平反、开追悼会，于是给朱微明写了封短信，说走了很远的路才发出这封信，希望能到上海参加追悼会。但是，非常想让胡风参加追悼会的朱微明，却被这薄薄一张信纸吓坏了，立即上交“组织”，由组织决定。因为，“她已经被所有的‘教导’把脑子洗得很干净了。她永远会听见那些低沉、繁复而沉闷的声音，让她作为一个党员，保持原则。”“组织”认为“胡风事件”虽然改正了，但胡风本人的问题中央仍未表态，所以不同意胡风参加追悼会。朱微明后来坦率承认：“说真的，我已被极‘左’路线吓破了胆，年年岁岁我怕搞‘运动’，做‘靶子’，我那‘反革命家属’的辫子随时控制在领导的手上。”不仅不许胡风参加追悼会，连他请上海的朋友代送的花圈，都不许放在灵堂(第268页)。
不过，朱微明心中仍惦记着胡风。1981初她到北京探望胡风，看到精神已有些异常的胡风医疗条件极不理想，回上海后几经努力，由市委领导批准接胡风到上海治疗，住进最好的医院、由最好的大夫诊治。胡风的夫人梅志陪同来沪，就住在朱微明家。这时，日本研究胡风的专家近藤龙哉经人介绍，非常兴奋地来到上海找到朱微明，想见一见自己研究多年的胡风。但是，朱却将其拒之门外，只是给他写了纸条一张，要他先去见“组织”，要经她所属的文化局批准后才能与胡风见面。文化局没有批准近藤的要求。几天后，朱将近藤之事告诉梅志，不想梅志执意要到锦江饭店见近藤，朱则认为此举不妥，可能带来麻烦，坚决不同意，二人大吵一架。当梅志赶到锦江饭店时，近藤刚刚离沪回国。后人或许会认为朱不近人情，其实在当时这是最“正常”的思想。她“最怕的是这个日本人把事情搅黄了，怕她千辛万苦帮助胡风联系到上海的治病，因为‘勾结’了外国人，被赶回北京，她更加害怕的是，再有一次政治运动的时候，我们都会被这个日本人‘陷害’的。”“外事活动不经过我们的‘组织’，是会罪加一等的。”这种恐惧，是现在的年轻一代所难以理解、想象的(第283、285页)。
确实，在“组织”看来，彭柏山仍不是完全没有问题，所以他的平反追悼会上，并未批准在他的骨灰盒上覆盖党旗。三年后，彭才完全“平反”，标志是“组织”同意在他的骨灰盒上加盖党旗。1983年10月31日，时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长的王元化主持了彭柏山的骨灰盒加盖党旗仪式。逝者遗体、骨灰盒能否覆盖党旗，“组织”非常慎重，其家人也非常重视，这是一种新的“政治文化”，也是一种新的“殡葬文化”。
“人生禁得几拳头”，这是聂绀弩先生1979年底，辗转听说老友彭柏山遭遇后写的《挽柏山》中的诗句。确实，命运只消几记重拳，就将彭柏山狠狠击倒。但他的一生，正如海明威所言：“一个人可以被摧毁，但是不能被打垮。”(A man can be destroyed but not defeated)
原载《经济观察报》2012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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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小莲简介
彭小莲，彭柏山女儿，《他们的岁月》一书作者。原籍湖南茶陵，1953年6月生于上海。1978年考入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毕业后分配到上海电影制片厂从事导演工作。1989年赴纽约大学电影研究院学习，获硕士学位。1996年后，回国担任独立电影制片人兼导演工作。她的作品大多以女性为主人公，注重于女性在新时期个性释放的表达，特别是能细腻入微地传达女性内心情感的变化，又能触及到与此相关的社会根源性问题，在思想上和艺术上具有一定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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