策论丨王志刚：半路夫妻的中国与日本，有可能走向深度合作

王志刚新三届 2019-06-26

作者简介

本文作者

王志纲，1955年8月出生于贵州，1982年毕业于兰州大学经济系。中国著名战略咨询专家，智纲智库创始人。曾在社科院从事经济理论研究3年；后在新华社任记者10年；1994年创办中国第一个民间智库“王志纲工作室”。近20年来，深度介入中国市场化和城市化进程，为上千家企业、上百个城市进行战略策划。

原题

半路夫妻：

中国与日本有可能走向深度合作

作者：王志纲

来源：微信公众号正和岛

原编者按

10月25日，安倍访华。这是7年来日本首相第一次正式访问中国，被国内外媒体普遍评论为“历史性时刻”。

此次安倍访华，还有三个巧合：第一个巧合是适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30周年；第二个巧合是中国迎来改革开放40周年；第三个巧合是中美贸易摩擦加剧，全球格局发生新的变化，增加了不确定性。因此，安倍的这次访华备受瞩目，对中日领导人沟通的细节与释放的信号，中方、日方乃至全球的媒体都有各自的解读。

王志纲是中国著名战略咨询专家、智纲智库创始人，是杨国强、王健林、王文学、黄文仔等几任首富的幕后推动者，服务北京、上海、成都、西安等数百家地方政府，他的观察思考与分析预判，在政商界有一定影响力。半年来，他带队五次奔赴日本考察，对中日关系进行了系统全面的分析总结，他认为“大势所趋，时代从来不以个人的好恶为挂碍，中日走向更深一步的经济合作，可能就在不远的将来”。

在特朗普当选为美国总统，掀起单边主义浪潮的背景下，全球秩序将会发生深刻的变化，我们必须要清楚地认识到，这场“游戏”的参与者远不止中美。横冲直撞，美国优先的特朗普，就像是闯进瓷器店的大象，没有哪一个板块、哪一个国家、哪一个区域、哪一个联盟能自外于特朗普带来的冲击。

所有的国家都要思考，昨天习以为常的玩法，还能否继续走下去。就连美国最亲密的盟友欧洲各国，都开始另怀心机，前段时间法国总统马克龙和特朗普的争论就是这种微妙局势的体现。

随着美国的自愿“退群”，世界将从“天下共主”演变为“春秋战国”，合纵连横成为大势所趋，区域性的政治经济联盟也变成下一步的发展趋势。从经济总量而言，除欧美外，第三极将是东亚经济圈，而东亚经济圈能否形成的关键，取决于中日韩三国，其中又以中日关系尤为重要。

对于日本而言，在美国退出由其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并以对日本汽车加税作为威胁的背景下，稳住与另一个重要贸易伙伴中国之间的关系，特别是避免与中国推进的“一带一路”倡议在东南亚等地发生消耗性的竞争，甚至能够达成一定程度的合作，变成了日本的当务之急。

战略最讲究天时、地利、人和，如今天时地利齐备，战略中心就聚焦于“人和”之上，所谓的“人和”就是中日之间的经济、政治、文化互补性有多强？究竟能否走向深度的经济合作？

谈及中日关系，无论是一衣带水也好，一衣带血也罢，中日的文化纠葛与渊源，已有一千余年。在全球经济的舞台上，中日同样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本次安倍访华，其实并非毫无预兆。从去年年底开始，中日就开始缓和对抗的氛围，友好之声从各个渠道传出，今年年初，中日双方就开始进行各个等级的互访，做好了铺垫，就等安倍从“羽田的青空”踏空而来。

论及原因，此次安倍访华，既有外部的压力，也是双方合作的必要。美国带来的世界格局变化无需赘言，朝核危机的持续升级及其最终富于戏剧性的解决，使得东北亚地区安全紧张的纾解以及区域一体化再度成为可能。在此过程中，作为利益相关方的中日两国皆不可能选择缺席，相互协调、坦率交流的迫切性被大大提前。

中日关系考：

看60年也要看2000年

回首19世纪以来跌宕起伏的中日关系史，两国自2012年以来的外交困局，虽然被称为“战后最紧张的状态”，和曾经的兵戎相见比，只算得上是茶杯中的风暴。这场风暴迎来转机，除了外部的压力，其真正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转折，是两国在经济体量、军事实力乃至全球影响力方面出现的不可逆的结构性翻转。

原被任命为亚洲司司长，后改任为文化部副部长的夏衍，在1989年一篇纪念周总理的文章中有过这样的记述：“周总理曾教导我们，对日本既要正视60年，但也要考虑两千年。从甲午战争算起，日本侵略我们长达60年，中国受到了无可估计的损害；另一方面，日本和我国是一衣带水的近邻，从汉唐以来就有悠久的友好交往，日本人从人生哲学、经济文化、到生活习惯，和中国都有切割不断的联系。”

谈到中国的近代史和改革开放，离不开日本。日本跟中国一衣带水，隔海相望，不能说同种，但绝对同文。直到现在日本一直承认中国是它的文化母亲，这不得不说是日本文明的过人之处。

观察中国周边的国家，会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凡是自信欠缺的国家，不管昨天跟中国如何友好，比如说南北韩、越南等，它们是最典型的汉文化覆盖的国家，当初基本上都是中国的文化飞地，在千邦进贡、万国来朝的时代，甚至可以说就是中国的属国。除了把汉字作为官方语言之外，孔庙、科举、礼制、官制等，几乎使全盘中化。但只要条件合适，它们的第一个举措就是跟中国切割，废除汉字。

我们曾经帮助越南建立政权，最后胡志明坐稳以后，他是最积极的去汉化推动者。朝鲜、韩国不外如是。这些国家我都经常去，我在汉城就看到，电视上讲儒学的老先生是非常受欢迎的，而且每逢盛大节日，大家身着的服装都带有明清两朝的影子，行走坐卧，谨遵法度。但就是这样一个深受中国文化浸染的国家，不仅把文字改了，甚至是把首都的名字也从“汉城”改成了“首尔”，仿佛“汉”成了他们的心头病。更有意思的在于，韩国不仅不承认文化上的源流，甚至还想成为中华民族的爹。孔子是它的，孟子是它的，端午是它的，中医是它的，甚至24节气也是它的。这个成了网上大家争论和调侃的笑柄，这也算是另一种的“文化自信”罢。

越南同样如此，我到越南去的时候，感觉这里简直比中国还中国。所有的建筑全是中国明朝时候的建筑，文庙、武庙、国子监，还有宗祠，全都是中国式的建筑。后来我专门考据过。郑和下西洋的时候，他的船是从长三角起航，沿着海岸线走，到了北部湾，再沿着中南半岛走，一路都是打尖和停留的地方，最后再跨过中南半岛开始驶向印度洋。而且郑和七下西洋，每次都到过的而且都是第一个到的国家就是越南，中国的文化千百年以后还继续在当地发挥着巨大的影响。

与这些国家不同，日本始终承认自己的文化源头，这很有意思。日本人不仅承认中国是它的文化母亲，而且帮助中华民族保留了我们最伟大的民族记忆，就是汉唐盛世。现在的中国已经找不到唐朝了，只有文字里保留了唐朝的雍容华贵，大国气象，千邦进贡、万国来朝；保留着百万人口的全球最大都市长安，“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的那种盛景。包括当年的日本留学生阿倍仲麻吕，到长安留学，返程途中据说船沉溺死，李白长叹写下了《哭晁卿衡》：

日本晁卿辞帝都，

征帆一片绕蓬壶。
明月不归沉碧海，

白云愁色满苍梧。

李白当然是天才级别的人物，提起笔来一挥而就，留下了当时中日关系最直观的写照。我经常去日本，我每次去，特别是到关西，仿佛梦回唐朝，不仅是建筑，像京都，唐昭提寺庙，还有它的起居生活，还有礼仪，穿着，房间里的榻榻米等各种形式，都是学习的古代中国。打坐参禅，包括茶道酒道、吹拉弹唱、诗词歌赋等，都一直保留了下来。

第二个就是文字。日本脱亚入欧、明治维新以后，向西方看齐，它认为亚洲是落后的代表，要向欧美看齐。伴随它学习欧美的过程，中国的汉字已经不足以接纳、描述和包容更多的欧美词语。日本没有像其他的国家全盘西化，把汉字否定掉，重建一个文字就完了，日本人在汉字的基础上，创造了片假名，用以表述外来词汇，比如说的士——taxi，直接用译音；比如说丝绸之路，シルクロード。所以现在日本的文字由三部分构成，一个是日语汉字，一个是拼音文字假名，包括平假名和片假名两类。

看起来不兼容的东西，在日本文字里面构成了一种非常有趣的文化。比如像我们这代人喜欢唱的《北国之春》，它就是由平假名、片假名、外来语一起构成，但是读起来照样是一幅风景画。

前两天我又去了一趟日本，正是扶桑秋色，“扶桑正是秋光好，枫叶如丹照嫩寒。却折垂柳送归客，心随东棹忆华年。”少时读鲁迅诗，知诗美，但却不晓诗意，更不用说诗境。因为在那以美为剿杀对象的阴郁岁月，个体的审美意识被大大压抑，况且眼界不开，怎么也想象不岀日本有什么美法，而且是“秋光”时节。这次专选深秋，直奔扶桑红叶而来。身临其境，满目烂漫，不由人顿起“生如夏花之绚烂，逝如秋叶之静美”，感造物主之神奇，叹人生之须臾之叹矣！这时候才豁然开朗，终于明白“扶桑正是秋光好”，好的至境就是“枫叶如丹照嫩寒”。顺带的收获是，终于明白，一旦去掉“斗士”的外套，作为人的鲁迅的确是一个伟大的诗人。

对比鲁迅诗与李白诗，两位相隔一千二百年的文化伟人，留下来的笔墨里仿佛有着兴衰离合的喟叹。什么叫作一衣带水？什么叫作水乳交融？尽在这两首诗中。

曾经日本是中国最虔诚的学生，成百上千的日本遣唐使在长安城中学习交流、吟诗作赋，甚至陪着李太白一起喝花酒，这一批批留学生学成归国后，把一套完整的盛唐气象带回了日本，宗教、文学、艺术、建筑、民俗风情、政治典章无所不学。

而二十世纪初，伴随着甲午战争的溃败，大梦谁先觉，无数中国的有志青年奔赴日本，以日为师，探索救亡图存之道。然而，当时的日本，教给中国的除了救亡外，影响更深远的其实在于启蒙，如李泽厚先生所言，救亡与启蒙是中华民族近代的两条主线，日本比中国早一步开眼向洋看世界，早一步脱亚入欧，彻底变革掉几千年来这套内循环的、高度稳定的、滞后的政治体制和文化传统，开始接受西方的逻辑与概念。中国作为后来者，在前进的过程中，日本发挥了至关重要的变压器的作用。

政治、经济、文化、物理、科学等等，这些我们今天习以为常的表述，其实都是从日本流向中国的。“干部”，“群众”，甚至“共产主义”“资本主义”，这些词都来源于日本。

日本有一个特点，它崇拜谁就彻底学习，要么全盘中化，要么全盘西化，它照搬，但照搬到最后，却没有丢掉自己的东西，这就是“洋风和魂”。

1200年前中华民族给了日本一袋面粉，一千多年后的今天，日本人把中国的面粉做成了包子、饺子，包上了西方现代文明的肉馅，中国人从日本那边照单全收，给养了中华文明的现代化之路，真可谓一饮一啄，自有天意啊。

回首日本跟中国剪不断理还乱的渊源，我们可以看出日本文化有几个特点：第一、它善于学习，而且要么就不学，要学就彻底地学习，毫不保留；第二、它承认自己的源头，不像一些国家欲盖弥彰，羞羞答答，譬如韩国。第三、因为日本资源匮乏，危机意识很强，所以几千年来一直把精细化、极致化当成一种民族精神，甚至成了民族之魂，这也是它今天能够致力于世界屹立不倒的一个很重要的东西，这点非常值得中国学习。

菊与刀：日本的民族性

回到日本的民族性问题上来，也就是，看起来温文尔雅、文明昌盛的民族，为什么这么野蛮？在20世纪上半叶成了屠夫，成了魔鬼，给中国带来巨大的灾难？

这个问题一言难以蔽之，我想讲两条原因。

第一条，从18世纪开始到20世纪上半叶，整个从欧洲美国帝国主义国家开启的逻辑和游戏规则，就是弱肉强食。最早从500年前，整个西方殖民史海上马车夫，荷兰、西班牙、葡萄牙开创的就是武力争夺，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到达·迦马，一直到美西战争，西班牙的无敌舰队，被英国大不列颠给干掉，英国人取代了西班牙，几乎控制了美洲大陆，最后成了日不落帝国。当时整个人类长达四五百年践行的就是丛林法则，就是殖民统治、强盗逻辑，谁抢到是谁的。

在这个过程当中，整个亚洲有两个帝国主义国家，一个就是俄罗斯，很多人不太了解俄罗斯，我去过俄罗斯很多次，俄罗斯本质上是搭上了帝国主义殖民化末班车的最后一个所谓欧洲国家。

回到日本，日本本来也是被宰割的对象。1840年鸦片战争，英国人是针对着中国来的。伴随中国被打败，中国成为半殖民地国家，赔款纳降，然后门户开放，整个西方都蜂拥而入。这时候的日本也面临民族存亡的危机，但英国人已经顾不上日本，中国这个肥羊就够它吃的了。而且英国一家吃还不够，全世界的帝国主义都来分食中国。

当时有一幅漫画画得非常好，叫作“屠龙图”。中国是条龙，十几个帝国主义的列强，一个抓头，一个抓尾巴，切割中国。这个时候日本让新兴的帝国主义国家美国看上了。就是日本的历史上有名的“黑船事件”，一艘美国舰队悍然闯关，强迫日本门户开放，日本从此惊醒。

日本人有个特点，善于反思，反思的结果，日本人采用了什么方法呢？要么我被宰割，要么我宰割别人，日本人就坚信这一条社会达尔文主义。它想不被采宰杀，就要成为宰杀者队伍中的一员。所以这个时候日本就开始全盘西化，明治维新。

但明治维新时期，日本国家的经济实力十分有限，它要实现原始积累，最好的办法不是巧取豪夺，而是明火执仗，也就是践行殖民化政策，而殖民化中它最大的对手就是中国。所以这时候出现一个分界点，就是甲午战争。

1860 之后的 30年，大清帝国其实看起来还像个样子，一代新的政治人物已经崛起，自 1860 年代开始的，推动了被历史学家称之为“同治中兴”的改革，官僚体系的重新注入活力，基本现代化部队的建立，在外交上总理衙门的建立使外交步入了专业化，工业上、教育上、地方治理上一切都看起来在朝好的方向发展。在很多方面，就像是日本人差不多同时开始的明治维新一样，似乎标志着一个古老文明面对现代挑战的应变。

中国和日本同为专制政体，改革同样由精英阶层自上而下地推动，而在才智上，李鸿章一代也绝不逊色于伊滕博文一代。一直到1894 年中日正式交战前，这两个国家谁的成功更显著，似乎仍未有定论。北洋舰队的驻地我也几乎都去过，譬如刘公岛等等，而且很多中国这边的舰长跟日本舰长还是同学，都是从西方留学归来。但是非常遗憾，清王朝已经腐败透顶了。日本则是民族存亡关头，励精图治。同样的武器，不同的人，不同的体制，最后中国战败，北洋舰队全军覆没，甲午海战、八国联军之战，之后就是漫漫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中国一步步地陷入深渊。

我这次到日本专门去了下关，李鸿章跟伊藤博文签约的地方。当时伊藤博文跟李鸿章私交很好，互相非常欣赏。现在史学界对于李鸿章有一股平反的浪潮，是非功过究竟如何我们还不好说。但当时，李鸿章面对这么一个破烂的摊子，真是没办法谈判的，我这次去日本也实地调查过，他可以说是尽了自己的力。

当时伊藤博文开口就要四亿两白银的赔偿，就是一个中国人一两白银。李鸿章使尽了浑身解数去谈，伊藤博文几乎拎着他脖子要他签约。这个时候出来一件事情。日本的激进分子还嫌要的不够，当街刺杀李鸿章，最后李鸿章虽然没死，但中枪受伤，把谈判耽误了半天。等到李鸿章恢复过来的时候，他说：“再怎么说，我半条命丢掉了，你总得让点步”最后才又砍到了2亿两白银的赔款。谈判结束两个月后，李鸿章病亡。在他闭眼的前一天，俄国代表还在逼着他在条约上签字，

临死前，李鸿章留下一首绝命诗：“劳劳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三百年来伤国步，八千里外吊民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氛犹未息，诸君莫作等闲看”。李鸿章的死，标志着清政府失去了改革的最后机会。而这笔巨额的资金成了日本现代化的原始积累。两国命运相差，相去何止以里计。

正是甲午战争，标志着日本从被殖民的对象变成了殖民别人的对象，通过明治维新、脱亚入欧的日本，终于搭上了帝国主义分割世界的末班车。从此走上了不归路。

二十世纪初，当时的日本首相田中义一，据传曾向天皇密奏，奏章内容就是日本称霸东亚的具体方略，史称《田中奏折》，奏折中有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就是日本民族要想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如征服亚洲必先征服中国，如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这就是田中义一的基本逻辑。就是说，日本要想成为强国，在丛林里边不被吃，要吃别人，那就必须把中国拿下来，吃掉。这个符合他那个时候的逻辑，就是要征服亚洲，必先征服中国，要先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满就是东北，蒙就是蒙古。他一直按照这个逻辑，用了将近50年来干这个事情，所以才出现了日本这个小国为什么要吃中国，为什么这么残暴，首先就是他的帝国主义逻辑。

抗日战争的时候，小日本又把中国打得体无完肤，为什么会这样？两条：我们暂且不讲政治体制的问题，第一是因为当时中国是一盘散沙，没有一个强大的中央。

表面上蒋委员长统一中国，本质上还是军阀割据。中华民族一旦一盘散沙，肯定被别人宰杀或者内乱。要想强大，就必须有一个强大的中央，几千年历史无一不是这样的。所以一个是全民皆兵、新崛起的帝国主义列强，另一个是一盘散沙的混乱状况，就像狼到羊群里面一样，各个击破十分容易。

还有第二个问题，很多人都忽略了，这个时候的日本已经是新兴的工业国家，中国还是一盘散沙的农业社会，也就是热兵器打冷兵器。

我这些年在全中国、全世界走，这次我在太行山跟当地人聊的时候，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他们给我看了一些日本战后的遗物，今天看都很震撼。刀等武器不用说了，连每个日本人背着的饭盒、水壶，做工都非常讲究。这就是工业社会来打一个农业手工业社会，当然我们不堪一击，这是两个不同层次的经济业态的碰撞。

现在回过头来看，今天中国的工业化、制造业已经补上这一课了。中国有一个强大的中央、强大的社会，这一点上美国都是很害怕的。所以中国只要不犯颠覆性的错误，不走回头路，未来真的是不得了的。

第二个逻辑，后来日本战败以后，美国有一位女社会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她代表美国军部分析日本的国民性，探讨日本为什么会出现这么严重的人格分裂，看起来文文雅雅、彬彬有礼的日本人，为什么在战场上这么野蛮，这么残忍，这么没有人性？

后来她写了一本书《菊与刀》，成了一篇经典的报告文学！揭示日本的国民性。一边是菊花，很和蔼很文明，一边是武士刀，这就是双重性格。而这种国民性，我认为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日本的地理环境。

日本作为一个岛国，资源短缺，土地面积狭小，而且灾难多发，火山、地震、海啸、台风都是日本的常客，所以导致日本人有着与生俱来的紧迫感和危机感。日本之所以会世界带来灾难，并不是单纯的军国化、右倾化问题，而是日本文化中本身就隐含着对逝去美的追求。这种追求一旦对外，就可能演化成为重大的灾难。

“二战”结束以后，重建世界秩序，联合国成立，美军进入日本，改造日本。日本国民性的另一面表现出来了，非常有意思。它全盘接受了美国大兵的统治，而且接受了全盘西化的国体和宪制改革。

这个时候世界的逻辑又走向另外一个端，新的政治经济格局开始建立，帝国主义殖民化的时代逻辑已经过去了，日本按照这个逻辑去走另外一条路，一不小心30年以后，居然实现了一个它在战争里面都没有获得的巨大利益，成了世界第二大强国，成了亚洲第一。

甚至我记得90年代初的时候，读过一本著名美国汉学家、中国问题专家傅高义写的《日本第一：对美国的启示》，认为日本马上要超过美国。日本在经济发展上的成功，其实也与日本的民族精神有关。

首先第一点就是有恒产者有恒心，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日本的京都有很多千年老店，十几代人代代传承，如果不是建立在个人财产的保护之上，简直是不可想象的。日本的这种稳定感和政体有关，天皇万世不易，如果像中国这样城头变幻大王旗，皇帝轮流做，每一次王朝更迭就是一次江山倾覆，不可能有这样的企业存活。

第二点就是匠人精神，关于匠人精神大家说的已经太多，我不多赘言，只讲一个亲身经历的故事。我此次去日本，到一家街边小面店去吃饭，店里面的阿崎婆九十出头，老得背都驼成一座富士山。但一见我们这群专奔她而来的客人，顿时精神抖擞，毫无老态。亲自为我们炒饭，炒了二十多分钟。老阿婆五十来岁的儿子告诉我们，为彰显这家五十年老店的私厨水平，老太太一早就去牧场选购了最好的但马牛肉。这就是日本人“一生悬命”的工匠精神。这样代代传承的店在日本何其之多，这样的“工匠”在日本又何其之多。

第三点，就是精细化、精密化的精神，以医疗行业为例，日本利用自己精益管理和精细服务，往往能制造出在国际上有竞争力的产品或服务，并可以参与全球市场博弈。我们发现大部分原始创新是欧美人发明的，但在持续运用与商业运作上，日本却总能转化成最好的且最符合市场需求的产品，这是日本“技术立国”的真谛。

在大健康领域，专业与精细不仅带来的是服务品质的提升，更关乎到生死攸关的问题。我的一位企业家朋友曾经罹患癌症，在中国几乎已经宣告救治无效，该富豪赴日本治疗后，痊愈而返。事后他感慨万千地和我说，中国和日本在癌症治疗方面，器械和医疗手段都相差无几，唯独精细化、专业化的程度相差甚远，例如化疗，国内可能有癌变细胞的区域一整块全部化疗，日本却像导弹精确制导一样，极其精准地进行治疗，这是医学水平的差距吗？并不是，这就是职业精神的差距。

第二，管理的精益求精。细节决定成败。日本的细致与认真在全球都是出了名的，日本在硬件配套上、人才服务培养方面都做到了精益求精的管理，使人们不自主的产生“品质、安全、信任”的印象。医疗健康行业的服务人才最需要的就是认真，这是一个医疗健康类企业成功的法宝，推而广之，也是日本企业的立足之本。

中日将进入深度合作期

1980年代初期，我正在读大学，当时的日本如日中天，“以日为师”的口号火遍全国。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初只出访过三个国家，美国、日本和新加坡，布局好宏伟蓝图后，就再不出访。如今回过头来看，邓公的谋篇布局确实堪称了不起：访问美国促成中美建交，为中国的长治久安打下了基础；访问新加坡表明了以邻为友，而不是以邻为壑的态度，不再输出革命；更重要的是，他以将近75岁高龄出访日本，接替周恩来与日方会谈，推动签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

小平的日本之行是非常震撼的。他在日本看了钢铁厂，坐了高铁，还将松下等企业都看了一遍。在同经营之神松下幸之助交流会见时，邓小平第一句话就开门见山地表明了自己的态度：“我这次是来向你们请教的。”他说，“日本值得中国学习的东西很多。松下老先生，你能否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帮点忙？”非常谦虚与诚恳。在日本掀起一阵“邓旋风”后，小平做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判断：一定要跟日本交好，捐弃前嫌，中国的现代化离不开日本。

后来作为总书记的胡耀邦也去了日本，把中日友好的氛围燃烧到了一百度。当时我这样的大学生也在拼命学日本，学日本的历史、学日语、还有学丰田管理方式等等。

那个时候日本有一批老人、老企业家觉得有愧于中国。当时小平表现出来的诚意也让他们捐弃前嫌，他们在帮助中国上真的是不遗余力，下了很大的功夫。所以现在特朗普吐酸水，说是他们帮助了中国，中国亏待了他，这个纯粹扯淡，真正帮助中国的是日本。包括在贷款上，在援助上，包括中国的工业化前期，他们都提供了很多帮助。民间更不用说了，我见了很多日本人对中国都非常友好。

但后来中日闹崩，除了领土之争以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日本人万万没想到，中国在短短的一代人时间里，就从一个受援国，一个弱不禁风、被怜悯的民族，一个他们有愧，想施舍的民族变成了一个超过它甚至是取代它的国家。这点日本人很难接受，思想上转不过这个弯。

日本的政治和经济学家曾经提出过一个理论，叫作“雁阵理论”。甚至是从甲午战争开始，日本开始以东亚的龙头自居，按照吉田茂的《激荡的百年史》所言，日本一直承担着拯救亚洲于水火之中，使亚洲摆脱白种人奴役的重任。从“大东亚共荣圈”到雁阵理论，无不体现了这一点，日本是头雁，中国是尾巴和身子，中国庞大的资源和庞大的市场支撑起日本的制造业与服务业。在这种模式里，日本人吃肉，我们喝汤。但日本经济学家万万没有料到的是，中国又要吃肉，还喝汤，而且还在短短的四十年中，完成了从“汤”到“肉”的转变，这是第二个原因。

第三个原因是日本夹在中美之间，而且自战后到现在，日本一直处于美国的附庸地位，当美国带头要遏制中国，打压中国的时候，所以作为一种本能的取向，日本也会随之围堵中国。但打了十年八年，中国的国际地位、经济实力反而一路高歌。日本人是一个很实际的民族。特别是政治家们，譬如我们一向比较反感的安倍晋三，他也是日本战后在位最长的首相。安倍之前，日本七年换七相，他成功地走出了这个阴影，创造了日本政坛战后最大的奇迹。

就是这样一个政治人物，搞不好可能会成为中日之间的桥梁，双方真正的捐弃前嫌，共同携手合作，成为在东亚经济圈破冰的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在这个背景下面，建立中日韩东亚经济圈，如果没有什么特殊的原因，反而比历史任何时候都有可能变成现实。

当年我们认为尼克松是美国资产阶级最大的反动派，最极右的人士，但最后是他来访中国，开启了一趟破冰之旅。1972年的春天，毛泽东和尼克松会面的时候，意味深长地说道：“我喜欢右派”。因为右派是最务实的，讲求实用主义，能够抛开意识形态之争，也正因为尼克松是最大的右派，中美两个死冤家才能走到一起。

和尼克松一样，安倍也是一个超级右派，为了日本的国家利益，他可以对特朗普卑躬屈膝，也可以和中国捐弃前嫌，精诚合作，不管你喜不喜欢他，恨不恨他，都无所谓。为了民族利益、国家利益，而且他本身有稳定的政治地位和话语权，他反而有能力促成或者做成一些前所未有的事情。

他已经深刻地认识到中国的崛起是不可阻挡的。他还深刻地认识到，面对美国的持续走衰，特朗普的胡作非为，日本要自保，要继续发展，必须跟中国捆绑。

今天的社会已经表现得很典型了。中国巨大的购买力和消费力是整个日本经济强劲发展的很重要的支撑。前些日子，日本政府公布了2017年接待外国旅游人数。在过去的一年里，共接待外国游客2900万人次，其中前11个月，中国大陆就有679.15万人次，名列日本国外旅游人数首位，而台湾也有424.46万人次，加上香港的200多万，其中近一半是中国人。据统计，今年上半年中国大陆赴日游客突破400万人次，有数据预测，全年有望超过800万人次。潮水般的中国游客去消费日本的服务，消费日本的盛唐盛世，洋风和魂，消费日本的产品、医药、食品，这些都是日本经济的重要支撑。

800万人赴日本，对中国而言也是一个令人深思的现象，现在国内的主要矛盾是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而这种向往，在日本一一得以实现，这座万亿级的金矿有待更深入的挖掘。

从热恋到婚姻：利益永恒

当今国内，尤其在互联网上，反日仇日的言论相当激烈，这和历史遗留的问题有关，也和近年来主流的舆论导向有关。我在80年代读大学的时候，日本电影在全国风行，《追捕》《血疑》等片家喻户晓，银幕上杜丘跟真由美骑着马在日本的东京街头逃窜，银座、新宿、涩谷的车水马龙，霓虹灯闪耀。日本的现代繁华，跟我们中国灰头土脸的城市景观简直是天壤之别。

那时的中日关系迅速升温，胡耀邦邀请3000名日本青年访华，在招待方面，亲自叮嘱：友好是最大的政治。

而近十几年来，“抗日神剧”大行其道，电视电影里几乎找不到日本人的正面形象，一提起日本，就马上联想到鬼子。民间尤其是互联网上，对于日本的看法也偏向于妖魔化、极端化。爱国激情固然可嘉，但爱国也要建立在冷静的分析和思考之上，正如周恩来总理所言：对日本既要正视60年，但也要考虑两千年。从甲午战争算起，日本侵略我们长达60年，中国受到了无可估计的损害；另一方面，日本和我国是一衣带水的近邻，从汉唐以来就有悠久的友好交往，日本从人生哲学、经济文化、到生活习惯，和中国都有切割不断的联系。这样的态度，才是客观的。

回顾过往40年，中日之间的政治和外交关系时有阴晴冷暖之变，两国间的经贸关系却始终以相对平稳的态势朝积极方向发展。这正是一种沉默的智慧：两个东亚大国间的依存关系，首先是切身利益所需，既不必期待过高，也无需矫枉过正。安倍返回到“羽田的青空”之后，中国需要面对的依然是一个既有回暖双边关系的意愿、同时仍对中国安怀戒心的日本。

打一个很通俗的比方，1980年代的中日友好就像青年男女热恋，感情迅速升温，满嘴山盟海誓、甜言蜜语，“3000日本青年”访华就是典型的恋爱心理，但浪漫终究不能当饭吃。历史的进程也果然体现了这一点，阴晴冷暖、几度变化，中日关系跌宕近四十年。

和恋爱不同的是，很多半路夫妻反而能一路走下来，相互扶持，其原因在于双方都成熟了，能够心平气和地坐下来讨论问题，是和是离，归根结底，逃不开“利益”二字。从恋爱到婚姻，中日关系也是如此。

时代的发展，从不以个人好恶为挂碍，下一步中日之间，如果没有突发的、重大的危机，从趋势上来讲，将会走向更深一步的经济合作，这种合作，可能就在不远的将来。

（原注：本文精编自王志纲在喜马拉雅开设的音频节目《王志纲口述改革开放4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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