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证丨刘香成：行走在历史中定格中国

刘香成新三届 2019-06-17

原题

刘香成：行走在历史中

原载：澎湃新闻

看刘香成的作品，较多都是对于普通人日常生活的捕捉和记录。羞涩地谈情说爱的情侣、坐在天安门广场上借助路灯阅读的高中生、闹市中展示礼服的模特……对于这些照片的解读则需要放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之中。照片中一个个细节都展现着我们生活的变化，折射出处在巨变时代中的人们物质生活日益改善，刘香成利用自己的观察与摄影记录，为我们呈现了一幕幕历史画面。

华裔摄影师刘香成

1980年，央视引进了美国科幻电视剧《大西洋底来的人》，该剧掀起的西方潮流席卷中国。那一年，29岁的《时代》杂志驻华摄影记者刘香成，在云南景洪的街道上遇到三个青年，他们穿着相似，清一色戴着电视剧主人公经常佩戴的复古蛤蟆镜。“在欧美，我经常听到人们说’中国人穿得都一样’，然后我就遇到了他们。”刘香成按下快门，而这幅标注为“中国朋克”的照片，成为刘香成的代表作之一。

1980年，美国科幻电视剧《大西洋底来的人》的引进，在中国掀起了西方潮流。三个时髦小伙子戴着剧中的招牌墨镜，在旁人新奇的眼神中酷酷地演绎「中国朋克」。

很长一段时间内，刘香成是外媒当中唯一的驻华摄影记者。上世纪80年代前后，在西方世界发表的有关中国的照片中，有超过一半出自刘香成之手。1976年，刘香成受《时代》杂志委托拍摄毛泽东的葬礼，后因故滞留广州，他记录了沉浸在哀悼中的广州市民。“这里一直觉得奇怪，我不晓得咋改好。就是他没能去北京，就一直待在广州拍了些照片的意思，也可以简略一点。”1978年，他再度赴京，并在中国待了五年。期间，他先后为《时代》杂志、美联社工作。

1980年代初，北戴河游泳的男子

刘香成认为，在中国创作时，要思考两个问题：其一，是否把中国人看作一个个独立的个体；其二，对中国之前走过的路、之后又会走向何方，有怎样的理解。

两个人在分享亲密的一刻，1981 年，月坛公园

与战争、自然灾害等冲突强烈的影像不同，政治经济类题材相对平淡，比较难以进行视觉呈现。而刘香成擅长用生动有趣的日常生活细节描摹历史的浓墨重彩。如在大连理工大学校园，一个青年在毛主席塑像前自如地溜旱冰，象征着个人崇拜的瓦解；而另一位青年穿着军大衣，在故宫太和殿前举着瓶装可口可乐，评价饮料“马马虎虎”，可口可乐第一次在新中国开设生产线。

1981年，大连理工大学校园内，一个青年在溜旱冰

这或许得益于刘香成贯通中西的文化背景。他1951年出生于香港，在福建度过了童年时光。十年后他回到香港生活学习，接受了英式教育。之后又赴美留学，在大学主修政治学，并接触了新闻摄影。

1981年，「尝起来马马虎虎」，故宫里一个穿军大衣的年轻人举着一瓶可口可乐，这样评论其味道，这一年可口可乐在新中国的第一条生产线正式投产

这种“三分之一中国、三分之一香港英式、三分之一美式”的多元经历，亦成为刘香成工作和创作的优势——既不陷入外籍记者对“他者”异国情调的片面追寻，也不困于中国本土摄影师对壮观大场面的本能偏爱。

1980年代初，上海公园里谈恋爱的男女怯生生地亲热

“很多中国人看了我的照片后都觉得很亲切，”刘香成对澎湃新闻记者表示，“而外国人也能感受到我有多贴近拍摄对象。”他的照片中，有公园里相互依偎的年轻情侣，有借着天安门广场灯光彻夜复习高考的市民，也有南京路上挑着扁担经过巨幅索尼广告的青年。

北京的广场，高考复习的人群

但选择了不同于传统中西创作思路的刘香成，发现自己不仅经常需要向外国同事解释，也时常需要跟中国同行表示：“不，中国不是你想象的那样。”

刘香成认为，很多中国本土摄影师喜欢寻求一种具体的模式。而在他看来，“摄影是没有模式的。我们都说摄影客观，但实际上摄影也十分主观。相机记录现实，但是你选择聚焦的区域却是非常非常主观的。”

1977年，上海，小学生正在班级理发店里为彼此理发。当年，中国恢复了高考制度

一张照片何以不被历史尘埃淹没而得以流传，其中没有套路。但好照片似乎有共性：能够打动人。刘香成陆陆续续记录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从他的照片中可以发现，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如何从一个集体主义社会，走向更加多元与个性化。

1980年，北京，在照相馆拍摄结婚照的夫妇。为了节省开支，新娘选择了只有上半身的婚纱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长安街上身着同样的工装、骑自行车下班的工人，到预算有限、只能穿上半身婚纱照相的新婚夫妇，再到新世纪开着敞篷车在浦东陆家嘴兜风的新女性，或倚在栏杆上一脸骄傲的郭敬明，这些见证中国发展的景观中，透着细腻而又微妙的变化。

当然，作为一名新闻记者，刘香成也会拍一些大型的党政会议，领导人会晤之类的主题，这时的大部分照片给人的感觉是严肃而刻板的。政治生活的肃穆与人民生活的活泼之间，真是对比显著。

让人印象深刻的还有一张照片是1982年，邓小平在北京迎接美国企业家阿默德哈德以促进国外投资时，无意间露出的那透着俏皮和可爱的眼神，这在领导人肖像中也是从来没有过的。这幅时代影像正似一个奇妙的隐喻，喻示着中国必将走上的剧变发展道路。

刘香成也拍过很多名人，他的名人肖像系列中有许多现在已是非常知名大牌的人物，譬如张艺谋、姜文、陈凯歌、洪晃、陈逸飞、蔡国强、郭敬明等，只是刘香成的视角非常亲民，他没有显示出某种众星云集的华丽感，而是拉近了这些电影、艺术、传媒工作者与普通人的距离。她们是日常而活生生的。

1981年，北京，中央美术学院，油画专业的学生对着人体模特作画。20世纪50年代早期，在被谴责为资产阶级性质和堕落腐朽之前，它是中国艺术院校的标准课程

作为一名经典派的纪实摄影师，刘香成对于摄影的历史及现状也有很独到的认识。他在采访里提出“随着Photoshop的发展，摄影将会向绘画回归。一张不朽的照片需要能唤起观众的某种情绪，我们可以将摄影视为一种视觉语言，但是我们只能将视线对准那些我们有一定见解的话题或主题，然后将它尽可能多地向观众进行展示。如果摄影能有这样普遍的认同感，它就能得以继续存在。”

媒体人洪晃，1997

刘香成的摄影职业生涯并非仅限于中国，他后来担任美联社驻南亚的首席摄影记者，见证了东欧剧变。他和同事在苏联解体前后拍摄的一系列照片，获得1992年普利策新闻奖。功成名就背后，却出现了类似军人战后应激障碍的心理压力，刘香成称这种压力为“同情疲劳”（compassion fatigue）。他此后离开了美联社。

上海青年滑冰，1980

“大部分人并不知道我经历过多少战争。”刘香成对记者表示：“除非你不全身心投入工作，否则很难免于这种疲劳所累。[这里的语句连接词我改了一下]很多人都说摄影师很机械、很专业，就像钢铁一样——实则不然，恰恰相反，我们是人类。”

刘香成目前在上海生活，并创立了非营利性的上海摄影艺术中心（SCoP）。如今，已年近古稀的刘香成致力于推动摄影文化的发展，鼓励艺术家和摄影师创造更出彩的作品。

1982 年，尼克松在杭州开往上海的火车上，搭着一条毛巾，拎着青岛啤酒给随行的记者。画面最左侧为当时在外交部新闻司任职的李肇星。（附尼克松在刘香成作品上的签字）

名家评价

“我多么珍视他对人民和土地的脉脉深情。他的作品朴素得像面包，明澈如水，有益如盐，新鲜如山风，勇敢如鹰，自在如无限远云。”
　　——黄永玉，画家、作家、诗人
　　
　　“刘香成的北京之行似乎一举终结了此前西方的中国影像：他追踪这个巨大国家在毛泽东逝世之后的庞然骚动，这骚动，不但大幅度改变了中国，目下正以未知的方式与能量，改变世界。”
　　——陈丹青，自由艺术家

　　“对刘来说，中国不只是一个值得发现的真相，更是一种尚待阐明的爱。”
　　——帝奇亚诺·坦尚尼（Tiziano Terzani），前《明镜》（Der Spiegel）周刊北京分社社长

　　
　　“刘香成怀着对中国人民的忠诚，给予我们的不是明信片式的中国，而是真正艺术家的敏锐、感人和真实的刻画。”
　　——包德甫（Fox Butterfield），前《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北京分社社长

　　
　　“刘通过镜头把标准的‘西方的思索’带到了中国，却又不失中国气息，还通过一种特殊的方式关心政治，这样的纪实摄影在当时的中国可谓独一无二。”
　　——凯伦·史密斯（Karen Smith），当代艺术评论家

　　“刘香成也拍政治人物，没有颂扬，也没有贬低，没有隔膜，他把人当作是人，认识的准确，会有一种辛辣钻到人心里，但又被幽默和寻常化解了，看他拍开会照片，中国人会有一种菀尔一笑的亲切。”
　　——柴静，中央电视台记者

　　
　　“这样一个摄影师，和用他的相机所解读的那个时代，对于中国来说，有多么的稀缺和重要……因为他的普遍性和独特性，我以为，他成为了迄今为止对中国一个时代的最完整、最深刻和最彻底的记录者，以前没有，以后也很难有。”
　　——连清川，FT 中文网

刘香成作品鉴赏

上海照相馆，1977

1980年，北京，四季青公社的农民正把大白菜扔向一辆缓缓移动的大卡车。当时，公社制度正在被有条不紊地取消，取而代之的是更加有效而多产的联产承包制度

1978年，上海杂技团，熊猫卫卫和它的驯兽员罗新奇（音）。卫卫的节目是在舞台上表演用刀叉吃糖。卫卫表演得越多，吃到的糖也就越多

1979年，北京，小泽征二指挥中央乐团，排练贝多芬的《欢乐颂》

1976年，北京北海公园容纳50人的小剧场，喜剧演员表演的讽刺作品，为游人提供娱乐

1980年，北京，陈宣远，这位来自加州的美籍华人与中国国际旅行社北京分社合作，建造了中国第一家豪华酒店——建国饭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