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五四丨1919年学生运动的三大"领袖"

李新宇等新三届 2021-04-24

原题

五四运动的三大"领袖"

作者：李新宇

原载《东方历史评论》

回到历史现场做些盘点，五四运动中涌现了一大批学生领袖，但最重要的应该是三个人：段锡朋、傅斯年、罗家伦。

“我们的总理”段锡朋

讲五四运动的领袖人物，第一个就讲段锡朋，一些人可能不大习惯。因为到目前为止，出版物还没有哪一种是这样讲的。

改革开放之前的三十年，段锡朋、傅斯年、罗家伦三人的命运是一样的，都是现代史上的失踪者。进入改革开放时代之后，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虽然教科书基本上依然如故，但由于知识界出现的回望热潮，傅斯年、罗家伦很快与胡适等人一起浮上水面，在一些读者面前不再是陌生人。段锡朋的情况却有些不同：一是他没有留下著作，二是他从事的工作与知识界关系不大，三是他与这些年走红的历史人物少有关联。如此一来，他的名字就依然比较陌生。这种情况严重影响到当代人对历史的认识，甚至一些严肃的学者致力于还原历史真相，也往往只是恢复了傅斯年和罗家伦的历史地位，而段锡朋即使被提到，也是列在他们之后。但在事实上，五四运动的第一号学生领袖不是傅斯年，也不是罗家伦，而是段锡朋。

段锡朋

回到历史现场，考察当时人们的看法，段锡朋的领袖地位是公认的，也是无疑义的。罗家伦也是公认的学生领袖，但他说过这样一段话：“发生五四运动的因素甚多，此地不必讨论，可是当年在知识青年群中始终其事的实际领导者，除了书诒——段锡朋——而外，没有哪一个当得起这名称。” 傅斯年也是公认的学生领袖，但据罗家伦的说法，在当时的同学和朋友中，他与傅斯年最亲近，而傅斯年最佩服的却是段锡朋。

段锡朋的领袖地位之所以无人能比，还在于他实际承担的领导职务：一是在五四运动爆发之前，他已经是著名的学生领袖；二是在五四运动之中，他是北京大学学生自治会的会长，又是北京中等以上学生联合会的会长，同时又是全国学生联合会的会长。这些职务，傅斯年和罗家伦没有担任过，别的人更无法与他相比。

那么，段锡朋这颗学运之星是如何升起的呢？我们不妨做一些简单的考察。

段锡朋是江西永新人，生于1896年，1916年考入北京大学。一般传记说他是1916年考入北大法学科，但这是不对的，因为五四运动爆发时了在法学科是事实，但1916年考入北大时，进的却是商科。是因为蔡元培掌校后调整系科，他才被划入法科。五四运动爆发之前，段锡朋已经是北大学生干事会的总务主任。他的这种领袖地位是在一年之前形成的。

那是1918年5月，北京爆发了现代中国的第一次学生运动。运动的起因是中日两国签订《中日防敌军事协定》，留日学生回国抗议，北大学生起而响应。5月20日晚，北大学生集会，决定第二天与工专、法专、高师等院校一起赴总统府请愿，要求大总统不要在条约上盖印。5月21日上午，各校学生来到总统府，在会客室前要求见总统。总统冯国璋派北京市长王志襄、步兵统领李阶平等接见学生，劝他们回校，学生不答应，冯国璋只好亲自出来会见学生，并与13名学生代表交谈。这13位学生代表中有北大的5位：段锡朋、雷国能、易克嶷、方豪和许德珩。

据天津《大公报》1918年5月22日报道，面对学生的质问，冯国璋耐心地做了解释。他让人找来条约原件，一条条读给学生听，然后告诉他们：这份条约“非正式条约”，“非如外间所传为亡国条件”，为了国家的利益，这条约还是应该签。结果是总统成功地说服了学生，学生比较满意地离开了总统府。正是在这次运动中，段锡朋和罗家伦都成了引人注目的领袖人物。

这次运动之后，学生成立了国民爱国社（稍后改为国民救国社），段锡朋是负责人之一。到1918年10月，在学生救国会的基础是组织《国民》杂志社，邓中夏、许德珩、周炳林任杂志编辑，谢绍敏任调查股主任，张国焘作任总务股干事，段锡朋任评议部议长。1919年3月，北京大学成立学生干事会，段锡朋成为领导人之一。

至1919年5月3日，蔡元培接受汪大燮等人的提议，要依靠学生的力量督促政府拒绝签约，找来的学生领袖中，傅斯年、罗家伦、康白情都是新潮社成员，国民社只有一个段锡朋。但是，5月3日晚上召集并主持会议的却是段锡朋。会议开始之后，才根据当时流行的做法，首先推选本次大会主席。然而，在这次会上，他又被推举为5月4日天安门广场集会的主席。因为5月3日晚上的会议是紧急召开的，时间仓促，有些院校没有通知到，所以在5月4日上午段锡朋又联络各校在工专召开各校代表会议，布置下午的集会和游行。

5月4日下午，段锡朋作为大会主席主持了会议，接下来的游行由傅斯年指挥，但段锡朋仍然担负着领导责任。这从一些回忆材料中可以看出，比如据当时北京高师数学系四年级学生匡互生回忆，火烧赵家楼时，学生们走进曹宅，先要找曹汝霖理论，遍找不到，匡互生就取出火柴准备放火。“事为段锡朋所发现，阻止匡互生说：‘我负不了责任！’匡互生毅然回答：‘谁要你负责任！你也确实负不了责任。’结果仍旧放了火。” 众所周知，在改革开放之前大陆关于五四的回忆材料中，段锡朋、傅斯年、罗家伦等人的名字很少出现，出现时则大多是反面形象。但从这种“阻挠革命”的行为看，段锡朋的确在为运动负责。

根据罗家伦的回忆，段锡朋在5月4日之前工作并不十分主动，但在同学们被捕之后，他却挺身而出，显示了领袖气度。罗家伦是这样说的：“到了五五那天的下午，事件愈加扩大，情势非常严重，众议不免纷纭的时候，书诒挺身而出，以沉毅、勇敢而热忱的姿态，突现于全体北大同学和整个北京专科以上学生之前。他穿了一件毛蓝旧布长衫，可是他的言论，他的主张，他的气慨，他发光可以射入人心的眼睛，竟使他成为大家心悦诚服的领导者。”

就是在5月5日那一天，北京大学学生自治会成立，段锡朋当选会长。

5月6日下午，各校代表3000多人在北大法科礼堂开会，成立北京学生联合会，段锡朋再次被推举为会长。在那次会议上，通过了北京学联的一系列文件，包括给大总统和教育部上书，包括关于罢课的决议。

6月5日，段锡朋与罗家伦等作为北京学生的代表在上海参加各界代表联席会议。会上成立了上海各界联合会。段锡朋在会上介绍了北京学生运动的情况，号召学生、工人和商人支持北京的学生运动，推动会议做出了罢学、罢工、罢市的决议。

段锡朋的确是杰出的领袖人才。在上海期间，他联合上海各大学一起向全国各大学发出通知，请他们到上海参加全国学生联合会议。6 月16 日，全国学生联合会成立大会在上海召开，段锡朋主持了会议，并当选为全国学生联合会会长。

正是这一切，使他成了五四学生领袖中的第一号人物。

段锡朋的组织才能和服务精神深受同学们爱戴，人们称他为“我们的段总理”。对于当时的北大学生而言，有两个“段总理”，一个是段锡朋，另一个是段祺瑞。

游行总指挥傅斯年

傅斯年，字孟真，山东聊城人，生于1896年，1913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916年进入本科国文门。傅斯年之所以成为学生领袖，与其他的领袖人物有些不同。别的人大多是因为在运动中的作用，而他却不只是因为在运动中的活动及其作用，而是因为他早已具有的威望和影响力。究其原因，不外以下几个方面。

傅斯年

首先是他的出身、修养和学识。虽然傅斯年出生时家道已经败落，但毕竟是书香世家、诗礼名门、大清开国状元的后人。这种家庭即使败落，也有很厚的文化底蕴，所以傅斯年11岁就读完了十三经，年纪轻轻，学问和才华就为人称道，甚至有“黄河流域第一才子”和“孔子之后第一人”之称。这种称谓固然不必当真，因为它并没有经过评选，也未必经得住考证，但一个年轻人能得如此声誉，并非容易事。如果没有超人的才华和学问，即使组建起庞大的炒作团队，也很难成功。

有这样的声誉，被同学们敬重是必然的，得到先生们青睐也是必然的。国学大师刘师培、黄侃、陈汉章等人都非常器重这个功底不凡又勤奋好学的年轻人，想收他继承衣钵。所以傅斯年入学不久，就成了黄侃的学生。如果没有新文化运动，他也许会成为黄侃之后的国学大师。然而就在这时，北大出现了新情况：蔡元培出掌北大，聘陈独秀任文科学长，不仅带来了《新青年》，而且带来了一群致力于文化革新的先生。视野开阔和敏于新知是杰出人才的必备条件，傅斯年当然不缺少。所以尽管黄侃等人热衷于嘲弄新文学和新思潮，傅斯年却认为中国的语言和文学需要革新，文化传统也需要批判，因而很快走向了新阵营，并且成为同学们中第一个给《新青年》投稿者。他的文章立即受到陈独秀、胡适等人的赞赏，从1918年1月开始出现在《新青年》上，所以先后发表了《文学革新申议》、《文言合一草议》、《中国学术思想之基本谬误》《戏剧改良各面观》、《再论戏剧改良》等多篇文章。在他的影响之下，北大学生罗家伦、康白情、俞平伯、杨振声等纷纷开始给《新青年》投稿，壮大了新文化阵营的力量。

傅斯年的学问在北大同学中是公认的，甚至成了学生中的学术权威。对于许多同学来说，一些先生说的未必算数，傅斯年是否认可却非常重要。一旦对先生们的学问表示怀疑，也往往是由傅斯年考察鉴定，做出最后裁决。罗家伦曾经回忆说：“就在当时的北大，有一位朱蓬仙教授(注意，不是朱逷先先生)，也是太炎弟子，可是所教的文心雕龙却非所长，在教室里不免出了好些错误，可是要举发这些错误，学生的笔记终究难以为凭。恰好有一位姓张的同学借到那部朱教授的讲义全稿，交给孟真。孟真一夜看完，摘出三十几条错误，由全班签名上书校长蔡先生，请求补救……蔡先生自己对于这问题是内行，看了自然明白，可是他不信这是由学生们自己发觉的，并且似乎要预防教授们互相攻诘之风，于是突然召见签名的全班学生。那时候同学们也慌了，害怕蔡先生要考，又怕孟真一人担负这个责任，未免太重，于是大家在见蔡先生之前，每人分任几条，预备好了，方才进去。果然蔡先生当面口试起来了，分担的人回答得头头是道。考完之后，蔡先生也一声不响。学生们也一声不响，一鞠躬鱼贯退出。到了适当的时候，这门功课重新调整了。”

再比如，1917年胡适留学归来到北大任教，讲授中国哲学史，因为与前辈先生的讲法大不相同而引起非议。按照顾颉刚在《古史辩》序言中的说法，原来讲哲学史的先生们，讲了两年才讲到商朝，而胡适一来就“截断众流”，把商朝以前的割去，直接从周宣王讲起。面对胡适的这种讲法，有人无法接受，觉得这是思想造反，这样的人不配做教授，打算把他赶走。当时顾颉刚与傅斯年同一宿舍。但他是哲学系的学生，正在听这门课，而傅斯年是中文系的学生，没有听这门课。面对同学们的议论，顾颉刚拿不定主意，就请傅斯年去听课。旁听了几节之后，傅斯年对同学们说：“这个人书虽然读得不多，但他走的这一条路是对的。你们不能闹。”傅斯年说不能闹，同学们就果然不再闹。傅斯年去世之后，胡适曾动情地说：“我这个二十几岁的留学生，在北京大学教书，面对着一般思想成熟的学生，没有引起风波；过了十几年以后才晓得是孟真暗地里做了我的保护人。”

还有一件事值得提及：据周作人1918年10月21日记载，钱玄同曾经告诉他，《新青年》在1919年将不再是6人轮值编辑，而是改为12人。这12人依次是：陈独秀、胡适、陶孟和、李大钊、高一涵、钱玄同、沈尹默、沈兼士、刘半农、周作人、陈百年、傅斯年。虽然这个计划后来没有付诸实践，但肯定是新青年集团讨论的，至少是此前第四、五两卷轮的轮值编辑陈独秀、胡适、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陶孟和等讨论过。由此可见，在陈独秀、胡适、钱玄同等这些先生眼里，学生傅斯年已经可以排进他们这些教授的行列，像他们一样承担编辑责任。

这样一个学生，引起校长蔡元培的关注也是必然的。蔡元培中过进士，点过翰林，有深厚的旧学功底；同时又留学海外多年，涉猎多个学科，有开阔的视野。在这样的校长面前，学问和见识很难做假。蔡元培很快就发现了这个学生，经过接触，赞赏之情与日俱增，对其学识和见解也日益信任。

1918年下半年，傅斯年与罗家伦、徐彦之等建立新潮社，并计划创办《新潮》杂志。傅斯年是新潮社的领袖，第一卷就由他主编的。对于这份学生刊物，蔡元培全力支持，不仅为它题写了刊名，而且从学校经费中每月拨出2000元。在北大，学生刊物并非只有《新潮》一家，另外还有《国民》等，蔡元培单单大力支持《新潮》，固然与陈独秀的建议有关，也与刊物的性质和倾向有关，但在刊物尚未显示出面貌之前，就决定给予大力支持，显然还在于对办刊者的欣赏和信任。

蔡元培对傅斯年的欣赏与信任不是一般的。这从《新潮》遇到麻烦时的情况可以看到。在社会转型和文化变革时期，一篇文章也罢，一份刊物也罢，有人赞赏也就必然有人反感。一般人反感也就罢了，有的人有权有势有地位，又有卫道的责任感，就要找总统，找总理，找国会，最后找到教育部。客观地说，置身于自由民主制度之下，总统和总长们未必喜欢这样的好事之徒，但既然有人来反映问题，而且说得头头是道，总统和总长就需要有个交待。大总统徐世昌是明白人，而且宽容温厚，但他的知识结构和价值观念系统却是传统的，这就使得他虽然能够根据共和国的法律而不干涉思想和学术的自由，但在心底里，却并不赞赏新思潮。教育总长傅增湘也比较开明，这从他在五四运动中的表现即可看到，但身为教育总长，既然有人来控告北大，他不能不闻不问。那的确是一个伟大的时代！总长对校长没有下达指示，而是以个人的名义，以极谦逊的语气写了一封信，谨慎地告诉蔡元培外界对大学“不无微词”，希望他注意约束和引导学生，而且说明了自己的理由：一是“因批评而起辩难，因辩难而涉意气”，引起党派纷争；二是“吾国伦理道义，人群纪纲，镌于人心，濡于学说……或不适于现代，亦属在所不免。然而改革救正，自有其道”，过激可能欲速而不达。

蔡元培收到总长的信，应该如何回复？我们能够看到的，是他立即找来了傅斯年，让他来起草回信。现在我们在《蔡元培全集》中看到的那封信，拟稿者就是傅斯年。

在后来的一些年代里，学生与校长常常是对立的，所以哪个学生如果深得领导信任，也许会立即失掉同学的信任，1925年的女师大就是例子。但在五四时期，学生和校长却不是对立关系。尤其是在北大，学生的绝大多数都信任并敬爱他们的蔡校长。傅斯年深得蔡元培的欣赏和信任，自然在学生中更有威信。

总而言之，在五四运动爆发前，傅斯年已经在北京大学的学生中具有极高的威信和地位。

正因为这样，到了1919年的5月3日，当汪大燮给蔡元培带来国务院密电巴黎签约的消息，并且把最后的希望寄托在学生身上时，蔡元培开始行动，找来的学生领袖不仅有学生干事会的负责人，不仅有一年前学生运动中出现的领袖人物，而且还有傅斯年。蔡元培了傅斯年、罗家伦、段锡朋和康白情。由此可见，他们就是蔡元培心目中的学生领袖。在当时北大学生中，领袖之才不乏其人，比如邓中夏、张国焘、赛福鼎、罗章龙、许德珩等，都有领袖之才，但蔡元培没有通知他们。这使得许德珩在三十年后代表当年的学生领袖纪念五四讲话时，说到从蔡先生那里得到消息，总是有点含糊，而且总是不愿提及蔡先生召见的学生领袖。

后来的事实证明，蔡元培想到的四个学生，只有一个看走了眼：康白情只是诗人，没有成为领袖。而其他三位都在运动中成了真正的学生领袖。

5月3日晚9点，学生大会在北大法科大礼堂开会，商讨次日游行事宜，傅斯年被举为学生代表。5月4日上午10点，北京13所大学在国立法专召开筹备会议，傅斯年又与段锡朋一起被推选为会议主席，同时被推举为游行总指挥。因此，5月4日下午的天安门大会结束之后，游行开始，傅斯年高举大旗走在了游行队伍的最前面，身后是浩浩荡荡的学生队伍。

五四宣言的执笔者罗家伦

罗家伦字志希，生于1897年，比段锡朋和傅斯年小一岁；他于1917年考入北京大学外语系，又比段锡朋和傅斯年低一个年级。

然而，罗家伦在北京学生中发生影响并不晚。1918年5月为反对政府与日本签订《中日防敌军事协定》，留日学生代表回国到北大演讲。是罗家伦发表演讲，提议全体同学赴新华门请愿，才有了5月21日北京各校2000多名学生到总统府的事。这是中国现代史上的第一次学生运动。正是在这次运动中，段锡朋成了学生领袖，罗家伦也开始引人注目。

罗家伦

罗家伦的影响进一步增强，是因为建立新潮社和出版《新潮》月刊，以及参与文学革命和新文化运动。1918年底，他与傅斯年、徐彦之等一起成立新潮社，出版《新潮》月刊。据种种材料可以断定，他是新潮社中仅次于傅斯年的第二号人物。新潮创刊号出版于1919年1月1日，第1卷总共5期刊物，罗家伦发表了13篇文章。第2卷5期刊物，他的文章有22篇。在文学革命遭到一些人的攻击时，罗家伦发表了长篇论文《驳胡先骕君的中国文学改良论》，反驳胡先骕对胡适、陈独秀等人的攻击。在五四时期影响深远的易卜生的名剧《娜拉》，是他与胡适一起翻译的，发表于《新青年》。

值得一提的是，《新潮》这个刊物是由罗家伦命名的。他似乎是命名高手，“五四运动”这个词也出自罗家伦之手。1919年5月4日，北京学生在天安门集会，然后游行示威，甚至烧了赵家楼，酿成久久不息的大波。但在开始，人们只说是5月4日北京学生的那请愿，说是一个大事件，却没有命名。罗家伦第一个把他称作“五四运动”，写在文章中，发表在报纸上，从此被广泛使用。

罗家伦成为五四学生运动的领袖，原因之一是校长蔡元培点将。要让学生起来督促政府，以便拒绝在和约上签字，是总统府外交委员会的汪大燮、林长民等人和蔡元培在无路可走之后的无奈之举。所以蔡元培没有以校长的名义召开大会，而是只通知几个学生领袖，让他们自己去组织和领导。罗家伦是蔡元培找来的学生之一，自然是蔡元培心目中的学生领袖。

在五四运动中，罗家伦做的一件重要的事，是为五四运动写了宣言。根据许德珩的说法，他是受委托为五四运动写了宣言的，但不知为什么，当时的同学们却大多不知道。其他人的回忆中也很少见到此事的踪影。而罗家伦执笔的宣言却印刷了两万多份，成为众所周知的五四文件。据罗家伦回忆：5月4日上午10点，他刚从城外的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回到北大，准备和大家一起去天安门游行，同学狄福鼎推门而入，对他喊道：“今天的运动不能没有宣言，北京八校同学推我们北大起稿，你来执笔罢！”罗家伦见时间紧迫，没有推辞，就站在一张长桌旁，匆匆起草了《北京学界全体宣言》。罗家伦后来在回忆中说过自己当时的状态：“像面临紧急事件，心情万分紧张，但注意力非常集中，虽然社里人来人往，很是嘈杂，我却好像完全没有留意。写成后也没修改过。”

这份宣言是五四那天唯一的印刷品，其全文如下：

现在日本在万国和会上要求并吞青岛，管理山东一切权利，就要成功了！他们的外交大胜利了！我们的外交大失败了！山东大势一去，就是破坏中国的领土！中国的领土破坏，中国就亡了！所以我们学界今天排队游行，到各公使馆去，要求各国出来维持公理。务望全国工商各界，一律起来，设法开国民大会，外争主权，内除国贼，中国存亡，就在此举了！今与全国同胞立两条信条道：

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不可以断送！

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不可以低头！

国亡了，同胞起来呀！

宣言写成，即交印刷所印刷，原计划印5万份，但直到集合出发，才印了2万份，只好把这2万份拿到街头散发。

文章不长，连标点算上只有210字，但事情说得清清楚楚。语言朴素，却抓住了根本，明确地提出了运动的目标和宗旨。历史上的不少学生运动都有宣言，常常是洋洋洒洒，却连运动的宗旨都说不清。罗家伦的这份宣言却在极短的篇幅内把一切都交待得明明白白。尤其“外争主权，内除国贼”这八个字，明确提出了运动的目标。

更值得一提的是，5月26日，运动尚处于高潮中，罗家伦就对运动进行总结，写出了《五四运动的精神》一文。五四运动显示着什么样的精神？罗家伦认为有三种精神“关系中国民族的存亡”：一是“学生牺牲的精神”，二是“社会制裁的精神”，三是“民族自决的精神”。这是五四运动当事人最先对五四精神的总结。

遗憾的是，这三位学生领袖，后来在政治上都选择了蓝色而远离红色，在1949年天翻地覆之际，除段锡朋去世之外，另两位都没有留在大陆。

美国摄影师詹布鲁恩拍摄的五四运动示威者

延伸阅读

匡互生：赵家楼的纵火者？

作者：杨早

原载新京报

　　不惟他们看不出学生们有痛打曹章等的决心，并且也不相信学生们会有什么暴动的——老实说，最大多数的学生，实在没有这种预备的。

　　（一）五四运动不是偶然发生的，是有酝酿很久的原因的……（四）五四运动不是一班青年最初就能全体赞成的，而且最初还受过许多人的强烈反对。

　　——1925年，匡互生

《五四运动纪实》

1924年，匡互生在春晖中学时与部分师生合影。前排右一为匡互生，右二为朱自清

　　“五四”前夜的三拨学生

　　1919年5月3日晚，8时。

　　北河沿北京大学法科大礼堂中，正在召开“全体学生大会”，除了北京大学以《国民》杂志社成员为主体的一批学生代表之外，还有另外13所学校“学生代表”（对于这个表述颇值得怀疑，肯定不是所有的学校都有选举派出代表的举措），一共1000多人。会场气氛极为热烈，有《京报》社长、北大新闻研究会讲师邵飘萍报告巴黎和会关于山东问题的决议，中国外交失败的经过和原因，有北京大学预科一年级学生刘仁静拿出菜刀来要当场自杀，也有北大法科学生谢绍敏啮破中指，撕下衣襟，血书“还我青岛”四个大字……最后会议决议次日举行全体学生示威游行，提出阻止中国代表在巴黎和会上签字，要求收回青岛，反抗日本与列强，惩办卖国贼等要求。会议主席、记录、宣言起草者都是北大学生，奠定了五四学生运动“罢不罢，看北大”的基调。

　　而另一批北大《新潮》杂志社的学生代表，如傅斯年、罗家伦，对此事还蒙在鼓里。原本北大学生的倡议，是5月7日“国耻日”（日本向袁世凯政府提出“二十一条”）在天安门举行游行示威。5月3日是清华学校纪念典礼，罗家伦等人去了海淀观礼，到晚上八九点钟回来，才发现游行示威的日期居然提前到了明天！而且自己还被推举为二十名召集委员之一，且须负责《五四运动宣言》的起草。

　　这一夜无人入眠，北京大学一共制作了3000多面旗子，计划印刷5万份的宣言，也只来得及印2万份。

　　如果此时有一部摄影机在夜空中俯瞰，从沙滩与北河沿一直往南，越过天安门广场、东交民巷与中华门，停在南新华街，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操场北端的西花厅里，会看到一场秘密会议刚刚结束。会议讨论主题是“对于中日的示威运动，本会应取何种态度？”

　　“本会”指的是当晚正式成立的，由同言社、健社扩大发展而来的“工学会”。到5月3日为止，工学会有会员55人，其中有10人是北京高师校外成员。工学会的灵魂人物，也是同言社与健社的发起人，是北京高师数学系四年级学生匡互生。校外的工学会成员，基本都是匡互生的湖南同乡。或许其他工学会成员还不知道，匡互生与北京大学的罗章龙、易克嶷等人，还组织了一个八所国立学校湖南籍学生为主体的“秘密行动小组”，平时都用化名。

　　早在确定5月7日示威游行时，秘密行动小组就达成共识：单纯的游行示威，不可能逼迫政府罢免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等“卖国贼”，必须有人实施暴力行动，才能震慑政府，促进收回胶济铁路。

　　秘密行动小组一直在做“暴力行动”的准备，探查曹、陆、章的住宅，查明行动的门路、进出的路线等等。比如曹汝霖在赵家楼的住址，就是从高师附小曹汝霖儿子处探听得到的。他们又集中到廊房头条胡同的照相馆，从那里陈列的政界名人照片中辨认曹、陆、章的长相。

　　据说，行动小组原来的计划，是5月7日学生集会抗议，同时国民外交协会会在中央公园举行国耻纪念大会，曹汝霖将应邀出席之际，当众刺杀曹汝霖，造成国际影响。（夏明钢《五四运动亲历记》）匡互生自幼习武，自然以他为首。三四位核心会员立下遗嘱，交代后事，准备好了牺牲自己。但计划有变，游行就在明天！游行的安排与细节尽皆知悉，工学会成立会议讨论的，是如何利用这次游行示威，达到暴打甚至刺杀曹、陆、章等人的目标。

　　仓促之间，无法搞到炸弹、手枪。（有一位同盟会的老会员答允为秘密行动小组提供一把手枪，未遂）工学会成员尽其所能，准备了些火柴、煤油放在身上（周予同《五四的前夕——悼互生兄》《五四回忆片断》《火烧赵家楼》均讲到此事，最早见于周予同《论五四·过去的五四》，《北京大学“五四”十四周年纪念特刊》，又见熊梦飞《忆亡友匡互生》）。

　　这是“五四”的前夜。关于明天，有的人想着一场“有纪律的抗议”（如傅斯年、段锡朋），有的人想着“联合北京所有的学生，组织一个永久的机构”，也有人想着“反抗人类的蟊贼而牺牲”的快乐。各怀心事，风云将起。

　　谁第一个打进赵家楼、划着火柴？

　　1919年5月4日下午，4时。

　　3000多学生齐集天安门广场，打算到美国公使馆递交请愿书，到日本公使馆抗议示威。没想到受阻东交民巷。于是有人高喊“大家到外交部去，大家到曹汝霖家里去！”这时候哪里有什么集体决定？连游行总指挥傅斯年都无法控制游行队伍。有人提出了明确的目标，正处于迷茫状态的学生队伍自然转了向。

　　如果我们不被几乎占据了所有明面上学生领袖位置的北京大学完全吸引了视线，会发现五四当天参与的十三个学校里，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是最积极的。他们第一批到达天安门广场（那时北京大学游行队伍还在沙滩校门处与蔡元培校长谈判），也是他们打出与“反对强权”、“抵制日货”、“还我青岛”截然不同的、目标明确的对联：

　　卖国贼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遗臭千古

　　卖国求荣，早知曹瞒遗种碑无字；

　　倾心媚外，不期章惇余孽死有头。

　　——北京学界泪挽

　　这副颇有创意的挽联就紧跟着两面五色国旗的后面，极为引人注目，同时也给了游行学生与围观市民一个明确的仇恨目标。这副挽联的作者是北京高师学生张润芝。张润芝是工学会成员。而数年之后，还有人在报上撰文，认为此联作者是匡互生。匡在北京高师的领袖地位，可见一斑。

　　而更为人注目的，是学生队伍经过一个半小时的郁闷行军，抵达赵家楼曹汝霖住宅时，遇到早已守候在那里的军警阻挡，这时候，谁第一个打进了赵家楼？又是谁点燃了震惊中外的那把火？

　　或许是亲眼所见，也或许是出于“争荣誉”的考量，罗家伦在回忆录中将第一个爬进赵家楼的人说成北大预理科学生蔡镇瀛，而傅斯年侄子傅乐成则将这份光荣献给自己的父亲傅斯博。但更多的亲历者回忆，都指认匡互生是第一个进入赵家楼的学生，或者他帮助下的高师同学：

　　互生纵身跃窗户，以拳碎其铁网而入，陈锡、钟巍、夏秀峰、易克嶷诸先生继之。互生方入，一巡警抱之，踣击于地，其他皆退避，门遂启。（熊梦飞《悼亡友匡互生》，1933）

　　大门旁边本有矮屋，大概是供佣人住的地方。屋有小窗，镶以玻璃，但也紧密闭着。当时，互生兄首先用拳头将玻璃打碎，从窗口爬进，将大门洞开，于是群众才一哄而进。（周予同《五四的前夕——悼互生兄》，1933）

　　此外，承认匡互生是“打进赵家楼第一人”的亲历者，还有北京大学的杨晦、北京高师的杨明轩、张作人、周予同等人。从回忆录来看，距离“五四”时间越久，匡互生打进赵家楼的细节越丰富，而是匡互生还是陈荩民最先进入曹宅，也呈现出一种调和的趋势。

　　匡互生在《五四运动纪实》中，完全没有提出自己是否首位进入曹宅的学生，只是说“那些预备牺牲的几个热烈同学，却乘着大家狂呼着的时候，早已猛力地跳上围墙上的窗洞上，把铁窗冲毁，滚入曹汝霖的住宅里去”。倒是对于放火一事，匡互生在五四运动后曾对同乡乐天宇“很谦虚地回答说：‘何功之有，不过划燃一根取灯儿（即洋火，北京当时名取灯儿）而已”。

　　不过，这根“取灯儿”从何而来？也有不同的说法。按罗章龙的说法，火柴、煤油都是头天已经准备好的，而俞劲回忆说还有大街上游行时，匡互生让他快跑去买盒火柴，他当时还奇怪匡互生又不吸烟，要火柴干吗？后来才恍然大悟。然而张石樵言之凿凿地说：“至今仍有不少人误把匡互生说成是烧国贼的放火者，这应该加以更正，真正放火者为俞劲（又名慎初）。我们不能为此而改写历史。”（《怀念五四壮士匡互生》）

　　匡互生是不是第一个打进赵家楼，恐怕很难说清，他打破玻璃窗应该是事实，但谁先跳进墙去，就不好说了。放火倒应该是蓄谋已久的举动，虽然随身带着煤油，却临时在大街上才买火柴，有些奇怪。5月4日，匡互生多次表示要向警局自首放火事实，换回无辜被捕的同学，都被身边朋友劝阻。（参见熊梦飞《忆亡友匡互生》等回忆文章）

　　匡互生的五四运动

　　周予同《火烧赵家楼》接着还讲了一个颇有意思的细节：放火的举动，被担任游行大会主席的北大学生段锡朋发觉，跑来阻止说：“我负不了责任！”匡互生毅然回答：“谁要你负责任！你也确实负不了责任。”此事也很难判断真假，但其中透露出的两派学生“道不同”，倒是当时的实情。

　　正如《国民》主编之一黄日葵分析的那样，北京大学学生中有两种倾向：“一种倾向是代表哲学文学一方面，另一种倾向是代表政治社会的问题方面。前者是新潮杂志社，后者是国民杂志社。”《新潮》与《新青年》编辑部的师长比较接近，定位也是学生刊物，而《国民》则近于社会杂志，与传媒界的关系较深。匡互生基本属于《国民》阵营，但更激进，秘密行动小组中很多人也都是《国民》杂志的编辑成员，如易克嶷，还有同属新民学会的一帮湖南人，如罗章龙。

　　匡互生年龄不小，又从小习武，为人急公好义，果断决绝，在北京高师自然便成为学生领袖。他十岁时，就在家乡湖南邵阳经受过饥荒。十三岁入长沙邵阳中学，因为在作文里痛斥袁世凯委任的湖南督军汤芗铭，引来军警抓捕，后被迫隐匿山林，改名换姓才得以存活。匡互生在“五四”期间表现突出，让他成为“箭垛子”式人物，各种传说都往他身上附会。

　　可以确定的是，五四事件呈现如此的面目，跟匡互生为首的工学会、秘密行动小组等组织的预谋与筹划，关系紧密。一是将学生运动的指向，从泛泛的“外争国权”，具体化为针对个人的“内惩国贼”；二是在东交民巷受阻时，呼吁学生队伍转向赵家楼；三是在军警保护下，以暴力形式闯入赵家楼，并纵火殴人，令学生运动变为政治事件、法律事件。几乎可以说，五四运动的爆发与行进，不在傅斯年、段锡朋等人的想象中，倒是在匡互生、易克嶷、罗章龙这些湖南人的轨道上一路向前。

　　匡互生等人并不怕杀人放火，他们已经做好被抓偿命的准备，他们不怕做第二个谭嗣同。他的这种一往无前的决绝精神，在五四运动后的教育事业中也展露无遗。他破格任用没有学历的毛泽东为湖南第一师范教员，又曾为一位学生黄源上体育课戴毡帽的权利，辞去白马湖春晖中学的教职，与丰子恺、朱光潜等朋友在上海创立立达学园。创办立达学园时，他曾找过黎元洪捐款，黎元洪派副官接待，以计划自办大学为借口，只捐20元。匡互生拒不接受，欲拂袖而去，经副官力劝才勉强收下。

　　匡互生还曾组织中韩互助社，为此得到大韩民国流亡政府的感谢状。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日军入侵上海，匡互生掩护韩国志士30余人，混入立达学园师生，自上海疏散至无锡。4月，日本军民齐聚虹口公园，庆祝天皇诞辰，在匡互生的暗中支援下，韩国志士尹奉吉潜入会场投掷炸弹，当场炸死侵华日军司令白川义则大将等人，日本总领事重光葵重伤。这种举措，与匡互生在五四运动中的思路，实如出一辙。

　　匡互生只活了42岁，但他像一颗划过夜空的炽热流星。1925年，因为有人在一次五四纪念会上说“五四运动是乌合的一场闹剧”，匡互生拍案而起，会后又撰写《五四运动纪实》一文，刊发于《立达半月刊》，嗣后结集成书。在文末，匡互生列出了七点结论（一般的五四运动回忆录都没有收入）：

　　（一）五四运动不是偶然发生的，是有酝酿很久的原因的。

　　（二）五四运动虽然没有生命上的牺牲，但最初真正预备牺牲的实在有二十余人之多，并且因为预备牺牲者努力的结果，便引起其他多数的预备牺牲者，所以运动的力量就因此增大了。

　　（三）五四运动能使无论什么——惟利是视的商人，杀人不眨眼，休戚无关于的外国人以及平时只知有命令，不知有公道正义的警察等——都受感动的，就在于运动者有牺牲的决心。

　　（四）五四运动不是一班青年最初就能全体赞成的，而且最初还受过许多人的强烈反对。

　　（五）五四运动所以不为军人政客的诈术所破坏所污辱的就在大家所抱的目的是非常地正大光明，并且完全是公共的。

　　（六）五四运动所以能够持久就在于平时有团体的锻炼，临时有相当的组织。

　　（七）五四运动所以能使奸滑狡狯的政府穷于应付的，就在于运动者的思想超出政府的思想上，因而根据思想所发生的计划也就超出政府的预料以外了。

　　匡互生认为，如果不依照上述的结论而“妄作主张”，只会导致“轰轰烈的五四运动的精神就澌灭殆尽，甚至于一切罪恶都假这群众运动的名词以行”。此种感慨，早在1919年夏末，匡互生就已经对好友熊梦飞发出了这样的感慨：

　　“七月后纯洁之民众运动，渐为投机者借以风头，失却大众信仰，而政府颇知应付之方，旧调不可复弹矣！”

　　这就是匡互生理想中的五四运动：一个“纯洁之民众运动”。他是一位无政府主义者，他从来没有因为“打进赵家楼第一人”得到过什么。1945年秋，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时会见巴金，谈到匡互生时说“他是一个苦行僧”。从“五四”前后，匡互生就已经是如此了。

（作者系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延伸阅读

胡适对五四运动的历史诠释

作者：欧阳哲生

节选自《东方历史评论》

与革命对话：胡适看"五四"运动

有关胡适与"五四"运动的关系以及他在运动中的表现，已有论者作了详尽的研究，我在《自由主义之累》一书中也涉及这一问题。比较一致的看法是：胡适是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但并不是"五四"事件的策动者，他在"五四"发生以后，对学生运动持支持和赞助的态度，这是有据可查的事实。现在的问题是，胡适在以后的历史时期如何解释这场运动？大体说来，胡适对"五四"运动的看法可分为三个阶段，每一阶段的关注焦点略有差异，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他的思想重心的变迁和转移。

1920年"五四"一周年之际，胡适与蒋梦麟联名发表《我们对于学生的希望》一文，一方面肯定"五四"以后一年来学生运动的五大成绩，即"引起学生的自动的精神"；"引起学生对于社会国家的兴趣"；"引起学生的作文演说能力，组织的能力，办事的能力"；"使学生增加团体生活的经验"；"引起学生求知识的欲望"，并为学生运动辩护道："在变态的社会国家里，政府太腐败了，国民又没有正式的纠正机关（如代表民意的国会之类）。那时候，干涉政治的运动一定是从青年的学生界发生的。汉末的太学生，宋代的太学生，明末的结社，戊戌政变以前的公车上书，辛亥以前的留学生革命党，德国革命前的学生运动，印度和朝鲜现在的运动，中国去年的'五四'运动和'六三'运动，都是同一个道理，都是有发生的理由的"。另一方面，也指出学生运动"是非常的事，是变态的社会里不得已的事，但是他又是很不经济的不幸事"。罢课在精神上的损失包括："（一）养成依赖群众的恶心理"，"（二）养成逃学的恶习惯"，"（三）养成无意识的行为的恶习惯"。因此，胡、蒋两人对于学生的希望"从今以后要注意课堂里，操场上，课余时间里的学生生活；只有这种学生活动是能持久又最有功效的学生运动"。

1921年5月2日，胡适为纪念"五四"两周年，又发表了《黄梨洲论学生运动》一文，文中介绍了明末思想家黄宗羲对学生起事的看法，特别提到"理想的学校应该是一个造成天下公是公非的所在。"表示"我的意思只是因为黄梨洲少年时自己也曾做过一番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他著书的时候已是六十岁的人了，他不但不忏悔他少年时代的学生运动，他反正正经经的说这种活动是'三代遗风'，是保国的上策，是谋政治清明的唯一方法！这样一个人的这番议论，在我们今日这样的时代，难道没有供我们纪念的价值吗？"显然，这篇文章是胡适对学生运动的辩护词。

1925年5月爆发了"五卅"运动，学潮又起。面对风起云涌的学生运动，胡适又写下了《爱国运动与求学》一文，文中特别提到"我们观察这七年来的'学潮'，不能不算民国八年的"五四"事件与今年的五卅事件为最有价值。这两次都不是有什么作用，事前预备好了然后发动的；这两次都只是一般青年学生的爱国血诚，遇着国家的大耻辱，自然爆发；纯然是烂缦的天真，不顾利害地干下去，这种'无所为而为'的表示是真实的可爱的。许多学生都是不愿意牺牲求学的时间的，只因为临时发生的问题太大了，刺激太强烈了，爱国的感情一时迸发，所以什么都顾不得了"。在肯定学生的爱国热情的前提下，又指出"但群众运动总是不能持久的。""所谓'民气'，所谓'群众运动'；都只是一时的大问题刺激起来的一种感情上的反应。"因此"我们要为全国学生下一转语：救国事业更非短时间所能解决，帝国主义不是赤手空拳打得倒的；'英日强盗'也不是几千万人的喊声咒得死的。救国是一件顶大的事业，排队游行，高喊着：'打倒英日强盗'，算不得救国事业；甚至于蹈海投江，杀身殉国，都算不得救国事业。救国的事业须要有各色各样的人才，真正的救国的预备在于把自己造成一个有用的人才"。

胡适

由上观之，这时期胡适对"五四"运动主要是从狭义的角度去阐释。他对学生运动的观点可归纳为两点：一是肯定学生主持社会正义的热情和学生运动的爱国性质，鼓励学生有效地参与社会政治事务；这与胡适本人对政治的态度是一致的。他对政治有一种"不感兴趣的兴趣"，他受杜威的影响，认为知识分子对社会政治应有责任感，事实上胡适本人创办《努力》，为《现代评论》写政论，宣传杜威的社会政治学说，也是希望在这方面有所作为。二是他对学生运动的发生和规模也作了有条件的限制，他不希望滥用学生运动这种"很不经济的事"。这又与他对学生运动干预政治，政治反过来又操纵利用学生的循环有所警觉有关。蒋梦麟曾在《西潮》一书中回忆起二十年代的学生运动，提到学生因"五四"运动的成功而渐渐失去理性的控制，滥用罢课这种极端的手段，不但向政府、外国列强示威，而且拿学校管理部门和教师"作为战斗的对象"。这自然影响了学校的正常教学秩序。当时，部分在学校任职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此感到不满，蔡元培、蒋梦麟、胡适等人都曾出面疏导。胡适对学生运动的这种矛盾态度使他对"五四"运动的积极意义只能作有条件的发挥和说明。

第二阶段从二十年代末到三十年代中期。1927年，国民党借国民革命之力建立了新政权，但它上台后，就对异己力量表现出极不容忍的态度。无论是以新文化运动领袖的资格，还是从自由主义的立场出发，胡适都无法接受这种以"革命"名义出现的新式独裁，他先后创办《新月》、《独立评论》，倡言人权、民主和思想自由，并就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性质、意义重新作出创获性的解释。

1929年10月，胡适发表《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一文。文中就新文化运动提出了两个重要论点：一是"新文化运动的一件大事业就是思想的解放。我们当日批评孔孟，弹劾程朱，否认上帝，为的是要打倒一尊的门户，解放中国的思想，提倡怀疑的态度和批评的精神而已。但共产党和国民党合作的结果，造成了一个绝对专制的局面，思想言论完全失去了自由"。对大革命以后上升为主流的革命话语公开提出批评。二是"新文化运动的根本意义是承认中国旧文化不适应于现代的环境，而提倡充分接受世界的新文化。""新文化运动的大贡献在于指出欧洲的新文明不但是物质文明比我们中国高明，连思想学术、文学艺术、风俗道德都比我们高明得多。陈独秀先生曾指出新文化运动只是拥护两位先生，一位是赛先生（科学），一位是德先生（民主）。吴稚晖先生后来加上一位穆拉尔姑娘（道德）。"而具有"极端民族主义倾向"的国民党自始便含有保守的性质，便含有拥护传统文化的成分。"因为国民党本身含有这保守性质，故起来了一些保守的理论。这种理论便是后来当国的种种反动行为和反动思想的根据了。"对国民党在文化领域怂恿保守的民族主义思潮给予了批驳。

1935年5月，为纪念被时人冷淡的"五四"，胡适接连发表了《纪念"五四"》和《个人自由与社会进步--再谈"五四"运动》两文。在《纪念"五四"》一文中，他回顾了"五四"运动的经过，对新文化运动如何由文化思想层面衍及政治层面的原初动力作了解释。特别提到蔡元培先生于1918年11月在北京天安门所作《黑暗与光明的消长》的演说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的"十四原则"对中国知识分子的鼓励和引导作用。爱国青年学生"他们赤手空拳替国家民族争回了不少权利。因为如果没有他们的'五四运动'，我们的代表团必然要签字的。签了字，我们后来就不配再说话了。"文后赞成孙中山先生对"五四"运动的评价，结语说："我们在这纪念"五四"的日子，不可不细细想今日是否还是必有'赖于思想的变化'，因为当年若没有思想的变化，决不会有'五四运动'。"在《个人自由与社会进步》一文中，胡适除了再一次回顾"五四"运动的来龙去脉及其历史意义外，又就自由主义与"五四"运动的关系作了说明。该文以张熙若先生纪念"五四"的一篇文章《国民人格之修养》为引言，张从广义的角度理解"五四"运动。他认为"五四"运动的意义是思想解放，思想解放使得个人解放，个人解放产出的政治哲学是所谓个人主义的政治哲学。他充分承认个人主义在理论上和事实上都有缺点和流弊，尤其在经济方面。但他指出个人主义有它的优点：最基本的是承认个人是一切社会组织的来源。他又指出个人主义的政治理论的神髓是承认个人的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对张的这些观点，胡适"大致赞同"。并点明张所谓"个人主义"其实就是"自由主义"。胡适重申："我们在民国八、九年之间就感觉有仔细说明意义的必要。无疑的，民国六、七年北京大学所提倡的新文化运动，无论形式上如何五花八门，意义上只是思想的解放与个人的解放。"伴随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出现以及社会主义思潮流入中国，知识界出现了一股强劲的否定个人主义的潮流，对此胡适反驳道"平心说来，这种批评是不公道的，是根据于一种误解的。他们说个人主义的人生观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人生观。这是滥用名词的大笑话。难道在社会主义的国家里就可以不用充分发展个人的才能吗？难道社会主义的国家里就用不着有独立自由思想的个人了吗？难道当时辛苦奋斗创立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仁人志士都是资本主义的奴才吗？"他重提"五四"时期在《易卜生主义》一文中说过的一句老话："一个新社会、新国家，总是一些爱自由爱真理的人造成的"。

在这篇文章中，胡适还进一步探讨了"五四"运动与"民国十五六年的国民革命运动"的区别至少有两点："一是苏联输入的党纪律，一是那几年的极端民族主义"。"苏联输入的铁的纪律含有绝大的'不容忍'（Intoleration）的态度，不容许异己的思想，这种态度是和我们'五四'前后提倡的自由主义很相反的。""'五四'运动虽然是一个很纯粹的爱国运动，但当时的文艺思想运动却不是狭义的民族主义运动。蔡元培先生的教育主张是显然带有'世界观'的色彩的。《新青年》的同人也都很严厉的批评指斥中国旧文化。""但孙中山先生屡次说起鲍洛庭同志劝他特别注重民族主义的策略，而民国十四、五年的远东局势又逼我们中国人不得不走上民族主义的路。十四年到十六年的国民革命的大胜利，不能不说是民族主义的旗帜的大成功。"据此，胡适认定"十五、六年的国民革命运动是不完全和'五四'运动同一个方向的"。

从胡适这一阶段的文字中可以看出一个明显的思想倾向，他将"五四"运动注入了强烈的自由主义色彩，并与此后的"国民革命"和国民党新政权加以区分，强调它们之间的对立。而隐含在这些观点之后，胡适实际上设定了一个对话对象——革命话语系统。他批评"铁的纪律"，提倡思想自由；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主张面向世界的开放意识，都是为了与革命话语争夺话语权力。职是之故，胡适对新文化运动也好，"五四"运动也罢，都作了充分肯定。

第三阶段是五十年代以后，此时大陆易帜，毛泽东从建构新的意识形态出发，组织了"胡适大批判"运动，许多知识分子纷纷与胡适划清界限；国民党政权退居台湾后，对自由主义者也是或公开打压，或幕后怂恿攻讦，双方的矛盾愈演愈烈。面对自由主义不得伸展的困境，胡适重新反省"五四"运动。

胡适晚年在口述自传中用整整三章的篇幅叙述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历史。与前两个阶段不同，在这里他将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区别开来。关于新文化运动，胡适给其一个特定名称--"中国文艺复兴运动"。这个名称并非胡适的发明，"五四"时期《新潮》的英文刊名即为"Renaissance"（文艺复兴），胡适1933 年在美国芝加哥大学演讲介绍新文化运动，他使用的英文题目也是"The Chinese Ren-aissance"（中国文艺复兴运动），他晚年之所以特别强调使用这个名称，除了英文叙述的方便外，还有其特殊的意义：

其一，人们通常理解新文化运动，受激进主义的反传统主义影响，往往容易强调其与中国传统文化对立的一面，忽略其与历史联系的一面。胡适使用这个词汇，是为便于从中国人文传统自身演变的视角理解新文化运动，这一点在他以《中国文艺复兴运动》、《中国传统与将来》为题的两次演讲中得以充分展现。

其二，人们往往局限从政治文化的角度理解新文化运动的意义，结果导致一种新的意识形态的重构，这与新文化运动的初衷并不相符。胡适指出它的深层意义是追寻人文主义、人道主义、人本主义，故他重申新文学是"人的文学"、"自由的文学"。

其三，新文化运动在其发展过程中，陈独秀"必以吾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胡适以为这种"启蒙的敲诈"是激进主义那种极不容忍的革命精神的典型表现，他坚持自己当初的主张，即新文化的发展只能是自由讨论，循序渐进。因而他力避使用为法国大革命开路的"启蒙运动"这一词眼，后者更具有革命的气质。关于"五四"运动，胡适虽然肯定了"这项学生自发的爱国运动的成功"完成了两项伟大的政治收获，但以他所说的"中国文艺复兴运动"这个文化运动的观点来看，"实是这整个文化运动中的，一项历史性的政治干扰。它把一个文化运动转变成一个政治运动"。胡适第一次提及"五四"时期他与李大钊之间的"问题与主义"之争，是他与马克思主义者冲突的"第一个回合"。他解释说：李大钊"所说的一个社会的解决必须依赖该特殊社会里的大多数人民所支持的群众运动，所以他是从一个革命家，一个社会革命家的信徒的立场出发的。"与他所考虑的"主义"这个问题并不相干。胡适还谈及"五四"时期提出的"民主"与"科学"两大口号，他对从苏俄输入的新式"民主"不以为然，认为民主在中国被人曲解，因此他又特加说明"民主是一种生活方式，是一种习惯性的行为。科学则是一种思想和知识的法则。科学和民主两者都牵涉到一种心理状态和一种行为的习惯，一种生活方式。"他从中国文化史的范畴论述了科学精神和科学法则的真实内涵。在《中国文化里的自由传统》、《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的一个新看法》、《中国哲学精神里的科学精神与科学方法》等文中，他甚至试图说明中国人文传统与现代意义的民主、科学并不冲突。

胡适晚年在他的演讲和政论中一再重复。说明上述论点，其言至诚，其语则哀。由于它是在自由主义退处边缘以后发出的一种争辩，当时产生的影响力已极为有限。它内含的思想价值和合理内核，也只能留待后人去挖掘和评估。

综上所述，胡适对"五四"运动在不同阶段透视的侧重面不同，陈述的观点也略有差异，但贯穿于其中的基本立场并没改变，这就是自由主义的立场。同时，从胡适的观点表述中，我们可以看出，他都设置了一个或明或暗的对话对象--革命话语系统。这与他在其他文化论战的主要对象似有差异，他在文化方面的论敌主要是文化保守主义，后者建构了一个反"五四"话语系统。保守主义虽在文化方面仍有一定市场，但政治上却失去了感召力。在现代中国，政治上真正得势的是激进主义，随之出现的革命话语也成为一种更具诱惑力的话语。因此，由于"五四"运动本身就是一次政治运动，新文化运动也有其政治文化的内容，"五四"运动这一历史题材所具备的政治意义就不显自明了。胡适把革命话语作为自己的对话对象的理由也在此。革命话语系统在大革命以后上升为主流地位，成为一种强势话语。它不但不否定"五四"，反而强化"五四"运动的革命性色彩。对此，胡适始终存有一种戒慎恐惧的心理。他理解"五四"，也认同"五四"，但他深知如不把"五四"的意义从理性化的角度加以适当的解释，对新文化运动的历史意义和真实内含予以深刻挖掘，"五四"运动的内在局限就会放大，它本应有的历史里程碑意义也终将丧失。正因为如此，胡适才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就"五四"运动的现代意义作出诠释。

从胡适的叙事方式看自由主义的话语特点

胡适对"五四"运动的历史诠释，是自由主义渐进话语系统的一个典型文本（Text）。通过对这个文本的叙事方式的解剖，我们可以了解自由主义的渐进话语系统有别于激进主义的革命话语系统的基本特点。

首先是幽暗意识。张灏先生曾在《幽暗意识与民主传统》一书中对幽暗意识与自由主义的关系作过精辟论述。"所谓幽暗意识是发自对人性中或宇宙中与始俱来的种种黑暗势力的正视和省悟：因为这些黑暗势力根深蒂固，这个世界才有缺陷，才不能圆满，而人的生命才有种种的丑恶，种种的遗憾"。自由主义"珍视人类的个人尊严，坚信自由与人权是人类社会不可或缺的价值。但它同时也正视人的罪恶性和堕落性，从而对人性的了解蕴有极深的幽暗意识。因此这种自由主义对人类的未来是抱有希望的，但这希望并不流于无限的乐观和自信。它是一种充满了'戒慎恐惧'的希望。这种把对人类的希望和幽暗意识结合起来的自由主义，并不代表西方自由主义的全貌，但从今天看来，却是最有意义、最经得起历史考验的一面"。从这个意义上，丘吉尔曾说过一句名言："民主是一个最坏的制度，但是今天还没有更好的制度，所以我选择了民主"。

不管是从广义的角度，还是从狭义的角度去理解"五四"运动，它都包含了复杂的、甚至相互矛盾的因素，其中的局限自然也不可避免。"五四"运动本身内在的这一复杂情形，决定了阐释它的话语的多样性。激进主义可以紧扣"五四"特有的反叛精神，构造自己的革命话语；民族主义可以利用它高涨的爱国情绪，为推动新的民族主义运动提供思想资源；自由主义自然也可以它表现的自由、解放精神，形成自己的具有民主气质的渐进话语系统；保守主义则抓住其某些对民族文化的虚无主义言词和推崇西方文化的形式主义倾向，制造了一个反"五四"话语系统。"五四"运动作为一场意义广泛、内含丰富的伟大运动，它犹如一个结，此前的历史传统在这里被收拢，此后的思想流派则由此发源。以"五四"运动为源头的各大思想流派在构建自己的"五四"话语中，都与现实的社会政治斗争、文化思想争辩交织在一起，因而所谓"五四"话语和"五四"传统不仅是对历史的叙述，而且参与现实的实践。面对"五四"话语的这种复杂情形，胡适潜意识中有一种"戒慎恐惧"的心理。他一方面希望继承"五四"运动的自由、解放精神，一方面又忧虑青年学生的政治热情泛滥，形成一种"不容忍"的革命浪潮；他肯定"五四"运动的爱国性质，赞扬学生的爱国激情，但又害怕学生的爱国热情膨胀，成为新的排外主义运动或狭隘的民族主义运动的思想资源；从他最初对学生运动提出理性化的要求，到他强调"五四"运动的自由主义性质，再到他晚年反省"五四"运动，称它是"一项不幸的政治干扰"；我们可以看出，胡适始终将"五四"运动作低调处理。这与激进主义的革命话语的高调处理形成对比。陈独秀盛赞"五四"运动的"直接行动"和"牺牲的精神"；毛泽东高度评价"五四"运动"是一次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帝反封建运动"，它为大革命准备了思想，准备了干部。

二是自由意识，胡适阐释"五四"运动始终取自由主义立场，他对运动的认同和肯定主要也是个性解放、思想自由。胡适不可更改的立场，使他不愿也不赞成对"五四"运动作他种处理。当张熙若这样一位自由主义学者，由于不自觉地受到三民主义的影响，将"五四"运动与后来的"国民革命"相提并论时，胡适立即表示了反感和否认，指出两者之间的两点区别。

通读胡适有关"五四"运动的论述，可以发现他所使用的语汇与革命话语确有分歧。胡适在描述新文化运动时，尽管他力持以新文化反对旧文化的态度，但他绝口不提新文化运动是一次启蒙运动。他喜欢采用另一个名称：中国文艺复兴运动。胡适叙述"五四"运动，尽管他肯定这是一次青年学生的爱国运动，但他从不形容其为"救亡运动"。胡适是一个自由主义者，对民主政治由衷地追崇，但他从不认为新文化运动或"五四"运动属于"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他对运动的性质作了严格的限制：思想自由，个人主义。

"启蒙"、"救亡"、"民主主义革命"这些语汇都是伴随着激进主义的革命话语系统的形成和逐渐成熟所出现的一套语汇。这套语汇和与之相关的理论表述在三十年代中期的新启蒙运动中得到较为系统的展现。这套语汇的形成与当时的语境（即三十年代的历史情境）密切相关。张申府、陈伯达、艾思奇、何干之等是新启蒙运动的主要理论发言人。他们的理论研究，尤其是陈伯达和艾思奇两位的著作，对毛泽东有很大的影响，毛泽东在三、四十年代有关"五四"运动的论述基本上沿袭了他们的观点。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启蒙运动是革命话语系统的"五四"本文之形成的重要基础，如果要研究革命话语的"五四"运动史的话，陈独秀不过是最初的环节，新启蒙运动处于更为关键的地位。

三是开放意识。"五四"运动是一次爱国运动，但胡适没有局限于从民族主义的角度来理解它，在考察"五四"事件的历史背景时，胡适特别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新形势对中国知识分子的鼓动作用。在引申近代民族主义典范时，他喜欢征引德国学者费希特创办柏林大学、发表《告德意志民族书》的事例，而对义和团式的排外则持拒斥的态度。

国民党的"党化教育"的主要内容是三民主义，三民主义的第一项主张就是民族主义。在《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一文中，胡适回顾了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发展，对国民党三民主义中保守的一面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说："中国的民族主义的运动所以含有夸大旧文化和反抗新文化的态度，其根本原因也是因为在外力压迫下，却有点不甘心承认这种外力背后的文化，这里面含有很强的感情作用，故偏向理智的新文化运动往往抵不住这种感情的保守态度，国民党里便含有这种根据于民族感情的保守态度，这是不可讳也不必讳的事实。国民党的力量在此，他的弱点也在此。"孙中山先生本来是一个基督徒，是一位世界主义者，"但他的民族思想很强，到了晚年更认定民族主义是俄国革命成功的要素，故在他的《三民主义》第四第六讲里很有许多夸大中国古文化的话。"不料孙中山先生当时随便说出的话，包括一些批评新文化运动的议论，后来被人整理成为国民党的"圣经"，结果"这种一时的议论便很可以助长顽固思想，养成夸大狂的心理，而阻碍新思想的传播。"

民族主义毕竟是近代中国救国强国不可或缺的思想资源。如何从现代意义的高度去升华民族主义，这是务必思考和解决的问题。胡适区分了民族主义的三种形式："最浅的是排外，其次是本国固有的文化，最高又最艰难的是努力建立一个民族的国家。因为最后一步是最艰难的，所以一切民族主义运动往往最容易先走上前面的两步。""五四"运动的现代意义在于它不是重复传统的排外主义，而是重建一个现代的民族国家。胡适还特别点明大革命的民族主义性质，指出"济南惨案以后，九一八以后，极端的叫嚣的排外主义稍稍减低了，然而拥护旧文化的喊声又四面八方的热闹起来了。这里面容易包藏守旧开倒车的趋势，所以也是很不幸的。"从胡适的这些议论中，可以看出他并不反对民族主义，但他对狭隘的排外主义却保持警醒的态度。

胡适对"五四"运动的历史诠释所呈现的上述特点，使其形成了一套与激进主义相别的话语系统。但从另一方面看，自由主义的"五四"话语并不成熟。在现代中国，自由主义对自由与秩序关系欠缺有力的阐释，它与民族主义始终存在一种内在紧张，这在一个外有列强压迫，内又渴望国家强大的时代来说，不能不说是自由主义的内在限制。以胡适的"五四"话语为例，他虽然突显了思想自由的现代意义，但却忽赂了政治启蒙的社会功用，以至具有社会政治意义的自由、民主等范畴，在文化思想以外的领域，得不到广泛的认同。"五四"运动是一次空前的民族觉悟，胡适对其中所包含的丰富的民族主义资源不仅未能加以开掘和利用，反而严加限制。这也可以说是自由主义的"五四"话语处于弱势话语的一个重要原因。

上世纪八十年代，在大陆学术界研究"五四"运动史的过程中，曾经流行一种观点：即"五四"以后出现了"救亡压倒启蒙"的情势，或者直白地说是反帝代替了反封。这种观点一方面力图在可能的范围内揭示激进主义的"五四"传统的内在局限，一方面在学术语言上又表现出与革命话语相衔接的矛盾。现在，这个问题的症结终于得以解开。如我们对"五四"话语的构成作全面分析，显而易见，自由主义的渐进话语也构成"五四"话语系统的一部分。现代中国历史的实际情形是激进主义的革命话语系统上升为主流地位，从而排挤甚至是吞噬了包括自由主义在内的其他流派。一边倒的情形不仅使各大流派之间的文化制衡格局被破坏，而且使革命话语本身也失去了理性的控制。因此所谓"救亡压倒启蒙"与其说是"五四"运动所致，不如说是革命话语系统内部出现的一种偏颇。从这个意义上说，站在今天的历史高度重新反省"五四"运动，除了对"五四"运动本身应作历史的客观叙述外，更重要的是对覆盖在"五四"运动之上的话语系统予以细致的清理。拨开历史的迷雾，消除以往激进主义话语的偏见，对包括自由主义在内的"五四"话语的合理内核予以开掘和阐释。如此，以民主科学为内含的"五四"传统才会真正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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