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自《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
没有无数细节的充实，五四运动的“具体印象”，难保不“一年比一年更趋淡忘了”。没有“具体印象”的五四，只剩下口号和旗帜，也很难让一代代年轻人真正记忆。提供足以帮助读者“回到现场”的细节与画面，对于五四研究来说，并非可有可无。
谈论影响整个20世纪中国人精神生活与社会变迁的五四运动，思路及策略千变万化:可以长时段研究，也可以瞬间描述；可以全景透视，也可以私人叙述；可以理性分析，也可以感性复原。
鉴于有关五四的研究成果多偏于前者，本文希望拾遗补阙，关注“瞬间”“私人”与“感性”，希望从具体而微的角度，展现那不大为今人关注的另一种五四风貌。
五四游行的13所学校三千余名学生概览图
本文假定读者对五四运动的产生与发展已有总体印象，需要了解的是，5月4日那天发生在北京天安门前的政治抗议的具体细节。
在众多关于五四运动的描述中，我选中《晨报》1919年5月5日题为《山东问题中之学生界行动》的文章，作为基本的叙事线索。
因其系记者的“现场报道”，虽也有明显的倾向性，但比起日后各路人马越来越丰富的追忆，显然更接近“真相”——假如承认有“真相”一说的话。
以下的叙述，先引一段上述《晨报》文字，而后才是我的考辨与发挥。希望如此古今重叠，能帮助我们穿越历史时空，重睹当年情景。
花开春日
昨日为星期天，天气晴朗，记者驱车赴中央公园游览。至天安门，见有大队学生，个个手持白旗，颁布传单，群众环集如堵，天安门至中华门沿路，几为学生团体占满。记者忙即下车，近前一看……
1919年的5月4日乃“星期天”，这点至关重要。因为，学生之所以游行至东交民巷，目的是向美英等国公使递交说帖，表明誓死收回山东权益的民意，并“请求贵公使转达此意于贵国政府、于和平会议，予吾中国以同情之援助”。
寄希望于美、英等国主持公道，是否过于天真，这且不论。倘若并非星期天，起码美国公使可以出面接纳说帖，若如是，学生之激愤将得到很大缓解，事件很可能不会进一步激化。
无论是当时文件，还是日后追忆，都表明学潮的组织者事先并无“火烧赵家楼”的计划。
历史本来就是“万花筒”，充满各种偶然因素。当初事态紧急，群情激昂，没人顾及星期天是否有人接受说帖这样的细节，后人更无另做假设的权利。相对于无可争辩的“星期天”，伸缩度很大的“天气晴朗”，更值得留意。
一心救国的青年学生，不会分心考虑阴晴冷暖；可游行当天的天气情况，切实制约着大规模群众集会的效果。尤其是集会天安门前、受气东交民巷、火烧赵家楼等戏剧性场面，实际上都与天气状况不无关系。
更何况，对于后人之进入五四的规定情境，需要虚拟的，第一便是此并非无关紧要的“天气晴朗”。
五四那天的天气，不受时人及史家的关注。不像6月3日——那天北京学生大规模上街演讲，军警包围北大三院，将其作为临时监狱——竟以“狂风怒号”、“黑云遮天”进入史册。
军警捕人与狂风怒号，二者刚好配对，很容易大做文章。先是6月5日《晨报》发表的“时评”《咳，这是什么景象》:
前天下午，北京的天气，忽然间大变起来，狂风怒号，阴云密布，继之以打雷，闪电，下雨，一时天地如晦。本馆的电话也坏了，电灯也灭了。
记者这个时候，不禁发了悲天悯人的感想。何以故呢？因为当老天大怒的时候，正是那几百位青年学生被围的时候。记者此时想到北河（沿）一带的光景，不觉于电光闪闪之中，发了一声长叹，说道:咳！这是什么景象。
接着，6月8日出版的《每周评论》25号，又有陈独秀的《六月三日的北京》，提及政府派军警抓捕上街演说的学生:
这时候陡打大雷刮大风，黑云遮天，灰尘满目，对面不见人，是何等阴惨暗淡！
这既是写实，也属象征，特别适合表达某种政治倾向。故史家在论及“六三”时，均喜欢引用陈等颇带文学色彩的描述。
6月3日那天确有风雨，但似乎不像《晨报》记者和陈独秀说的那么严重。《鲁迅日记》对天气的记载，历来很仔细。那天的日记是:“晴，下午昙。同徐吉轩往护国寺一带看屋。晚大风一阵后小雨。”
同样依据《鲁迅日记》，我们可以大致复原1919年5月初的天气:1日有雨，2日放晴，3日夜里起风，4日“昙”（即多云）。这样的天气，无疑很适合室外活动。
1919年的5月4日，农历四月初二，立夏前两天，气候宜人。旧京风俗，四月初一至十五，妙峰山举行庙会，据称“香火之盛，实可甲于天下矣”（《燕京岁时记》）；另一盛事则是四月初八的浴佛会，“街衢寺院搭苫棚座，施茶水盐豆，以黄布帛为悬旌，书曰普结良缘。”（《帝京岁时纪胜》）
五四时期的中国，古都北京的气候及习俗，与清代没有多大变异。春夏之交，依然最值得留恋，最适合于郊游。
就像郁达夫所说的，北国的春天，来得迟，去得早:“春来也无信，春去也无踪，眼睛一眨，在北平市内，春光就会同飞马似的溜过。屋内的炉子，刚拆去不久，说不定你就马上得去叫盖凉棚的才行。”（《北平的四季》）
正因为北京的“春光”稍纵即逝，“踏青”成了雅俗共赏的游戏。称“妙峰山虽热闹，尚无暇瞻仰”（《北平的春天》）的周作人，对北京人之热心于游春，颇为欣赏。
只是1919年的5月，国难当头，绝非表达文人雅兴的恰当时刻。可有趣的是，日后回忆，时常会带出春天的芬芳。五四当天被捕的学生之一杨振声，日后撰写文章，称:“五月四日是个无风的晴天，却总觉得头上是一天风云。”（《回忆五四》）
这“一天风云”的说法，大概属于象征，与鲁迅日记中的“多云”没有多大关系。另一个北大学生范云，风云之外，终于注意到周围环境:“一九一九年的五月初，在北京是春暖花香的日子，人们的爱国热情也在一天天地高涨。”（《五四那天》）还是不满足于写实，非要将“春暖花香”作为“爱国热情”的起兴不可。
大概也只有文学家，才会如此关注这些日常生活细节。冰心四十年后追忆，念念不忘的是“那天窗外刮着大风，槐花的浓香熏得头痛”（《回忆五四》）。王统照的描述更仔细：
天安门前，正阳门里大道两旁的槐柳，被一阵阵和风吹过摇曳动荡，而从西面中山公园（那时叫中央公园）的红墙里飘散出来各种花卉的芬芳，如在人稀风小的时候，也还可以闻到。（《回忆北京学生五四爱国运动》）
当然，就像王统照补充说明的，那天学生们并没有赏花的“闲情逸致”，一心想着的是“国亡了，同胞起来呀”。可对于复原历史事件的现场气氛，红墙里飘散出来的芬芳，并非可有可无的闲笔。
清末民初的北京城，“本来就是一个只见树木不见屋顶的绿色的都会”，春天里，最让郁达夫难以忘怀的，就是“城厢内外的那一层新绿，同洪水似的新绿”（《北平的四季》）。
对于代表着春天的花木之鉴赏，北京人历来十分敏感。所谓“花名玫瑰，色分真紫鹅黄；树长娑罗，品重香山卧佛”（《帝京岁时纪胜》）；或者“四月花开时，沿街唤卖，其韵悠扬；晨起听之，最为有味”（《燕京岁时记》）。
而据《中央公园廿五周年纪念刊》所列“本园花信表”，自4月中旬至5月中旬，该公园依次有下列花开迎宾:紫丁香、山芝兰、杏花、白丁香、紫荆、海棠、榆叶梅、月季、黄刺梅、藤萝、白牡丹、各色牡丹、蔷薇、芍药、玫瑰等。“纪念刊”出版于十多年后，可“花信”不会有多大改变。
可惜的是，1919年的春天，却被北京人普遍冷落。迫在眉睫的亡国危机，使得世人的目光，转而投向天安门前呐喊的青年学生。
以红墙为背景而又无意于观花赏木的3000名青年学生，手举白旗，列队示威，除了记录在案的标语口号，其衣着如何，是我们复原现场的另一重要因素。
五四运动后15年，钱玄同曾对孙伏园说:“你穿着夏布大褂，戴着蒙古式毛绒帽子，我记得清清楚楚的。”孙当时没有反应，事后想想不对，很明显，5月初“还不会穿夏布大褂”（《回忆五四当年》）。
可春夏之交北京的气候，实在说不准。用周作人的话来说，在北京，“春天似不曾独立存在，如不算他是夏的头，亦不妨称为冬的尾，总之风和日暖让我们着了单夹可以随意徜徉的时候真是极少，刚觉得不冷就要热了起来了”（《北平的春天》）。
“一清早虽还有点微凉之感，午间却已烦热”，你爱穿什么衣服，其实无所谓。根据王统照的回忆，学生中“穿长袍的占大多数，也有穿短黑制服的”（《回忆北京学生五四爱国运动》）。
而上述那篇《晨报》的报道，提及步军统领李长泰出现在天安门红墙旁时，“身穿旧式天鹅绒织花马褂，褐色呢袍”。从现存照片看，确实是春夏衣着夹杂。
如果说考证衣着，只是为了视觉形象；那么衣着与天气配合，却关系游行者的心境。不少回忆文章都提到，那天中午以后，天气渐热——大热天里，在东交民巷等候将近两个小时，这对于“酝酿情绪”，不无帮助。用《五四》一书的说法，便是:“此一心一德三千学生同于烈日之下，虽无厌倦之容，难免忿恨之态。”
集会天安门前
记者到时，学生不过六七百人。少顷，各大队学生手持白旗，纷纷由东西南各方云集而来。……（法政专门学校代表称）等大家到齐，我们便要游街示众，叫我们国民也都知道有这种事体。
游街后再到东交民巷英、美、法、意各国使馆提出说帖，表示我们的意思。完后还要转到这里，开会商议善后办法。……（教育部某司长劝说无效、步军统领李长泰出现在天安门红墙旁）学生代表又向李统领婉言曰:我们今天到公使馆，不过是表现我们爱国的意思，一切的行动定要谨慎，老前辈可以放心的。
各学生大呼走走。李统领亦无言，旋取下眼镜，细读传单，半晌后对群众曰:那么，任凭汝们走么。可是，千万必要谨慎，别弄起国际交涉来了。言毕，嘱咐警吏数语，即乘汽车而去。学生全体亦向南出发。
以天安门红墙为背景举行集会，学生自然只能来自“东西南”三个方向，而不可能从北边的故宫冲杀出来。
看来，记者的用词还是蛮讲究的，比起日后众多“四面八方”之类的概说，报道中之“找不着北”更为准确。可这不能理解为当年北京的专门以上学校均集中在天安门的东西南三个方向。
恰恰相反，当天参加游行的13所学校，处在东西长安街以北的就有8所。这13所学校当年的校址以及学生数，见列表如下。
表中学生数目有二，均为略数（如“三百余人”以300人计），前者见静观《北京专门以上学校新调查》（《申报》1919年7月12日），后者依据1919年5月5日学生所呈《上大总统书》上的签署。至于校址，根据各种资料综合而成。
为了让读者对当年天安门前游行学生的“来龙去脉”有感性的了解，这里引录侯仁之先生主编《北京历史地图集》（北京出版社，1988）中1917年的北京城示意图。
除了农业专门学校地处阜成门外，不在此图之内；民国大学1917年方才正式招生，未来得及补上，余者均不难“按图索骥”。锁定各校位置，对于今人之想象学生如何走向天安门，会有很大帮助。
《晨报》文章提及参加集会的若干学校，可就是没有唱主角的北京大学。这反而证实了记者确系“有闻必录”，忠实于自己的眼睛。北大学生因与前来劝说的教育部代表辩论，耽误了不少时间，故最后一个到达天安门前。
记者所录法政学校代表的谈话，并未歪曲学生的意愿，最早的设计，确实就只是提交说帖，表达民意。这一点，从北大学生罗家伦所拟的《北京全体学界通告》，可以看得很清楚。
罗不愧为胡适的高足，用白话文草拟群众集会的传单，显然更适合于传播。这份沿途散发的传单，“最简单明白”（《晨报》记者全文引录时所加的评判），故流传也最为广泛。
现在日本在万国和会要求吞并青岛，管理山东一切权利，就要成功了！他们的外交大胜利了！我们的外交大失败了！山东大势一去，就是破坏中国的领土！中国的领土破坏，中国就亡了！
所以我们学界今天排队到各公使馆去要求各国出来维持公理。务望全国工商各界一律起来设法开国民大会，外争主权，内除国贼。中国存亡，就在此一举了！今与全国同胞立两个信条道:
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
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
国亡了，同胞起来呀！
此通告虽慷慨激昂，其实没有采取激烈行动的想法，只是呼吁国民起来关注青岛问题。所谓“外争主权，内除国贼”，也只是寄希望于“国民大会”之召开。相比之下，另一位北大学生许德珩所拟的《北京学生界宣言》，可就激进得多了。
我同胞有不忍于奴隶牛马之苦，极欲奔救之者乎？则开国民大会，露天演说，通电坚持，为今日之要着。至有甘心卖国，肆意通奸者，则最后之对付，手枪炸弹是赖矣。危机一发，幸共图之！
虽然只是字面上的暴力除奸，游行学生并没真正准备“手枪炸弹”（据高师的匡互生称，他们有此设想，可并没弄到手）。晚清之侠风高扬，暗杀成风，国人记忆犹新。
民国建立后，政府严禁会党活动，谴责政治暗杀（起码表面上如此），而“宣言”之放言“手枪炸弹”，与其时之流行无政府主义思潮，不无关系。两份主要文件的微妙差别，隐约可见学潮中的不同声音。
从步军统领李长泰的劝说来看，当局最担心的是引起国际纠纷。显然，政府并未意识到即将到来的学潮的巨大能量以及可能引发的严重的社会后果。也不是学生使用计谋蒙骗当局，游行一开始确实显得比较平和。
如果不是被激怒的学生临时转向赵家楼，五四那天的游行，大概也不会出什么大事。可所有自发的群众运动，无不充满各种变数，随时可能改变方向。更何况，学生中还有温和派与激进派的区别。
不只李统领预料不到事态的严重性，政府及军警也都没想到会如此急转直下。这才能解释何以曹汝霖已经知道街上学生的游行口号，仍没感觉到危险，参加完总统的午宴后照样回家。
学生之所以集会天安门前，因此处及西侧的中央公园，乃民初最为重要的公共活动空间。天安门附近，明清两代均为禁地。民国肇兴，方才对外开放，东西长街顿成通衢。
“遂不得不亟营公园为都人士女游息之所。社稷坛位于端门右侧，地望清华，景物钜丽，乃于民国三年十月十日开放为公园。”（朱启钤《中央公园记》）民国初年，京城里文人雅集，往往选择中央公园；至于大型群众集会，则非天安门前莫属。
天安门原名承天门，始建于明永乐十五年（1417），是皇城的正门。清顺治八年（1651）重建，并改用现名。此后三百多年，城楼的基本格局没有大的改变。
从天安门到与之相对的中华门（即原大明门、大清门）之间，即为御道，两旁为明清两代的中央政府机关。即便进入民国，户部街、兵部街、司法部街等地名，依旧提醒你此处乃无可替代的政治中心。
从皇帝举行颁诏仪式的神圣禁地，变为青年学生表达民意的公共场所，天安门的意义变了，可作为政治符号的功能没变。
集会、演讲、示威于天安门前，必能产生巨大的社会影响，这几乎成了20世纪中国政治运作的一大诀窍。地方宽敞当然不无关系，可更重要的，还是因其象征着政治权力。
天安门前的那对精美绝伦的华表，见识过多少激动人心的政治场面！远的不说，自五四上溯，19年前八国联军的炮火，七八年前隆裕太后之颁布溥仪退位诏，还有半年前北京六十多所大、中、小学校三万余名学生为庆祝协约国胜利举行盛大集会游行，都可由天安门前的华表作证。
1918年的11月15—16日两天，也就是集会游行后的第二、三天下午，北京大学还在天安门前举行针对民众的演讲大会，由蔡元培、陈独秀、胡适、陶孟和、马寅初、陈启修、丁文江等轮流登台讲演。
这一回的集会可大不一样，组织者既不是政府，也不是学校，是学生们自己。走上街头的学生，其抗议游行，既指向列强，也指向当局。集会上，最引人注目的标语，一是北大法科学生谢绍敏前天晚上咬破中指撕下衣襟血书的“还我青岛”四个大字；另一则是高师学生张润芝（参见《五四运动与北京高师》64页）所撰挽联:
卖国求荣，早知曹瞒遗种碑无字；
倾心媚外，不期章余孽死有头。
北京学界同挽。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遗臭千古
而这，恰好对应了“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的学界宣言及游行口号。
1919年7月出版的《五四》（蔡晓舟、杨景工编）一书，不只记载了上述宣言、传单、标语、挽联等，还用简捷的语言，渲染集会氛围:
最先至者为高师、汇文两校，北大因整队出发时，有教育部代表及军警长官来劝阻，理论多时，故到天安门最迟。凡先到者辄欢迎后来者以掌声，而后来者则应和之以摇旗，步法整齐，仪容严肃，西人见者，莫不啧啧称赞。
报以掌声、和以摇旗以及“步法整齐，仪容严肃”等，作为一种政治抗议的示威游行，其仪式已经基本确立。不同于一般“骚乱”，学生游行并不妨碍“治安”，故被作为文明社会的表征，得到相当广泛的同情。
至于偌大广场，没有扩音设备，三千学生如何集会？有称站在天安门前石狮子头上作演讲的（夏明钢《五四运动亲历记》），但我更倾向于王统照的说法，演讲者是站在方桌上的；
而且，现场中大部分人实际上听不清演讲内容，只是因为有很多标语，加上不时呼口号，知道大致意思（《回忆北京学生五四爱国运动》）。但这已经足够了，读过宣言，呼过口号，队伍开始向南、向东、向北移动。
受气东交民巷
学生欲通过（东）交民巷往东而行，该处警察竟然不许通行。学生颇受激刺，不得已折而往北，出王府井大街，经东单牌楼，向赵堂子胡同，入赵家楼曹汝霖之住宅。
关于五月四日学生游行的路线，众多事后追忆，差别不是很大。起码东交民巷受阻而后才转向赵家楼这一强烈印象，保证了所有回忆文章的大致方向不会有误。
差别只在于转折的路口以及经过的具体街巷。相对来说，记者的现场报道比较可靠；但比起原北洋政府陆部驻署京师宪兵排长白岐昌的报告，还是小巫见大巫：
该学生团于午后二时三十分整队出天安门，折东进东交民巷西口，至美国使馆门首，遂被阻止。
该代表等从事交涉，仍未允通行。后即转北往富贵街，东行过御河桥，经东长安街南行，经米市大街进石大人胡同，往南小街进大羊宜宾胡同，出东口北行，向东至赵家楼曹宅门首。（《五四爱国运动史料》，《历史教学》1951年6月号）
职务所在，当年跟踪学生队伍的宪兵排长，其所提供的报告，应该说是“最具权威性”的。两点半方才起行，四点左右已到达赵家楼（这点为不少回忆文章所证实），那么，东交民巷耽搁的时间，就不可能像许多回忆录所说的“足足有两小时”。
即便如此，受阻于东交民巷，依旧是事件发生逆转的关键所在。宪兵排长只说学生代表交涉而未获允许，自是不如《晨报》之注意到“学生颇受激刺”。《五四》一书，更将游行队伍之转向赵家楼，直接归因于使馆界口的等待:
学生既在使馆界口鹄立两小时之久，而市民之加入者亦甚众，当时群众义愤填膺，急欲得卖国贼而一泄之。于是议定先寻曹氏，次寻章、陆。
为何由使馆界口受挫，便“急欲得卖国贼而一泄之”？除了此次运动“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的宗旨，更因东交民巷这种“国中之国”，本身就是主权丧失的表征。恳求列强“维护公理”说帖没被接收，反而目睹使馆区骄横的巡捕、狰狞的兵营，更强化了中国人的耻辱感。
罗家伦等四位学生代表前往美国使馆交涉，公使不在，只是留下言辞恳切的“说帖”。其时国人对于美利坚合众国及其总统威尔逊大有好感，故“直率陈词”，“请求贵公使转达此意于本国政府，于和平会议予吾中国以同情之援助”。
英、法、意诸国使馆也有学生代表前往交涉，可都只是答应代为转呈说帖。至于申请穿越使馆区游行，始终未得到允许。学生们之所以希望“往东”而不是“向北”，明显是冲着仅有一街之隔的日本使馆的。
三千热血沸腾的青年学生，被堵在狭隘的东交民巷西口，这景象，与半年前三万大、中、小学生集会天安门前庆祝协约国胜利时，美、英、法等国公使相继登台演说，形成了鲜明对比。
这里有技术性的原因，各使馆确实星期天不办公，美国公使等并非故意回避；但巴黎和会上中国人合理权益之被出卖，也凸显了国际关系中的“弱肉强食”。而正是这一点，使得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日渐高涨。
至于具体到东交民巷之不让游行队伍通过，有中国政府的关照，也有辛丑和约的限制。
东交民巷最初叫东江米巷，明、清两代属于天安门前“五部六府”范围。乾嘉年间，出现供外国使臣临时居住的“迎宾馆”；鸦片战争以后，更陆续设立英、俄、德、法等国使馆。
庚子事变中，那拉氏纵容甚至怂恿义和团围攻东交民巷使馆区，导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第二年，清廷被迫与八国联军签订丧权辱国的辛丑和约（1901），此后，东交民巷就成了变相的“租界”。清末仲芳氏《庚子记事》辛丑年五月十五日记曰:
东交民巷一带，东至崇文大街，西至棋盘街，南至城墙，北至东单头条，遵照条约，俱划归洋人地界，不许华人在附近居住。
各国大兴工作，修建兵营、使馆，洋楼高接云霄。四面修筑炮台以防匪乱，比前时未毁之先雄壮百倍，而我国若许祠堂、衙署、仓库、民房，俱被占去拆毁矣。伤心何可言欤！
除了“四面修筑炮台”，还在使馆区内建立了一整套独立于中国政府的行政、司法、经济、文化管理机构，再加上东西两端由外国军警日夜把守的铁门，这里成了道地的“国中之国”。
不但中国官员、百姓不能随意进入，连人力车都得有特殊牌照才允许通行。在这个意义上，巡捕及警察之阻止学生队伍通过，并非故意刁难。
可对于青年学生来说，“和约”是一回事，“公理”又是一回事。没有大总统令以及外交照会就不准进入使馆区游行，此说依据的是“和约”；学生们要追问的是，如此不平等的“和约”符合“公理”吗？
经过新文化运动的熏陶，新一代读书人已经学会独立思考:“从来如此，就对吗？”东交民巷西口巡捕及警察的“合法”阻拦，不只没有平息学生的抗议活动，反而激起强烈反弹。
据《五四》一书称:“学生已觉刺激不浅，以为国犹未亡，自家土地已不许我通行，果至亡后屈辱痛苦又将何如？”40年后，杨晦在《五四运动与北京大学》中，再次强调游行队伍无法通过使馆区时学生们愤怒的心境:
青年学生的热血沸腾，但是摆在眼前的，却是一个铁一般的冷酷事实:使馆界，不准队伍通过！气炸了肺，也是无济于事的呀！为什么我们自己的国土，不准我们的队伍通过？使馆界！什么是使馆界？是我们的耻辱！
正当“大家都十分气愤，也十分泄气”的时候，听说“还去赵家楼，情绪就又振奋了一下”。杨晦的这一描述，与“急欲得卖国贼而一泄之”的说法，不谋而合。
根据匡互生的回忆，长时间受阻于东交民巷的游行队伍，决定直扑曹汝霖家时，“负总指挥责任的傅斯年，虽恐发生意外，极力劝阻勿去，却亦毫无效力了”（《五四运动纪实》）。
傅斯年、罗家伦等“新潮社”同人，关注的主要是思想文化革新，对实际政治运动兴趣不太大，也不主张采取激烈的手段，其劝阻直扑赵家楼，自在意料之中。问题在于，学生之转向曹宅并采取暴力行动，是群情激奋呢，还是有人暗中策划？
曾为北京学联代表的高师学生熊梦飞，30年代初撰文纪念匡互生，提及天安门前集会时，有往总统府、往外交部，还是往英美使馆之争（此说不太可信。学生游行之目的，“说帖”和“通告”都已表白无遗，直奔使馆区早在计划之中，无待天安门前表决），“互生是时，意固别有所在，集其死党为前驱”。
到了东交民巷游行受阻，“前驱者大呼‘直奔曹宅’！群情愤慨，和之，声震屋瓦”（《忆亡友匡互生》）。言下之意，将学生队伍引向赵家楼的，是匡互生及其“死党”，而且是蓄意谋划的。
另一位高师同学俞劲，在《对火烧赵家楼的一点回忆》中，提及游行队伍本该向总统府请愿，“但走在队伍前面的人（有些是参加五四前夕秘密会议的），却有目的地引导队伍浩浩荡荡向赵家楼曹汝霖公馆走去”。
然而，当时与匡互生同行的周予同和张石樵，都没提及匡转移游行队伍的努力。据周称，游行的前一天晚上，他们的小组织有过秘密集会，希望采取激烈手段而不是和平请愿。可游行当天，匡等并无到曹家的计划。
“但当游行队伍经过东交民巷口以后，有人突然高呼要到赵家楼曹汝霖的住宅去示威。在群情激愤的时候，这响亮的口号得到了群众一致的拥护。”（《五四回忆片断》）
而张石樵作为同窗好友，与匡互生一路同行，听说直奔曹家，认为有理，“也正合我们早就商量好的”惩罚卖国贼的计划（《怀念五四壮士匡互生》）。这两位当事人，只是强调转赴赵家楼的提议符合自家意愿，并没提及匡所发挥的作用。
依我看，此等“神来之笔”，正是群众运动特有的魅力。说不清是谁的主意，你一言，我一语，群情互相激荡，一不小心，便可能出现“创举”。
匡互生说得对，“这时候群众的各个分子都没有个性的存在，只是大家同样唱着，同样走着”（《五四运动纪实》），很难确定谁影响谁。日后追根溯源，非要分出彼此，弄清是哪一个首先喊出“直奔曹宅”的口号，其实不太可能，也没必要。
作为一个基本上是自发的群众运动，五四与日后众多由党派策动的学潮的最大区别，正在于其“著作权”的不明晰。
火烧赵家楼
时正下午四钟，且见火焰腾腾，从曹宅屋顶而出。起火原因如何，言人人殊，尚难确悉。……至六时许，火光始息，学生仍将整列散归，而警察乃下手拿人。学生被执者，闻有数十人之多。
游行队伍向北、向东、再向北，再向东……浩浩荡荡，扬起一路灰尘。“北京的街道在那时本来就是泥沙很多，正是春末夏初，阵风一起，加上这几千人的步行蹴踏，自然有一片滚滚的尘雾，直向鼻孔口腔中钻来。”（王统照《回忆北京学生五四爱国运动》）只是群情激昂之际，没人顾及此等小事，学生们照样高呼口号，散发事先印好的传单。
下午四点半左右，据说仍然排列整齐的游行队伍，终于来到离外交部不远的赵家楼2号曹汝霖的住宅。这是一幢两层的西式洋房，所有门窗紧闭，周围有200军警把守，按理说，不该出现如下戏剧性的场面：赤手空拳的学生破窗入室、打开大门，殴打章宗祥并火烧赵家楼。
事后大总统徐世昌发表命令，责备警察“防范无方，有负责守”；曹汝霖则认定是警察总监吴炳湘与他作对，纵容学生放手表现。将警察之“防范无方”，归咎于上司示意放水，或者像众多回忆录所说的，被学生的爱国热情所感化，恐怕均非事实。持枪的警察，面对如此果敢的学生，仓促之间，确实不知如何处置。
“赵家楼”这场戏，乃五四抗议游行的高潮，从事发当天到现在，出现无数版本，实在耐人寻味。其中有两个关键性的情节，历来众说纷纭，需要进一步确认。一是何人冒险破窗，二是何以放火烧房。
匡互生撰于1925年的《五四运动纪实》，只是说“那些预备牺牲的几个热烈同学，却乘着大家狂呼的时候，早已猛力地跳上围墙上的窗洞上，把铁窗冲毁，滚入曹汝霖的住宅里去”。
1930年代初匡逝世时，同学熊梦飞撰写纪念文章，称“互生纵身跃窗户，以拳碎其铁网而入”（《忆亡友匡互生》）。到了1950年代，匡的另一位高师同学周予同进一步证实:“他首先用拳头将玻璃窗打碎，从窗口爬进入，再将大门从里面打开。”
理由是，游行当晚，周回学校时，见匡满手鲜血，说是敲玻璃敲的（《五四回忆片断》）。后来，关于匡击破铁窗的故事，便越传越玄，几乎可与武侠小说相媲美。
1960年代初，高师学生俞劲在《对火烧赵家楼的一点回忆》中称:“突然有领队某君（参加五四前夕秘密会人员之一，湖南人，高师数理部学生，曾习武术，膂力过人）奋不顾身，纵步跳上右边小窗户。”
接下来，便是警察拉后腿，众学生帮忙解脱；“某君头向里面一望，内面还有数十名警察，正枪口对着他”，于是开始演说，终于警察良心发现，把枪放下。
1970年代末，另一位高师学生夏明钢（原名夏秀峰）在《五四运动亲历记》中的描述更精彩：“匡济从西院窗口将铁栅扭弯了两根（匡在少年时就练就了一手好内功，他只要用手一捏，就能够把弯的铁门扣捏直，其气力之大有如此者），打开了一个缺口，他从缺口爬进去，摔开守卫的警察，将大门打开，群众便蜂拥而入。”
1980年代中，又出现新的版本，开始注意曹宅院子的高墙。写作者仍是高师同学，名叫张石樵，在《怀念五四壮士匡互生》中称:“匡互生发现曹宅有个窗户，他就利用从小练就的一身功夫，在同学们的帮托下，一拳打开了窗子，跃身而下。”
但是，擅长武功的匡互生第一个跳进曹家院子的故事，受到另外两条材料的挑战。以下两篇文章的作者，也都是五四那天的活跃人物，而且均于当天被捕。一是匡的高师同学陈荩民（原名陈宏勋），在撰于1979年的《回忆我在五四运动的战斗行列里》中，有这么一段:
我身材较高，就踩在高师同学匡互生的肩上，爬上墙头，打破天窗，第一批跳入曹贼院内。我和同学把大门门锁砸碎，打开大门，于是，外面的同学一拥而入。
另一个自称踩在匡君肩上爬上墙头的，是北大学生许德珩。在《五四运动六十周年》中，许称匡日休个子高，站在曹宅向外的两个窗户以下:
我们趁军警不备之际，踩上匡日休的肩膀，登上窗台把临街的窗户打开跳进去，接着打开了两扇大门，众多的学生蜂拥而入。
陈自称“第一批”跳入曹家院里，而许所说登上窗台的是“我们”，都没有一口咬定是自己独自一人首开纪录。问题是，如果陈、许的说法属实，“甘当人梯”的匡互生，便不可能第一个跳进院里。可谁又能保证陈、许60年后的回忆准确无误？
高师另一被捕学生初大告，大概意识到两种说法互相矛盾，于是兵分两路，互不干涉：“高师同学匡日休奋勇踏着人肩从门房（传达室）后窗爬进，打开大门，另外一个高师同学陈荩民越墙而入，学生们一拥而入，发现曹汝霖等已经听到风声从后门逃走。”（《五四运动纪实》）
本意是弥合矛盾，没想到这下子更乱了，小小院子，能否如此迂回包抄？再说，如果墙上无窗，自是不难攀越；窗下无墙，似乎也很容易打开。聚集于曹宅门外的大批学生，何必徘徊再三？
让匡、陈分开突破，表面上解决了高师内部说法的矛盾，可还有北大学生许德珩的脚下到底何人，有待进一步考证。
比打开天窗更具有戏剧性、也更扑朔迷离的，是“火烧”赵家楼。1919年7、8月间出版的《五四》和《青岛潮》（龚振黄编），都反对学生放火一说。前者列举曹宅起火原因共四说，结论是:“四说皆有理由，究竟如何起火，至今尚无人能证明之者。”
后者更将电线走火与曹家放火捏合在一起，创作出如下绝妙画面:“时正酉正，电灯已燃。未几，火起，众大愤，始知曹将烧死学子，以为泄怨计。”
40年后，杨晦还是一口咬定曹家自己放的火，理由很简单:“这些无耻政客，国都可以卖，还有什么事做不出来？一放火，造成学生的刑事犯罪，岂不就可以逮捕法办了吗？”（《五四运动与北京大学》）杨文“政治正确”，但没提供任何新证据，曹家自己放火一说，很难坐实。
当年警察厅关于曹宅起火原因的调查，并无一定结论。因为，若断学生点火（不管是把曹宅床上的罗帐点着，还是将汽油倒在地毯上烧），势必追究学生的刑事责任；若说曹的家人点的火，准备趁火打劫，或曹授意家人纵火，以便烧死冲入曹宅的学生，则必须谴责甚至惩罚曹家或家人。
既然两头都不能得罪，可供选择的最佳方案，便是“电线走火”。这么一来，谁都没有责任，而且，所有取证、起诉、审判等麻烦手续，均可一笔勾销。英文《字林西报周刊》（1919年5月10日）的描述最为精彩：“当时与警察争执之际，竟将电灯打碎，电线走火，遂肇焚如。”
该报还称，教育部为了息事宁人，也“答应以曹家着火乃因电线走火的说法以争取释放被捕学生”。5月7日政府被迫释放学生，不再追问曹宅起火原因，似乎利用了这一绝妙的台阶（参见1919年7月出版的《上海罢市救亡史》以及周策纵《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第五章）。
可正像当年就读北京工业专门学校的尹明德所说的，谁都明白，火确实是学生放的，只是不能承认。“当时在黑暗专制反动时期，学生不敢承认放火，恐贻反动派以口实，伪称系曹宅自行放火，借此驱散群众。
军警机关既未在学生身上搜出火柴，也不敢贸然加以学生放火之罪。”（《北京五四运动回忆》）当年为了政治斗争的需要，抵死不能承认学生放火；等到事过境迁，“火烧赵家楼”成了名扬四海的壮举，可又说不清到底是谁、用什么方式点的火了。
有说是学生们“搜索到下房，有人发现半桶煤油，就起了‘烧这些杂种’的念头”（杨振声《回忆五四》）；也有人说是“群众找不着曹汝霖更加气愤，有人在汽车房里找到一桶汽油，大家高喊‘烧掉这个贼窝’。汽油泼在小火炉上，当时火就烧起来了”（范云《五四那天》）；
还有说是“有一个同学抽烟，身上带有火柴，看到卧室太华丽，又有日本女人，十分气愤，就用火柴把绿色的罗纱帐点燃了，顿时室内大火，房子也就燃起来了”（许德珩《五四运动六十周年》）。以上三家，均为在场的北大学生，既然都没指定具体的纵火者，可见闻见尚虚。
根据现有资料推断，纵火者大概非北京高师学生莫属。如此巨大的光荣，似乎没有其他学校的学生前来争领。历来自居老大的北京大学，对此事也只能含糊其辞；甚至还出现了北大中国文学门学生萧劳也都站出来作证，将“放火”的光荣拱手相让:
我行至曹家门外，看见穿着长衫的两个学生，在身边取出一只洋铁偏壶，内装煤油，低声说‘放火’。然后进入四合院内北房，将地毯揭起，折叠在方桌上面，泼上煤油，便用火柴燃着，霎时浓烟冒起。我跟在他们后面，亲眼看见。大家认得他俩是北京高等师范的学生。（《火烧赵家楼的片断回忆》）
至于高师的学生，早就不客气地将此壮举收归名下。差别只在于，到底是哪一位高师学生放的火。
高师学生张石樵自称:“亲眼看到北京高师一同学用煤油把房子点着了，我还添了一把火，赵家楼顿时火起。……至今仍有不少人误把匡互生说成是烧国贼的放火者，这应该加以更正，真正放火者为俞劲（又名慎初）。
我们不能为此而改写历史。”（《怀念五四壮士匡互生》）可俞劲本人，1970年代末撰写《对火烧赵家楼的一点回忆》时，却将此光荣归诸匡互生。匡互生呢？1925年写作《五四运动纪实》时，他只提学生放火是“以泄一时的忿怒”，而没说火是谁点的。
倒是1957年《近代史资料》重刊此文时，附有老同学周为群所作补充材料，确认曹宅的火确系匡互生所点；而且，还加了如下意味深长的一段话:
学生群众走进曹宅，先要找卖国贼论理，遍找不到，匡互生遂取出预先携带的火柴，决定放火。事为段锡朋所发现，阻止匡互生说:“我负不了责任！”匡互生毅然回答:“谁要你负责任！你也确实负不了责任。”结果仍旧放了火。
段锡朋是北大的学生领袖，而北大又是学运中坚（当年即有“罢不罢，看北大”的说法），因而，段和游行总指挥傅斯年一样，自认是要对此次活动“负责任”的。可群众运动就是这么回事，总是有“组织者”、“领导者”控制不了的时候。
理由很简单，既然敢于起来反抗权威，就不会将“临时指挥”的命令奉若神明。该自己做决定的时候，傅斯年也罢，段锡朋也罢，其实是左右不了局面的。那么，谁能左右局面？
准确地说：没有。但最激进的口号和举动，在群众运动中最有诱惑力，在这个意义上，所谓的“局面”，容易受相对激进而不是温和的学生的影响。
当年对放火曹宅不以为然的，不只是段锡朋一人，据周予同回忆，“这一举动没有得到所有在场同学的赞同”。“有些同学，尤其是法政专门学校的学生，他们认为放火殴人是超出理性的行动，是违反大会决议案的精神，颇有些非议。”（《五四回忆片断》）
可倘若不是这一把“超出理性”的无名之火，军警无法“理直气壮”地抓人，学生以及市民的抗议也就不会如火如荼地展开。那样，五四运动将是另一种结局。
在这个意义上，北大、法政等校学生的讲究“文明”与“理性”，反倒不及匡互生们不计一切后果的反抗来得痛快淋漓，而且效果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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