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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史记丨马雅：从辛弃疾的悲情看宋朝的国运
原题
从辛弃疾的悲情
看宋朝的国运
作者：马雅
宋王朝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异数。它的“国富”，它的“兵衰”，使它的兴亡令人迷惑。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北宋王朝是一个先天不足的朝代。它的开国皇帝赵匡胤“陈桥兵变”而“黄袍加身”，后来又“杯酒释兵权”。接着，赵匡胤的弟弟赵光义 “斧声烛影”，颇为蹊跷地取代了其兄。所以，这个王朝的统治者打一开始就具有某种阴暗心理。他们一贯推行的“重文抑武”的国策，固然有接受五代十国以来的历史教训，削减地方藩镇势力来强化中央集权的目的，但防止他人拥兵自重而故技重演的意图，也是相当明显的。
所以，北宋在军力上花费的钱财虽多，但军人一般不能执掌实权。不容否认，这是北宋社会逐渐丧失血性、阳刚不足而国防不力的原因之一。“因祸得福”的是，宋朝文人颇受重视，享受了开明的文官政治，并且“刑不上大夫”。他们的日子之好过，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 。
因福得祸的却是，北宋（公元960-1126）经济、文化上的空前繁荣，使得它成为其周边野蛮邻国垂涎的猎物。辽和西夏是其中相对文明程度高的邻邦，它们与宋有着经常的、当然也时有变数的外交和贸易关系。但是在1125年，辽国被北方的金国灭亡；金人接着占领了中国北方的大部，包括京城汴京（开封）。其灾难性的后果当时尚不甚明显，因为虽然北方沦丧了，可继而建立的南宋王朝保留了农业区和拥有地利的海外贸易基地，南宋的财富又迅速积累起来了。它的新都临安（杭州）不久就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城市，成为了富庶和都市文明的中心，其上层社会的奢华和张扬也有胜前朝。
南宋的一隅偏安，不求光复，素来为世诟病。而金兵虏去的北宋徽宗、钦宗二帝，本是南宋高宗赵构的父亲和兄长，若是他俩回朝，哪有赵构当皇上的份儿？因此赵构抗金消极是必然的。岳飞精忠报国，却没能读懂新主的心思，自然就得被赵构借着秦桧之手给杀掉了。
北宋和南宋的开国者的种种特殊心态，决定了他们先安内后攘外，也决定了他们对于身怀武功的能人，本能地心存畏惧。
辛弃疾就是一个突出的例证。他23岁时从金国起义，归正南宋，是一位文武双全的将帅之才。其实，南宋朝内也不是没有人才，但主和派一直占上风。皇上且不说，江南的权贵富豪，也不愿为北伐增加税收影响到他们自身的既得利益，因而一朝上下貪圖安逸，得过且过。即使像陆游这样世家出身的，都由于主战而一再受贬，何况是“投诚分子”的辛弃疾？
在当权者的眼中，辛弃疾是不是派来当“卧底”的？他有这么大的本事，是不是想取而代之？撑死了给他个“内控使用”吧，先派去当个地方官调来调去，再扣上个“贪腐”的罪名被弹劾，而多年被闲置。总之，40余年下来，耗得差不多了，从 “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 ”，到 “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到 “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直到最后：“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辛弃疾的报国无门，真是令人扼腕。
然而，君主卑怯、小人当道，当真是宋朝亡国的原因吗？南宋固然偏安，但国家富足安乐，即使从当时的异见者陆游和辛弃疾的眼里，这也能窥见一二：“莫笑农家腊酒浑，丰年留客足鸡豚……箫鼓追随春社近，衣冠简朴古风存”；“东风夜放花千树……宝马雕车香满路……一夜鱼龙舞”，都是一派歌舞升平的气象 。辛弃疾和陆游未必是在给苟且偷生的朝廷脸上贴金吧。
而据目前国内外公认的数据，在公元1100年前后，北宋的经济占当时世界总量的22.7%，当然也有50%，甚至80%的夸张说法，但它在全世界的领先地位是毋庸置疑的。
北宋时，税峰值曾达到1亿6000万贯，在它的中后期，一般年份也可达8000万~9000万贯文；即使是失去了半壁江山的南宋，财政收入也高达10000万贯文。后来明朝的财政收入，不及北宋的1/10，不及南宋的1/6，尽管这已经是南宋灭亡的300多年之后，尽管明朝的疆土要远远大于宋朝。直到清朝末年，估计此时中国的人口已为宋朝的2~3倍以上，国家的岁入才达到了宋朝的水平。明清两朝，国家实际上比宋朝穷了。
宋朝能获得如此庞大的财政收入，并不是靠加重对农民的剥削，而是靠国民经济的发展，工商业的繁荣和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公元1077年，北宋税赋总收入共7070万贯，其中农业的两税2162万贯，占30%，工商税4911万贯，占70%。这样，构成国家财政收入主体的已经不再是农业，而是工商业了。可以说，宋朝已经走出农业文明，当时中国的农业社会正开始走向工商业社会了。
作为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对大量小自耕农直接征收农业税，一向是历朝历代国家统治的基础，像宋朝这样的情况，实在是绝无仅有的。又是直到清朝末年，中国的工商业收入才再一次超过了农业税收。
中国自古认为务农才是“本”，宋人却提出士农工商皆本业。宋代没有国家分配土地的制度，土地买卖流转频繁。由于大量独立的小自耕农已经不是国家生存的根本，宋朝得以采取了与其他王朝迥然不同的“不抑兼并”的土地政策。这样做的结果，不但使土地能够集约化地经营，提高了农业的效率，还腾出大量的剩余劳动力投入了工商业，从而推动了整个社会的生产力。
宋朝是中国古代唯一长期不实行"抑商"政策的王朝。自开朝起，朝廷即鼓励产业的开发，并号召人们 “多积金、市田宅以遗子孙”，宣传“政事之先，理财为急”。商贸的发达，促使钱庄业兴隆，促使宋朝在世界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最早的纸币和银行。 因为经济的空前繁荣，宋钱币铸造量非常大，如宋神宗时全国年铸币506万贯。(唐朝最盛的开元盛世年铸币32万贯) 。 宋钱是当时周边各国最爱的坚挺货币，而成为南海诸国的镇国库之宝。
在公元998年前后， 四川民间出现最早的纸币"交子"，这是我国也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 。公元1023年，宋政府开设了世界上第一个负责纸币发行的官方机构"益州交子务"，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央行， 它的“交子”是从真正意义上讲，由政府发行的纸制的纯粹钱币。而西方最早的纸币是1661年斯德哥尔摩银行发行的，但这家银行很快就倒闭了。直至1694年，英格兰银行才开始正式使用纸币，比中国晚了700年左右。
宋朝商贸的发达的原因，在于其经济的生产率显著的提高：技术的稳步发展提高了传统工业的产量；水稻早熟品种的引进，使作物在过去只能一季一熟的地方达到一季两熟，从而促进了农业。此外，宋朝兴修的新的水利工程，大大扩大了水田灌溉面积。据估计，从11到12世纪，水稻产量增加了一倍。生产率的提高，使人口的相应增长成为可能，而人口增长反过来又进一步带动了生产。
宋朝经济活动的迅速发展，必然增加了贸易量，因此它的交通很发达。每十里设一邮亭，每三十里设一驿站，各地的官道星罗棋布、四通八达。宋朝也是中国社会市民阶级正式产生的年代，大批的手工业者、商人、小业主构成了宋朝的中产阶级。如此这般，中国首次出现了主要以商业，而不是以行政为中心的大城市。 北宋首都汴梁和南宋首都临安，都是超过百万人口的大城市。宋朝如泉洲那样人口超过二十万的有六个，它的十万户以上的城市，由唐代的十几个增加到四十六个。(南宋末期，西方最大最繁华的城市是威尼斯，只有十万人口。) 宋朝的汴梁城已经烧煤，而不是用木材生火做饭取暖了，而当时西方还都在使用木头劈柴。
而且，两宋时期是太湖流域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跃居全国前列的关键时期。经过治理的太湖流域，成为宋代集约化农业的首善之区。 宋朝在南方的开拓与经营，奠定了南方的富裕。从此以后，历代南方都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从此南北两方也不再分裂。
英国经济学家麦迪森认为：“中国从汉到唐，人均产值均保持在同一水平上。宋代是一个发展的高峰，人均产值增长了1/3。” 英国的李约瑟说：“每当人们在中国的文献中查考任何一种具体的科技史料时，往往会发现它的主焦点就在宋代，不管是在应用科学方面，还是在纯粹科学方面都是如此。”被马克思称为“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指南针、印刷术，其关键改进期、应用普及期及向外传播期都是在宋代。 李约瑟还说:“中国的科技发展到宋朝，已呈颠峰状态，在许多方面实际上已经超过了18世纪中叶工业革命前的英国或欧洲的水平。”
确实，当时的北宋已具备了许多早期工业化的特征：有大规模的煤矿和铁矿，冶炼出来的铁用来打造钉子、链条和货币，用来建筑桥梁、房屋，以及在机械业、纺织业和农业中的使用各种工具。北宋时铁器在中国农业上的广泛应用，甚至有可能超过二十世纪初期铁器在中国农业中的应用。
然而，北宋绝大部分生产出来的铁制品用于国家的军工：政府每年制造百万的箭头、刀剑和成千上万的盔甲，甚至制造出为战车配备的铠甲以对付入侵的骑兵。据文献报道，北宋时中国的铁产量在7.5万吨到15万吨之间，相当于1640年英国铁产量的2.5倍到5倍，可以和18世纪初整个欧洲的铁产量14.5万吨到18万吨相媲美。
宋朝其他重要的工业还有盐业、造船业，和为满足相当一部分能写会算的民众所需求的印刷业。而公路和运河网络的营造管理权是掌握在国家手里的。由于享有水密船舱的造船技术，更使得宋朝的海外贸易如鱼得水。它可以通过丝绸、瓷器的贸易，换回太平洋、印度洋和波斯湾一些文明的国家和区域的奢侈品，可这种技术直到十九世纪，才为欧洲人所知。宋代大的海商所用的船只，可以容纳500－600人。
而国家经济上的繁荣，必然带来其文化上的昌盛。举例说，在宋朝的科举制度中，居官不得世袭，平民若能脱颖而出，亦可进入仕途。在它的文官制度中，固然有政治斗争，固然有党同伐异，但下场最多是贬谪。王安石、欧阳修、司马光、苏轼这些人既是政治家、文学家，又是实干家，虽政见不同，而多有私谊。像以王安石为首的改革派和以司马光为首的保守党，轮流执政近百年，几近英国近代的议会政治？ 当时的士大夫“开口揽时事，论议争煌煌”，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最为自由的时期之一。而且， 宋代学校教育异常发达，京师设有国子学，太学等等，鼓励各州县兴办学校，北宋末年全国由官府负担食宿的州县学生人数达到十五、六万人，这种情况又领当时的世界之先。
所以，有人拿十一世纪的北宋，与十六世纪意大利的文艺复兴的鼎盛时期相比，那是一个经济繁荣、文化昌盛，在诸多方面可令国人骄傲追怀的好时代。
令人费解的是， 这同时又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最“软弱无能”“腐败透顶”的朝代。 究竟为什么会有这样自相矛盾的现象？是由于开明的文官政治？是由于昏君的无为之治？还是由于中国的封建社会已发展得相当完备，如果没有野蛮落后民族的铁蹄蹂躏，宋朝应当由于工商业的发达而提前近千年而进入现代社会？不幸的是，历史对宋朝不那么仁慈宽厚，北宋亡了，南宋后来也亡了，而且都是亡在文明差距极大的异族手里。
回顾历史，宋朝的灭亡的原因诸多，根子却可能在于北宋后期辽国的灭亡，而金国成为了宋朝各种先进技术（包括军事利器）直接流向北方的通道，这埋下了日后宋朝亡国的祸根。以上曾提到宋朝军事上的赢弱，而它在外交上的短视，缺乏战略眼光，又一再地给它带来同样致命的后果。先是北宋助金攻辽，这是自毁长城。后来南宋不接受北宋时的教训，又助蒙攻金，把自己的安全屏障完全拆毁，结果丧失了国防上的缓冲地带。唇亡齿寒，导致了蒙古骑兵长驱直入。
试想当初如果北宋能联辽抗金，或者后来南宋能联金抗蒙。以北宋的财富，加上辽国能骑善射的兵马共同抗金，或许北宋不至于灭亡；而富庶的南宋加上骁勇的金兵，集其财源、疆域和兵力之总和，兴许也能跟蒙古兵一争高下。像蒙古这种游牧民族组成的国家，不大经起持久战，百十来年后就气数将尽。宋朝不也曾跟金国对峙了二百年吗？如果历史能够那般重演，也许先进的华夏文明可免遭被蒙古征服的灭顶之灾。
又从当时的自然条件看，北方的气候不断恶化，草原不断沙漠化，迫使游牧民族不断地南下，与宋朝争夺生存空间。况且，自唐亡以后，北部中国的疆土，包括许多军事上重要的地理位置均被异族占领，使宋朝一直在国防上处于被动的地位，简言之，严重地缺乏“地利”，地理环境差。更加上宋朝的国策又使得国家“富而不强”。在这种大背景下，宋朝从农耕文明土壤上诞育的稚嫩工商文明的萌芽，便没有足够的外在张力，终于被落后的游牧文明打败并且摧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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