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莉
京剧改革是“文化大革命”前文艺界很重要的一件事。这场斗争是江青与北京市委的前哨战，也是“文化大革命”爆发的原因之一。我的丈夫李琪时任北京市委宣传部部长，参与了京剧改革，在这个工作中因执行北京市委意见与江青意见不合，而得罪了江青。1966年5月，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点了李琪的名，7月李琪含冤而死。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李琪才真正得到平反。在这个过程中，不少同志向我讲述了事实真相。几十年来，我做过一些调查。现将我的所见、所闻写出来，供研究历史的同志参考。北京执行毛主席文艺路线，排了很多好戏，积极进行戏剧改革，市委和彭真同志尊重作家和演员，对文艺工作常抓不懈，做了大量的工作，在1963年12月毛主席对文艺工作批示后，更为重视，雷厉风行，抓得更紧，及时对北京文艺工作进行了全面总结，提出了改进和加强的措施。市委宣传部部务会议几乎每次都要研究，传达领导指示，商量切实可行的具体办法，改编历史传统优秀剧上演，要求作家深入创作编写现代戏。为使领导和有关方面及时了解情况，出版了《文艺战线》，及时反映各种情况，及时传达领导批示。李琪负责文艺工作，对剧本的创编、修改和排演，都要和同志们一起研究，所以看戏多。李琪参加京剧改革后，与江青对戏剧改革有不同意见，有时就跟我说说。他陪江青看戏，有时也叫我去，但是我一次也没有去过。1963年冬，毛主席派江青到北京搞京剧改革。江青一来就说：主席说了，北京做得好，叫我来学习。当时主席、中央对北京市的工作都是表扬的。彭真和市委欢迎她来，并决定由李琪同她联系。江青认为由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同她联系是慢待了她，不高兴。她要市委书记和她联系。彭真介绍了李琪的才能和人品，说，你先接触接触，不行再换。这样她才勉强接受。后来彭真告诉我，其实李琪也不愿和江青联系，他是服从领导决定才勉强接受这个任务。李琪认为自己管理文艺工作才两年又不懂京剧，后经彭真同志解释才勉强接受这一任务。他对我说：“江青不好共事，又是主席夫人，万一出了问题，非同小可。对我个人事小，对市委事大。”因此，他在同江青打交道的过程中，一直谨慎行事。
经过一段时间，江青觉得李琪办事敏捷，有才华，思想敏锐，举止谈吐颇有风度，将李琪介绍给毛主席认识。在中南海，李琪将他写的《“实践论”解说》和《“矛盾论”浅说》呈主席指正。后来，毛主席见到李琪还说他写得好，要他写些哲学方面的文章。彭真、市委其他领导欢迎江青来，文艺工作者也尊重她的指示。但是她以特殊身份出现，不是来调查研究，而是指手画脚，挑剔刁难，使大家诚惶诚恐，不敢大胆工作。大家为了文艺工作的发展，就在江青的压力下，尽量避开江青的阻碍，克服困难，各尽其职，认真工作。我们党历来认为，领导和被领导都是平等的。上级对待下级要关心爱护，下级对上级要尊重，互相之间都要体谅、帮助。不论对任何事都要发扬民主，听取大家意见，对的应采纳，不对的应解释。有不同意见是正常的，不同认识是许可的，这对工作有好处。彭真同志就是这样做的。可是，江青的做法却恰恰相反，动辄指责、刁难、骂人；不许别人提不同意见，哪怕是稍加说明，就会被说成是不听她的话、骄傲自大。1963年12月14日，《北京日报》发表社论《让现代戏之花盛开》。李琪特别让加上：“演现代戏光荣，演优秀的历史戏同样是光荣的。……过去艺术实践证明，凡是经过认真推陈出新的传统剧目，或用新的观点来编写的优秀历史剧目，同样能很好为今天广大人民服务。”彭真、市委宣传部坚持了（传统戏、新编历史戏与现代戏）“三并举”的方针。江青看了这篇社论很不满意，认为是表面拥护京剧改革，实际上是反对京剧改革。京剧《芦荡火种》是根据沪剧《地下联络员》改编的，原本是江青推荐的，剧作家汪曾祺等改编。李琪根据彭真同志意见，亲自抓这个戏的排练工作，积极发挥艺人的才智和大家的作用，集思广益，听取大家意见，并要求既要有京剧的特色，又要有现代戏的风貌。李琪同意大家的意见，面向群众公开试演，目的是听听群众意见。剧团开始登广告卖票，票卖得很快。卖了三天票后，李琪在家接到江青的电话：坚决取消公演。李琪气得脸煞白，两手发抖，坐下久久不开口。我问怎么了，他未回答，马上给剧团负责人打电话，说：“江青同志坚决不许上演。改演别的戏，给群众解释，不愿看的可以退票。她原来同意可是又变了，只得照办，麻烦你们了。”他在说服剧团同志。后来，他对我说，江青的突然袭击，害得大家白忙了几天，真难为剧团同志们了，辛苦了几天卖票，还得辛苦地把票收回来，得费多少口舌，还会引起群众不满。群众不知原因，定要怪剧院多变。《芦荡火种》经大家呕心沥血，共同奋斗成功了，大家都很满意。可是江青不满意。她把中国京剧院著名导演肖甲等几位负责人找去，要他们把“茶馆”一场戏去掉。大家讨论几次不同意去掉。茶馆里的三方对唱也是剧中重点的一场，唱、演都十分精彩，可以说是戏中之戏。肖甲说，掌握生死簿的人，叫生才能生，引起大家大笑。李琪和彭真同志都认为必须保留。经过大家努力争取，“茶馆”一场戏总算保留下来了。周总理后来说保留得好。大家都学着唱，说明群众很喜爱这段唱。1964年7月全国会演中，也得到大家的好评。1964年7月23日晚上，毛主席看了演出，肯定这戏排演得好，并上台和演员合影留念。大家胜利了。如果没有毛主席的肯定，江青还可能要坚持去掉“茶馆”一场。但在成功后，却成了江青的样板戏，成了她的功劳。毛主席看京戏《芦荡火种》时，彭真让李琪坐在主席旁边，便于汇报。李琪谦虚地推辞。彭真同志风趣地说：今天陪，是你演主角。他只好遵命。主席看完戏，很满意，指示将剧名改为《沙家浜》，说这样更合实际。然后上台接见演员，大家都很高兴。《沙家浜》是反映新四军斗争的，陈毅副总理很高兴，看了好几场。彭真更为关心，直接过问戏剧改革。他经常看排演，与名演员马连良、张君秋及青年演员马长礼等座谈，还找编剧、作家座谈，听取大家意见。戏剧改革在作家、演员等努力下取得很大成绩，但江青霸为己有，她成了京剧改革的“旗手”。昆剧是人们喜爱的传统剧种之一。《晴雯》是王昆仑副市长写的剧本，内容写的是《红楼梦》中贾宝玉的丫鬟晴雯。剧本写得好，演得也很好，演员充分表现了晴雯的特点。虽然唱词不大能听懂，但有字幕，演得成功。事后李琪接受王昆仑同志的意见，写了一篇文章登在报刊上。彭真同志关心地说：“好戏、好的文章也得注意，不要为此引起有些人的不满。”可能彭真同志已觉察出江青对北昆剧团的看法。果然，江青到北京搞剧改实验，提出取消北昆剧院。先是要改为昆剧队，李琪反映大家不同意。为了保留这个剧种，打算改为昆剧团，市委多次想方设法保留这个剧团。一直坚持到1966年初，在江青的压力下，不得不取消了北昆剧团。如今，昆剧院又恢复了。《箭杆河边》，是北京作家刘厚明在顺义县根据一些素材创作的，反映农村的阶级斗争。江青看了说，正不压邪。《矿山兄弟》，反映门头沟京西煤矿的一个侧面，于是之、赵起扬同志写的，北京人艺演出，参加了华北现代戏的会演。当时正批“中间人物论”，有人提出《矿山兄弟》里的老二是“中间人物”，这对工人阶级来说不妥。这一提法正合江青的心思，要作为开展批判的对象，在会演上引起争论。1964年11月18日，彭真观看话剧《矿山兄弟》，认为这戏好，有教育意义。当时报纸大批特批“中间人物”，正常意见不能说话辩解。好戏也不敢多演，只许演完美无缺的英雄人物。事实上，先进、中间和落后是密切、有机联系的，全面反映对大家教育更深，尤其是戏剧。《山村姐妹》，是反映昌平农村搞果树技术改革的话剧，刘厚明编写的，由北京人艺和农村文化工作队上演。排演中，李琪要我（时任农林局副局长）找几位果树专家去座谈。看了反映农村的戏，大家很高兴，也很重视，提了些建议。当时剧团的负责人和演员都重视我们的建议。排演后，参加了华北局现代戏会演，得到大家的好评。1964年5月16日至25日和1965年，彭真、刘仁等两次观看北京市职工业余文艺创作会演节目。可江青却认为这出戏是演北京的，《矿山兄弟》也是演北京的。演北京的戏多了，后来竟成为北京市委的“罪状”。李琪说，彭真同志要求作家深入生活，去农村、厂矿企业，反映北京，却成了“大北京主义”，是“宣扬北京成就闹独立”的一种表现。《杜鹃山》，原名《乌豆》，是反映坚持井冈山斗争的戏，由北京京剧团演出。主角乌豆由裘盛戎演，女主角党代表由赵燕侠演，郑老万由马连良演，演得好，剧情教育人，激励人。1964年6月24日，彭真看这出戏的排演，在休息时和演员座谈，说：反映工农红军在井冈山斗争生活的戏是好戏，可以站得住。剧本大部分可以先定下来，演员就好琢磨了。剧本不定，五心不定。剧本中有一部分还要改一改。座谈中还对主要人物塑造，红军的官兵关系、军民关系等方面提出修改意见。他鼓励著名京剧老演员马连良说：你64岁了，背台词相当辛苦，为了这个也应该表扬你。江青看了却有意见，认为没有突出党代表，女主角唱词也少。她还说男主角用错人了，有损英雄人物的形象。市委、李琪认为对从旧社会过来的名角，不能要求太苛刻，他们是名角，有演现代戏的愿望，排练时很卖力气，演出后反映都好。江青却说现代戏还必须是中青年演。北京很重视人才的培养，谭元寿、马长礼、李元春等等，担子都很重。青年人也需要中、老年名演员带，这和干部的培养使用是一个道理。而演戏更是不同，唱、念、做、打等，都不是一日之功，得经过严格的训练。培养一个好演员比培养干部还难，只是性质不同罢了。搞艺术，男演女角，女演男角的著名演员多得很，像梅兰芳、程砚秋、丁果仙，毛主席和周总理都很器重和尊重他们。各有各的好，不能千篇一律，更不用说对待名家了。后来，江青又组织汪曾祺、张艾丁等在《乌豆》基础上改编为《杜鹃山》，演出时不用马连良、赵燕侠。《杜鹃山》也成了她的样板戏。《南方来信》，是评剧院根据反映越南反对美帝斗争的话剧《南方来信》改编上演的，马泰主演。这出戏不仅中国人看了感动，1965年7月1日，来访的越南客人看了也很高兴。可江青看了却说是赶任务，粗制滥造，反映英雄人物的事迹不够。彭真同志提出要发动作家和群众“写北京、演北京”。北京市还开展了各条战线、群众性的文艺活动，群众自编自演节目，为文艺战线增加了活力，形成了业余的文艺力量。江青看不起业余演出，不仅认为分散精力，还把“写北京、演北京”列为北京市委的“罪状”。李琪曾说过，江青找他多次，他对江青越来越反感，不愿意见到她，而愿离得远远的。“文革”开始后，江青就讲李琪是个“死顽固”，是彭真的“死党”，是死不回头的“死硬派”，是死不悔改的“走资派”。1965年底，李琪到房山县黄辛庄搞“四清”，他高兴地说：“这样江青就不打扰了。”但江青在1966年还是把他叫到上海，但又不见他。张春桥每天都去看他，劝他多看看上海，再等等。过了半月之后，江青才见他，见面就指责他：“不准老子试验，老子到别处试验。”恶言恶语。李琪只好听着。他于1966年春节前两天（1月19日）回来，向市委负责人刘仁、万里、郑天翔三位书记作了汇报。经市委研究，同意了江青的意见，要李琪以他个人的名义，给江青写信，汇报了市委的意见。后来，我从档案中发现了这封信，主要内容如下：我从上海回来后，即把您的意见向市委作了汇报。市委讨论以后，我当即把讨论的意见在电话中扼要地告知李鸿生同志，想已知道。
1.关于把北京京剧团全团作为您的实验团的问题，市委又作了最后的确定。薛恩厚同志已向全团宣布，目前全团情况很好。
2.关于取消北昆充实京剧团的问题，市委已作了决定，北昆现有一百人（演员四十余人），北京京剧团准备挑选七十人左右，包括您说的人，由文化局安排。当然有些同志还会有不同的意见。如果原来的昆剧演员要试验一点革命戏也可容许他们试验。
3.关于马连良、张君秋、裘盛戎的问题。根据您的意见，裘仍然留在北京剧团（春节中他演出《雪花飘》小剧颇受观众的欢迎）。关于马连良、张君秋的问题，市委研究了您的意见。他们又有演现代戏的要求，也还有些观众看，因而决定他们到京剧二团，除了在戏校教戏外，也还可以演一些他们能演的革命现代戏，或可允许演的老戏。我昨日已找他们谈了，准备过几天他们就到二团去，可以允许演的老戏，社会主义建设的革命现代戏，大型的革命现代戏，他们也可以学过来演。
以上就是市委讨论的意见，特此函告。
这封信写好后送市委主要领导同志审阅。李琪在上面这样写着：“刘仁、天翔、万里、邓拓同志，送上我给江青同志写的一封信，彭真同志说请你们看后再还给他看。”本来李琪从上海回来后心情就不好，给江青写了信更为不安。这封信经过书记们的传阅，作了一些改动，有的口气变了。李琪怕引起江青的不满，会使江青认为市委压她，起码也是对她的不尊重，这封信会引起麻烦。所以他向彭真同志建议不发为好。但彭真同志坚持要发，要他照办，“不要胆小怕事”。
1966年２月，江青又将李琪叫到上海。这次与上次不同，江青马上见了他，还和他一起看了几场电影，并向他谈了她在军队召开文艺座谈会的情况，而对他写的那封信只字未提。江青态度大变，使他感到意外，摸不透江青的用意何在。他还以为江青改变了态度，以后的工作会好做一些了，心情也轻松起来。事情却并非如此。李琪有一天回来，脸色难看，我问他怎么回事，他说，刚给彭真写了信，反映了对江青的认识。同时他又强调，他已做好思想准备，江青如此胡来，他总有坐牢杀头的一天，可能为期不远了。他在信中说：和江青两年多的接触，给我的感受江青以权贵自居，盛气凌人，独断专行，横行霸道，耀武扬威，无事生非，仗势欺人。她把别人当成奴隶，像奴隶主一样对待我，使我无法工作，无法忍耐。我的感受太深了，有责任反映这一切。他将信送走后回家告诉我，我说：“你是不是说得太重了？”他听后，有所触动，在屋里走来走去，随即给彭真同志打电话。张洁清同志接的电话，说：彭真不在家，并说已看到了信，认为李琪对江青的认识是对的。江青不单单是对他，也是对彭真和市委。中央的同志对她都了解，但对她毫无办法。劝李琪还要忍耐。信由秘书保管，也可能已烧毁了，万无一失。这时我们的心才稍稍平静下来。李琪向我表示，他应该写信，这是一个党员的责任，到反映的时候了。当然当面说更为妥当。不必为他担心。“文革”开始后，有人揭发此信是李琪反江青的证据。1978年彭真同志从陕西回来后，接见我时，曾和我谈到李琪给他的这封信不知下落，要我请专案组找找。彭真同志认为李琪对江青的认识是对的。这封信有力地揭露了江青的真实面貌，也是对江青的一份很好的控诉书。可是这封信始终未能找到。
1966年3月7日晚上，周总理找李琪和林默涵同志研究准备六七月份在京举行京剧改革会演事宜，之后又单独把他留下，询问北京对预防地震的准备情况。谈完后已快12点了，总理一直把他送上车。他们边走边谈，并还记得李琪是晋南人。李琪回到家后很高兴地对我说：“总理过问戏剧改革工作就好办了。江青如果有总理千分之一的能力和人品，事情就好办了。”“四清”也快结束了，他要执行好总理的指示。他还说总理过去和他谈到反对干部特殊化的重要性，总理平易近人、关心干部。第二天一早，他就回农村去了。批判吴晗时，吴晗说，《海瑞罢官》是胡乔木、毛主席让写的，写完后是胡乔木给改的，有些话是胡乔木加的。吴晗不服气。大家让他检讨一下，好过关。彭真也是保吴晗的，说吴晗与彭德怀不认识，没有往来。3月31日或是4月2日夜里12时，李琪突然回来了，脸色非常不好。我问他：“你怎么这么晚还回来？”他没有回答我的话，坐在桌前沉默不语。我给他倒了一杯开水，他喝完水后才对我说：“告诉你一件事，你可不要紧张。”我以为又是江青找他的麻烦，没想到他说：“今天晚上市委通知房山县委立刻派车送我回来，我进会议室一看，彭真同志也在，彭真是很少参加常委会的。我一坐下，刘仁就宣布开会。彭真同志说：毛主席派康生回京，要周总理找我谈话，毛主席批评我抓文化工作落后了。总理劝我尽快表态，好向毛主席交代。我确实像毛主席说的在文化方面落后了。彭真又指着邓拓说，你们写文章也不注意，又是和吴晗、廖沫沙合写‘三家村札记’。你写文章，你找了‘有鬼无害论’（指廖沫沙），你怎么不找李琪、范瑾写。邓拓马上检讨说他对不起大家，对不起彭真。在场的人听了彭真同志的话都面面相觑，非常紧张。刘仁同志宣布马上组织批判‘三家村’的文章，郑天翔宣布由刘仁、万里和他本人组成三人领导小组，李琪、范瑾、张文松、宋硕组成四人办公室，第二天就开始组织写文章，同时把吴晗从‘四清’点调回来，要他做检讨，以便及早向党中央和毛主席有个表示。这次不仅要批判副市长吴晗，还要批判市委书记邓拓。”听到这些，我目瞪口呆，完全不能理解发生的事情。4月10日，我们从《人民日报》看到《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江青诬蔑建国以来文艺界“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纪要》的发表在全国震动很大。李琪对我说，他不该与江青打交道。他做事过于认真，不灵活，得罪了江青，给自己，也给组织带来大祸。吴晗同志从“四清”点回来后，对让他再检讨的事想不通。他说，《海瑞罢官》是胡乔木同志要他写的，乔木说毛主席说他是明史专家，希望他写这个题材，政治术语都是胡乔木加上的。现在却叫他检查。吴晗对此不服气。大家只好劝他以大局为重，再做个检查，好对中央有个交代。李琪他们7个人干了半个月，弄了编者按，1966年4月16日《北京日报》发表，结果却被说成包庇“三家村”。大家都不知道下一个要批谁。4月16日，开始批李琪。4月19日，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打电话给中宣部副部长许立群同志，让他转告李琪停发对邓拓的批判文章，对吴晗则继续批判，何时批判邓拓要等中央通知。李琪立即向市委领导汇报了李富春同志的指示。记得李琪对我说，不知是因为批判得不够还是批判得过头了。不久后，中央停止了彭真的工作，五一时彭真也没有见报。4月，毛泽东同志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撤销由彭真同志任组长的文化革命五人领导小组。5月，万里召集了北京市局级及大专院校负责人会议，向大家逐字宣读了“五一六”文件。后来，王纯副市长又在体育馆召开的干部大会上传达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精神。市委还召开了市委委员扩大会议，对市委的工作做了检讨。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表明市委在认真执行中央和毛主席批示。但是，这一切努力都无济于事，1966年5月23日在北京饭店召开会议，名为工作会，实际是批判北京市委“反革命修正主义”大会。在北京工作会议上，李琪成为批判的重点。我也是我们小组批的重点之一。我问李琪怎么理解市委的“修正主义”问题，他说：“你不要问我，我也说不清，看报好了，不过要用自己的脑子想。把市委的领导干部都批成黑帮是不妥当的。”我是最怕听“黑帮”二字，我说帽子戴得多了，由他们去吧。李琪说批干部是“黑帮”是错误的。他说：“我们对党对毛主席一片忠心，我们心中无愧，但受点委屈不要太难过。那些开国元勋，如彭德怀，在庐山会议提点意见，一开始大家认为只有彭老总敢说真话，又反过来批判。当时批彭老总是错误的。定人家彭、张、黄、周反党集团，人家不委屈吗？说彭真市委修正主义集团，我们都不理解，前些时还说北京工作好，怎么一下修了呢？林副主席讲不理解的也要理解呀！可是我们理解不了。”5月17日，戚本禹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诬陷邓拓是“叛徒”，欲置邓拓于死地。点名批李琪，为吴晗抛出个救生圈。李琪看了报纸说：“如能救了，倒是办了一件好事。我对人家批判上纲上线够亏心的，还批我是包庇，难道把吴晗吃了不成吗？！对邓拓、‘三家村’的批判，北京发表了‘四一六’编者按，批得够重的还说是包庇，难道把这些人都一棍子打死才算是真批判吗？！”我问他：“为什么总是批判你和范瑾、张文松，不批判彭真呢？”李琪说：“批判我们就是对着彭真的，彭真在国际上也有影响，不能公开点他的名。把我们批倒了也就是把彭真批倒了。”他又接着说：“这也需要历史评定。”我问冤案何时、能否翻过来，他说：“从历史来看有的可以翻过来，岳飞的大冤案在他孙子岳珂时才翻过来。”粉碎“四人帮”后，彭真回到北京，我跟彭真说，你应该派一个婉转的、不莽撞一点、能够周旋的人去，可能不至于这样。彭真说，不是咱们去找她，实际上是咱们对。1975年，彭真被下放到陕西。1978年12月要回来了，赵洁冰来告诉我这个消息，问我：“你去不去接？”我当然要去接。我从机关要了一辆车，我、儿子海渊、儿媳吉玛、女儿海萍4个人去。海萍告诉了邓拓的夫人丁一岚，丁一岚也要去，但她那时还不能要车。海萍给我打电话，我说：“一个车只能坐4个人，丁阿姨去，你就不要去了。”在旁边的赵彪听见了，说：“好啊，这样的好事你都不告诉我。”这样他又要了一辆车，丁一岚也去了。彭真回来，北京市的问题就可以解决了，大家特别高兴。彭真回来的那年春节，我恢复原职。有一天，我正在农林局开会，彭真的秘书来电话说：彭真要你来一趟。我去了前门饭店后，丁一岚也在，彭真不在。张洁清、丁一岚、我三个人先谈话，一会儿，彭真回来了。他抱歉地说：我回来晚了。然后说：“你们两个是命运相同（指我俩的丈夫都是在‘文化大革命’初期被迫害死的），我担心孩子们。听说孩子们都不错，我放心了。”彭真一只耳朵背。他让我和丁一岚轮流坐在他耳朵不背的那边同我们谈话。他先和丁一岚说：“一岚，毛主席对邓拓没有批评，只是说他书生办报。我给你说，你应该心里有数。”他对我说：他(指李琪)主要是得罪了江青，觉得问题严重，在京剧改革中和江青有分歧。我讲起1975年为李琪作结论时，中央专案组的负责人说，李的错误主要是跟着彭真反对江青，材料有这么厚。我说：你写上。他说就不用写了，还是轻点好。这时，彭真斩钉截铁地说：“他不敢写！也不能写！”然后他说：“我想到过邓拓可能活不了了，一是身体不好，二是书生气重。我没想到李琪也会走这条路。他性情刚强，身体好，经历的事多，不到52岁就走了。”他眼圈红了，越说越难过。我怕他太难过，那时他已是76岁的老人，赶快说：“事情都已经过去了，别说了，让它们都过去吧。”彭真说：“过去就过去了吗？！”他好长时间没有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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