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丨冯印谱：我在样板戏里“跑龙套”
作者简介
冯印谱，山西万荣人，198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高级记者。曾任山西日报报业集团编委、三晋都市报社长兼总编辑。现为山西大学文学院新闻传播系研究生班兼职教授、硕士生导师，山西大学商务学院、中北大学客座教授。著述颇丰，包括新闻论著、杂文集、纪实文学、中篇小说、长篇小说等。
本文作者
前面说过，我在本村七年制学校学习期间，参加了好几年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每天排演节目，到处演出，一度小有名气。1971年底初中毕业时，我渴望继续读高中，但那时上高中不考试，实行贫下中农推荐制度。我们班50多个同学，仅被推荐上四五个同学，而且全是贫下中农和大队干部子女。我这个“历史反革命分子”的儿子，名落孙山，也就不足为怪了。
上不了高中，就只有回生产队当农民一条路了。当时是冬天，社员们都在修大寨田，我也做好了战严寒、抗冰霜，加入修大寨田行列的思想准备。突然，接到大队革委会通知，让我参加大队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
在晋南农村，有一个千百年来沿袭的文化习俗：春节唱大戏，闹社火。解放前，农民们劳累了一春一夏一秋，到了冬天，小麦入仓了，一年到头有吃不完的白面；秋粮收割了，牲口有了充足的饲料；棉花收摘了，留点好棉花自家纺线织布用，卖掉剩余的籽棉，手头便有了零花钱，棉籽榨油，又有了食油吃。所谓“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指的就是这种生活。
丰衣足食后，农民也追求文化娱乐。一入冬，村里那些爱热闹的人就开始张罗，他们搬出祠堂里收藏的鼓乐道具服装，铿铿锵锵，一天到晚排演大戏。演大戏可不是简单的事，只有那些大村庄，要人才有人才，要财力有财力，一冬天排演几出大戏不成问题。而那些人口少的村庄，则没有这个能力，只好望洋兴叹，期待着过春节上人家大村庄去看戏了。
不过，即便是大村庄也万万不能掉以轻心，因为每年春节，大村跟大村之间都在暗中较劲，看谁家的大戏唱得好，观众多，赞扬声多。而决胜的奥妙，不外乎邀请来一个知名导演，或者挖掘出一个新演员，或者置办了一套好戏装。即便今年唱戏比赛输了，也不心灰意冷，憋着一口气，明年咱们舞台上再见分晓。
新中国建立后，起初几年唱大戏的习俗仍然延续下来。后来农村搞了互助组、合作化、人民公社，一个接一个的运动，搞得农民干活的时间越来越多了，肚子却越来越吃不饱了，日子也越来越过得不安逸了。渐渐地，唱大戏、闹社火的热情就逐渐冷却了。
京剧《四郎探母》剧照
“文革”一开始，到处破“四旧”，不管三七二十一，所有的东西不是被定为牛鬼蛇神，就是被套上封、资、修的标签。过去唱的大戏，什么《四郎探母》、《秦香莲》、《打金枝》等，统统被禁演了，取而代之的都成了革命样板戏。
我们村宣传队全名叫“丁樊大队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由村里一些唱戏把式和年轻人组成。1971年，可能是演员青黄不接的缘故，把我们几个初中刚毕业、原来参加过学校宣传队的男女队员吸收进去，算是跑个龙套。我们排演的剧种叫蒲剧，是一个比较古老的民间剧种，唱腔高亢，慷慨悲壮，流行于晋陕豫三角地以及大西北，涌现过阎逢春、王秀兰等一批名家，据说周恩来总理在北京看过阎逢春的蒲剧演出，盛赞不已。
那年，大队革委会花大价钱，从县剧团请来一位导演。这位导演因为派性原因，不受重用，闲赋在家，有机会出来排排戏，既混个肚儿圆，又能赚一笔外快。在他的精心指导下，我们宣传队一共排演了三出大戏：《红灯记》《沙家浜》和《红嫂》。《红嫂》应该不属于八个样板戏，不知为什么要排这出戏。
在学校宣传队时，我还算是个主要演员，每每排演比较大的节目，主角非我莫属。然而，到了大队宣传队，就像一滴水珠掉进了池塘，根本显示不出来。瞧一瞧我在戏中扮演的角色，就知道我是何等的悲催了。
京剧《红嫂》剧照。
在《红灯记》中，我扮演一名喝粥的群众和一名柏山游击队员，一个群众甲，一个游击队队员乙，既无名又无姓，总共出场两次。在粥棚脱险喝粥那场戏里，我大概有两句台词，什么“这碗里净是沙子”，“这日子真不让人活了”。
在《沙家浜》中，我扮演新四军战士小王，谢天谢地，总算有姓氏了。这个角色还差不多，出场四五次，扮相一身灰军装，腿上打着绑腿，腰间插一支匣子枪，英俊潇洒，好不威风。遗憾的是没有留下照片。小王在两场戏中都有台词，一场是跟卫生员争执，声称自己伤口已经愈合了，不肯换药。另一场是在芦苇荡里，因为没有东西吃，饿得昏迷过去，指导员郭建光捧出仅有的一块干粮让给小王吃，小王坚辞不吃，推让给指导员吃。
在《红嫂》中，我扮演一名村民，混在人群中，更连一句台词也没有了。
但是，角色虽小，宣传毛泽东思想事大。导演和村干部一再强调，演戏是政治问题，演革命样板戏就是最大的政治，不论是主角，还是配角，一丝一毫不能马虎，一招一式不能出现失误，要把演戏上升到对革命旗手江青同志的态度问题，上升到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感情问题。
那几年，全国到处都在排演样板戏，也闹过不少笑话。比如某剧团上演《红灯记》，扮演日本军官鸠山的演员向李奶奶要“密电码”，结果把戏演串了，一张嘴说成了《智取威虎山》中的“联络图”，这位演员无疑受到严肃处理。
京剧《沙家浜》剧照。
某剧团上演《沙家浜》，扮演胡传魁的演员和扮演刁德一的演员是两派，私下里意见很大。在一次演出中，剧情让两人悄声耳语，“刁德一”竟然在“胡传魁”耳朵边骂了对方一句：“我操你娘！”他满以为在舞台上，面对黑压压的观众，对方只能忍气吞声，自己占个便宜。
没料到，“胡传魁”也不是一盏省油灯，脸色骤变，顺手回击了“刁德一”一个耳光。顿时，两人在台上扭打成一团，剧务惊吓得直喊“落幕！落幕！”出现这般严重的政治事件，事后，这两个演员均被开除了。
听导演讲了这些趣闻轶事，我心里直打鼓，暗下决心，一定要谨慎小心，绝不能出现任何差错，否则，牵连到我父亲的历史问题，落个黑五类子女破坏演出革命样板戏，罪莫大焉！
排演场是在一个生产队的大仓库里，屋里生着旺旺的火炉，暖融融的，比起那些在田野里顶着寒风修大寨田的社员，真有天壤之别。但是，排戏的确是个熬人的营生，白天从早晨到下午一天三晌不说，夜晚还要排到12点以后，天天如此。
也难怪，演员都是生产队社员，文化程度不高，演技更是业余的，排演这样的大戏，难度够大的。从分配角色，到熟悉台词；从走台步位，到一次次彩排，翻来覆去地排练。
京剧《红灯记》剧照。
记得《红灯记》第一场，李铁梅出场，是该从出场口上场呢，还是该从入场口上场呢？争论不休。演员们很少有人见过车站和火车，导演就解释说，车站是人来人往的地方，没有固定的出入口，从那里上下场都可以。
我们这些跑龙套的演员，虽然戏份不多，但却不能随意离开，需要时时刻刻守候在一边，等待上场排演。两个多月下来，一个字：累！两个字：瞌睡！
终于盼来了春节，我们的样板戏也排演好了。从正月初三开始演出，在本村舞台连演三个晚上。尽管社员们对这几出样板戏的剧情已经很熟悉了，连不少台词都能背出来，但因为是本村演员演出，人们仍然看得津津有味。
不仅本村的男女老少能来的都来了，连周围村庄也来了很多观众，把偌大的舞台下面挤得水泄不通。再加上四周墙根有几个卖醪糟、卖炒粉、卖油糕的小商贩，空气中燥杂着各种声音和气味儿。
总的来说，观众对我们排演的这几出大戏评价很不错。也是，一个农村业余宣传队，能够紧跟政治形势，排演几出革命样板戏，的确难能可贵。于是乎，导演高兴，演员们高兴，大队干部高兴，社员们高兴，可谓皆大欢喜。
样板戏在农村舞台演出。
初八至初十日，我们宣传队还被邀请到离县城不远的一个村庄演出，哪个村庄经济条件好点，但人口少，排演不起大戏。对于我们的到来，盛情款待，白面馒头，猪肉豆腐粉条，管饱吃。我们演员演出也特别带劲，演出非常成功。
回村后到了正月十四至十六日，又接连在本村舞台演了三个晚上，仍然观者如潮。那时候全国的文化园地只剩下八个样板戏和一个作家，农村文化生活更加贫乏，看戏，就成了社员们一年到头最好的文化消遣。
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过了正月十五，大队宣传队就解散了，我也回到生产队参加劳动，当上一名地地道道的农民。几个月的演戏，从政治上说，当了一回大队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队员，有了在村里出头露面的机会；从经济上说，没有下地劳动，却给家里挣了几百个工分，这是最实惠的。其余什么也没有了。
原本，我心里还隐藏着一个小小的梦想，认为自己有点演技，能不能凭借这点特长，调到县里剧团当一名演员，就可以脱离农村，转正为城市户口，挣工资吃上商品粮了。现在看来，自己的演技太差，特长不长，在一个大队宣传队也只是跑跑龙套，冒不出个头，上县剧团当演员岂不是白日做梦吗？
再说，那时干啥事已经时兴“有后台”、“走后门”，人贵有自知之明，自己不是那块料，更没有任何“后台”可靠，“后门”可走，演员梦只能是南柯一梦了。
山也还是那个山，水也还是那个水，碾子是碾子缸是缸。扛起锄头，我成了一名地地道道的人民公社社员。
2013年6月23日于凌空书屋
2017年7月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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