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荐读丨刘苏里：疫病与社会变迁
疫病与社会变迁
演讲者：刘苏里
这次肆虐全国的武汉新冠病毒，至今还有向全世界蔓延的趋势，据报道已有64个国家发现确诊病例，所造成的后果，比“非典”不知道高出多少个数量级——不仅是确诊和死亡人数，而是它引发的次生灾害，也就是给人们心理遗留下的巨大影响。包括你我在内，处在疫情中的很多人，一定还关心着另一件事，就是从疫情中，我们能总结出些什么。
眼下还不到总结的时候，疫情何时结束，什么结果，没有答案。对流行性传染病，无论预警、预防、临阵应对等等，过程中会引发哪些次生灾难，以及它们加在一起将造成怎样的后果，本该是各类教育中的题中之义。很不幸，这方面的知识少得可怜。
其实，人类历史中的教训和经验俯拾皆是。有书为证。今天的主题是：疫病与社会-政治变迁的关系。历史上，疫病怎样改变了人类社会-政治进程，疫情如何促进了人类的各种相关制度的建设，包括重新设定某些议题和议程？我们还是读书。选书分为“核心”和“延伸”两部分。我只讲作品中与“疫病与社会变迁”这个主题有关的内容，不涉及其它。对其他部分有兴趣，你可以在留言板中跟我讨论。
顺道说一句，我把超大规模传染性疾病叫做“疫病”；疫病的爆发、应对和后果等叫做“疫情”。
核心书目
1.《瘟疫与人》[美]威廉·麦克尼尔，环境科学出版社（2010）、中信出版集团（2018）
把这本书放在核心书目第一位置，有以下理由：
第一，是第一部描述疫病与人类关系的专著。它有两个明显特点，一是帮你梳理了这个主题的框架，二是编年史性质，就是按时间顺序，呈现了这个主题。
第二，它出自一位顶尖级史家之手。麦克尼尔三十多岁以《西方的兴起》享誉西方史学界，随着他的各种著述陆续被介绍到中国，几乎与汤因比、布罗代尔、斯塔夫里阿诺斯等人齐名。这部《瘟疫与人》，据作者说，创作灵感正是来自《西方的兴起》。
第三，书中创造了一对概念：微寄生和巨寄生。前一个跟疾病有关，因而跟我们个人的身体有关，后一个比较复杂，简单说，它跟我们个人一生的命运有关。巨寄生，对个人而言，就是其力量巨大无比的寄生物，它以各种形态存在，最大的存在形态，就是国家或政权。占山为王、打家劫舍的盗寇集团，包括我们比较熟悉的黑社会团伙，也属于这类巨寄生物，但比较起国家来，它们是小巫。
第四，核心观点：疫病往往是改变历史进程的要素之一。这在我们往常读历史时，极少意识，甚至根本不知道的观点和知识。
第五，现代医学技术的进步，健全的卫生制度，让人类产生了无所不能的错觉，动辄轻言“战胜”疫病。但病毒的进化策略，使得人类即使靠想象力，也未必算得准它们何时、以何种方式出现，或许它们就趴在某个角落里，等待你经过。
这是一部开创性著作，出版于1975年，已过去整整45年了。那时，史家对疾病与人的关系，还没多少概念，麦氏的研究工作具有拓荒性质，使得他描述史实，表达观点时，用语非常小心，阅读中要特别加以注意。但作者的假设和论证逻辑十分地强大，给人的启发远远胜过知识本身。
2.《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修订本）[美]贾雷德·戴蒙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
在今天谈论的主题下，首先可以说，这部作品是麦氏《瘟疫与人》最强有力的案例版本（请你注意下主书名的第二个关键词：病菌）。麦克尼尔是史家，而戴蒙德是演化生物学家，说他是人类学家也未尝不可。由于戴蒙德的学科训练，以及该书在《瘟疫与人》出版22后问世，书中提供的史料，使用的方法，以及一些关键性论证，都沿着麦氏的道路，走得更远更加扎实。
最有启发和借鉴意义的，是第三章和“附录·2003后记：《枪炮、病菌与钢铁》今日谈”。因为《瘟疫与人》故事的起点，来自麦克尼尔研究中的一大疑惑：为什么西班牙冒险家科尔特斯，用了不到600人，却能在很短时间内征服人口超过1500万的阿兹特克帝国，而皮萨罗征服人口600万的印加帝国，才用了不到200人？麦氏讲的故事，叙述篇幅小，结论谨慎，需要进一步研究的丰富和支持。麦氏的终点是戴蒙德的起点。
戴蒙德的结论与麦氏没有多大不同：病菌比枪炮跑的速度还快，两个帝国有95%的人口，并非死于刀枪下，而是倒在了病疫前，——主要是天花，还有斑疹伤寒、麻疹、鼠疫等传染性疾病。戴蒙德不仅详细讲了皮萨罗征服印加帝国的故事，还在后续的若干章节中，不断重复这一故事，其中包括1713年荷兰人将天花带到南非，1788年英国人将天花、麻疹，甚至百日咳、流行性感冒带到澳洲，都造成当地土著人口至少80%的死亡。
在“2003后记”中，戴蒙德发出惊人论断：权力集中是“越轨”性事件，会造成灾难性影响，如果不能从中吸取教训，越轨性事件还会重演。他警告欧盟集中权力的企图。作为演化生物学家，戴蒙德怎么以政治哲学家的口吻说话？等你读完篇幅不长的“后记”就会明白，他的论断跟今天谈论主题的相关性了。
顺道说一句什么是演化生物学。我也不懂，请教了一位老朋友。他说：“演化”相对于“静态”，把生物学加上时间坐标，从生物/物种起源、变化的角度，来研究生物以及物种之间的关系。是一门高度综合性的学科。照猫画虎。我读过的一些书，作者们好像都用过这种理论方法。比如下面要讲到的克罗斯比《哥伦布大交换》。
《枪炮、病菌与钢铁》原版出版于1997年，2005年出了修订版。中文译本引进的是修订版，甫一问世，便引起了轰动效应，前后出过几个版本，印数很难估算了。我手头上这个本子，是2019年7月第9次印刷的。第一个版本我读得比较仔细，已经找不到了。
3.《罗马的命运：气候、疾病和帝国的终结》[美]凯尔·哈珀，后浪公司·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9）
为什么要把这本书列为核心书目？对了，就是“疾病和帝国的终结”这个标题。凯尔·哈珀讲了一个历史上发生的、疫病导致帝国崩溃最典型的故事。换句话说，疫病是帝国（或政治体）解体、垮塌的助燃剂之一，历史上经常发生。下面有些书还会提供此类案例。
哈珀的书出版于2017年，应该是我能看到的、由麦克尼尔提出的“疾病历史观”的最新研究成果。此前，只要讲到疫病与人类历史关系，必然提到罗马帝国，大都语焉不详，或点出罗马帝国时期几次大的瘟疫事件，少有深入分析。哈珀用将近500页的篇幅，试图还原帝国历史上的重大瘟疫事件（当然还有一样重要的气候因素），是如何将帝国一步步逼到绝境。
第一次安东尼大瘟疫，持续了七八年，导致的直接后果，是大量人口死亡，尤其军队，几乎失去战斗力。但帝国熬过了这次瘟疫，在第二次大瘟疫到来之前，人口和农业生产都慢慢恢复了起来。
第二次西普里安大瘟疫，公元三世纪中叶爆发，据估计，第一期持续到270年，之后陆续肆虐了上百年。这次瘟疫的特点，一是在帝国整个境内蔓延，二是引发的货币危机，比第一次更大、更凶险，帝国财力几被耗尽，西北部边境再也抵御不住蛮族的骚扰和进攻，南部边境也频发暴乱，帝国岌岌可危。
此次疫病，到底损失了多少人口，只能是个估计数。拿亚历山城大为例，50万人减到不足20万，最严重时，罗马城也多是十室九空。最惨重的，是人员集中的军队，有些防守部队，减员90%。帝国只好征召奴隶、罪犯入伍，甚至雇佣蛮族。这种局面，成了晚期帝国的常态，虽然帝国勉力继续维持了百年，但再没从这次大瘟疫造成的损伤中恢复过来，直到476年，帝国西部走向灭亡。看上去蛮族入侵和帝国贵族的骄奢淫逸等因素导致帝国衰败，实则气候和疫病起到了更大作用。
如果没有第三次大瘟疫，——公元6世纪查士丁尼鼠疫的流行，并且持续了将近200年，很大可能，查士丁尼不仅会收回帝国西部的失地，一举解除蛮族对帝国西部百年占领局面，还可能让帝国恢复元气，再造帝国雄风。但这一切都因查士丁尼鼠疫的爆发，只能是假设了。据考证，查士丁尼瘟疫，就是十四世纪中叶以更大规模爆发，死亡人口更巨的黑死病。
4.《黑死病》[美]约瑟夫·P.伯恩，上海社科院出版社（2013）
这是一本很难定义的作品，可以称作医史社会学，也可以称作社会医学史，总之，它是一本研究中世纪那场著名疫病——黑死病的著作。这样说，也不准确，因为它更像一本“黑死病”简明百科词典，你几乎见不到这样体例的作品，它由下面几个部分组成：论述部分8章、9个人物传略、12篇原始文献，以及13个分类的参考书指南。因为好读，简明扼要，你很难确认它是本学术书，但它确实非常严谨严肃。作为了解黑死病的入门指南，恐怕再也找不到更好的替代作品了。用中文写作的黑死病研究作品我没见过，翻译过来的两种，我都选了。
正如作者所言，在西方半个多世纪来，黑死病研究成了显学，研究家们对一些问题似乎有了共识，但新的研究，正在颠覆传统结论。本书作者是历史学家，主攻方向是意大利。他如此安排本书结构，感觉就是试图将新旧两说，以及基本材料交给读者，让读者各取所需。
为什么黑死病会成为人们关注的对象，迭代而不衰？就因为传统的结论，是这场疫病，彻底改变了西方社会的走向，并以此为转折，西方一路向着近现代目标“飞奔”。换句话说，崛起于黑死病的西方，500年来至今，在各个方面都没有偏离世界领跑者的轨道。按照传统观点，现代世界的基本轮廓，就是由这场大瘟疫塑造的。再往前追溯，传统观点甚至认为，千年中世纪，始于一场大瘟疫（541-760年的查士丁尼瘟疫），由一场瘟疫结束（1347-1352黑死病）。本书正文8章，主要由两部分构成，第一部分共两章，讲瘟疫与医学的关系，第二部分分5章，讲黑死病给欧洲各方面造成的影响，包括经济、社会、政治、宗教、艺术等等，特别是对个人从心理到精神状态，从认知到观念意识造成的影响。
举几个例子。在意大利流行“分益制”（类似今天的分成制）；宗教改革等（教士短缺造成后果，贪欲盛行）；地方方言与官方拉丁语的对抗（现代民族主义的先声，马基雅维利的意大利语、蒙田的法语、塞万提斯的西班牙语、马丁·路德的德语以及莎士比亚英语的先声）；大学的兴起（有社会责任感贵族的捐献潮流。英国包括三一学院在内的多所大学，布拉格第一所大学等等）；底层人的“觉醒”等等。
书中有一个观察特别值得注意：疫病使得社会上泛起寻找罪魁祸首的心理需求。很快，目标集中在犹太人身上，不仅普通民众，包括贵族精英也都开始相信犹太人投毒的谣言。在法国、意大利、德国、西班牙、瑞士等国，出现大规模杀害犹太人、抢劫店铺、焚烧房屋、驱赶离境等恶性事件。最为严重的事件，发生在斯特拉斯堡，当地教会和士绅审理犹太人投毒案，竟然将一千八百多名犹太人中的900人烧死，其余全部驱离该城。这其中，有两个现象值得深思：一是国王和贵族，包括教会出面保护犹太人，甚至惩罚对犹太人的犯罪行为；二是教会虽不鼓励迫害犹太人，但却是播撒仇恨种子的始作俑者。
5.《鼠疫：战争与和平——中国的环境与社会变迁（1230-1960）》曹树基、李玉尚，山东画报出版社（2006）
这是国内学者有关鼠疫与社会变迁，具有开创之功的著述。书名为“鼠疫”，但两位作者真实的意图，是将鼠疫放在“疾病”研究的大框架内，继续拓展、确证麦克尼尔等人疾病史观，同样可以适用于中国历史的观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本书最重要的部分，是第二编，尤其是第五章：“老鼠‘消灭’了明朝”。
作者们的大明王朝败于鼠疫的结论，跟罗马帝国灭亡的案例，是不是十分相似？按我读后感觉，两个帝国的灭亡模式，几乎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
据两位作者，明末万历、崇祯两朝，华北地区聚居的人口已相当密集，流动性也大大增加，此时又遇上气候异常，普遍干旱少雨，叠加效应的后果，是增加了人-鼠接触的概率，酿成两朝先后两次大规模的鼠疫流行。两次疫病大流行，与西方查士丁尼鼠疫和中世纪的“黑死病”，何其相似。
万历八年（1576），第一次疫病爆发于山西大同，到万历十年，已流行山西全境，并延及河北、河南、山东北部地区，同年，北京和洛阳两市同时沦陷，可见传播速度之快，波及面之广。万历三十八年（1606年），鼠疫再次爆发，病源地仍是山西，为烈程度不并亚于上一次。
事实上，万历三十八年的疫情，一直持续到崇祯继位才减弱，为祸二十多年。崇祯六年（1634），疫病再次爆发。更大的一次爆发，发生在崇祯十六年，也就是明亡的前一年，1643年。史书记载，崇祯十六年“京师大疫”“死亡枕籍，十室九空，甚至丁户尽绝，无人收敛者。”崇祯十七年（1644），李自成部攻入北京，疫病正肆虐全城。李部只在北京停留了不到一个半月，便被清军赶了出来，不能不让人联想，疫病的力量，超过了清军的战力。明朝与李自成的大顺政权，皆亡于疫病。这一历史情景，不就是科尔斯特征服阿兹特克帝国，皮萨罗征服印加帝国的翻版？
最后，我想提醒你特别注意下本书第四章“转折的时代”。作者们叙述得相当谨慎，但并不妨碍你发挥想象力，仔细对照元朝的兴起与灭亡跟疫病的关系。1127年蒙古军队攻打汴京到拿下汴京，都分别发生过大疫。1257年，蒙哥进攻南宋，病死于军中，此时正值疫病肆虐蒙军。平定四川过程中，该地亦大疫流行，死人无数。元朝灭亡前的1354和1358年，京城（元大都）连续发生两次流行性疫病，几代君主连续暴毙，除成宗死于41岁，其他皆不过二十几到三十几岁，何故？该章有一小节，“元代的传说与事实”，尤给人以想象空间。
6.《鼠疫与近代中国：卫生的制度化和社会变迁》[日]饭岛涉，社科文献出版社（2019）
这是一本具有原创性论著合集，研究重点，是中国近代医疗制度发生、建立，以及与“国民国家建构”的紧密关系。饭岛涉的开创之功，很大程度上，带动了国内学者的同类工作，功不可没。
后来的有些学者对费正清的“冲击-反应说”颇有微词。冲击-反应说认为，中国近代的“觉醒”，跟外来力量（也就是帝国主义的入侵）的“冲击”关联密切，暗含清王朝所做的各种“反应”，正是外力“冲击”的结果。或许学理上还可商榷，但日常经验告诉我们，这种冲击-反应模式，并未因历史已走过百多年，而失去它的解释力，今天耳熟能详的“倒逼说”，不正是它长长的背影？其实，很多后来居上的政治体，不都是遵循了这样一条路径，逐渐迈上现代之路？
饭岛涉的著作，正如书名副标题所示，包含了两个大的部分，一是清末民初卫生制度的设立、改进和系统化，二是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鼠疫”背景。上世纪初发生在东北地区的鼠疫，其地点本身就有某种象征性。当时的东北，是清、俄、日等国的角逐之地，当疫病传到天津后，正当义和团事件发生、八国联军占领时期。而近代中国卫生行政的发源地，恰好发生在两地。
传统中国，疫病防治的主角，是各类民间慈善机构，我们今天熟悉的民办公助模式。但东北疫病的流行，由于牵涉国与国关系，牵涉国家主权，中央政府不得不出面为之，遂在两股力量的夹击下，开启了国家主导医疗行政设立、改革的进程。从清政府用人方式的变化中，也能看出这种互动关系。东北防疫领军人物伍连德，是出身马来西亚的华侨，在英国拿的博士，先后在英国、德国和法国实习、研究，回到大马后，一边开诊所一边从事研究，1907年受聘回到中国任教。清政府任命他为东北防疫总医官，以及全力支持1911年在奉天召开的万国鼠疫研究会议，伍连德出任会议主席，都是清政府参与国际政治博弈的一个侧面。到民国初年，国家全面接管卫生行政，更是将其与国家兴衰联系在一起。从防疫到卫生制度建立，到卫生行政国家化，都有外争主权，内集权威的意味。
作者在书中，还记述了外力干预民间传统习俗、医疗卫生国家化过程中，作为博弈第三方的民间力量所表现出的积极和尴尬的角色，国家捍卫主权，与民间捍卫“身权”搅和一起，增添了近代国民国家建构历程的曲折。
延伸书目
1.《哥伦布大交换：1492年以后的生物影响和文化冲击》[美]艾尔弗雷德·W.克罗斯比，中信出版集团（2018）
说起上世纪七十年代兴起的生态史观，它的奠基人，就是本书作者，而本书，就是代表作。
生态史观，也叫环境史观，就是将历史中的事件，放到一个更立体的背景中来审视和观察，有点像3D电影，其中的人物、时间、地点等等，都不再是舞台式的，而有了丰富的地理、气候、植被、动物，乃至疫病的因素，这些因素，有些是不变的，或变化极其缓慢，有些则是深不可测，随时变换，而有些则可能突然而至，悄然而去。如此，每一段历史，都可以进行新的解释，不一定颠覆，但一定是以往缺乏的视角。生态或环境史观，可以说，是继法国年鉴学派之后，世界史学界的又一次革命，甚至还可以说，该史观，是年鉴学派的某个变种，到今天，方兴未艾。
看懂书的副标题，我可以不再跟你聊这本书写了什么。你肯定知道哥伦布发现美洲的故事吧，对，1492年10月11日，哥伦布指挥的舰队看到了“微弱亮光”中的美洲大陆，次日登陆巴哈马。这一重大事件的后果，历史书中都反复讲过了。那么，历史、地理学家克罗斯比470年后，对这次大发现，又发现了什么？就是书名中的两个关键词：“生物影响”和“文化冲击”。跟我今天谈论主题有关的，就是疫病，“文化冲击”也包括疫病在新旧两个大陆融合中扮演的角色。在戴蒙德的书中，它们被放大了，都能看到其中的毛细血管。
为什么说“470年后”？后年就是哥伦布登陆巴哈马530周年纪念。克罗斯比这本书写于六十年前，当时出版并不顺利，小麦克尼尔为本书出版“30周年纪念版”写的序言中专门提到过。《哥伦布大交换》上世纪60年代完稿，直到1972年才获出版，而老麦的书出版于1975年。小麦的序言不正是向克罗斯比的致敬书么？如果联系到布罗代尔的《地中海史》（第一卷）英文版问世于1972，后辈的读者们，是否会从这些作品的出版时间中，找到生态或环境史观兴起的脉络？得到的“名家大课”，就请翟志勇老师讲过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追根溯源，文明史的生态-环境史观，恐怕在孟德斯鸠那儿，已经发出了“微弱的亮光”——孟氏用很大的篇幅，讲了地理、气候、物产等对一个文明塑造的重要角色。
2.《疾病改变历史》[英]弗雷德里克·F.卡特赖特、迈克尔·比迪斯，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华夏出版社（2018）
这是一本通俗版的疫病社会-政治、文化史作品。史有记载的、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几乎所有疫病事件，尽收书中。
开篇讲公元前430年雅典爆发的疫情。这场影响深远的疫病，与雅典为防御陆地，人口突然大量集中在城内有关。更要命的是，在伯利克里准备动用雅典强大的海军袭击斯巴达占领的军事据点时，疫病又在舰队中爆发，使攻击被迫取消。
一些历史学家估计，此次疫病不仅造成雅典大量人口死亡，更大的打击来自精神层面。雅典人既不信神了，也不信法律了。神不搭救雅典人，人们也不认为自己能活到法律审判的那一天，于是自甘堕落。类似的情况，后世历史也不断出现，典型如1346-1352年蔓延到整个欧洲的黑死病。病疫所到之处，人口骤减，田园荒芜，城市凋敝，人们的道德水平急剧下降。这才是需要观察、警惕的方面。
关于古罗马帝国的瘟疫情况，该书提供了一些有趣的参考。比如古罗马在公元前6世纪，便开始修造浩大的引水系统，类似现代的下水道。前312年，出现第一条洁净水供应系统。公元70年，罗马就修造了跟今天公厕一样的卫生设施。64年，尼禄统治时期，罗马发生大火，灾后重建，实施了执政官监督清扫公共道路、制定供应新鲜的食品的条例，特别是禁止在城墙内掩埋尸体，鼓励火葬等等，所有这些措施，都没能避免164-189年肆虐了25年的史称安东尼大瘟疫。疫病蔓延期间，最有名的是皇帝马可·奥勒留（那位写《沉思录》的作者）的死。
接下来是肆虐大半个世界的黑死病，欧洲所受影响尤甚。作者提供的情况，让我们解开了一些历史谜团。原来欧洲人寻找疫病替罪羊，贵族、残疾人，尤其是犹太人成为最大嫌疑。犹太人在瑞士和德国遭到迫害，开始大规模迁往俄国和波兰等地，才造成中欧和俄国大量犹太人的聚居。
再往下的叙述，我们都很熟悉了，直到现代。有评论说，作者的结论多少有些牵强，但作为一个认识历史的视角，还有其可取之处。
3.《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上卷）[古希腊]修昔底德，商务印书馆（1960）
在西方历史学传统中，这是一本跟希罗多德《希波战争史》一样有名的奠基性著作，记述了希波战争后，在希腊半岛上爆发的、雅典与斯巴达之间的战争。该书总共8卷，其中第二卷的第五章，“瘟疫及其影响”，描述了战争第二年，也就是公元前430年，在雅典爆发的那次疫病情况，以及疫病对战争进程带来的影响。
后来的史家对这次事件有很多研究，比如麦克尼尔、卡特赖特的书。我把它作为延伸阅读作品提供给你，有两个目的：一是，它的篇幅不长，看过后人的研究，能有机会翻翻当时人原汁原味的文字，有着非常不一样的感觉；二是，也许因为读这一章，让你对这本巨著发生兴趣，相当于买一送一，不信你试试，这一章的前一章，正好就是西方历史上的第一演讲：伯里克利在阵亡将士国葬典礼上的演说；后一章，是伯里克利在新的形势下，对雅典战争战略的构想，也是一篇演说。透过纸背，你差不多能感受到伯里克利的无奈和坚持。因为雅典人认为遭受的困苦，罪在伯里克利，想罢了他的官，伯里克利主张战争，当然是有利于雅典的计算，如果向斯巴达低头，无疑于葬送来之不易的国运。
这次疫病，给雅典城，进攻的部队，都造成了巨大伤害。举个例子，雅典一位准备攻城的将军，带着4000人，因疫病死了一千多，前功尽弃。最为严重的是，疫病还沉重打击了雅典海军。要知道，当时的雅典海军，天下无敌，是对抗斯巴达人入侵的战略利器。本来雅典和以它为核心组成的联盟，夹带着战胜波斯帝国的余威，非常可能速战速决，结果战争拖了几十年，最后导致雅典覆亡。雅典战败，有很多因素起了作用，当战争一开始的疫病，恐怕是重要的因素之一，它不仅削弱了雅典战力，更损伤了雅典人的精神。
4.《黑死病（1348-1349）：大灾难、大死亡与大萧条》[英]弗朗西斯·艾丹·加斯凯，盛世华章公司·华文出版社（2019）
不用多讲，一看书名你就该知道这本书的主要内容了。上面的核心书目中，已经有了伯恩专讲黑死病的书，为什么还要推荐你加凯斯的这本呢?有两点主要理由:一，这是西方第一本系统研究黑死病的著述，通过阅读这本书，你可以详细了解这次大疫的起源、“旅行”路线，以及所到之处惨绝人寰的后果，这些后果，在此前此后的记述中，其实都有不同程度的记录，但只有到了加凯斯这儿，才具有了可信性，更为系统。二，本书用超过一半的篇幅，描写了黑死病在英格兰从登陆到结束的全过程。作者把研究的重心放在英格兰，跟他是英国史家有关，更重要的是，——我们一起来看看作者怎么说。“充分了解此次瘟疫所造成的结果，对正确理解英格兰中世纪末期的历史，是至关重要的。‘黑死病’使社会遭受重创，丝毫不亚于一场革命。”因为“这次大瘟疫是英格兰历史的一个转折点，真正终结了中世纪时代，真正开启了我们的现代时期。它割断了与过去的联系，带来了新时代的曙光。瘟疫使人口剧减，进而造成劳工缺乏。人们认识到，底层人有了新的、过高的期望。用现代的话说，就是劳动人民开始理解自己的价值并维护自己的利益了。”
黑死病对英格兰造成的后果远远不止这些。疫病过后，人们的宗教意识和宗教情感再一次苏醒，还增强了自我反思的愿望。比如，原来教会的捐赠，主要来自地主和贵族，但疫病过后，主要的捐赠者，换成了城镇的中产。15世纪搅动英格兰社会变革的中产阶级运动，其源头，正可追到这次疫病。
向你推荐这本书，还有两个一般化的理由，顺道说说。一是伯恩的书很难买到了，加凯斯的书垂手可得。二是这本书出版后，引来很多批评，认为加凯斯引用的许多材料不可靠，有夸大，甚至编造之嫌，他也因此背上了骂名。但后来史家的研究，给他平了反。我跟你提这个理由，是想说明，历史上从来就不乏这样的例子:当时被人诟病的谣言，很多年后才被事实证明，它们是对的。加凯斯顶着几十年的骂名，“冤案”等到了昭雪的那一天，只是代价太昂贵了。为什么这么说呢?下一期我会讲到横扫整个世界的西班牙大流感，它发生在1918年，加凯斯的书出版10后。如果人们信了加凯斯的研究结论，是否对大流感造成的后果，会有个事先估计并做些准备呢?
5.《英国史》（第一卷）[英]西蒙·沙玛，中信出版集团（2018）
这套英国史共三卷，原版问世于2000年，虽然过去快20年了，但在中文简体字翻译的英国史著作中，它可能是最年轻的一位。对于普通读者来说，这套书最大的一个看点，是它与BBC打配合，出了大型电视剧。趁现在还算闲，你不妨找来看看。玛莎是严肃的史家，得过史学大奖“沃尔夫森奖”，这使她能与英国另一位史学大家霍布斯鲍姆齐名。霍氏写过一套“年代四部曲”，享誉世界，且为史书爱好者热捧。由于玛莎作品的电视效应，又使得她赢得跟尼尔·弗格森一样的“网红”名声。上一期我就讲过弗格森，他的《广场与高塔》上了万圣元月排行榜。
但说完加凯斯，我为何还要把这本书的第一卷推荐给你作延伸阅读物呢?对，第一卷有专门讲疫病与英国社会-政治发展关系的章节，第五章“死亡之神”，听上去挺可怕。这一章的内容，几乎是加凯斯著作百年后的最新版本。当你读完加凯斯，再看玛莎的第五章，就会体会到加凯斯的正确。光这一点，说实话，你大可不必费时费力跟着去证明加凯斯。玛莎的贡献在于，她不仅彻底坐实了加凯斯“黑死病对英国历史进程产生过重大影响”这一结论，还有几个更惊人的结论，我只举两个例子: 一，黑死病造成不列颠人口几乎减少一半。不是玛莎说出来，我还真不太敢相信。二，瘟疫，当然还有持续不断的内战外战，用玛莎的话说，在疫病和屠杀的洗礼中，诞生了“英格兰乡村绅士阶层”。如果你读过麦克法兰的《现代世界的诞生》，或者其它一些作品，包括影视作品，比如汉南的《自由的基因》，就会知道乡绅阶层对英国走向现代，乡绅阶层之于现代英国，到底意味着什么。英国的保守性格，——它的普通法传统，代议制，商人禀赋成就的秩序感，甚至包括刚刚完成的脱欧之举，都可以在这个阶层持守的理念和行为中找到解释。再多说一句，加凯斯的市镇中产阶级，加上玛莎的乡绅阶层，两者共同塑造了现代英国的模样。
我向你推荐玛莎，还有个私心，就是我被玛莎这一章结尾的一个段落，打动了，它勾起我读汉南时的记忆。这段话是这样写的：1480年，如果一个外来者拜访英格兰村庄，就会看到和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一样的景象：重修的教堂，坚固、简约、漂亮，高耸入云；啤酒坊第一次有了如“天鹅”或“青蛙”这样的名字；一堆房子中间，是本地区最大的农民租户的高大美观住处……
6.《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上卷）[法]费尔南·布罗代尔，商务印书馆（1996）
费尔南·布罗代尔的《地中海史》出版于1947，中文简体字版1996年问世，是依据原书第四版翻译的。该作上下两卷，约2000页，十足的Big Book。它的写作非常值得一记：二战期间，布罗代尔应征入伍，防守马其顿防线，防线失守后被俘，在战俘营里度过5年，凭着惊人的记忆完成了这部大书的设计和写作。
布氏在这部大书第一部分，辟有专节讲地中海地区的“地方病”——疟疾。指出，疟疾参与了大航海前地中海史的建构。地中海西北部，今天的西班牙和葡萄牙一带，覆盖着大片沼泽，人口的增加需要开发出更多良田以满足需要，由此惊动了沼泽地带的“原住民”，携带病原体的蚊虫。连续的开发活动，使得那里的人们付出沉重的代价。这样的故事几乎发生在人类扩张步伐所及之处，并无新鲜。布氏并没停留在对这瓶老酒的叙述上，而是进一步挖掘史料，笔锋指向西葡两国人的航海上，指出：西葡人来到东方和征服美洲的殖民活动，正是向沼泽地要粮食的活动的继续。一个地方疾病就是这样曲折地跟一个新历史时代挂上了钩。这在以前对人类历史的认知上，是不曾有过的视角。
《地中海史》出版那一年，以《西方的兴起》扬名史林的麦克尼尔刚好30岁。有趣的是，麦氏决心写《瘟疫与人》，自述创作的灵感来源，正是研究西班牙人入侵美洲产生的疑问：为什么科尔特斯不到600人的武装团伙，只用几年时间，便征服了人口不少于千万的阿兹特克帝国？贾雷德·戴蒙德在《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中，对此有更加详细的描写。
在描述“地中海病”的结尾处，布氏有一点睛之笔：“历史通常只关心危机，只关心缓慢运动过程中出现的剧变。然而，危机事前都经过长期的酝酿，事后又产生无穷的后果。”史林多年的努力，已让读者了解了疾病与人类进程的关系。而第一声警告，其实来自布罗代尔。
7.《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一卷）[法]费尔南·布罗代尔，三联书店（1996），商务印书馆（2018）
布罗代尔是年鉴史学派第二代掌门人，这套三卷本的“大书”，既是布氏也是年鉴学派最杰出的代表作。第一卷《日常生活的结构：可能与不可能》，近900页。该书原版1979年问世，麦克尼尔的《瘟疫与人》出版于1975年，感觉两位大家是比较独立发现了疫病与历史进程关系的。布氏的相关论述，主要集中在第一章。
第一章一开篇，谈到前近代人口增长与日常生活水平的关系，说是有这么一个近似的规律：每一次人口增长，必然带来生活水平的下降，造成人的体质下降，从而给瘟疫肆虐以机会，人口再次大规模下降，之后开始一段繁荣，生活水平再次提高，循环往复……其中有这么一句振动人心的话：“人只是在片刻间得到幸福，等他刚刚醒悟过来，已经为时太晚了。”虽然说的是西方前近代的故事，但又何尝不是对发展到今天为止的人类的警告呢？作者接着说，这个“规律”不独作用于西方世界，也适用于同一时期的印度和中国。
作者提出的第二个问题是：为何欧洲人没就近征服非洲，而远道去了美洲大陆？因为非洲的各种疾病和欧洲人无法抵御的瘟疫。这又是一个宏观上疾病改变历史的好例子。我们可以稍微设想一下，如果欧洲人先征服的不是美洲大陆，而是非洲，世界历史会是怎样？非洲会成为跟今天北美大陆同样自由繁荣的地区么？
作者的第三个问题是：为何各大陆几乎在同一个时期（17-18世纪）出现人口的大规模增长？作者认为背后的动因是气候。那么阻挡人类垦荒、繁衍步伐的，除了海洋、森林和沙漠，那就是疫病了。非洲就是个例子。布氏在书中讨论了在讲流行病与大饥荒的关系，认为饥荒和疫病，经常结伴造访人类。布氏比较早地意识到流行病在“文明地区”蔓延这一事实。他的话还没落音，麦克尼尔1975年就“抢先”出版了《瘟疫与人》。
8.《清代以来的疾病、医疗和卫生：以社会文化为视角的探索》余新忠主编，三联书店（2009）
这是大陆中国第一本医疗社会、文化史论文集，主题是晚清民初，随着西医的引进，中国在疫病的认知，医疗手段的变化和改进，以及卫生制度框架的建设和确立。入选18位作者的文章，正如主编所言，参差不齐，但都比较专业，有些甚是给人启发，比如首篇梁其姿的文章“医疗史与中国‘现代性’问题”。文集分四编，每编都有有趣的文章，比如第二编里有文章论及清政府应对疫病的新措施，第三编中有讨论清末民间慈善机构如果参与疫病救助，第四编有几篇都很有趣，比如讨论沐浴与卫生的，清末卫生行政设立的，以及民国初年的卫生运动的意义等。
我把此书列为延伸读物，理由很简单，认识我们自己，即使开头再模糊、粗糙，也总有个开头，况且文章作者来自几个国家，不同领域。我们应该知道，专家们是怎样认识中国人在转折年代，是如何对待、处理自己的身体，又是如何顺应时代潮流，开启医疗、卫生行政管理制度化进程，并与近代国家的建构努力融合的。饭岛涉的著作当然杰出，但终归是日本人视角。
结语
谈两点。
一，怎么想起来做这个主题的讲座?以及我的收获
我没资格做这个主题的讲座，我既不是历史学家，也不是社会学家，更不是医学家，等等，总之，我没资格。只有投机取巧，拿一本本书说事儿。其实，这也不是好法子，弄不好很容易穿帮。问题是，会了谁还学啊。于是，录制完今年元月万圣月排行，我硬着头皮开始找书，没成想，这个主题的存货可真不算太少，七七八八加起来有二十来种，又到书店补了若干，便开始了一次冒险阅读旅行。
我几乎是现学现卖。但敢现学现卖，是原来肚子里就有几两酒的量，而且我很早就读过麦克尼尔和戴蒙德，对克罗斯比也不陌生，只是沿着传统史学的路子走得太远，没投入更多精力关注影响人类进程的诸多重大因素中，还有疾病这个变量。
提起历史走向的变量，我们比较熟悉的有饥荒、贸易、战争、革命，还有观念、技术、发明，甚至气候、水源，当然最少不了的是个人，各种家，尤其政治人物和哲人。为什么跟我们人类关系最密切的疾病，特别是为害甚烈的传染性疾病，就没引起起码的注意呢?这个问题，一直盘旋于我的这场冒险之旅，最该检讨。其实，疾病不仅史有所载，比如拿破仑兵败莫斯科，斑疹伤寒就起了很大作用，雅典那次瘟疫，读修昔底德时就知道，我还经历了2003年的Sars，真的找不出理由。我想，这就是人的认知盲区。大大的一头犀牛，楞是视而不见。
当我读、重读了上千页书之后，我为意识到自己的这个盲区感到震惊。这算是我的第一个收获。
我的第二个收获，以往所读的历史，在我面前展开了一幅新画卷。就人类历史进程而言，上面罗列的那些因素，当然不会因为“发现”了疾病这个变量而稍显褪色，而是加进这个变量，历史风貌不仅一下子丰富起来，而且解释起来更有说服力了。我举两个例子。一个例子是，很多年来读中国史，对朝代更易过程中，人口损失如此之大，有甚者超过60%，始终不是很能理解。通常的解释是战乱和饥荒，还有战争中暴力死伤这个主因。我们经常拿来做对比的例子是一战和二战，两场屠杀式的战争，所有死伤人口加在一起，也没超过总人口的5%，我们已经为之震撼了。那么一场改朝换代的战争下来，要死掉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三的人口，怎么解释都难以服人。现在，我们不仅有了麦克尼尔等人有关西班牙人征服美洲的案例，还有了曹树基等人的研究，——中外皆然，疫病是比暴力和饥荒更大的减人因素，其为害之烈，完全超出我们的想象。曹树基、李玉尚《鼠疫:战争与和平》，对亡明提供的解释中，持续肆虐的瘟疫，恐怕是最大的两三个因素之一。
第二个例子是，来自很多场战争，几乎任何一场战争，包括现代战争。我们都知道非战斗减员这件事，有时非战斗减员超过战争中战死的人数，比如拿破仑征伐俄国，出发时三十多万的大军，抵达莫斯科城下还不到九万。史书上记载了这场征伐中的非战斗减员，但详细情况，要么被我们略过了，要么语焉不详。通常的解释是拿破仑进攻战略出了问题，没算好时间，被俄国的恶劣气候打败了，就跟希特勒在列宁格勒吃了败仗一样的原因。岂不知，是拿破仑自己扶植起来的波兰大公国坏了他的大事。原来，被“解放”的波兰，是滋养疟蚊的天堂，拿破仑大军穿过的地方，破败和脏乱到不堪入目，二十多万战斗和补给人员，就葬送在这片土地上，葬送于疟疾和斑疹伤寒。如果三十万大军悉数抵达目的地，还会有后来坚持农奴制的亚历山大统治么?没有了亚历山大大帝，会有后来的一战、二月革命、十月革命……？历史当然不能假设，但没有假设的历史，就不会有人们接受“历史教训”这回事，历史就会不断重演。
我的第三个收获，是对麦克尼尔“微寄生”“巨寄生”两个概念，用于分析人类社会演进的价值。个体的人，被文艺复兴、启蒙运动捧为万物之灵的人，其实非常不幸，夹在微寄生和巨寄生之间，同时是它们的共同宿主，也是它们随时随意侵害的对象。人伴随微寄生降生，绝大部分情况因其而死，并带给个体的人一生的焦虑、痛苦和威胁，特别是遇到大规模传染性疫病时，经常地，恐惧带给人身体和精神的伤害，往往比疫病更大。凡有此亲身经历者，莫不有相同的感受。何以如此？是伴随微寄生而来的巨寄生造成的次生灾难。
人自降生一刻起，无不笼罩在巨寄生的阴影下。相对弱小的个体，巨寄生无所不在，无所不能，从家族宗社、邻里暴力集团、抢劫团伙到威权政府，加诸于个体的威胁和钳制，只是形态不一而已。无数史实证明，巨寄生往往与微寄生先后，甚至同时而至，比如战争和极权统治。但人类的希望，也在抵御两种危害中可见其曙光。针对微寄生，人类发展出各种应对机制，包括卫生制度、医疗科技；而针对巨寄生，则一面努力推进治理的法治化，一面强化自我管理能力，通过各种中间组织，形成与巨寄生的对冲力量。在我上面罗列的书籍中，都有不同程度的论述，代表作品如饭岛涉的研究，和余新忠主编的作品。作为个体的人，只要牢记“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就会磨炼出应对两种寄生的能力，让个体的不幸，减到最低程度。
二，一种读书方法
经常有人在留言板问我，有没有读书秘笈。我说有。在某些回复中，我还真的告诉了什么是我的秘笈：问题读书法。大意是，带着问题读书，不仅知道应该读哪些书，也会知道如何读，并且收获最大。
你大概已经注意到，我并没回答上一个问题的前半部分。我现在补上。突然对疫病与社会变迁关系这一主题感兴趣，最直接的动因是最近的疫情。我不仅想弄懂疫病本身是怎么回事，更想知道应对中出了什么问题，有哪些教训和经验可以为今后所借鉴。事实上，普通人对第一个问题往往无能为力，对第二个，除了感受、常识，最好的办法是求助历史，以为我们做出基本评价和判断的依据。
上面说过，我之所学，哪边都不靠，又如何保证我之所选，对你有用？我不只选了，而且还说了一通。如果不在介绍一种读书方法的意义上谈谈我的心得，我是断不会贸然行事，给自己找这么大的麻烦。我一定还记得刚才介绍的书籍，也许你已经看出来门道，14种书籍，因一个问题而起，相互间却存在密切联系。我从哪本书下手呢？我最先想起来的，其实是克罗斯比的《哥伦布大交换》，去年翻过，记得个大概，确切的书名忘记了。当我读到小麦克尼尔为此书做的序时，想起来他的父亲写的《瘟疫与人》。这次冒险之旅开始了。老麦写到雅典，我便找来修昔底德，写到黑死病，我便找来伯恩，写到科尔斯特征服阿兹特克，我想起了戴蒙德……老麦的书，还真把中国当做了重点，在书后附了一份“中国的疫情年表”，让我大为吃惊。我自然索寻相关中文作品，第一本便是十几年前购买，还正经翻看过若干章节的《鼠疫：战争与和平》。一路下来，风景渐次展开，上勾下连，我知道了一些研究家的名字，有的我很熟悉，比如伍连德、杨念群，有些听说过，比如曹树基和余新忠，有些第一次听说，原来却都是真正的大家，比如梁其姿、饭岛涉。原来，生态史学，或曰环境史学，即使在中文世界，也已经张开了网，等待纲举目张的时刻。我深知不可能停留在这个问题上，但也知道，从此它们再也不会离开我的视线。因为要理解人类历史进程，疫病和疫情，跟贸易、战争等一样重要。
最后想说一句，准备的非常不充分，即便谈论感想，也没什么系统和洞见，请原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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