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
张大青，又名张大星，1978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1981年赴美留学。现为电影制片人、编剧。
我一歲那年，我母親接到了一個從意大利寄來的郵包。裏面是一件送給我的嬰兒小毛衣，淡黃色，上面有編成小花的小孔。郵寄毛衣的，是利維奧叔叔。 那是冷戰初期，母親受命於父，也就是我的外祖父，從美國去以個人身份參加在東柏林舉行的世界青年聯歡大會。外祖父是國際著名的有机化學家，那時候在哈佛大學做研究。自從朝鮮戰爭開始。他就非常關注中國的情況，並一直希望能回到新中國去看看。他派我母親去世界青年聯歡會，目的是要她看一下是否能夠聯繫上任何中國大陸派去的參加者。母親在东德沒有找到任何大陸派去的人。但是她卻在前往意大利旅行的時候，認識了利維奧。據母親說，她認識利維奧，是在意大利南部的一座小鎮裏的旅店中。那時，有一對德國兄弟，為了誰能開摩托車送我母親出去兜風而爭吵起來。（順便說一句，這對兄弟後來一個成了世界著名的指揮家，一個成了德國政府的高官。）吵的過程中，也是在旅店中住宿的利維奧，不免好奇。在餐廳裏吃早飯時，他問起母親是怎麼回事……就這樣，他們相識了。
利維奧比母親小幾歲。他身材瘦長，目光如炬，講話總是在面前的空氣中揮舞雙臂，典型的意大利青年。他羡慕母親的英文好，經常讓母親給他背誦莎士比亞的十四行詩。聽到動情處，他會熱淚盈眶……就這樣，他們相戀了。外公召喚。母親回到了美國。離開時對利維奧說，她一定很快就回意大利來。剛才說過，外祖父是個有名的有机化學家。世界上第一個用中國人的名字命名的化學反應，就是他發明並隨之被命名的。而這對於他想要回到中國大陸，卻是一個很麻煩的事情。1951年以前，所有在美的外籍科學家都不能無故永久居住在美國。但是，錢學森事件之後，一夜之間，美國的政策徹底變了。新的規則是，所有來自戰後變成共產主義國家的外籍在美學者，均可以在美尋求職業，但均不許重返各自的國家。這樣做的目的很明確，就是為了防止美國的技術，特別是高科技，流入冷戰中的對手國家。換句話說，今天的中美貿易戰，不是这两年才發生的，而是上世紀中葉就發生過。但是，中國方面，此時又是特別地需要海外的人才回歸，並且發動了強大的宣傳攻勢，號召海外學人重返祖國“建設社會主義”。母親雖然沒有能從世界青年聯歡會上得到什麼消息，但是外公卻一直不斷接到來自他仍在國內的老哥哥，我母親的老伯父的來信，反復請求他回到中國，“哪怕只是回來看看”。老哥哥在信中發自肺腑地對外公說，他是經歷過前清、民國，甚至日偽，現在又是新中國的人。“所有的經驗都告訴我，我們將迎來一個全新的中國，和與以往所有政府都截然不同的政府。”雖然老哥哥信中的話都是真話，但是多年後他也曾向外公承認，在他的後面，的确有當時中央在中國華東南地區的大員不厭其煩地指示操作。於是，外公決定回國“去看看”，並讓母親陪同。為了對付美國政府，他不得不設計了一條“曲線歸國”的路線。他給從前在德國工作時的同事寫信，讓他們邀請他去德國講學，這讓滿心狐疑的美國政府無法限制他出境。但是，就在外公與母親登上前往歐洲的海船之前，突然他們面前出現了兩個美國聯邦調查局的官員。“黃先生，您離開美國的原因是？”外公連忙回答：“去德國，去德國教學。”兩個官員明顯不買他的账，但是又沒有證據，糾纏了一陣，最後也不能拿外公怎麼樣，只能放行。不過，其中一個領頭的正色警告說，“您如果此行最後的終點，是共產黨的中國大陸的話，所有嚴重的後果，都將您自己承擔，您明白嗎？”外公連忙又點頭，“明白。我明白。”其實，外公只是一個科學家, 他那時真的是什麼都不明白。中国正在弃美投苏，冷战正在升温。母親與外公到達歐洲後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前往當時中國大陸政府在歐洲唯一的外交辦事機構，位於瑞士日內瓦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全權代辦處。接待他們的，是一位熱情洋溢，能講一口流利英文的新中國政府官員，名叫熊同志。熊同志在回答外公對於是否回國就有可能再也出不來的問題時，信心滿滿地說了一句外公與母親到死都記得清清楚楚，並一直反復重複的話：“新中國——來。去。自。由。”但是，利維奧卻不認為“來去自由”這句話是可以相信的。母親在歐洲等待船票以及回國沿途需要經過的各國的簽證時，回到了意大利。這期間，利維奧反復乞求母親，不要輕信，不要回中國。他說，冷战正在升温。他在報紙上讀到很多關於蘇聯鐵幕的消息，而當時的中國，政策上幾乎就完全是蘇聯的翻版。蘇聯可以進去出不來，中國也肯定一樣。但是母親想起熊同志說話時的那種無比明確的態度，加上外公年紀大了，的確需要她的陪同，所以沒有改變計畫。但是她向利維奧保證，即使父親回國後決定留下，她自己在安頓好父親後，也一定儘快就回到意大利來。利維奧聽了，縱有一千個不願意，也毫無辦法。他將母親帶回了自己的家，見過了他的父母，並且告訴他們，他將與這個中國女孩子訂婚。1950年代，世界還很小，很封閉。那時候，亞洲人在歐洲是幾乎不存在的。母親與利維奧走在意大利的街道上，常會招來路人的冷眼甚至語言的指責攻擊，特別是在利維奧家的傳統守舊的意大利小鎮上，更是如此。文化上，意大利的女人對兒子有一種超強的佔有欲與嫉妒心。利維奧的媽媽見到我母親後，用意大利話十分清晰地告訴她說：“我的兒子是我此生的最愛，而你把他從我身邊奪走了。你知道嗎？”但是，相戀的人無所畏懼。母親與利維奧在佛羅倫斯的老橋上，彼此定了終身。母親與外公回國乘坐的海船，出發地是哪個港口已經無從可考。但下面這一幕，我是知道的。遠洋輪的甲板邊上，站著一個東方女子，不斷向下面揮巾，揮淚。碼頭上不多的送行人中，奔跑著一個西方男孩，不斷地向上揮舞雙臂……整個就是一個“泰坦尼克”時刻。母親與外公的船，駛過地中海，蘇伊士運河、印度洋、蘇門答臘等水域後，於1952年春到達香港。跨過當時還是簡陋之極的木板搭就的羅湖橋後，外公終於看到了給他反復寫信的老哥哥。老兄弟多年戰亂流離後相見，自然不勝唏噓。幹部們第一時間對外公說，黃老，新中國需要您的幫助，我們懇請您留下來。平心靜氣而言，這些幹部並沒有逼迫，他們的真心誠意，以及後來一些高層北京領導人的邀請，最後的確是促使外公自發地做出了留在中國“建設社會主義”的決定，而非被迫……不過，這裏也必須指出，當時貧窮落後的中國，與後來錢學森回國時的情況一模一樣，根本不具備任何真正海外回歸高科技學者需要的基礎設施。請他們回國的主要目的，還是出於其它因素的考慮：新中國初建伊始，海外華人紛紛積極回國，這是政治需要。而到了文化革命時期，這種需要不復存在，素有潔癖之名聲的外公，被紅衛兵批鬥時用馬桶刷子在大庭廣眾之下來回在他口鼻處給他“刷牙”，那是後話。接著說我母親。母親的情況不同。在安頓好了父親，見過闊別八年的親屬後，她便提出要回歐洲。問她的理由， 她回答說要回地中海，回去找她的意大利未婚夫。啊……當然，當然。但是，您有美國的碩士學位，我們又很缺英語師資……我們還是希望黃小姐能在國內居住一段時間，親眼看看我們的社會主義祖國的建設……嗯，嗯，新中國，當然是來去自由。但是您現在持有的這是反動派1944年簽發的無效的護照，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護照呀，所以您到了邊境不會放您出境的，您是無國籍的人士，這個不好辦哪……一年以後，母親被分配了工作，教英語。後来又调動工作到了北京。不知是偶然還是必然，她所在學校的上級領導單位裏，不久後竟調來了一個領導，名字叫熊同志。（1978年，二人在黨校內偶遇。說起當年他信心滿滿的承諾，老领導不勝唏噓……這也是後話。）再若干年，母親與祖籍北京的父親結婚，生下我弟弟不久後又離婚。剛生我的時候，母親接到了本文開始說到的那件黃色男童小毛衣。那以後，中國與西方國家的矛盾劇增，通郵都要受到檢查，於是便再也沒有來自利維奧的消息。文化革命最轟轟烈烈的時候，母親也同樣被單位裏的人整得灰頭土臉。文革後期有一天，我看見她面對一張抄家被抄走後又退還回來的歐洲風景畫在出神。那是一幅歐洲油畫的翻版。湛藍的天幕下，一座鄉間的小橋。橋下是流水潺潺。再幾年後， “四人帮”倒薹了，中國迎來了改革開放。1981年，母親幫我申請到了她在美國一個母校的獎學金，我可以出國了。在我幾經周折，終於請回來我第一本護照的那天，母親把它借了去，壓在她的枕頭下過了一整夜。也許是冥冥之中，上天特別的眷顧我，要我儘量完整的講述這個故事吧。1984年暑假，母親在北京家裏接待了一個四口之家的不速之客。而那一年，恰好是我在美國第一年有足夠的盤纏回家探親，所以這一家人來訪時，我也有幸在場。那是一對意大利夫妻帶著一雙十幾歲大的兒女。男的又高又胖，肥大的手指上戴著巨大的鑽石戒指，說話總是激動地在面前揮舞雙臂——母親讓我喊他利維奧叔叔。女的瘦小，神經質，紅頭髮，說英文有很重的口音，給人感覺特別愛抱怨。她一見到母親就開始告狀說利維奧叔叔如何如何壞，不講道理，“你沒有跟他在一起，真的是上帝在天上保佑了你！”紅頭髮女人用帶了很重的“R”音的英文對母親喋喋不休地說。幾天後，他們一行5個人，一起到中國的南方遊玩了一圈。途中，母親親眼見了這一家人的喧鬧滑稽，以及利維奧叔叔對妻子的頤指氣使。不過，有一次母親與紅發敏感瘦女人談及是否利維奧叔叔婚後愛她時，紅發女人回答說，她怎麼能跟母親比，她沒有上過什麼學，更不會背誦莎士比亞的詩。
母亲晚年，桌上老照片是年轻时的母亲
利維奧叔叔一家回到意大利後，母親與他還一直保持著通信。也許是10年前的最後幾次通信中吧，利維奧叔叔用因老邁而開始顫抖的手，寫下了母親離開時的情景。“你的船啟程後，我沒有離開海港，而是找到了一個面朝地中海的咖啡廳，在大玻璃窗前坐下，點燃了一支煙，就那樣坐著，目送你的海船遠去。”利維奧叔叔說，他此生最大，最大的遺憾，就是他抽煙。因為——“從你的船駛入海的那一刻開始，”他寫道，“我就對自己說，只要它不從我的視線裏面消失，我就不會失去你。說起來這很荒唐，明明這是一個註定要失敗的努力。但是那時，我真的是那麼想的。而且，奇跡一般地，你的船，不管它開得多遠，變得多小，但是，它就是不在我的視線中消失。我目送著你，一邊對你說了無數的話，以前說過的，以前沒有說過的……說了不知多久，而你的船，它還是拒絕消失。它的頑強，加上我的固執……好像真的我們就永遠不可分開了。”就在這時，利維奧叔叔眼睛的餘光，看到了手上那支煙的煙灰已經很長了，快要掉下來了。“千不該，萬不該，我本能地在那一刻，就是那麼不經意地低了一下眼睛，把煙灰在煙缸裏就那麼一彈……當我再抬起眼來，看回不到一秒鐘以前你的船的那個小點的位置時，我卻不管再怎麼找，都找不到了，只有地中海的茫茫。”“那一刻，”利維奧叔叔最後寫道，“我就無比清晰地知道，我是永遠地失去了你。”母親是2015年過世的。她走前一個月，我最後一次回北京去看她。90歲的人，神智已經不很清楚。她見到我，看了半天，問我是誰。中國人的傳統習慣內向，即使是對親生父母，也不太會用擁抱來表達彼此的愛。但是，知道老母去日無多，也加上畢竟在海外多年習慣了，我悄悄地湊到她身前，抱住了母親。不鬆手。母親沒有動，隨我與她臉貼著臉，像戀人般越抱越緊。良久，她歎息一聲，在我耳邊說出了名字：文图由作者提供本号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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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大青：三个美国人与一桩北京绑架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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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轩编辑、少达审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