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
吴青，1937生，江苏江阴人。作家冰心（谢婉莹）和社会学家吴文藻之女。1961年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英语系，后留校任教。从事英语教学四十年，麻省理工访问学者，斯坦福大学福尔布莱特学者。著有《如何教初学者英语》《学校英语》《美国社会与文化》 上下册（编者之一）《英语视听说教材》（上册）“比德兔的世界”（译者之一）《狮子和老鼠》（译者之一）。第一个使用质询权的人大代表。
原题
娘永远活在我的心里和身边
——怀念母亲冰心
作者：吴青
我的娘1999年2月28日晚上9点钟离开了人间。我们是按着山东的习惯称呼妈妈为娘的。她虽然老家在福建长乐，但是她在山东烟台的金沟寨生活过多年。那时我的姥爷谢葆璋是海军学校的校长。今年的二月二十八日是娘去世十六周年。但是对我来说，她没有离去，没有走远，她永远活在我的心里和我的身旁。这种母女情是一种特别的关系。我至今仍然感到她身上和脸上的热气，还会感到她的双手在抚摸我的脸时的温暖和柔软。她真的是实实在在的在我的身边，给予我爱，信任，支持和力量。她没有远行。在这个世界上一切生命，人，动物，植物都不能没有爱，也离不开爱。这是普世价值！我的娘给予了我许多的爱。而爱是可以分享的。我对往事的记忆是从云南的呈贡开始的，当时我是两岁多。我们住在一座小山上的二层小楼里。我们住在二层，至今我还记得，我从小就是走路过快。有一次走得过急，一不小心我从二层滚到了一二层楼之间拐弯的平台上，我在那儿躺着，看二层的天花板。我也已经能懂一些事理了。我从小就喜欢动物，这是受娘的影响，因为我姥爷就喜欢狗，他们家里永远有狗。一天我对娘说我想养一只狗。她说行，但是你要天天喂它吃饭，给它水喝，给它刷毛，每天晚上要把它叫回家。因为我们住在山上，四周有狼。如果我忘记了一条，就不能再养了。我再大一点，开始学着一些男孩子捉鸟。拿一个纸盒盖子，用一个木棍把盒子撑起来，棍子的下头用一根绳子拴上，盒子下撒上米或米饭，人趴在远处等待小鸟来吃食时，一拉绳子，就把小鸟扣住了。我捉到鸟后，就把小鸟放在手里玩。娘看见后，不太高兴。她等到天快黑了，她问我，你在外面玩，天黑了，你最想干嘛？我说我想回家。娘又问：你回家最想见到谁？这时我紧紧的抱着我娘说：最想见到你。这时娘说，天黑了，小鸟想妈妈了，你赶快把小鸟放回家吧！我听娘这么一说。我马上松手让小鸟飞走了。我从那以后再也不捉小动物了。留学美国，左7为吴文藻，左8为冰心
我的娘就是通过具体的事例来教育我，要敬畏生命，培养我的责任，培养我对生命和动物的关爱。其实爱就是责任。这也够我用一辈子。我娘从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三六年在司徒雷登校长领导的“燕京大学”当过十年的老师。我的爸爸吴文藻也是老师，他是从一九二九至一九三八年在“燕京大学”教社会学。他们都是老师。他们都爱自己的学生。到我们家来的人不是老师就是学生。娘爱她的每一个学生。吴文藻冰心婚纱照，身后为主婚人司徒雷登
她的学生也爱她。她为了了解每一个学生，她要求每一个选她课的学生都写一个一千汉字的自传。这样她备课，和上课就有针对性，可以有的放矢。我当老师以后，我也向娘学习，也要求每一位学生写自传。了解他们的父母是做什么的，对他们有什么影响，他们是如何学的英语，在听说读写译五个方面有哪些弱点和强项，有什么座右铭，喜欢什么运动，有什么特长，对我有什么期待等等。我给予农村贫困山区来的孩子更多的辅导和帮助。由于我爱我的学生，他们把我当做他们的知心朋友，我们相互关心和帮助，他们在学我教的课程上花了许多时间，学得也很好。我教过的学生不少人都在关心环境，关心教育，关心社会发展。他们都很有责任感。我真为他们感到骄傲！我是娘和爸爸的第三个孩子，第二个女儿。他们管我叫老二或小妹。我是一九三七年十一月来到这个多事之冬的。从小我娘就告诉我，我是日本军国主义占领了北平后出生的孩子，如果不是娘为了生我，他们早就带着哥哥和姐姐离开被日本军国主义占领下的北平。我很快就知道了战争的残酷，和平的重要。从我开始记事，我们永远是在逃难，先到云南的呈贡，后来又逃到四川的重庆歌乐山上。大白天我都不能在外面玩，在春天看不到满上遍野五颜六色的花朵和野果，听不到各种鸟儿的歌唱。而要躲进又黑，又潮湿，又冷的防空洞。有一次在重庆我得了肺炎，发高烧，娘坚持在家的小床上陪着我，给我讲故事，一直到我们的警察朋友敲门，告诉娘需要马上去防空洞，她才紧紧地把我抱在她那安全、温暖的怀中跑进防空洞。据说那天全重庆有七个孩子都是肺炎、高烧而丧命的，我是唯一的一个幸存者。但是如果没有战争，是和平的环境，那六个孩子会活下来，他们的家人都不会感到悲痛！一九四六年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中美英法苏联五个战胜国决定分别派驻代表团到日本东京，共同商量如何占领日本。这时我爸爸的好友朱世明将军被国民党政府任命为中华民国驻日代表团团长，他邀请我爸爸负责政治组二组的工作。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九日，我九岁生日的那一天到了日本。我非常不想跟父母去日本，非常生气。我们乘坐的轰炸机一降落，我就对自己说：我绝对不学日文，我也绝对不跟日本孩子玩。由于日本军官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在中国进行了亡国奴的教育和大屠杀，杀伤了无数的无辜平民百姓，使得中国人痛恨日本军国主义。民族主义在我的心中燃烧。但是我们从机场去我们住处的路上看到一间房子着火，有几个男人光着膀子在救火，我们快到住处时还听到救火车的声音。我急忙问娘，你说他们的火灭了吗？他们今天晚上有地方睡觉吗？这就是人性，而人性是超国界的。这就是对生命的关心。这就是普世价值！而娘教给我的爱，是博爱，她是超越国界的。这就是娘教育出来的孩子。我们一到日本爸爸就配了一辆小汽车和一位司机。他既不会汉语也不会英语。爸爸和娘一出去就带上我，要我告诉司机往左还是向右转，我必须学习日语，而且一些简单的生活用语一定要马上学会。娘一到东京，就请人帮她去寻找她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二六年在美国威尔斯利大学读文学硕士时的日本朋友。经过努力，娘找到四位她的同学，我的日本阿姨。爸爸和妈妈把周四定为威尔斯利校友日。这样爸爸可以参加，听她们讲侵略国人民的声音，他周三要参加与麦克阿瑟将军主持的联席会。而且在这一天厨师们要准备充足的饭菜让阿姨们吃，还要准备足够的饭菜让她们与家人分享，至少能吃上一顿饱餐。因为战后日本人民又经历了相当一个时期的配给阶段。不够吃，不够穿，房子不够住，孩子们上课在清除瓦砾的场地上上课。因为美军对东京进行了地毯式的轰炸，只留下了日本的皇宫，和联军占领后需要用的办公楼，各代表团要用的住宅等等。在广场上上课，冷了老师组织学生集体跳绳，身体一暖和，老师马上教课。我在老远看这些和我一般大的孩子，我不跟他们玩，但是我从心眼里钦佩他们在极其恶劣的条件下，不间断的学习。四位日本阿姨讲了我不知道的许多故事。我不知道日本人民反战；我不知道侵略国家的人民的声音无法发出来，有的被打死或处死，有的被送进监狱；我也不知道日本人民的衣食住行都很困难，一切都要“支持前线”。阿姨们哭着讲她们的故事，我哭着听她们讲故事。我知道了人民永远是反战的。但是我把这些阿姨讲的故事当做个别现象。一九四七年，我九岁半的时候，爸爸和娘得到一本《日本军国主义侵华罪行》的书籍，里面有大量的相片，有日军在中国各地实行三光政策（杀光，烧光，抢光）和在各地实行大屠杀的照片。我看完了非常气愤，就给我的来自中国的小朋友看，我说我们得做点什么。我就把一些孩子组织起来，我是孩子头。我们做完了功课，我们就骑着自行车出去追日本孩子，吓唬他们。我们从来不打人。我是第一辆车，后面有六个男孩子跟在后面。我们干过三四次，后来被娘发现了。她非常的生气，脸都气得白了，我非常害怕、她从来没有这么生气过。她问我，这些孩子到中国来侵略过吗？我说没有。他们欺负过你们吗？我说没有。常常被你们追赶的孩子的爸爸和妈妈也许就是因为反战而被打死的。我知道我错了，完全错了。我懂得了一个道理。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的人民愿意去侵略他国。因为只有和平时期才可能有自由，民主和法治。在战争时期人民失去自由，民主和法治。因此，我们要永远懂得划清人民和政府的界限。在这个世界上我还没有看到一个政府能百分之百的代表自己的人民。我开始和我们附近居住的日本孩子交朋友，我的日文有了很大的长进。1949年元旦冰心全家在日本东京合影。左起：吴平、吴青、冰心、吴冰、吴文藻
从小我的娘就告诉我，“你先是人，才是女人”。这句话够我用一辈子。我知道我是人，有自己的爱好，有自己的意见和想法。我当时根本不分男孩子和女孩子。因为在我们家爸爸和娘对我们三个孩子都是一样的。都得懂得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但是我就是喜欢和男孩子玩，因为我喜欢爬树，在山上奔跑，更喜欢模仿电影里冒险的镜头。男孩子到一定岁数会比谁撒尿撒得远，我和他们在一起玩，当然也要参加比试一下。我发现由于我和他们在生理上不同，我比输了。但是这并没有让我失去信心，因为我爬树爬得快，跑得也不慢。但是在现实的世界里，我知道作为女人，比男人会遇到更多的挑战和困难，因此我们作为女人要比男人付出更多的努力和智慧，才能得到承认，得到尊重。记得小的时候爸爸和娘带我去看过美国一部名叫《泰山》的电影。他在大丛林里“抓着藤条飞来飞去” 。但是我当时不知道是藤条，以为是绳子。我太羡慕他了，他可以这样自由自在的从这个山，飞到那个山。我想我们歌乐山上也有好多的山，我也想试试。我乘着家里没有人发现，我偷偷的拿了一根绳子，爬到树上把绳子拴好，就开始悠了起来，越悠越快，我正高兴的时候，绳子断了。我重重的摔了下来。摔得好疼，我哭了起来。怨谁呢？是我自己。这是绳子不是藤条！我哭完了，到附近池塘把脸洗干净了就回家了。我还看过有参加二战飞行员的电影故事。一个飞行员的飞机被敌人打中了，他马上跳伞，保住了性命。我觉得他太了不起了，在天空中慢慢地飘来飘去，慢慢地降到地面，太自由了。在天空中他一定很舒服。我很想试一试。我也是乘着没有人，拿了一把大伞从家的后门出来，跑到一个比较空旷的山上，打开伞就开始从山上往下跳。我没有想到的是，我一离开地往下跳的时候，大伞往上一翻，我又一次从空中摔了下来。这次我觉得我的五脏六肺都要摔出来了，半天说不出话，哭也哭不出来。但是这次的尝试让我知道，电影里的是降落伞不是普通的雨伞！但是这种尝试对我有很多的好处，使我有更好的观察力和分析力，我也能够去想办法，去创造我所需要的条件。我第一次被叫做“女人”，记得那是我在一九八九年初第一次担任北京市人民代表的时候。一九八七至一九八八年我们国家的政治体制改革又迈出了新的一步，那就是在基层民主选举上，又进一步扩大了民主。在同一个选区内，任何十个选民都有权联名提出候选人。而过去只有两种渠道提出候选人：一个渠道是由共产党组织提名，第二渠道个是民主党派可以单独或联合提名。一九八八年底我就是这样被选为那届海淀区人民代表。十人联名提出的候选人之一，经过民主选举，选上的唯一一名非党、非官员的人民代表。我心里非常的高兴，感到自豪和骄傲。我认为民主永远是一个过程，一个国家民主的实施与进程都要看那个国家的人民，是否真正愿意，并且敢于依宪，依法承担公民的责任。当时尽管北京市的选举法修改了，据说没有一个区县的人民代表敢于十人联名提出自己的候选人。因为他们害怕这又是一次像一九五七年那样的陷阱。而当时只有我们海淀区的人民代表，敢于十人联名提出自己的候选人，并通过无记名投票的民主程序，选出了自己的人民代表。所以当时媒体就有一种说法；“海淀现象”。我当选以后，马上贴出一张如何与我联系的通知，包括我家的电话，我每周二下午接待公民的时间和地点和我家的住址等。到我第一次参加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是一九八九年初，我已经快当人民代表五年了，尤其是那时中国的民主氛围比较好，人民争取民主的劲头也比较大。有比较多的公民在努力推动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其实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就好比一个人的两条腿和两个手臂。他们需要一前一后，平衡的去、往前走。这样前进和发展才能平衡，否侧是要摔倒的。由于我的家庭出身，我和这个家庭成员的经历，使我下决心，一定要改变我们的社会制度，从一个人治的国家，变成一个法制，宪政的国家。我根据宪法不断的推进和实现我作为人民代表的权利。天赋人权。权利从来都不存在给予和恩赐，权利是争取来的，是斗争来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条第三段：“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我在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两个文员会成员时投了两个反对票，因为我发现两个候选人中有一个是副市长，另一个也是政府官员。因为权利一定要受监督。权利要制衡。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腐败！！！道理很简单。运动员绝对不能当裁判员。否则就没有正义，公平，公正。否则就不是共和国！！！我还投了两张弃权票。因为当时主席团里有许多老先生，一些人要在几个人的护理下才能来到主席台上，行动和说话都困难。我觉得他们已有了很多贡献，现在应该在家休息。我希望有更多的年轻的，敢于用宪法，依宪推动中国民主，自由，法治和透明的人进主席团。另一张弃权票是因为我发现另一个主席团的候选人是某某某。他当时是某部常务副部长。他常常发表文章，不少观点很“怪”。他说：社会主义国家没有代沟。我认为这是一派胡言！他绝对不能代表我。我没有想到的是，我是在八百八十五名北京市代表中唯一投了两张反对票，两张弃权票的人！我当时听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声音。有人说，吴青你让我们看到了中国民主，自由，法治的进程。但是也有人说我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好出风头，神经病，二百五，肯定是疯了。还有一个男人，在我的背后，恶狠狠的说：“就是这个‘女人’投了反对票”。我听到了，我没有回头去看他。我觉得不值得搭理他。但是我一回家，当我把这个消息告诉我娘的时候，她笑了，带着一丝鼓励和骄傲的微笑。她马上在纸上写了：苟利国家生死以，岂能祸福避趋之。落款是给作为市人民代表的爱女吴青冰心一九八九，二月十五日。这幅字是后来我请我们的老朋友周明帮我做成了一副对子。我本来是把它挂在我的书房里，对我是个鼓励和鞭策。后来我怕日久了会坏，我就把它收藏了起来。它和娘一样，永远在我的心里和身边。中国现代文学馆9月30日隆重纪念冰心女士诞辰120周年，以下照片取自中国现代文学馆的活动报道。
中国作家协会主席铁凝、冰心女儿吴青与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李敬泽在中国现代文学馆向冰心墓敬献鲜花，铁凝将120朵红玫瑰组成的花束轻轻放到墓碑前
老舍先生当年在重庆书赠冰心吴文藻的诗笺
远在美国的梁实秋1982年手书《无门关》中“春有百花秋有月”一偈，托女儿梁文茜带回国内，赠与几十年未见面的老朋友吴文藻和冰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