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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波纪念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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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思丨王小波：我们这一代人的精神兄长
王小波
王小波（1952-1997），中国当代学者、作家。出生于北京，先后当过知青、民办教师、工人。1978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1984年赴美匹兹堡大学东亚研究中心求学，1988年回国，先后在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任教。1992年辞去教职做自由撰稿人。1997年4月11日病逝于北京。
原题
王小波: 我们这一代人的
精神兄长
摘要：智慧固然重要，但是在强权肆虐的世界。真诚、善良、大爱和勇敢的好心肠却是同样重要、甚至更为重要的。这是王小波，我们精神的父兄，在他的纪念日暗示给我的东西。
王小波
（1952.5.13-1997.4.11）
因为匮乏所以纪念
王小波曾写过一篇题为《电视与电脑病毒》的文章，对电视节目围着节日纪念日打转的现象痛心疾首。大意是说：中国电视编导的脑子里总有一本日历，每到一个节日或纪念日，就要放一些和该日子有关的电影或歌曲，结果把电视节目搞得没滋没味的。“有些日子所有的频道都在闹日本鬼子——当然，这些鬼子和汉奸最后都被抗日军民消灭了，但这不能抵偿我看到他们时心中的烦恶：有个汉奸老在电视屏幕上说：太君，地雷的秘密我打听出来了——混账东西，你打听出什么了?从我15岁开始，你一直说到了现在！”
王小波虽然绝顶聪明，可是他肯定想不到自己如此早逝，更想不到每当他的忌辰，就会有人要在媒体上纪念他—我相信他如能预见到这一点，定会想办法长生不死，以免因为他自己的缘故，出现他最“烦恶”的情形。这样的情形已有7年，而且看起来没有结束的势头。
如果他的在天之灵能对我们说话，恐怕他的话会很不客气：“混账东西，纪念了7年，你们都纪念出什么了?从我死的那天开始，你们一直纪念到了现在！”当然这种可能性很小，因为平时待人接物，他总是个谦谦君子，所以他的语气可能是这样的：“求你们别一到4月11日就说我了，我简直快羞死了。”十有八九会是如此。
他既然讨厌人家把许多偶像强加给他，他必也不愿把自己变成偶像强加到别人的头上。他作为一个一生反对各种政治强制、文化强制和道德强制的人，一定最反感听到这样的话：“看看人家王小波是怎么做的，再看看你们！”把自己变成一个令他人自惭形秽的榜样，无疑会是他最为诅咒的事。
但是关于纪念他这件事，我恐怕会这样劝他：正如一个人想吃什么，便表明他体内缺什么一样，如果一个时代、一些人，一到某个日子就自发而非被强制地纪念某人，便表明该时代该人群最缺少和需要那个人。人们要通过“纪念”这种仪式化的行为，来强调己之所需与己之当为。当然也不排除某种巫术式的心理需要——召唤他们所孺慕的灵魂附体，以使他们迅速拥有那人的力量。可由于这种力量不是一时半会儿就能长成的，所以对某个人的纪念也不会几年就过去。
如果有一天王小波式的力量不再稀奇，我们自然就不会再纪念你了。他听了这番话，也许会心里稍安，就不那么反感我们了。而只有他不反感了，作为FANS的我才能安下心来写作此文。因此还请读者朋友原谅我把文章的头开得这么长。
我们这些人
接着我想说说为什么老是我们这些人在纪念他。所谓“我们这些人”，就是年龄段在“70后”前后的一些人，再扩展些，就是生于1960年代到1980年代的一些人。记得第一本纪念文集《浪漫骑士》和第一本评论集《不再沉默》都是由年龄与小波相仿的学者主编或撰写的，之后，在话语空间里一直对他念叨不休的，就是“70后”与“80后”了，甚至还有了个小波君——听其名必会昏迷的网站“王小波门下走狗大联盟”，以及一本号称有“小波风”的小说集《一群特立独行的狗》，来向他致敬。——顺便说一句，不管这个“门下走狗”多么事出有典，总归不那么是味道；况且“走狗”的“走”有“跟随”义，即便是“一条，也不能算“特立独行”，更何况是“一群”。“一群狗”而曰“特”立“独”行，未免对一个词的使用太不伦不类，即便是戏仿“一只特立独行的猪”，也仍是如此。
对不起，又扯远了。其实我的意思是说：“70后”一代之所以不停地追念王小波，只能说明一件事：自他逝去之后，我们既未能找到与他的智慧、理性、魅力及健全程度不相上下的精神兄长，自己也没能成长为与他一样好的成熟的个人。我不能不悲哀地说：在王小波的身后，勇敢、坚韧而智慧的自由知识分子群落不但没有壮大，反而日渐萎缩；而一茬茬披着“小波型”修辞外衣的自鸣得意而又脆弱不堪的“自由分子”，倒是多了起来。“王小波”的语义符码被迅速地肤浅化和时尚化，以至于一些有着逆反心理的“精英”，甚至羞于再提王小波之名。这真是不幸的事。
心肠与智慧
经过7年的时间，我们这些受过王小波作品哺育的人，已从不谙世事的20几岁，迈入略经风雨的而立之年。对于王小波留下来的精神遗产，我终于知道了要把它分为两个部分：王小波心肠与王小波智慧。没有前者，绝无可能产生后者，任何以为可以抛掉前者而直取后者的努力，最终收获的精神格局都会极其微小。类似的情形，我们可以从“剥离技巧”的中国当代新潮文学中看到。
以前人们对“王小波智慧”谈得较多，在经历了这个国家诸多或大或小幸与不幸的事件、旁观了知识界一场又一场归于泡沫的论争之后，我认为现在人们更需要留意“王小波心肠”。前几年曾经激动过我们的一些知识精英，近年的所言所行之所以言不及义无有所指，自然与知识储备的老化和问题意识的弱化大有关系，但更重要的是由于衮衮诸公缺少如王小波那般真诚、善良、大爱且勇敢的古道热肠。
想必王小波不会同意我的有泛道德化嫌疑的解释，但我仍是以为，一个知识分子在拥有足够智慧的前提下，一旦有了这样的心肠，他才会对他人的境遇苦乐抱有感同身受的理解，并且产生表达的力量和勇气。有了理解和勇气，他在人文研究中才可能获得敏锐深刻的问题意识，在文学有大意如下的话：凡要保存性命的，反要失掉它。凡要失掉性命的，反要得着它。这句话的前半句，最适合说给那些一心想给自己树碑立传、什么好处都想得的人听，无论官员政客，还是知识分子：后半句，轻轻说给小波听就行了一一这其间道德、利益与身后荣辱的能量守恒和转化原理，恐怕不是他所屑于证明的。然而我们这些生者若真的不知，就未免太过昏聩了。
他唯一的忧虑
王小波总是说：我唯一忧虑的，是我不够聪明。他从不忧虑自己不够善良，因为他觉得善良这东西实在太过基本，属于“良知”范畴。按照《辞海》的解释，“良知”乃指天赋的道德善性和认识能力，天生就有的好心肠自然不必强调，他只忧虑人类后天努力才能获得的东西——聪明与智慧——会随时消亡。他的200多篇杂文反复絮叨的无非是一个道理：这世界若想变好，必须医治愚蠢。为此他不惜耐下性子，用古今中外、尤其是“大跃进”和“文革”中的诸多荒诞故事，苦口婆心地规劝国人不要重蹈愚蠢的覆辙。
现在看来，他所担心的“愚公移山”式愚蠢似乎快要过去了，但是《寻找无双》里王仙客在长安城中所遭遇的愚蠢却远未过去——那就是不敢直面真实历史与现实、不敢在强权之下承担个人权利与责任的愚蠢。如果说防止“愚公移山”的愚蠢只要大力发展工具性智慧就可完成，那么杜绝王仙客所遭遇的愚蠢则需要更全面的智慧——除了动用工具理性，更要动用价值理性。
价值理性是在良知指引下的智慧，此一理性的衰弱，必会导致人的全面退化，其结果是满大街行走着冷漠怯懦、既无美感也无责任感的市侩小人。
如此塑像致敬王小波，估计不少人难以接受
有一点王小波没有提到：良知即便是天赋的基因，遇到极其恶劣的环境也会变异衰减，其脆弱程度甚至高于“智慧”。良知在这世上若真的化为乌有，那么再高的“智慧”也只能为恶了。我看在某些特定的空间里，一些强人的确运用着滤去了良知的高超智慧，来尽可能地阻止“沉默的大多数”获得识别真假、善恶、愚智与好坏的包含良知的普通智慧。智慧和技术若落到这种人手里，天下势必会傻子恶人横行。
因此，若想真的告别愚蠢，恐怕仅有智慧还不够，还得加上“勇敢”，即不怕为遭遇不幸不平不公不义的人——不管这人是别人还是自己——说话和做事的素质。有了勇敢的素质，才能有良性公共空间的形成，个人才能摆脱孤立无援的原子化境地，而逐渐建立一个按照人道准则而非丛林规则运行的社会。而说到勇敢，就不是知识范畴，是道德范畴了，而有效的勇敢需要知识和智慧的助力。
一句话：智慧固然重要，但是在强权肆虐的世界，真诚、善良、大爱和勇敢的好心肠却是同样重要、甚至更为重要的。这是王小波，我们精神的父兄，在他的纪念日暗示给我的东西。他还暗示我：社会的健全与进步，只能诉诸每个公民自身的努力与觉醒，若寄望于充当“王者师”则一切必会归于虚妄。这大概是王小彼与他的师祖胡适以及一些胡适弟子的不同之处。
陈鲁豫：在我21岁那年，王小波走进了我的生活
文章原载《南风窗》2004年第4期
插图视频选自网络，版权事务请联络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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