拾年丨​李兴濂： 1973：“考教授”闹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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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题

 1973：“考教授”闹剧

作者：李兴濂

尊师重教是我们这个古老国度的传统美德，但在1973年曾发生一出最荒诞的“考教授”的闹剧……

闹剧的缘起

1972年，“九·一三事件”后，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时进入波谷时期，但江青集团夺权步伐加快。周恩来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周恩来抓住这一历史契机，发动和领导了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力争在可能范围内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恢复国家的正常秩序。

在思想文化领域，在周恩来的主持下， 1972年的招生工作座谈会，对招生的“文化条件”做了修改，将“一般相当于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规定，改为“初中毕业以上”。1973年国务院下发39号文件，决定大学招生“在群众推荐、政审合格的基础上，进行文化考查”。文件发布后，校园里顿时刮来了一阵清风。而此前多年，学习氛围早已被劳动、闹革命冲淡。中小学生开始注意学习，知识青年也开始找书读。“文化考查”的消息传到大学后，昔日的“臭老九”们都以为高校要来一个大整顿了。然而，“文化考查”刚结束，还没来得及评分，就刮来了三次强劲风暴，极左思潮来了一次政治上的大反攻，“教育革命”迎来了又一次高潮。

首先是“马振扶事件”。1973年7月10日下午，河南省南阳地区马振扶中学初二（1）班学生张玉勤在英语考试中交了白卷，并在试卷背面写到：我是中国人，何必学外文，不学ABC，也能当接班人，接好革命班，埋葬帝修反。校长在12日召开的全校大会上点名批评了张玉勤，并要求全校学生对此事展开讨论批判，以正学习风气。散会后，张玉勤并未回家，投河自杀了。

1973年12月，江青在一份内部刊物上看到了关于张玉勤自杀事件的报道，立马责成迟群和谢静宜到马振扶中学重新进行调查后写成简报，江青在简报上批示：“张玉勤之死，完全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迫害所造成的”，指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法西斯专政的暴行，在全国开展批判。

紧接着1973年7月19日，《辽宁日报》头版头条以《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为题，刊登辽宁省兴城县白塔公社下乡知识青年、生产队长张铁生的一封信，张的信写在辽宁省大学入学考试的物理化学试卷背后。中共辽宁省委书记毛远新得知这一情况后，如获至宝，亲自为原信作了删改，指令《辽宁日报》发表，并在编者按中说：“张铁生的 ‘白卷’，是对整个大学招生的路线，交了一份颇有见解、发人深省的答卷。” 

8月10日《人民日报》转载了这封信，其后，《红旗》杂志等也纷纷转载，发表评论，说搞文化考试是“旧高考制度的复辟”，“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反扑”。张春桥说这是“反攻倒算”，江青称赞张铁生“真了不起，是个英雄，他敢反潮流”。张铁生被破格录取上大学。

1975年，第四届人大在北京召开，张铁生当选为人大常委。江青、王洪文亲自接见他。几乎是一夜之间，张铁生的“白卷”成了反潮流的代表作，成为攻击周恩来的“有力武器”。张铁生成了名噪全国的“反潮流英雄”。 从此，红得发紫的张铁生开始频繁参加社会活动，成了绑在“四人帮”战车上的一名打手。

12月12日《北京日报》发表黄帅《一个小学生的来信和日记摘抄》，江青一伙借此在全国大批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12月28日《人民日报》转载《北京日报》12月12日刊登的北京中关村第一小学五年级学生黄帅10月21日的来信和日记摘抄并加编者按语，在全国掀起了批判“师道尊严”、“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高潮。黄帅成了还处在迷顿时期的小学生的反潮流的榜样，反对“五分加绵羊”成了时髦的口号。

 江青一伙利用这三块石头，到处打人，把张玉勤、张铁生、黃帅，树为“反潮流英雄”，拼命地反对文化考查，反对所谓的“师道尊严”“智育第一”“分数挂帅”，搞了一个“反潮流”运动，煽动一股否定文化学习的歪风，掀起反对“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高潮。于是，在“四人帮”的策划下，一场荒诞不经的“考教授”闹剧，在全国各地上演了……

 “考教授”闹剧

 “考教授”这场闹剧，肇始于“反潮流英雄”张铁生一张“白卷”的辽宁。1973年8月10日，“反潮流英雄”张铁生交了白卷，《人民日报》转载《辽宁日报》的《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后，社会上反响很大，交白卷也能上大学，还成了英雄，真是千古奇谈，仅辽宁日报就收到两千封来信反对张铁生上大学。

为了压制反对之声，毛远新在辽宁抓了一个点——沈阳医学院。毛远新狂叫：张铁生“是块有棱有角的石头，我要拿起这块石头打人了。”他让学院革委会和工宣队以开会为名，把学院基础部的38名教授、讲师召集到第四教室，拿出事先策划好的考题，釆取突然袭击的方式进行考试。

由于长期没有接触数理化公式，使—部分教师答不上来。于是就把这些教师赶进了“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帮助他们提高“认识”，直到他们承认“张铁生交白卷是一份颇有见解、发人深省的答卷”，张铁生是“反潮流英雄”，才让他们走出学习班。毛远新听到汇报后大为高兴，指示：“这个办法很好，各校都可以试试，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么！对于资产阶级教授们的学问，应以狗屁视之，等于乌有，鄙视，藐视，蔑视。考考教授又有什么不可以！”

很快，这股“考教授”歪风就在辽宁刮起，得到了江青的赏识。江青表扬说：“这个考教授，是从东北开始，就是张铁生”。接着，在江青一伙的支持之下，全国都刮起了“考教授”之风。

1973年12月中旬，毛泽东在与中央政治局有关同志和北京、沈阳、济南、武汉军区负责人谈话中，肯定了福建李庆霖的信及辽宁张铁生的信和毛远新“考教授”的做法，提出不要看不起“儿童团”：现在这么多人看不起儿童团，我也是儿童团过来的，你们都是吧。你们那个青年时期，十几岁二十几岁就那么高明，我就不信。毛泽东强调不要看不起年轻人。他还提议在北京要把八大学院的教授集中起来，出一批题考他们。江青根据毛泽东的谈话，搞了一场“考教授”。

1973年12月30日，江青以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的名义，召集国务院科教组、北京市革委会科教组召开会议，决定对教授“突然袭击”，进行考试。上午开了个简短的会，提出了会议宗旨，宣布了纪律，就是采取突然袭击方式考教授，考题要保密，不许向外透露。会后，马上组织人在清华大学出考题。下午5点钟到北京市集合20辆小车，带着考卷同时到17所院校去考教授。

为了怕教授们知道是考他们而不参试，釆取欺骗手法，以召开座谈会的名义把教授们骗到考场，工宣队拿出一套试题，突然说要考一考。理由是毛主席说过这样一句话：老师成天考学生，现在也要考考老师。既然大学要考查学生的文化程度，那就先考考老师。于是发下数学、物理、化学考题，强迫这些多年来从事文史哲、外语、体育、艺术、医学、生物等专业研究，文化大革命剥夺了教学教研权力，刚刚从牛棚里解放出来的“臭老九”们当场答卷。

这些考试的题目跟这些教授学的专业内容根本没有关系，纯粹是为了反一反“师道尊严”。结果北京市参加考试的正、副教授共613名，200名教授、副教授交了白卷；及格者53名，占8．6％；不及格的是560名，占91.4%，总平均为20分，其中一个学校6个教授得了6分，人均只有1分。

上海不甘落后，也如法炮制“考教授”。1974年1月3日，上海市革委会文教组召开各大学负责人会议，要求参照辽宁及北京的做法，也对大学正、副教授进行一次考试。考题以1973年高校招生测试中若干中等水平的试题为主要内容。1月5日上午，市革委会文教组对上海市18所高校650名教授、副教授进行考试。试题不顾教授专长，分政治、语文、数学、理化四部分共17题，考试结果及格65人，占10％；不及格585人，占90％。上海第二医学院等院校的红卫兵组织的“考教授”活动，政治题目有默写毛主席“六·二六”指示等，结果58％人答错。

对于突袭考倒教授的“成果”，江青一伙十分得意。他们发表了一篇《考教授有感》，登在国务院科教组的刊物上，嘲讽教授们：“这样的考试结果，用参加考试的一位教授的形象语言来讲就是：考（烤）‘糊’了！“考，考，考，老师的法宝……可是，这个法宝，一旦用到了自己的头上，怎么就考（烤）糊了呢？”

张铁生的一张“白卷”引发的“考教授”事件甚至让江青、姚文元都觉得非常值得炫耀，在1974年1月25日的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上，姚文元津津有味地描述如何戏弄知识分子：“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什么呢？有的教授答是注意清洁卫生。还有说是《水浒传》是讲什么东西呢？有的教授说是讲社会上很怪的事情。”江青接着说：“最糟糕的是，自命为社会科学家，但是对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哪，五大特点哪，一概答不上，那么，这就不能够说是考得不对了。你自己专业是社会科学家嘛，列宁的名著嘛，《帝国主义论》嘛，有五大特征嘛，一个也答不上。”江青们甚至还专门拍了一部未来得及上映的电影《反击》，重点讲述了这个“考教授”，作为“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战果”。

为了扩大“成果”，“四人帮”把突然袭击“考教授”当成侮辱教授，批判“师道尊严”的手段，在全国各地蔓延。将学生考试作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表现，冠以“右倾回潮”的罪名在教育系统大加批判。

“考教授”的恶果

及教授们的抗争

 “四人帮”的倒行逆施，在教育界造成极其恶劣的后果。一大批爱岗敬业的老师和敢抓教学质量的学校领导被批斗，全国各级各类学校基本处于瘫痪状态。学校领导不敢抓教学，学校老师无法教课，不敢严格管理学生。大中小学的文化考试取消了，“考不考，都升学；学不学，都毕业”，考试制度改为“开卷考试”“开门考试”，办学方式也走出教室、课本，走向农村田间、工厂车间、部队军营，实行“开门办学”。

学农的除了学校轮流派遣各班到农场翻地、种植、施肥外，还要集体到农村劳动锻炼的活动。几十个人分住在农民家中，与各家的人同吃同住同劳动。学工的到工厂车间向工人师傅学做工。学军的到部队住到临时军营里，操练、瞄靶射击，进行拉练长途夜行军。

工农兵学员参加学校各级领导班子，实行所谓“工农兵学员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掺沙子”，“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在“反潮流”、反“师道尊严”的口号下，“闹而优则仕”，“宁要没有文化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反潮流英雄”，学生们又造起反来。

一夜之间，各地中小学校教室的玻璃窗几乎被砸得精光，桌椅板凳也被砸坏不少。“四人帮”认为这是“和十八世纪工人破坏机器一样的革命行动”，“是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反抗”，是对“师道尊严”的惩罚。

 取消了考试，没有了选拔的标准，招生时，没有公正可言。在当时它主要是依赖权力和人情在运作的，特别是“文革”后期中国社会中派系林立，更导致了这一政策的变形。这种制度在当时鼓励了很多青年采取以表面的政治热情去改变命运的生存方式。只要有关系，只要政治好，文盲也能上大学，手上老茧多也能上大学。

面对突然袭击考试，有很多教授心怀激愤，拒绝参加考试，有的拒绝作答，干脆交了白卷。在北京“突袭考试”中不合格的590人中，共有200人交了白卷，很大一部分人拒绝作答。还有很多教授识破了极左派的用心，没有作答，而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如张铁生那般，当场在考卷上写下自己的看法，指出反对招生文化考查是“不要知识”的，“对于将来人类科学进步上是有阻碍的”，如此下去，中国“将被世界上其他各国远远地抛在后面 ，中国人才的链条将会中断。”

北师大历史系著名教授白寿彝被骗进“考场”，当场识破了“四人帮”不可告人的诡计，当拿到卷子以后便在上边只写三个字：白寿彝，便拂袖而去，昂然离开考场。他的这种愤怒和抗争，随后被广播批判、通报全国。但他的铮铮铁骨，也得到全国学界的敬仰和称颂。侯外庐先生对此赞叹道：“寿彝先生真正是孟子所说的大丈夫，真是威武不能屈呀。”

1975年，二次出山的邓小平对教育系统全面调整， 1975年底，“反击右倾翻案风” 使全面整顿再次中断。直到1976年，“四人帮”覆灭，高校迎来了真正的恢复期。1977年教育部在北京召开了全国高校招生工作会议，高考重又恢复。《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恢复大学招生是全国人民的希望》。中国文化教育的薪火总算传承下来。“考教授”这场闹剧，终以历史笑料而谢幕。

闹剧过后，引起人们深深思考：一个有着尊师重教传统的中华民族，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怪事？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行不行？没有知识，没有人才，怎么上得去?

原载《文史精华》2015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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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轩编辑、子夜审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