拾年丨忻孚：大学里，一场考教授的反智闹剧

作者简历

本文作者

忻孚， 66届初中毕业，1968年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当过农工，教师，1976年到县工厂当工人，1977年考入齐齐哈尔师范学院外语系，毕业后当过中学老师、翻译，后赴美国留学，获教育硕士和博士学位。任美国新泽西州大学教授，硕士和博士生导师，系主任。曾到国内几所大学讲课。

原题

一场考教授的特殊考试

作者：忻孚

1966年5月16日，党中央发布关于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通知，即5.16通知，掀起了一场全国上下的政治运动。在这场运动中，教育是首当其冲的被整肃对象。所有的高等院校停止了正常的教学，招生停止了，高考废除了。大专院校的教学中断了，校园里秩序混乱。学校的领导被学生揪出来，扣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帽子，被批斗，殴打，监禁。教师们被扣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头衔，更有甚者，被栽赃上“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被抄家，揪斗，受尽人身侮辱…….一场“教育革命”开始了。谁也不知道这是怎么了，好像学生变疯了，老师变傻了，上学无用了，“知识越多越反动了”。

1968年，大批中学生被送到农村广阔天地，上山下乡当农民，留在大学里的大学生也匆匆毕业了，教师们去了各类“五七干校”，大学的校园空了。留下来的职工们的主要工作就是搬家。只见在北京的各个学院陆续搬到外省：石油学院搬到山东，近离胜利油田？林学院搬到云南，可能想利用西双版纳的原始森林？地质学院搬到武汉，是否便于考察长江？矿业学院搬到江苏，农机学院搬到四川。学院路上的八大学院，搬走了5个。大学的搬家可不是一家人搬家，那可牵动了成千上万户家庭，人员，设备。曾听一位在学院里工作的伯伯讲，他们的实验室在搬家的长途行程中毁坏了不少仪器，非常让人心痛。

可是，经过了几年在外省的新学院建设，不知道是因为水土不服还是地势环境不利，慢慢地，各大学院又陆陆续续地搬回来了，就是不全部搬回来，也要在原址上建个研究生院，以便教职员工返回北京，至少也要保留校舍为将来考虑之用。这么一折腾又是几年，等到了允许大批招生的年代，已是1973年，7年过去了，才正式招收工农兵学员。

也是在这一年，大学招生尝试着增加了“文化考试”：语文，数学，物化（物理与化学），但允许用开卷形式。没想到的是，考生中出了个叫“张铁生”的，自己做不出题来，还在考卷背后写了一封信发牢骚。这下子，他成了“交白卷的英雄”，他的那封信还登载在报纸上。让“四人帮”一伙抓住了这个“典型”，为他们打击“知识和知识分子”建立了基础。当年“四人帮”的口号是：“不能让旧高考制度复辟”！

为了证实”交白卷”的正确，赞赏“交白卷”的合理性，忽悠不明真相的老百姓。”四人帮”的爪牙们开动了脑筋，想出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创新杰作：出考题考教授。其目的很明显，就是让你们教授也尝尝考试的滋味，做不出题的难看，交白卷的尴尬。

家父“有幸”参加了这样一场特殊的考试。记得那天父亲在家制作领袖纪念像。学院派人来家里通知他第二天早上9点务必到学院的主楼xx房间报到。我父亲问有什么事吗？他已经有几年没去主楼了。来人说，一定要到，听说非常重要，是上面指示的。说着说着还用食指向房间的顶层指了指。临走时又叮嘱了一遍：千万别忘了带枝笔！父亲感到很奇怪，怎么这么神神秘密的？

自文革开始，父亲就“靠边站“了，他曾参与的中国第一架无人驾驶飞机 “红航一号”的设计也被迫停止了。被替代的是去位于河南的“五七干校“，由于繁重的体力劳动和营养不良，父亲得了乙型肝炎，怕传染给其他人，他被允许回家进行治疗。回北京治疗了几年，总算有了好转，遵照医生的意见在家继续休病假。

那些年像我老爸那样休闲在家里的教授真不少。为了管理这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让他们有所贡献，驻扎在学院“支左”的“军宣队”就组织教授们制作毛主席像。每人每周需到“军宣队”领取报废的电影胶片，穿针引线缝成一个太阳形状，把照片镶在中心（意为：心中的红太阳）。可别小看这些教书匠，他们都是学工科的，动手能力很强，制作的领袖像真是漂亮，精致。我老爸在墙上挂满了大大小小的他亲手制作的精品，就像办展览一样，让我感叹不已。

家父第二天按通知的要求去学院的主楼报道。据他回来讲，那个程序非常严谨，到了指定的房间（一个教室），每个人要求注册签名，以证实出席。然后被安排在指定的座位上，等全部人员到齐后，一张纸卷发在每人面前的课桌上。主持人指令说，”这是上级的指示，让大家参加考试，现在打开你桌上的试卷，开始考试！”

坐在教室里的教授们面面相觑，不知是怎么回事，但在那个“非常”时期，已经被划为“臭老九”和“资产阶级分子”的人，又有谁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还敢发问呢？以至于需要考多长的时间，这样的简单问题都没有人敢问。只能是遵命，打开面前的那张考试卷，拿出自带的笔，像考生一样答题了….

老爸回来对老妈气愤地说，“真TM的，考我六六粉的化学分子式，我又不是搞农药的。”老妈开玩笑地问老爸: “那你怎么答的？”老爸没好气地说，“当然只能拒答了，又没有勇气写个评论，最后只能空着，交白卷了呗。真窝囊呀！”老妈笑了笑，说： “还不明白吗？这就是目的，老师都交白卷，当然学生就可以当白卷英雄了！”

看来还是老妈聪明，一眼就看到了事情的本质。老爸不知其他的教授是否拿到的是与他同样的考题，但他敢保证无人能答上那个“六六粉”的题，因为他们全是理工科专业，”六六粉“对于他们来讲只是一种杀虫剂，离他们教授和研究的领域太遥远了。我还曾听到一个在其他学院任教的伯伯讲，他的考题是要求画出手电筒的电路图，最后的结果也是交了白卷，达到了“上级”的满意目标。

后来，老爸得知我姨妈也被叫去考试了，就打听她拿到的考题。（姨妈是研究化工的，我想可能还与“六六粉”接近一点吧？）没想到，姨妈的考题是“敌敌畏“。姨妈没好气地说，”再也别提那个无聊的考试了，浪费时间，荒唐可笑！“ 不过，他们都自我调侃，是否要在将来转行搞农业，专攻农药，那样他们一定会知道  “六六粉、 敌敌畏 ”的分子式了！

由于“白卷英雄”的理直气壮，又有“中央文革小组”的强大后盾。那年招生果断地取消了“文化考试”。结果，录取的学生普遍文化水平较低（有高的，也不敢录取，怕被扣上 “走白专道路”的帽子）。如果用原来的教科书，很多学生会跟不上，老师也无法教。只有按照“教育要革命”的指示，组织教授们一起来编写“因材施教”的教材了。

记得父亲给我看了一下他们编写的数学课本，第一章是分数。让大学的数学课从分数开始讲，这可难坏了教授们。我爸曾开玩笑说，他想请我来他的教室教分数，不知行不行？因为那时我正在教小学5年级的分数。他告诉我，他曾提出他的身体还需要继续休养，谢绝教这门数学课，因为他无法像小学老师那样批改分数题的作业。可是领导劝他顾全大局，说是能让他重心回到教室，走上讲台教课，就是对他的器重和信任。

为了感恩领导的关照，父亲只能硬着头皮，颤颤微微地开始教这门举世无双的高等数学，面对着连分数都没有学过的学生，还要时不时地被学生们提醒，他们是来“上大学，管大学，用无产阶级思想改造大学”的。老爸说他不敢与学生们交流，上课时直接写数字，讲数字，做数学题，免得被议论是否“修正主义”，再扣上“白专”的帽子。可是，在他的内心里，他是多么希望能用他的知识，时间，精力继续研究无人驾驶飞机呀！

1978年3月，在北京召开人了历时两周的“全国科学大会”，国家领导人华国锋、邓小平、叶剑英出席并接见了与会人员。邓小平讲了话，指出”科学技术也是生产力”，“知识分子是劳动人民的一份子”。经过文化大革命的10年浩劫，久经磨难的知识分子又重心恢复了政治地位。改革开放，科技领先，科学的春天来了！

我的姨父被邀参加了大会，十分兴奋，为知识分子的重生，为在有生之年能为建设祖国的四个现代化而发挥能量。老一辈的知识分子是多么激动！老爸打开存放多年的酒瓶，与姨父一起畅饮，笑侃当年的特殊”考试“，真的把教授给“考糊了”！同时，感叹10年时间的飞逝！

1977年底，间隔了11年的全国高等院校招生考试又开始了，千千万万的考生进入考场，参加文革结束后的第一次大学招生考试，即兴奋又高兴（我有幸成为其中的一员）。从此之后，大学入学的招生考试走上了正轨，大学的教学秩序又恢复了，这是多少青年学子和老师们的期盼呀！ 

后记

对无人机的研究是父亲一生的追求，然而，在他最有精力的10年里，一场运动迫使他的研究中断。他很无奈地被卷入一场莫名其妙、荒唐、离奇的“特殊”考试，真是可悲可叹！后来，当我进入高等教育领域，从事教学和研究，我更加理解了父亲当年的心情：科研是不能被“折腾”的，时间是不能被耽误的！

由于老一辈受到多次运动的冲击，对过去的亲身经历保持缄默，直至离开这个世界。我只能以我的观察来写出当年的那场”特殊考试“。我不知那些考卷是否被保存下来了？那一定会成为真实的历史记录。

科学的春天来了！父亲高兴地让姨父拍照留念

忻孚专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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