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立荣:我对社会企业边界的理解
我对社会企业边界的理解
作者:时立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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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在1998我还在吉林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工作,接到一个来自民政厅的研究任务,是关于社团组织发展的调查。当时人们对非营利组织还是非常陌生的,社会组织更是边缘得不得了。可它却开启了我从非营利组织转向对社会企业研究的一个路径。
我对社会企业的研究是两个进路殊途同归,一个是非营利组织视角,一个是下岗再就业及其保障。这期间,尤其是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的国有企业改革,涉及千家万户的国企职工“下岗潮”,对当时作为“共和国长子”的东北大中小型国有企业职工的冲击是非常巨大的。我们希望有非营利组织能够给下岗职工以救助帮助,但这些组织很少且孱弱。当时社会保险严重失缺,社会保障制度更没有实现统筹,下岗职工一旦失去工作,不仅没有了工资,连医保、退休金等社会保障都拿不到了,生活、医疗、养老、子女上学等等的困难和社会问题非常突出。
在社会学研究所,我主要做的是关于下岗职工再就业、贫困、社会保障与社会稳定问题研究,我们一心想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到基层调研,为省委省政府制定社会政策提供咨询报告。在调研过程中,发现很多下岗职工“自谋生路”,就是办个体店铺,或是搞社区就业,印象最深的是一位下岗职工开了一个面条加工店,能解决六七个人生计和就业问题。但是,我们却发现了这样的矛盾现象:一方面政府政策大力支持“下岗职工再就业”,而另一方面,下岗职工自谋职业时遇到办营业执照上的管卡压、城管收费和收营业税等问题,令脆弱的小店难堪重负,当时造成许多社会情绪和冲突。这些现实问题促使我们开始思考这些企业和其他企业有什么不同?为什么应该给他们保护政策?
几年下来,对这些问题的实践调研和理性思考结果,体现在后来发表的关于社会企业的研究论文中。按发表的时间,2003年12月我在《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发表的《非营利组织运行机制的转变与社会性企业的公益效率》,现在看来是改革开放后国内关于社会企业研究的最早一篇研究成果。当时,文章把社会企业称为社会性企业的原因是,研究者根据实际判断,定义了那些“自谋职业”的店铺、小加工厂和社区经济服务实体是社会性企业,并没有先去看国外的资料。所以,我对社会企业的初始研究是充满了社会情感的置身其中的实践研究。该成果对后来的社会企业研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是研究社会企业入门文章。2001年在《东北师范大学学报》上发表的《全球化与非正规就业》、2005年在《理论学刊》发表的《从非正规就业组织到社会企业》,都是对社会企业研究过程的体现。特别是《从非正规就业组织到社会企业》一文,明确了社会企业是由非正规就业问题引发而来的兼具公益性和经营性的新型组织,它能够有效地协调经济社会冲突,在回应弱势群体需要、推动底层群体向中层流动、提供积极的福利保障模式和促进社会整合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指出社会企业将演变为社会公益供给的有力主体。自那时起,社会企业便成为我的一个研究旨趣所在,它占据了我学术人生的重要部分,是我持续研究的领域,直到现在,平均每年能发表一篇社会企业的研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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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及上述学术感悟是想重点探讨一下关于社会企业的边界问题。尽管我们可以在理论上讨论组织无边界的问题,但是,在实践行动中,我们仍然需要边界去把握不确定性、搞清楚组织资源定位问题。在2019第12期的《社会科学战线》杂志上,我写了一篇《中国社会企业研究述评》,发现目前对社会企业的理解越来越有些扭曲,所以,要回到初心进行反思。如果不在社会企业的实践场域里理解何为“社会性”,我们的研究便会迷失重心和发展方向。
01
社会企业是社会经济领域的活动主体
弱势群体的民生保障问题常常变为社会问题,这些社会问题普遍存在于社会福利保障领域,过去,人们认为这些问题要通过福利救济等社会保障制度只能由政府和非营利组织来完成。但是,实践证明,新兴的社会企业也能富有效率地解决这一问题,因此,推动社会企业发展就非常有意义。这也是社会企业在全世界各国兴起的一个重要原因。
我们在社会生活中感知到的社会企业是非常具体的,如针对下岗再就业、社区就业、特殊群体的培训、残疾人就业、弱势群体的市场谋生、合作社互助经济、家庭生计的投资贷款、公益教育等等涉及的失业者、老人、儿童、妇女、残障人士和贫困家庭等等社会问题的生产行为,也就是说,这些行动的社会性目标非常清晰,和商业企业的确不同。所以,一旦回到实践场域,这些社会问题就变得鲜活、具体、清晰起来,再也不是凭空的抽象的推理,它也不应该是推理的产物,而是实践中在一定的社会环境条件下和特定场域下的“生产自救”权变。
社会企业的硬核具备三维一体的特征:一是关涉民生的某类社会问题,二是这些问题虽有社会保障制度规定,但现实中却因保障不足不能得到落实和有效支持,三是私人解决有一定市场运作的空间。简而言之,即社会企业家所说的社会的痛点与市场赢利点并行。所以,社会企业的核心始终都离不开社会经济领域,无论传统议题的社会企业,还是现代议题的社会企业其内核精神都在于此。目前,国内对社会企业的泛化和夸大,必然对社会企业本身造成损伤。
以这个社会企业领域为焦点,政府看到的是可将福利补助变为福利投资的空间,如吉登斯强调的社会企业的意图。吉登斯在《第三条道路》(1998)一书中,从社会政策角度建议发展社会经济,将国家的福利投入变为对社会经济的投资,并明确指出了社会企业是社会经济的载体。
社会企业看到的是能够“生产自救”的市场空间,如法国经济学家蒂埃里·让泰强调的社会经济,为与商品经济区分,他指出社会经济不是以人们衡量资本主义经济的办法即工资、收益等来衡量的,它是把社会效果和间接的经济效益结合在一起考量的(里夫金 1998)。
非营利组织看到的是市场机制带来的财源活力,如莱斯特·M.萨拉蒙在《全球公民社会》(2002)计算的非营利组织GDP贡献。三者都汇聚于社会经济领域。
总之,在商品市场经济中,那些出于社会福利救助目的投资行为、那些出于满足基本需求保障的诸种生产自救市场行为都是发生在社会经济领域的情景-行为模式,这就是社会企业活动的社会经济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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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企业的领袖边界
社会企业的领导者必然是具有社会责任感和社会创新精神的社会企业家,足够的社会企业家精神是社会企业发展的火车头,它是社会企业内在领导力的来源。社会企业家精神就是通过改变追求美好社会生活的精神,缺少这一点,社会企业不会有在社会经济领域里奋斗的动力。
社会企业运行必须通过管理的作用对社会目标与经济行动进行优化组合,才能达致社会福利目标,这个过程不仅充满冲破现状的勇气、强大的抗逆力,还要有社会创新精神和社会企业管理艺术。社会企业通过社会企业家的创新性思维,形成社会企业的文化图景,以社会诉求使命驱动生产管理经济行动。作为对企业家精神的升华,社会企业家精神或企业家的社会创新性思维则是将“社会”嵌入于以“创新”为核心的企业家精神之中,这里,“社会”概念的核心在于社会目标的优先性。
研究者们普遍认为,具有社会企业家精神是社会企业家区别于一般企业家的最大特点。社会企业家是抱有改造社会理想的群体,他们采用新模式,找寻能够改善某一社会问题的新产品、新服务或新途径,优化其财务价值,能够独立或合作经营社会企业,这些特征体现了社会企业家独特的精神。社会企业家精神构成了成就社会企业事业的支柱,因为平衡商业利益和社会利益成为社会企业家管理成败的度量衡。社会企业家根据获取的资源进行合理地运作管理,使社会价值诉求以不同程度、不同焦点、不同组合、不同方式藕合于各个生产要素之中,如雇佣弱势群体就业、为公益投资、保护社区利益、进行项目的社会设计等等。他们的实际行动促成生产管理过程中传统的资本、劳动力、土地、技术等生产要素的社会性变革,为公益慈善所用。
只有具有“社会企业家精神”的企业家,才能积极促使社会要素同生产要素的结合,通过管理的作用对社会目标与经济行动进行优化组合,这个过程充满了思维创新、观念更新、方法创新和模式创新。总之,通过社会企业家的创新性思维,形成社会企业的文化图景,激发了解决社会问题的内生动力。社会企业家精神是社会企业的领导力,代表着社会企业未来的发展。现实中,那些不具备社会企业家精神的社会企业要么不能平衡商业利益和社会利益,要么是意图在福利投资上大捞一把,这必然损害社会企业。这里强调社会企业家精神并不是说社会企业经营就不能失败,而是说社会企业家的精神特质对社会企业本质的把握和发展方向而言,是重要的约束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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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企业的生产要素边界
社会企业包含各种各样的实体,也必然运用商业手段开展生产和服务。因此,同企业一样面对市场竞争、市场风险和倒闭的压力。和商业企业一样,社会企业必须具备企业家才能、土地、资本、劳动力和技术要素才能参与到市场经济系统中进行资源配置。只是在社会企业中,关注的是要素的非商品化属性的意义及其渗透程度和边界。在各个生产要素中都可以体现社会性的庇护,这样的非利润最大化生产要素在商品市场竞争体制中体现了不完全市场要素的特点。
劳动力要素中的社会庇护性,体现在社会企业关注“就业困境”中的劳动力群体,社会企业为他们创造岗位、培训技能,通过雇佣使陷入就业困境的低技能或窘境劳动力重返市场,获得生活支持。
货币金融资本要素的社会庇护性,体现在资本投资或利润流向的改变,形式有利润分红限制、公益扶贫贷款和进行公益创投。
土地要素中的社会庇护性,体现在保护基于新“土地”价值的整体社区经济、社会、文化和环境利益,包括社区资源的保护性开发、社区环境维护和社区营造等,它们创造性地将社区人口、自然、文化和各种经济资源重组,创造社区经济发展的共享环境。
技术因素的社会庇护性,体现在社会设计和公益网络平台服务,以技术的智慧,为某些社会问题的解决提供富有效率的设计升值、网络平台运营,这些都是现代社会企业的典型做法。
因此,通过传统生产要素的变革,使得就业型社会企业、金融投资型社会企业、社区利益保护型社会企业和技术创新型社会企业得以形成,鉴于社会企业的社会性在各个不同的生产要素中体现形式不一样,社会企业达成社会目标的内容也不一样,所以,对社会企业认定指标不能仅看利润分配,以免影响各种类型的社会企业包容性发展。因此,从生产要素理论出发来研究社会企业,更有助于对社会企业认证进行反思,我们的认证标准必须有助于企业在现实中的生存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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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企业的市场空间
社会创业需要有社会企业市场空间、社会投资需要有社会企业市场空间、社会企业资源配置更需要形成市场空间。因为只有通过市场运行机制才能通过调节手段,使物质资本、金融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政策庇护逐步进入社会经济市场,实现市场对资源的优化配置。以市场机制改善、提升和解决社会问题是社会企业存在的理由,所以,社会企业的市场空间属于慈善市场空间。正是因为利用市场机制才带来社会企业的自我造血功能,所以,在这个意义上,社会企业具有在慈善经济市场里的竞争优势。社会企业市场运行机制要求企业参与市场竞争,提高竞争意识、产品质量意识、品牌意识、责任意识和经营管理能力,优化企业绩效,提高企业市场竞争能力和管理水平。同时,以社会企业市场运行为核心,结合政府、企业、基金会、社会组织和公众等社会力量,在社会公益投资、产品设计开发、市场营销、专家志愿者人力资源投入方面展开合作对接。
在慈善市场中,社会企业金融资本市场空间应该包括各类公益投资、政府购买服务、社会捐赠、国际组织援助贷款、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的企业捐赠或公益创投;社会企业的人才市场空间有志愿者、专业志愿者和富有社会责任感、社会创新精神的各类人才和社会企业管理人才;社会企业的资源市场包括闲置物资、循环经济、村庄生态、社区营造和环保等领域;社会企业的技术服务空间有社会设计方案、社会创新方案、公益网络平台,等等。目前,这样的市场正在兴起但还没有形成,社会企业的市场空间还需要很长的培育过程。培育一个成熟的社会企业市场,才能吸引来自于个人、企业、基金会、非政府组织、商业金融公司、政府和国际组织等的各种力量。所以,作为市场主体的各类社会企业还需要我们耐心培育,切不可炒作概念,只盯着公益资本狂轰乱炸,揠苗助长,使刚刚发育起来的社会企业的成长环境遭到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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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时立荣,教育部全国高校社会学类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社会学会社会治理专业委员会副会长、北京市社会学会常务理事,曾任吉林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北京科技大学社会学系创系主任,现任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时立荣教授是改革开放后国内较早开展社会企业理论研究的先行者,在社会企业研究方面具有很高的学术地位和影响。提出了“社会企业生产要素论”原创性观点,从理论上回答了社会企业何以存在问题。提出了依据不同生产要素的就业型社会企业、资本型社会企业、社区利益保护型社会企业和技术创新型社会企业的类型学分类,为辨识社会企业提供了理论依据。研究成果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特别是培养的学生在河北省张常丰村脱贫和青海省青藏高原生态农产品供应链深耕实践领域迈出了坚实的步伐。
编辑:陈咏昶、袁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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