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大央媒发声支持范军教授建议取消博士生发表2篇C刊文章的规定

12月9日，桂子先导刊发我建议高等学校博士答辩学位授予取消2篇C刊文章的硬性要求。文章引发强烈关注，《湖北日报》、澎湃、财新网、凤凰网等多家媒体转载。《中国青年报》和《光明日报》两大央媒先后发声支持范军教授的这个建议。

发论文才能毕业 学术评价体系成了一刀切

赵清源

　　12月8日，在华中师范大学举行的首届华中学术传播论坛上，华中师大教授范军说，博士毕业必须有2篇C刊（核心期刊）文章才能毕业，几乎是所有大学的通行规则。他说，他遇到的推荐稿相当大一部分都是博士生的，编辑也为此苦恼。现在不仅是拼爹拼妈，还要拼导师、拼学校。现在2篇C刊都快把博士生和导师逼疯了。（《湖北日报》12月10日）

　　范教授之言令人唏嘘。将核心期刊发表论文数量与学位“挂钩”，大致始于上世纪90年代，本来是一两家高校自行其是，后来不少科研单位和高校相继效仿，遂成蔓延之势，成为业界皆知的秘密。“挂钩”的初衷很容易理解，即学术质量指标化，简洁明快，一目了然。用这种办法，外行在黑夜中闭着眼睛也能评价一个人是否有资格获得学位。在某种程度上，这种评价体系将做学问变成了比快、比量的竞赛，使之离学术的本义越来越 47 32451 47 15288 0 0 4277 0 0:00:07 0:00:03 0:00:04 4276。

　　只以发表论文论英雄，导致许多论文大量注水，胡乱抄袭，乃至无病呻吟。它还会助推核心期刊的高版面费，使有些刊物异化为“收费站”“榨油机”“提款机”，然后季刊变成月刊，月刊变成半月刊、旬刊，或一刊多版、出增刊，字号越来越小，刊物越来越厚；甚至催逼出论文造假、论文代写、论文发表中介等黑色产业链，成为学术腐败的温床。在这种“一刀切”的学术评价体系之下，必然会制造许多学术泡沫、学术垃圾。

　　更让人痛心的是，只以发表论文论英雄，还会遮蔽和抑制优秀人才的出现和成长。2012年，《中国青年报》就曾报道，当时的南开大学教授、长江学者李卫东招收的十多名博士生中，没有一名能够正常获得学位，就是卡在了论文发表上。李卫东说，我国的学位条例从来没有要求博士生毕业要发表论文，各个单位自设门槛，这种做法是“丑陋的”。他在哈佛大学做过3年博士后研究，只知导师同意、答辩过关，即可授予学位，这是“常识”，从不知“世界上还有第二种标准”。

　　需要说明的是，反对将发表论文数量与学位“挂钩”，并不是否定发表论文。而且，量化式的学术评价方法，并非一无是处，关键是学术评价不能只有一种方式，更不能硬性地将学位和发表论文捆绑在一起。

　　各个高校的类型不同，规模、宗旨、培养方向等也会有不同，各个学科对学术的评价、对教师和学生的要求等也有不同，而导师培养博士生，就是培养未来的学科同行，因此，无论是人文学科、社会学科、医学还是理工科，同行评议都是极重要的机制和环节。

　　总的来说，建立一个科学的、完善的学术评价体系，需要充分考虑各学科的特征，需要不拘一格订标准，不能一刀切，也不能故步自封，这是各个学科良性循环与进步的基础（来源：2017年12月12日《中国青年报》）

硬性规定论文数无异于揠苗助长

夏雪

　　要想博士毕业，必须按规定发期刊文章，这一看似合理的要求早已成为困扰各大高校博士生的梦魇，其难度系数不仅大大超过学位论文，甚至成为令博导们头痛不已的问题。

　　最近，华中师大教授范军向这条规定“开炮”了。他以社会科学举例指出，根据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认定的社科期刊中C刊一年可以发表的文章总数，与每年需要发文的社科博士生总数，至少一半的版面都贡献出来也不够，更不要说急需评职称的广大教职员工与数量更为庞大的硕士生了。他认为，这一切都是学术GDP惹的祸。

　　攻读博士学位，究竟该不该发表论文，该发几篇，该在什么水平的期刊上发表？回答这一问题，首先需要对我国现行的博士学位攻读制度有所了解。目前，我国高校博士学制基本上为三学年（各个学校根据具体情况可以延长到四到五学年不等），严峻的就业及年龄压力，迫使博士生必须尽早获得学位毕业。根据学校硬性规定，期刊论文发表早已成为博士毕业最大的难题，而非学位论文。这就产生了上述“供需”矛盾。

　　首先，写作高质量的文章需要花费大量时间，而博士学位攻读的时间显然非常有限，真正用来做科研的时间更少。在有限的时间里，博士生首要完成的任务不是博士论文的筹备、科研及写作等，而是研究各大C刊、学校规定并笔耕不辍。唯有先按规定在学术期刊上发表文章，才能顺利踏入毕业门槛，真正安下心来写学位论文。这显然与博士学位的培养目标背道而驰。

　　其次，高数量的发文要求与现实不符。单就数量而言，供需之间存在巨大差距。更何况，很多高校对全体博士生发文的数量要求一样，但是给出各个学科符合发文要求的期刊总数却大大不同，多的学科几百上千，少的只有几十。面对有限的期刊，要毕业的博士生和博导们烦恼不已。

　　学术研究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思辨的艺术，不仅耗时、耗钱、耗精力，更是一个不完全按照时间轴发展的职业，更非流水线作业的社会化大生产。学者们往往大半生的精力都耗费在思考上，这种智慧的探索有时成功，但绝大多数是失败的。

　　我国学术界的现状是，学位和职称就在那里，门槛高且硬，时间数量严格限制，且绝不允许失败。于是，一个怪现象出现了，不谈学术只谈成果，不求质量只求数量，期刊文章成为科研工作者一生为之奋斗的“主旋律”。这也极大限制了学术期刊的健康发展。

　　学术期刊是为学术发展，促进学术交流服务的。第一时间发表学者们的前沿科研成果，引领学术潮流是学术期刊的使命。至于发谁的文章、发几篇，一切的标准应以学术为依据，刊期的间隔也应符合科研规律，而不应沦为学位和职称的服务平台。但是学术期刊的生存、发展及评价体系又与学术从业者的自身境况息息相关。目前，国内的学术研究者基本供职于各高校和科研院所，学位与职称是他们安身立命的根本，只有先满足这个基本生存需求，才谈得上静下心来认真搞科研、做学问。对此，学术期刊的从业者更是无奈，期刊发展需要大量高水平的优秀稿件，而所有搞学术研究以及将要从事这一行业的人员，都一门心思地扑在学位与职称论文上时，学术期刊又何谈发展？

　　面对此困境，无数的学术从业者和学术期刊编辑只能在妥协中平衡，在满足从业者生存需求的基础上，尽可能发表出真正有价值、有意义的学术文章。而这显然无法解决根本问题。我们亟须反思现行的种种硬性学术规定，拷问这样是否真的有利于学术发展及良性运行。学术需要时间，科研也应该允许失败，一味地追求数量，罔顾科学发展规律，无异于揠苗助长，无法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科研进步与学术发展。当一项本是为了促进学术发展的规定发生异化，它是否有继续存在的意义，就需要审视了。

　　（作者：夏雪，系社会学学者《光明日报》2017年12月16日 0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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