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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娱记到明星,这位 “凤凰男”的红毯记忆藏着什么泪点?

四味小小编 四味毒叔 2020-09-28



■ 本期轮值毒叔 

■诸葛奇谭·谭飞


以下为采访节选,完整内容请点击视频观看



时代更迭,要珍惜说话的机会


谭飞:欢迎大鹏,你最早是从娱乐记者开始到娱乐主播,再到导演,再到演员,这个过程说实话也是这个时代的发展所致,可能未来发展方向应该都会是这样。


大鹏:对,就是说我就把自己定位成一个制作内容的人,那么现在这个内容的载体或者说与大家对话的方式是电影。那么也许随着时代的发展你再看,就是现在走进电影院的人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乐观,因为看电影的成本是很高的,但是电影没有失去观众,他们只是换了一个屏幕,可能在iPad或者在手机上上线的时候也会看。举个例子,比如《缝纫机乐队》在市场上的电影票房可能停止在一个数量,但是观众在不断地增加,所以我就是产出内容,那未来通过什么样的载体跟大家见面,它是有一定的不确定性。


谭飞:所以你的定位也可以叫内容创作人。


大鹏:我希望是,我就希望有持续能够这样说话的机会,因为时代更迭实在太快了。


谭飞:那目前这两种可能,之后说不定还有其他的。


大鹏:但我现在其实是有意在减少其他的工作,你看我也不去参加什么综艺节目了,然后基本就是拍戏,宣传戏,自己写剧本,自己当导演。我觉得第一,精力是有限的,第二,也是不想给大家那么多门类的工作,让你觉得这个人实在太复合了,因为我们其实传统意义上的理解就是,你做很多事情,但你都不精通嘛。这几天我时常在想一个事,就在十年前嘛,我来参加上海电影节,那个时候我的身份是记者,来报道上海电影节。我在做记者的时候,我都希望自己的视角跟别人不太一样,能抓到一些独家的明星的反应,所以我跟我们一个摄像,我们两个配合,在开幕式的红毯尽头,明星们走过来,我们就喊,“快!姚晨,快过来说两句!”然后有一些会站在那跟你聊,有一些就直接走过去了嘛,这个很正常,也很容易理解。当时有一个保安就一直在看着我,一直在追逐我,然后我们就跑,像打游击一样,后来那个保安就很生气,他说,你是哪个单位的,你根本就不尊重我们上海电影节,你穿一个短裤你就来上海电影节!我当时突然意识到,我其实没有不尊重上海电影节,因为我是个东北人,我们夏天的时候就都穿得比较随意,穿一短裤,大裤衩。我突然想起这是上海,这里人都是很讲究的,所以当时他斥责我,我就觉得自己脸臊得慌,特不好意思。我就拉着我那摄像,然后我们俩就钻到厕所里,他把他的裤子换上,然后我把短裤给他,然后我们俩就又出去了。所以我时常想起这个事情,到十年之后,我自己今年带着《铤而走险》来上影节,是主竞赛单元,我都没有想到我参加的一个电影它是主竞赛单元的电影,然后我就很骄傲地走过那个红毯,我就在想,当年我就是在这儿穿着个裤衩,被人家骂的。现在也会有一些记者朋友说,大鹏,过来聊两句。遇到这样的情况,一般我会留下来聊两句,因为我知道他们期待的是什么。


谭飞:那一刻是不是还挺有成就感的?


大鹏:我没太那么想,你知道我内心总是在撕扯,这个成就感肯定是有的,但是还有一种危机感大于成就感,就我始终觉得,凭什么是你?为什么一定是你?


谭飞:还是会有自卑感。


大鹏:我老是有一种危机感,就是想着能走一次是一次,凭什么是你?所以我这个感觉其实大于我自己的喜悦。




屌丝逆袭,但逆袭过头了易招骂

 

谭飞:所以你的状态其实我觉得一直是在用心的,可能别人都在享受红毯那种虚荣或者镁光灯的时候,你在思考,可能就觉得说这是你向过去告别的一部电影,其实就是你的一个前史,大鹏的音乐前史,但后来发现市场反应至少没你想象那么好,你还是很失落的,包括一些评价,我觉得这个对你可能还是会有影响。


大鹏:我这么说吧,这个事情已经过去两年多了,就可以说了,也许在当下或者在任何一个之前的时间点,你无论去怎么评价和表述,都带有一些为它辩解,或者说争取观众的嫌疑。所以两年多了,我觉得一个导演,我现在的理解,就我此时此刻的理解,他完成一部作品其实就是在跟它道别。你不断地把它送上院线的同时,其实是在不断地跟它说再见的过程。你不能躺在作品上,它也不能组成你。它是一个种子,你就放在那儿,它以后长成大树,那是它自己的事。而你自己不能够永远都提及说我还有一个《缝纫机乐队》什么的,因为它已经过去了。就在那个当下我们遇到了一些问题,在它没有上映的时候,我记得是有一些我们的影评人,给它打了一星,问题他是没有看过那个电影,我就觉得有点失落。其实《煎饼侠》有意思,《煎饼侠》我们拍完了之后,我们对标的对象是肖央的《老男孩》,因为它也是在网站上被大家知道的嘛,它是微电影,当时叫微电影,我们是网剧,然后我们都拍了一个电影,在同一时间要播映,《老男孩》是在我们之前上映,拿了2亿多的票房,所以我们当时说,超过2亿多或者在2亿左右,就是我们这部电影应该值得的一个结果。


谭飞:结果高多了。


大鹏:结果就高了,我就眼睁睁看着,你知道特有意思,1亿、2亿、3亿,然后我看到很多人说,“大鹏好棒,支持你,这个电影太好玩了!”结果到5亿了,开始反过来了,他们说,“凭什么?这么烂,这也太扯了!”我就清楚地记得当时这整个过程,我说这怎么了?看电影的应该都是人类,然后为什么前面都夸我后面骂我?后面我意识到了,那是因为前期大家有参与感,希望看到一个平民,一个努力的年轻人,他的作品得到认可,但是得到超过这个作品本身价值的认可那就不对了……凭什么你是5亿、6亿、10亿,我的妈,你知道那个电影过10亿的时候,中国才有几部电影过10亿?我是最年轻的那个,我是唯一一个80后。


谭飞:后来还参加了对话嘛。


大鹏:然后那当《缝纫机乐队》出现的时候,其实是有那个惯性的。所以大家的反应就是,什么玩意儿?他也能继续拍?还有《缝纫机乐队》?当时我是有点失落的,那整个豆瓣的评价,我就很难过,但是你不知道能讲什么?


谭飞:他可能是这样的心态,我分析,就是人性是挺复杂的,一开始《煎饼侠》的时候,大家是从一个励志的角度来思考问题,原来他们觉得你是在搜狐做《屌丝男士》,现在做电影,希望你起来,从而反映这个社会的渠道是畅通的。但到了一定阶段,他们又觉得,你应该是一个专业人士。你能到10亿,都不是专业人士,这是对我们电影的一种侮辱。但是你到第二部的时候,他们就已经开始以10亿导演来要求你了,10亿导演在他们心中那是有定数的,他们突然发现你也不对,你还是带着一些地气、烟火气和东北小城的那股劲儿,他们就觉得,这怎么这么拍电影,这是电影吗?


大鹏:所以电影上映的那一天,《缝纫机乐队》的排片是7.3%,好像比这个数还要低。我们其实是有个外地路演小分队。到了上映后那一天,我们都已经支撑不下去了,所有的人都很疲惫,因为我们觉得做什么都没有用了。到了10月3号那天,我记得特别清楚,所有的人就蔫了。再做的意义是什么?你也挽不回这个败局了。那天晚上他们也不敢跟我说话什么的,我就一个人坐在酒店里面很失落,我当时特别难过,我当时有一个想法就是说,这个时候谁要能给我个拥抱,我可以对他一辈子好。但是我身边没有人,我身边就几个工作人员,他们都对我太熟了。我也不好意思就那么煽情地说,来抱一下,给我一些力量。我那天坐在酒店的床上、沙发上,地上,然后不停地刷手机,我说完了,这个败局定了。


谭飞:焦虑了。


大鹏:然后这个时候,当时负责宣发我们的光线传媒,他们说,建议你为《煎饼侠》道歉,我说我为什么要为《煎饼侠》道歉?他说,是因为《煎饼侠》的负面口碑导致现在大家对《缝纫机乐队》的期待不高。可是我为什么要道歉?那个也是我的作品,而且我已经把它做到我能力范围内的最好了,所以我当时其实是遇到了一些状况,那个时候是很郁闷的。但是两年过去了,现在可以讲了。




愿“天命”早日到来


谭飞:你那时候太在意这个事。那可以这么讲,就是《吉祥》肯定是给你加分的。因为你知道对中国的文艺青年来说,《吉祥》这种片子,拿了一个金马的最佳剧情短片,他们会觉得你在艺术上是有造诣的,因为这个社会对人的评价它可能很多时候就不是就事论事。所以可能你到下一部长片的时候,那评价又不一样了,也许有人会说他可能是个才子,不是只能拍那些搞笑的。


大鹏:所以我也希望就是说希望通过时间慢慢去证明自己。我其实现在有两个心态,前两天《第十一回》参加腾讯的发布,然后在后台有一个年轻人,他负责给所有的人递话筒,然后我就问他,我说,请问我们待会是从这边上台吗?然后他看了我两秒钟,确认了我是大鹏,他说,大鹏老师?你怎么说话一点都不逗?你干嘛这么斯文地问我?我说,那你认为我应该怎么问你?他说,你不是应该逗比一点的吗?那时我的心情是有点复杂的,因为大家对我的认知其实是通过作品,你接触不到我的人。通过我的作品,像之前的《屌丝男士》《缝纫机乐队》《煎饼侠》,它那里面是很欢快、很愉悦的。所以他对我这样的评价和认知是一定的,我能够理解。但事实上在现实生活当中,我的性格其实离大家的认知差距有点大,所以我时常会遇到刚才说的那个情况,所以我的第一种心态就是说希望时间能够替我正名,然后让大家对我的期待符合他的判断标准,也就是说当再有《缝纫机乐队》这样的案例出现的时候,他不会因为之前你做过什么《煎饼侠》也好,《屌丝男士》也好,而去曲解了这一部电影它本身的价值。我希望通过不断地有表演作品、导演作品,让大家更全方位地认识到我除了嘻嘻哈哈逗比的那一面,还有其它的一面。但是我还有第二种心态,就是我好着急这一切变化的发生,因为你看我以前算一个新人,我拍《煎饼侠》的时候33岁,我今年已经37岁了,我马上40了,我觉得我特别着急,想要输出,我想要表达,我希望我快一点拍片,我希望被认可和验证的时间可以缩短。


谭飞:艺术生涯是短暂的,得抓紧时间。


大鹏:对,我希望在我能够有体力、有能力不停地生产作品的时候,那个时刻可以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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