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普罕见发文：保护郊区；克鲁格曼：丑陋的政治选择 （附两人全文）

【编者按】今天（8月17日），美国总统川普罕见地在《华尔街日报》发表观点文章，题为《我们将保护美国的郊区》，文章的联合作者是美国住房和城市发展部部长本·卡尔森。文章称将为大多数美国人（包括大多数少数族裔）所居住的郊区保持低密度，并抵制多家庭住宅。然而，上周四（8月13日），著名经济学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专栏作家保罗·克鲁格曼就已经在《纽约时报》发表观点文章，称川普所说的“美国郊区生活方式梦”不是真实的，它只是建立在种族主义的丑陋历史上的，而“郊区战争”也只是保守派的政治攻击途径。以下是两篇文章的全文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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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

编译：S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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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将保护美国的郊区

我们反对极端自由主义的观点，即联邦官僚机构应该规定人们的生活地点和方式。

文：唐纳德·川普 和 本·卡森

民主党管理的城市中的犯罪和混乱已变得如此严重，以至于自由主义者甚至逃离了曼哈顿上西区。左派不是要重新考虑他们破坏性的政策，而是要确保没有人逃跑。该计划是要重塑郊区形象，使其与现在所管理的功能失调的城市相似。像往常一样，任何敢于说出左派行为真相的人都被涂为种族主义者。

我们不允许这种情况发生。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停止了上届政府的激进社会工程项目，该项目将从上到下改变郊区。我们推翻了奥巴马-拜登法案，该法案将授权住房和城市发展部废除单户住宅区划，强迫在居民区中建造高密度的“堆叠式”公寓楼，并在整个美国强制改造居民区，所以他们以极左派空想家和技术官僚认为他们应该做的去看去感受。

我们反对极端自由主义的观点，即联邦官僚机构应该去规定人们的生活地点和方式。我们相信，只要允许他们自下而上地有机成长，郊区就能为所有种族和背景的美国人提供美好的生活。今天的郊区就是这样——除了那些已经被糟糕的规划和政策毁灭的。

繁荣的郊区对每个美国人都有利。可耻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美国大多数人都居住在郊区，其中包括大多数非裔美国人、西班牙裔美国人和亚裔美国人。美国郊区是美国梦的光辉典范，在那里人们可以在安全、宜人的街区中的自己的家中生活。左派想要把美国梦从你那儿带走。

不管如此巨大的成功，一个曾经无法想象的议程，狠狠推动更高密度住房进入单户住宅区，已成为左派的主流目标。在奥巴马-拜登任职的八年中，住房和城市发展部向纽约州威彻斯特县（WestchesterCounty, N.Y.）施压，要求其更改分区规则。尽管从未发现韦斯特切斯特歧视任何人，但住房和城市发展部利用扣留联邦资金的威胁向其施加压力，要求其提高财产税并建造近11000个低收入、高密度公寓房。其他由自由主义者经营的城市和州也承担了压力。明尼阿波利斯（Minneapolis）今年在投票表决解散警察部队几个月前就取消了单户住宅分区。俄勒冈州去年禁止单户住宅区划。在过去三年中，议长南希·佩洛西（Nancy Pelosi）的旧金山州参议员领导了取消加利福尼亚单户住宅区的努力。

自由主义者甚至相信，应对气候变化需要联邦对郊区进行前所未有的破坏。他们说，郊区是个问题，因为一个拥有自己的房屋、院子、两辆汽车和一只狗的家庭所产生的温室气体水平高得令人无法接受。

拜登-桑德斯联合平台要求重新提出奥巴马-拜登反乌托邦式的构想，即在郊区房屋旁建造低收入房屋。一些领先的民主党人希望走得更远。参议员科里·布克（Cory Booker）和众议员詹姆斯·克莱本（James Clyburn）提出了一项法案，除非当地政客同意提高郊区密度，否则该法案将扣押超过120亿美元的给各州用于安全道路的联邦拨款。就像白宫所担心的那样，这个法案在到达时就已经死亡。

美国是建立在自由和独立之上的，而不是政府的强制、统治和控制。让联邦政府负责地方决策，从分区和规划学校，这将是一个可怕的错误。我们的创始人知道这是通向暴政的道路。

各行各业的美国人都用脚投票并在郊区扎根。在所有收入阶层和人口群体中，郊区的家庭拥有住房的比率高于城市中心。数十年的自由统治使许多城市无法负担，而另一些城市则无法居住，无法满足其公民在住房、公共安全和教育方面的基本需求。

尽管我们每天都在努力通过机会区等创新手段来恢复城市的繁荣，但左翼人士反对我们重建经济、维持法制和选择学校。我们不会让他们将失败的经历出口到美国的郊区。我们将拯救那些可怕政策出台的城市，并拯救我们的郊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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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普的种族主义者、国家主义者的郊区梦

种族不平等并非偶然。这是一个丑陋的政治选择。

文：保罗·克鲁格曼

纽约州Levittown，由开发商William Levitt设想的郊区理想国。

保守主义者的确喜欢他们的虚假战争。还记得圣诞节的战争吗？还记得“ 煤炭战争 ”吗？（唐纳德·川普曾许诺结束那场战争，但在他任总统的第三年，煤炭产量降至自1978年以来的最低水平，能源部预计这一数字将继续下降。）

现在，随着川普竞选活动拼命寻找政治攻击的途径，我们听到了很多有关“ 郊区战争”。

在共和党的硬核基础之外，这条路线可能行不通；乔·拜登（Joe Biden）和卡玛拉·哈里斯（KamalaHarris）并没有像激进分子那样，带领着安提法掠夺美国的各个分支。

然而，的确，拜登-哈里斯（Biden-Harris）政府将恢复并可能扩大奥巴马时代的努力，以最终使1968年的《公平住房法》生效，尤其是寻求纠正因美国利用政治权力而造成的一些不公正现象、造成并加剧种族不平等的丑陋历史。

川普所说的“ 郊区生活方式梦想 ”并不是自然发生的；它是由政府政策创建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郊区住房热潮是通过联邦政府的巨额补贴得以实现的，特别是通过联邦住房管理局和退伍军人管理局等计划，这些计划通过确保合格的房屋抵押贷款来保护贷方免受风险。到1950年，联邦住房管理局和退伍军人管理局已为全国所有抵押贷款的一半提供了保险。

当然，这些补贴不仅帮助购房者。他们还是房地产开发商的金矿，其中包括一个名叫弗雷德·川普（Fred Trump）的人，该人后来因歧视黑人租户而被起诉，其儿子目前在白宫居住。

但是这些补贴仅适用于白人。实际上，它们仅在全白人社区中可用。正如理查德·罗斯斯坦（Richard Rothstein）在其2017年的著作《法律的颜色》中所报道的那样，联邦住房管理局指导特别警告不要在一些社区中借贷，在这些社区中，儿童可能与其他代表“较低社会阶层或不兼容种族元素的儿童”共享教室。

的确，联邦住房管理局远远超出了全白地区的支持范围；它开始创建它们。战后，当像威廉·莱维特（William Levitt）这样的开发者开始在曾经的农田上建立新社区时，他们提前通过联邦住房管理局获批了计划，从而保证了购买者可以自动获得补贴抵押。联邦住房管理局要求此类计划采取的措施之一是严格的种族隔离，以确保财产价值。

现在，所有这些听起来都像是古老的历史。但是战后住房政策的原始种族主义给我们的社会蒙上了长长的阴影。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20多年为中产阶级巩固其地位提供了独特的机会——但是这一机会却拒绝了黑人。

你会发现，50年代和60年代是一个普通工人相对收入较高以及郊区住房相对廉价的时代。工资相当高，部分原因是美国仍然有强大的工会运动，而且只要你能够使用那些联邦住房计划，住房就是负担得起的。因此，数百万的美国人有机会积累一些财富。

然后机会之窗关闭了。经通货膨胀调整后的工资停滞不前。房价飞涨，部分原因是许多郊区的建筑限制禁止多户家庭居住。在许多其他美国人分享住房繁荣的成果的同时，黑人家庭却被排斥在不断上涨的市场之外，他们购房的财务障碍尤其令人生畏。

因此，川普的郊区生活梦想基本上是政府为白人建造的围墙村庄，当其他人试图进入时，其大门被关上。

拜登建议采取什么措施来纠正至少其中一些不公正现象？合理的、重要的但几乎没有革命性的内容——诸如扩大租赁凭证，同时打击红线划分和排他性分区。川普可能声称这些政策将“ 摧毁郊区 ”，但这只有在你相信血腥无政府状态的唯一替代方案是一个看起来与1955年的利维敦（Levittown）完全一样的社区时才有意义。

非常重要的一点是要了解，关于郊区战争的恐慌言论与通常关于“自由”的保守言论还有没有让政府能告诉美国人该怎么做之间没有任何关系。个人选择和自由市场并不是让美国成为一个孤立、不平等的社会的原因。歧视是一项国家主义政策，涉及行使政治权力以剥夺人们的自由选择权。

而且它还在继续。“黑人命也是命”运动的所作所为是要向许多白人美国人揭示，我们要成为一个社会，无论肤色如何，每个人都受到法律同等对待，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美国黑人已经很清楚这一点。）

但是现在双方之间的最大区别是，拜登和哈里斯都在努力使事情变得更好，使我们更像我们应该成为的国家。相比之下，川普和迈克·彭斯基本上是在试图使公开种族主义再次盛行。

作者介绍：

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于1999年加入《纽约时报》，担任专栏作家。他是研究生中心经济学博士的杰出教授。纽约市立大学卢森堡收入研究中心的高级研究员和杰出学者。此外，他还是普林斯顿大学伍德罗·威尔逊学校的名誉教授。

2008年，克鲁格曼先生因其在国际贸易理论方面的工作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克鲁格曼先生于1974年获得耶鲁大学文学士学位，并获得博士学位。1977年从麻省理工学院再次获得博士学位。他曾在耶鲁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和斯坦福大学任教。在麻省理工学院，他成为福特国际经济学教授。

克鲁格曼先生是27本书的作者或编辑，并撰写了200多种专业期刊和编辑过的论文。他的专业声誉主要取决于国际贸易和金融领域的工作。他是“新贸易理论”的创始人之一，这是对国际贸易理论的重大反思。为了表彰这项工作，1991年，美国经济协会授予他约翰·贝茨·克拉克勋章。克鲁格曼先生目前的学术研究专注于经济和货币危机。

同时，克鲁格曼先生为广大公众撰写了大量文章。他最初发表在《外交事务》、《哈佛商业评论》、《科学美国人》和其他期刊上的有关经济问题的文章，在《流行国际主义》和《偶然理论家》中都有重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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