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 | 纽约为什么错了
纽约州华裔参议员刘醇逸（John Liu）这样形容上周五纽约市长白思豪的一项资优生（Gifted and Talented）改革计划。“这是市长对家长和公众的一次偷袭，”他说。“现在，在一个长周末前的周五，在一个漆黑的夜晚，他突然宣布说，他将取消资优项目，但与此同时并没有一个真正的计划到位。他把一个烂摊子丢给了下一届政府。”
白思豪任职八年以来，一直面对着改革资优生项目的压力，在他任期还有三个月就要结束时，迟迟未能行动的他突然宣布干脆取消这个项目，针对4岁儿童的筛选测试也将永久终止。
为什么资优生项目多年来反复受到攻击？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它加剧了种族隔离。纽约公立学校的大约100万名学生中，约70%是黑人和拉丁裔，但在被打上资优生标签的大约1.6万名学生中，约75%是白人或亚裔。多年来，越来越多的家庭通过请家教等方式帮助孩子准备考试，让还在穿尿布的小朋友就已经开始内卷起来。
另一个问题在于测试方法。有许多发展心理学家表示，对4岁的儿童进行智商测试十分不靠谱，在美国许多学区通常是采取对小学二年级的学生统一测试的方法来甄选秉赋相对出众、智力发展较为超前的学生。这么些年以来，测试内容和形式已经一改再改，但似乎总有办法被培训机构破解。
没有了资优生项目，有什么替代方案？白思豪提出的想法是一个叫“Brilliant NYC”的计划，这个项目打算对小学二年级升三年级的学生进行评估，被认为在某些方面有天赋的学生将不再被单独抽选进资优班，而是继续与其他同学同处一个课堂，只不过每天会有一到两节课的时间和经过专门培训的老师一起学习特定的学科领域。纽约市还将培训所有4000名幼儿园教师，以提供从机器人、计算机编码到社区组织等领域的加速学习。
这种被称为差异化的教学方法看上去不错，但在社交媒体上，已经有许多纽约市的教育工作者提出这基本上不可能实现。根据纽约教育局的数字，2018-19学年纽约公立小学课堂平均有26.4名学生，这导致老师们已经很难关注到每个学生的要求，如果还需要对数学、英文超前的学生进行加速教育，同时关注有学习障碍的学生，那等于是指望老师表演魔法。
还有些批评者提出，这种安排对进度偏慢的孩子也会造成影响，对老师最主要的考核标准是学生在州统考里能达到或超过年级标准，因此常见的操作是让超前的孩子给相对较落后的孩子辅导，“小老师”很不愉快，被辅导的孩子同样压力山大，很容易形成自卑感。
白思豪的计划非常大而化之，他甚至没有提到纽约五所专门为资优生服务的学校会发生什么情况。此外他还有三个月就要离开市长职位了，因此计划面临着变数。埃里克·亚当斯(Eric Adams)是民主党的市长候选人，也是最有希望赢得下个月选举的人。他已经表示取消资优班并不合理，相比之下，他更希望将这个项目扩大到低收入社区。但要扭转白思豪的计划也可能很困难，因为这需要亚当斯要么恢复不受欢迎的招生考试，要么在他担任市长的头几个月里想出一种新的招生方法，让学生有足够的时间申请。亚当斯过去曾表示，他支持保留该考试，但它不应该成为评估幼儿学术技能的唯一方式。
取消资优生的计划，在亚裔社区里受到了尤其强烈的反对。用国会议员孟昭文（Grace Meng）的话说，该项目应该进行改革，而不是取消。“取消这个项目是一个错误，”她说。“纽约市没有做出任何调整，而是采取了更简单的方式，大规模取消该计划。”
在教育质量良莠不齐的纽约市，资优项目对于许多家境普通、天资聪颖的孩子们来说，是个能获得安全的学习环境、得到优质教育的机会。没有了这个项目，富裕阶层可以送娃上5万美元起跳的私立学校；还有些能负担起的家庭可以搬到郊区；或者抽签凭运气上特许学校，但这都等于是进一步减少公立学校的资源——不仅仅是房地产税所赋予的经费，还包括优秀的生源和热情的家长为学校发展带来的贡献。
《纽约时间》已经写过多篇文章，比如 《深度 I 纽约毙掉了资优考试，但没有后续方案》（点击蓝字阅读)，探讨纽约的资优生项目方向。今天我们进一步选择翻译介绍两篇来自教育领域的专家文章，讨论纽约为什么做错了。这个城市为什么不应该拿资优项目开刀，而应该专注于把蛋糕做大，让来自不同社会经济背景的学生获得更高质量的公立教育。
公共教育的核心矛盾
天才教育让两个同样珍视的美国理想变得紧张起来：平等主义和个人主义。
文/Andy Smarick（《大西洋月刊》）
Andy Smarick是R街研究所（R Street Institute）公民社会、教育和工作研究的负责人，著有《缩小美国的高成就差距》（Closing America’s High-Achievement Gap）一书。此前，他是马里兰州教育委员会主席，新泽西州教育副专员，白宫国内政策委员会助理。
2019年夏天，白思豪（Billde Blasio）召集的一个教育小组让纽约市市长陷入了两难境地：该小组建议，为了促进融合，应该取消该市大部分针对天才学生的项目。
市长因其关于结束不平等的激进言论而闻名，但该提议会迫使他与数以千计的家庭为敌，这些家庭希望他们优秀的子女能接受特殊的学术服务。该小组在其报告中指出，该体系是为了按族裔、收入和语言进行隔离，并“延续对学生潜力和成就的刻板印象”。该委员会将暂停新的天才项目，逐步淘汰现有项目，停止使用中学入学标准（如成绩、考试分数、行为和迟到天数），并从根本上改变高中入学考试。该委员会将优先考虑全校范围内的强化项目，这样多元化的学生群体就可以在一个屋檐下共同学习。
这些建议立即遭到了几位纽约领导人的反对，尽管他们承认项目的族裔分布不平衡，但他们还是为该项目辩护。至于市长：他显然对他的政府自己创建的委员会态度暧昧。
用欧文·克里斯托尔（Irving Kristol）那令人难忘的语言来说，白思豪只不过是另一个被现实抢劫的自由主义者。然而，这个故事不仅仅代表了一个政治家的进步抱负与教育领域的现实政治之间的冲突。美国的公共教育系统是否应该特别关注成绩优异的学生，这是一个一直困扰着政策制定者的问题。它迫使他们努力解决一些根本性的问题，比如平等和机会的意义，以及公立学校的目的。
天才教育使两股同样引人注目的美国思想发生了对立。一方面，美国人是平等主义者：我们憎恨不义之财，我们凭直觉认为，公立学校应该是非常不同的年轻人聚在一起，为实现美国梦的平等机会做准备的地方。另一方面，美国人相信个人主义：我们理解，不同能力和抱负的人将完成不同的事情。我们想培养特殊的天赋，这样我们每个人都能将各自的能力发挥到极致。
在美国公共教育的早期，平等和标准化是一种奖励。例如，在19世纪，最重要的是我们让所有的孩子都能识字，不管他们能否负担得起寄宿学校和家教。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随着越来越多的移民抵达我们的海岸，我们的学校肩负着促进文化适应和同化的责任。
事实上，在提供公共教育方面，许多州的宪法都有优先考虑共性、平等和/或统一性的表述。亚利桑那、北卡罗莱纳、南达科他和华盛顿要求建立“通用和统一”系统；科罗拉多州有一套“彻底而统一的”系统；爱达荷州是一个“全面、统一和彻底的系统”。加州要求建立“公共学校体系”；内华达州实行“统一的公立学校制度”；印第安纳州和明尼苏达州实行“统一的普通学校制度”；肯塔基州有“高效的公共学校系统”。
当然，对平等的关注不是合众国早期的遗迹。在过去的几代人中，最引人注目的改革努力是为历史上服务不足的学生群体，包括非裔美国人、女性、移民子女、英语学习者和有特殊需要的学生，创造一个更公平的竞争环境。在高等法院判例中废除学校的种族隔离，通过了《教育法修正案第九条》，以及与特殊教育相关的规则，都促进了平等议程。
大约20年前，当我开始参与现代教育改革运动时，我们几乎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帮助最贫困的学生。(多年来，我帮助为低收入儿童创办了一所特许学校，参与了两个教育倡导组织的早期工作，并为一个州立法机构、一名国会议员、白宫、美国教育部、一个州教育部门和一个州教育委员会从事教育政策工作。)学校代金券为分配到失败学校的低收入学生提供了更多的选择。“为美国而教”为刚毕业的大学生提供了在贫困社区教书的工作。学校财政诉讼旨在将更多的资金直接拨给低收入学校。特许学校成为在美国贫困的城区里创办高绩效学校的引擎。《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No Child Left Behind Act）旨在让所有学生都能熟练掌握阅读和数学，缩小成绩差距。
不管你是否同意上述策略，这些举措的初衷都是将公共教育作为一种平衡的力量。事后看来，令人吃惊的是，我们在改革界很少讨论这些努力是否解决了那些成绩优异的孩子的需求，或者这些倡议是如何在非弱势社区落地的——在那些地方，家长宁愿情况原封不动。
在接下来的十年间改革人士开始被迫反省：“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教师评价改革和“共同核心”（Common Core）都开始经受反对和政治上的反弹。我痛苦地意识到，“人人上大学”的心态热情有余但失之轻率，它贬低了那些没有上大学的人，而且导致了令人惊人的学生债务水平。这些例子本应向有时自以为是的改革团体揭示，由于公共教育是一项民主事业，教育政策议程应该考虑到所有家庭的需要和利益。说得更明白一点，在面对“你的计划能给我的孩子带来什么？”这种问题时，改革者应该能够给出令人信服的答案，不管提问者是谁。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当优秀孩子的父母提出这个问题时，政策一直无法解决这个问题。
与其他重要的教育领域不同，美国国家天才儿童协会（NAGC）报告称，联邦政府“不提供指导，对天才服务亦无要求”。美国联邦唯一的天才项目是雅各布·K.贾维茨资优学生教育项目，在2019年仅拨款1200万美元。联邦政府的第一章A部分项目为低收入学生所在地区提供资金，2019年拨款近160亿美元。
因此，成绩优异的学生依赖于州和地方的政策和实践。但是，国家教育中心和天才学生项目州主任理事会（CSDPG）2015年的一项研究强调指出，“缺乏集中的数据收集、衡量和问责制，无法系统地监测和改善公立学校中有天赋、有才能和尚未获得甄别的学生的服务。”该报告发现，“许多州缺乏关于资优生和教师的基本数据，而这些数据可以用来建立高质量的项目。”因此，尽管联邦政府估计大约6%的学生参加了“资优生”项目，但还不清楚这个数字是怎么来的。
在回应NAGC/CSDPG调查的40个州中，有32个州报告说，在识别或服务天才学生方面有某种州一级的规定。更糟糕的是，只有17个州要求所有K-12年级的学生都要提供资优服务。四个州只要求资优学生必须被确认，而没有要求为他们服务。12个州报告说，州里没有向地区提供资优教育资金。事实上，超过一半的州只有不到一名工作人员专职负责资优教育（州教育部门通常有数百名员工）。
简单说，在美国资优教育压根就不是优先项。2016年的一项研究发现，各州的教育问责制“几乎没有给学校提供什么激励，让他们关注成绩优异的学生。”该报告只认为四个州在这些方面“值得称赞”。2017年的一项研究评估了各州是否利用了新的联邦灵活性来改变其问责体系，发现不到一半的州拥有“强有力的”体系，以“表明所有学生都很重要，而不仅仅是表现不佳的学生”。
在2012年出版的《考试学校》（Exam Schools）一书中，切斯特·芬恩（Chester Finn）和杰西卡·霍凯特（Jessica Hockett）发现，全美只有165所择优录取的公立高中（美国大约有2.4万所公立中学）。这些学校的学生占高中学生总数的1%，而20个州甚至连一所这样的学校都没有。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天才青年中心（CTY）2007年的一份报告发现，尽管能力分组已经被证明是满足天才学生需求的一种有效方式，在参加CTY人才搜索项目的学生中，只有大约一半的人表示在小学或中学期间曾以这种方式分组。一项关于“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时代成绩优异的学生的研究发现，当被问及谁最有可能得到老师一对一的关注时，81%的老师认为是“成绩不好的学生”。只有5%的人选择“表现优异的学生”。
有许多针对天才学生的慈善资助计划，比如杰克·肯特·库克基金会（Jack Kent Cooke Foundation）针对有经济需求的优秀七年级学生的青年学者计划（Young Scholars Program）。有钱的父母可以把孩子送到精英私立学校。然而，问题是，我们是否应该通过公共教育系统对天才学生投入大量的公共资金。
毕竟，资优学生也有特殊的需要；他们的父母投票；有目的地培养他们的人才，国家将受益匪浅。我们的标准操作程序并没有取得巨大成功。2010年的一项研究发现，美国在数学方面表现优秀的学生比例“远远低于许多世界领先的工业化国家”。事实上，在参与一项著名的国际数学评估的56个其他国家中，有30个国家的学生获得优异成绩的比例更高。只有3%的美国12年级学生在国家教育进步评估（National Assessment of Educational Progress）最新的数学部分中达到了优异水平；只有6%的人在阅读方面做到了这一点。2007年的一份针对弱势儿童的报告发现，在学校生涯中，他们更有可能从优等生的行列中跌下来，而且他们很少上升到优等生的行列。
资优教育受到冷落，部分原因是一些人认为其他教育问题更重要，认为推进资优教育的努力阻碍了这些优先事项。例如，提出纽约市这些挑衅性建议的小组实际上叫做学校多样性咨询小组（School Diversity Advisory Group）。不出所料，小组成员主要是从融合的角度探讨天才教育的。
毫无疑问，将注意力集中在有风险的学生而不是高成就的学生身上是有道德基础的。考虑到成绩差距的后果，以及政策（如过去的住房隔离和目前的学校作业）限制了一些学生的机会，一些人认为，把政策重点放在帮助弱势群体上才是明智的。一个进步的观点可能认为，唯一符合正义的方法是将资源用于帮助底层的人。其他人更务实地指出，教育资源是有限的，所以我们必须分类：首先需要帮助的是正在挣扎的孩子，而不是快速发展的孩子。
我们也应该认识到，天才教育的话题让一些人从内心感到不安。例如，由于试图将智力与性别、族裔和阶级联系起来，有关智力差异的讨论可能会变得有害。2019年夏天，作家纳西姆·尼古拉斯·塔勒布（Nassim Nicholas Taleb）和Quillette创始人克莱尔·莱曼（Claire Lehmann）就IQ测试和行为遗传学的科学和社会意义展开了争论。一个理性的人，看到一个天才班级的种族构成与学校的其他学生不一样，可能会把这个事实与国家的学校种族隔离历史联系起来。此外，政府在关于智力问题上的参与也确实存在一些黑历史。
不到一个世纪以前，最高法院支持弗吉尼亚州的一项法令，授权对“弱智”施行强制绝育。小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 Jr.）大法官显然认为自己是在为社会做贡献，于是写了一篇臭名昭著的文章：“得给三代低能儿画上句号了。”
纽约市小组的一名成员在最近的一篇专栏文章中甚至断言，现有的天才教育方法正是“现代优生学项目”。但反对意见并不总是基于如此耸人听闻的指控；有些人只是觉得天才项目不公平。
在某种程度上，认知能力可能一半是天生的。尽管家庭可以做很多事情来帮助他们的孩子被认定为是资优生——包括在孩子很小的时候就给孩子读书——但有些策略只有那些有经济能力的家庭才能使用，比如请家教和备考。考虑到资优生原本已经天赋异禀，又有足够支持他们的父母，这已经拥有了相当强的优势，对资优学生的公共投资可能会让富人更富。正如布鲁金斯学会学者、研究优等学生的专家汤姆·洛夫莱斯（Tom Loveless）遗憾地指出的那样，“长期以来有一种态度，‘好吧，聪明的孩子可以靠自己成功。毕竟，他们做得很好。那么，为什么要担心他们呢？’”
美国人的“平等冲动”带来了令人厌恶的后果：在一个扭曲的公平版本中，我们以平等的名义故意忽视了一些孩子的特殊天赋。但是，每个儿童都不应仅仅被视为令社会更平等的政治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每个孩子都有合法的权利要求得到必要的关注，以使他或她的兴趣和能力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
如果学校不能培养最有潜力的年轻人，公众会面临损失。有益的技术可能不会被发明出来，深刻的艺术作品可能不会被创造出来。知道自己可以做得更多的男孩和女孩可能会因此消沉沮丧，而他们的父母可能会因为对孩子的教育爱莫能助而自责。
也许最重要的是，当在甄别和服务有天赋的学生方面没有足够的公共投资时，在社会经济上处于弱势的资优儿童受害最深。富裕家庭可以找到私人途径来补充孩子的教育。他们可以选择在家上学或非公立学校；聘请数学教练和音乐导师；花钱购买具有挑战性的书籍、编程夏令营、在线课程和备考课程。从令人愤怒的大学招生丑闻中我们可以看到，有钱有势的人会利用他们所拥有的权力，为自己孩子的未来添彩。低收入家庭，偏远地区的家庭，没有社会资源的家庭，都不能做这些事情。他们被排挤出局了。
提出这些挑衅性建议的纽约市小组值得称赞，因为他们想要正面解决一个重要问题。该市目前的天才教育方法是有缺陷的。如果你相信——你也应该相信——超常智力在人口中是平均分布的，那么在现有的资优生中弱势儿童的比例明显偏低，这就是一个问题。如果你相信为天才儿童提供高质量的课程可以大大提高他们的学习水平——你也应该相信——那么弱势学生无法获得这样的课程可能会使代际不平等持续下去。
但是，认为天才教育必须结束，这完全不合逻辑。例如，小组成员可以提出改进甄别天才学生的方法，或者为学区利用联邦第一法案基金支持低收入天才学生提供创造性的方法，而不是破坏当前的体系。他们应该坚持让所有的学生都能得到最好的小学教育，这样他们就能为了进入本市的重点中学进行平等竞争。学者乔纳森·普拉克（Jonathan Plucker）和斯科特·彼得斯（Scott Peters）在这方面探索并推荐了一系列干预措施。
教育公平不是通过整齐划一实现的；而是通过确保每个孩子都能获得发挥他或她最大潜力的最佳机会来实现的。通过强调服务不足的人群无法获得进入资优生项目的机会，该小组提出了一个受欢迎的等式的一半——他们强调了“每一个孩子”都应被看到。但纽约和全国的政策制定者也应该致力于等式的另一半——认真对待“发挥他或她最大潜力的最佳机会”。这意味着捍卫公共系统内的项目，这些项目旨在挑战那些拥有非凡能力的人，使他们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正确理解和执行，投资于有特殊天赋的孩子，既符合美国对集体平等的承诺，也有利于对个人主义的鼓励。
也是时候停止歧视亚裔美国学生了
他们被定义为“太聪明”或“太好学”，他们为自己的学术需求付出了不应有的代价。
文/Gail Post （medium.com）
Gail Post博士是一名有着30多年实践经验的临床心理学家，专门研究有天赋的成年人和青少年。通过私人诊所，她为成年人和青少年提供个人、夫妻、家庭和团体治疗；为治疗专业人员提供咨询和监督；以及为天才儿童和青少年提供教育咨询服务。Post博士还撰写并策划了一个名为“天才挑战”(Gifted Challenges)的在线博客，该博客探讨了天才的社会和情感方面的问题。
最近针对亚裔美国人的仇恨犯罪提高了人们对他们所遭受歧视的认识。这些事件还进一步提醒人们注意另一种多年来被容忍的歧视形式。虽然与亚特兰大的谋杀或人身攻击事件的规模不同，但我们也可以利用这个时刻来承认美国学校里亚裔美国孩子的困境。
亚裔美国学生一直被刻板印象和边缘化；他们经常被认为太聪明或太好学，在其他少数族裔学生得到了更好的教育机会的同时，他们却因为自己的学术需求而付出了代价。这一点在有智力天赋的亚裔美国孩子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像传统学校的大多数天才儿童一样，天才亚裔美国儿童不仅面临着缺乏兴趣教育或加速教育的机会，而且还面临着种族成见。
虽然少数族裔获得丰富教育的机会有所改善，但仍需要做很多工作。由于缺乏普遍的预筛选工具或依赖于教师选拔，黑人和西班牙裔学生在天才班级中往往被低估。不幸的是，一些旨在解决“天才”项目中黑人和西班牙裔代表不足、污名化或优秀差距（即天才和高能力的少数族裔学生未能获得他们应得的具有挑战性的教育）的策略，往往忽视甚至轻视亚裔美国孩子的学业需求。事实上，重新配置资优项目的尝试导致了一个严重错误的假设，即把亚裔美国儿童排除在这个等式之外是可以接受的。
纽约市学校备受争议的改革就是一个广为人知的例子。为了弥补被选入天才项目的黑人和西班牙裔学生的代表性不足，学校管理人员根据人口标准设置了配额——亚裔美国学生的入学率大幅下降。有几个因素使这种情况复杂化。用于预先筛选的考试可能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包括备考、挑战性较低的学前体验，以及测试四岁儿童时发生的不确定结果。同样的问题也出现在著名的初中和高中的学生筛选中，在这些学校，黑人和西班牙裔学生的比例在过去一直偏低。一些亚裔美国家庭抗议他们认为的歧视，但反过来，他们的抗争也被贴上了负面的标签。
此外，纽约州是缺乏天才教育或识别天才学生的法律保障和标准的几个州之一。在有法律保障的州，天才服务是专门为那些被认定为天才的学生量身定制的，这些学生占人口的1-5%。事实上，纽约市的“天才教育”是一种误称；将这些课程定义为快班、加速课程或者是荣誉课程会更准确。
为了弥补纽约市教育系统的不足，纽约市做出了善意的、正当的、姗姗来迟的努力，却在不经意间让亚裔美国孩子受到了惩罚，并使少数族裔群体相互对立。这些政策还忽视了许多关于贫困的研究。许多资优和高能力的亚裔美国孩子无法上兴趣课程，他们要么是移民，要么生活在贫困的环境中。富裕家庭可以用他们的钱包投票，如果他们愿意，可以让他们的孩子进入私立学校；那些没有经济能力的人只能为争取任何教育机会而斗争。
假设任何种族或族族群体都有集体思维是错误的，而亚裔美国人社区对假定的歧视的看法是多种多样的。事实上，一些人声称，最大的不公正来自于将亚裔美国人刻板印象为“模范少数族裔”，而不是将他们视为个体。大多数亚裔美国人支持平权行动政策，并没有因为这些录取政策而“指责”其他少数族裔；他们只是想要同样的待遇。然而，任何限制某个种族或民族获得教育机会的行为，都令人遗憾地想起了历史上一些精英大学禁止犹太学生入学的限制。显然，这个复杂的问题远未解决。
我鼓励那些厌恶最近针对亚裔美国人的仇恨犯罪的人也去思考那些导致教育歧视的刻板印象、种族污名和错误假设的证据。需要为所有学生考虑系统性的种族主义、与贫困相关的优秀差距和教育公平，而不是让边缘化群体相互竞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