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珩：忠于真实，归于日常
全文刊载于《建筑实践》2020年12月《特辑：深圳四维》
刘珩，南沙原创建筑设计工作室（NODE）创始人、主持建筑师，深圳大学特聘教授。1994年获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建筑硕士学位；2008年获取美国哈佛大学设计博士，之后在香港中文大学建筑学院任兼职副教授 （2008年—2020年）。2010年刘珩将工作室从广州南沙搬到深圳，开始了深圳十年的建筑实践。主要代表作品有：坪山阳台-坪山河南布净水厂上部建筑，盐田大梅沙村建筑改造、蛇口大成面粉厂改造，福田婚礼堂、万科设计公社等；以及南沙科学馆、广州时代美术馆等具有影响力的公共文化建筑及城市更新项目。此外，她还担任了第14届威尼斯建筑双年展香港馆的联合策展人、2015年深港双城双年展（深圳）总策展人。
南沙原创建筑设计工作室成立于2004年初，以刘珩为主持建筑师，多年来一直保持着15–20人的设计创作团队，以深圳和南沙为根据地，在珠三角及更广泛地区开展着多元化的建筑设计实践。事务所坚持对建筑和城市设计基本问题的研究和实践，追求在严谨务实基础上的创新；同时也在建筑理念上探索其自身逻辑对跨领域的开放性和兼容性，并以此作为设计的出发点。
刘珩：
忠于真实，归于日常
© 胡康榆，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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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徐抒文，朱倩云
Interviewer: XU Shuwen, ZHU Qianyun
AP / 请问您创立南沙原创的初衷是什么？
刘珩
2004年，我在香港创立了南沙原创建筑设计工作室，当初只是甲方旗下的一个机构，2010年搬到深圳才算是完全独立。即使是甲方，我一直都在坚持做建筑设计，当时集团无法外包的项目设计，都是由我的部门承接完成的，例如南沙科学馆、德品书店、南沙大酒店健康中心和南沙世贸中心等。这是一段非常快乐的时光，不愁薪水，也不愁找不到好的设计院帮忙画施工图，更不用担心施工单位会肆意篡改设计，因为我是甲方（笑）。也许是设计得还不错，集团就顺势让我成立了一个设计工作室，承担内部的一些项目设计或协调，也可以承接外部的一些受邀项目。
南沙原创建筑设计工作室于2004年在香港创立
南沙原创建筑设计工作室广州办公室
南沙原创建筑设计工作室于2010年搬至深圳
AP / 对您的设计和研究方向产生较大影响的节点有哪些？
刘珩
我的设计方向受过两次比较大的影响。第一次是在伯克利读研期间，这是我人生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拐点。20世纪90年代的美国经济鼎盛，当时的伯克利环境设计学院尤其是建筑系人才济济，张永和老师当时也在那里教学。我耳濡目染了当地自由、严谨和乐观的学术氛围，一切对我来说都很新鲜并充满无限可能。我的导师Mark Mack教授是当时加州地域现代主义建筑实践的代表人物，在他的指引下，我第一次全方位地了解现代主义的建筑创作方法，从历史、哲学、理论、建构和诗学等多角度介入自己的设计思考，也学会了用实体模型思考和推敲设计等一系列清晰和理性的基本工作方法……简而言之，这不只是一个有关工具和技能的学习过程，更是一个思考力和设计力进行全新吸收、重塑和转化的过程。如果说本科阶段学习和接收算是开放的萌芽，而在伯克利的经历以及后来在旧金山大湾区和欧洲的实践，才让我对建筑学的本体认识真正系统性地建立起来。
1994年从伯克利毕业
第二个拐点是在2003年，在南沙完成很多项目后，我感到了建筑师的“强势”和“无力”，因此选择再次去美国深造读博。建筑除了本体，其实也是大系统的一部分，如果没有和人、和城市建立关系，建筑的存在更多地像是一件无厘头的艺术品或大地艺术，那么它的意义在哪里？带着这种无力和追问，我希望通过进一步的思考寻找建筑的创作和存在价值。4年研究和学习基本是对我过去南沙实践的反思和总结，除了建筑本体创作，我发现需要建立一种新的建筑设计关系，与时间、与人、与城市以及后来关注的基础设施。
南沙时期首个独立落地项目：南沙科学馆
南沙德品书店
2008年博士毕业后，对实践的执念让我选择继续做一名建筑师，并把工作室从与世无争的南沙搬到了——“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深圳。从做竞赛、做研究、做假想题开始，与这座年轻的城市一样，我们像打了鸡血一般时刻准备着。毕业5年后的2013年，我才有了南沙之后的第一个落地项目——蛇口浮法玻璃厂的“浮云”，我发现此时的建筑创作相较于南沙时期的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这种变化与城市、与项目的现实诉求相关。这时的我开始考虑建筑表情与公众生活的关系，考虑使用者的需求，考虑时间的因素，对建筑物的理解增添了很多维度。读博虽然牺牲了大量的现实项目机会，但是“读有所用”，最终能把思考沉淀和转化在真实的项目上；作为建筑师，看到这种转化和点滴的进步，还是很有成就感的。这让所有的苦思苦干和付出都变得值得和义无反顾。
“浮云”，2013年蛇口浮法玻璃厂主入口改造设计
2015年蛇口大成面粉厂改造
AP / 请问后来是什么原因让您选择来到深圳？
刘珩
我在南沙超过10年的工作，得益于霍英东基金会及霍先生的信任和全力支持。20世纪90年代中期从美国伯克利硕士毕业后，我就收到霍英东集团邀请，回来参与番禺南沙新城的22km²规划与建筑设计。我虽然在旧金山和维也纳有过几年的工作经验，但都是小项目，突然接到这样一个大邀请，对于刚拿到建筑硕士学位的我来说，绝对是一个梦寐以求的机会。基金会给了我很多设计机会，让我有充分的自由去发挥和想象，且无人干预。作为建筑师，这应该是一个最理想的创作状态。
但随着2006年底霍英东先生的离世，事情发生了改变。霍英东基金会那几年都是以一己之力来投资建设南沙东部新城，但是造城并不是简单地“种房子”，还要引进和孵化产业经济、建立完善的基础设施等，才能吸引人才在此安居乐业。这需要大规模的资金投入，不是一个集团能够支撑下来的。霍先生离世后，基金会需要重新思考发展方向和投资规模；受之影响，我的创作环境也发生了改变。其实在2000年初，也就是完成南沙科学馆及德品书店并开始建设南沙大酒店和世贸中心项目的时候，我已开始重新思考建筑与城市的关系问题。我在南沙那几年“种”了很多房子，但它们与人没有互动，或许只是一件摆设，最多称得上是一件作品，根本算不上是城市或城市的一部分。建筑的建设数量，并不能简单代表一个有血有肉、有活力可持续的城市的诞生。从那时起，我开始意识到需要去了解城市形成的动因及动力逻辑，也因此决定暂时放下建筑创作，前往美国继续深造，研究城市、人与建筑之间的空间逻辑问题。
2008年于我而言是另一个重要的节点。那时刚刚博士毕业的我决定走出南沙，重新启动我的建筑实践，去体验一个真实城市的生存环境。当我在出生地广州与创业城市深圳间徘徊的时候，香港中文大学的教学机会让我做了最后的决定。其实，人生的每一件事都是由机缘促成的，看似偶然，实则环环相扣。个人选择如此，城市发展也是如此。历史的偶然性表明城市的命运并不完全由自己决定，而是冥冥之中在更大的范畴上被动选择。
2017年盐田大梅沙村改造
9号楼
10号楼
展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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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 / 在学术与实践上，您是如何分配精力的？您认为通过教学手段，是否比完成规模较小的建筑更能达到理念影响的效果？
刘珩
我在香港中文大学兼职授课的时候，分配在实践与学术上的精力基本上是3:1的关系，每年的教学内容尽量集中在一个学期和一个设计课。建筑师实际上还是要靠作品说话，我们的设计方法、思考甚至是价值观可以通过教学传递，而作为建筑师的身份认同则需要通过作品来获取。我学术研究的尺度和方向貌似很大、很偏，例如1km²或工程性的基础设施，但落地的项目却非常具体、真实，尺度相对较小。我认为研究如果不落地，那都是纸上谈兵。但同时研究是为了准备更好的落地，因此两者都必不可少。
我们近几年的项目包括“婚礼堂”和“地表的记忆”以及景观、桥、污水厂上盖等不同类型的公共建筑，似乎难以找到一定的规律，也许这恰恰是我们创作的特点。我们致力于把这些日常容易被忽略的“边角料”做得特别而用心，因为正是这些项目才能够与人的日常生活相结合，从而提升周边空间的公共性和场所感。
深圳福田婚礼堂
这种想法目前来看比较超前，并非能被所有人理解，也没有很多甲方愿意投入。但是它的优势正在于可以在别人还未关注的时候率先研究，若干年后当大家开始关注并实践时，我们已经有了比较深入的认识或是已将研究变成了建筑成果。以基础设施为例，我们发现虽然水务部门已经开始关注水基础设施的公共化提升，但还只是表层上的理解。开放什么、怎么开放？如何才能给城市、社区带来真正的生活和转变？他们对这些问题好像还未有更为深入的思考。但如果10年前就开始研究，现在肯定会有所不同，至少这些项目的主体部门更胸有成竹，也会有更加精准的要求和有效的投入。
从教育出发，改变未来整体的设计生态和尊严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我们的城市、我们的空间、我们的建筑、我们的社会，之所以出现了很多不如人意的问题，归根结底还是基础教育存在问题：对事物的认知和批评体系不够正面、直接；单一的专业教学已无法面对行业日益发展的复杂性；不能开放诚实地谈论行业本身的问题。可是，通过实践来改变当前的状况实则非常困难，因为即使面对再小的问题，我们也需要投入非常大的精力才能达到专业的水准，而教育则可以从源头去解决这个问题。
华润公共艺术装置
平面
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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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 / 您在深圳大学与香港中文大学的学术研究有何不同？对其所在的两座城市分别有着什么样的看法？
刘珩
我在香港中文大学兼职教了12年书，在我之前，研究生设计课题更多关注的是本地问题，很少涉及港澳以外的地区。我将香港这条线延长至珠三角这个面，除了深圳，对东莞、广州、顺德、珠海等城市也进行实地调研和研究。这些地方虽然都在大湾区，但香港大学生对内地城市了解甚少，对他们而言，内地快速城市化的场景像是一个不可理喻的神话。我的课题主要关注快速城市化过程中城市与建筑空间之间的关系命题。环行珠三角，让我和学生们了解更多地域文化和空间历史的多样性，了解快速城市化给这些曾经的多样性带来的变化，以及在变与不变、怎么变的过程中，我们作为建筑师可以找到很多主动研究、主动介入和设计的机会。
相比于成熟的香港，深圳无疑是一座年轻、更有冒险精神的城市，这个只有40年城市化进程的移民城市所展现的种种问题是鲜活和富有挑战性的。但这样一个充满活力的土壤，也为创新地思考和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一个更具开放性和实验性的平台。2020年下半年，深圳大学邀请我担任特聘教授。对我而言，这是一个很高的荣誉，也是一个难得的机遇。以深圳作为基地和平台，更易于国际交流和合作。
不自然II展览 “纸上谈兵”
AP / 从建筑师的角度，您对深圳目前的创作环境有何看法？
刘珩
深圳的建筑形式带给人们的印象一直都是全新的、“高大上”的，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言人，例如当年的市民中心、当下的十大文化建筑，但那只是城市的一部分；深圳还有伴随着它产业发展的另一面，以OCT Loft为例，20世纪80年代的老厂房，看似简单、无差别的单体，却随着用心的设计以及个性化的设计机构加入，开始孵化出一个多样化的创意社区。我们非常喜欢深圳自由的创作环境，“软”机制的创立，也可以是创意的一部分，或者说，是更重要的一部分。
但当下的深圳似乎又回到了用“硬核”形式或建筑表达一种“先进性”的姿态，我们不禁反思，这是一种进步吗？我认为经过了40年的飞速发展，深圳建筑以及创作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设计生态圈，生长为一个复杂的系统（complex sophisticated），支撑着一个良性的、有准则的持续发展的社会和生态环境。这个系统与人的深层诉求有关，例如物质以外的社会、精神或美学诉求。我们做设计常常被强调要“以人为本”，但如何定义“人”和“本”？是人的普适需求还是人的欲望？平等是城市设计的重要平衡点吗？如果放在一个更大的尺度上说，例如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我们考虑的是人人平等还是众生平等？如何处理人类行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面对愈发不确定的未来，如何看待“平等”？我认为这些都应该要落实在空间的具体需求和呈现上。
AP / 从积极的角度来看，是否城市的问题越多，对于建筑师来说越是充满趣味与挑战？
刘珩
是的。尤其是中国的城市，鲜活而真实，在飞速生长的同时也不断有问题出现。这里的每一天都在发生切切实实的变化，这些变化时时刻刻在笼罩着你，影响着你。城市化的速度太快，拆了建、建了拆，很多的项目没建完就面临着旧改，思考永远赶不上变化。问题一直伴随着创作而生，而对秩序和清晰性的追求始终与混乱和不确定性同行。也许，这才是发展的魅力所在？
城市规划师与建筑师是一个需要始终保持革命乐观主义的职业，以解决问题为天职。但问题是，什么才是“问题”？我们的城市以及建筑师不喜欢刨根问底，面对大量被“种下去”的房子，它们真能结出理想的果实吗？如果人们无法感知和有效地使用，这些房子存在的意义在哪里？更不用说能打动人了。城市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建筑和空间？估计它的答案是没有重复的，但只有真实的问题和诉求，才可能有贴切的想象和回应。因此，我喜欢有问题和不断制造问题的城市，这样建筑师才有解决问题的原创动力和激情。
应该说，20世纪60、70年代生人是最幸运的一代，他们经历了深圳早期的快速发展，遇到了很多好的机会，当世界持续变化时，他们又再一次跟上了互联网时代的步伐。拥有和付出是对等的，这一代的建筑师也许要对城市有更多的反思与文明的贡献。
万科云城设计公社A3地块
万科云城设计公社B4地块
AP / 很多人认为之所以深圳在前20年发展迅猛，是因为政府的姿态比较靠后，自由的市场占主导力量，而近几年政府的力量逐渐增强，但无论是处于哪种状态，人文都不是占据主导地位的力量。您是如何看待的？
刘珩
的确如此。前段时间朱荣远老师谈到当年市民中心广场的设计观点，令我印象深刻。城市最重要的功能往往会放置于中轴线，象征着一种传统的仪式感，例如政府大楼。但设计巧妙的留白，营造了一处可供市民日常活动的中轴空间。政府机构一左一右，为中轴线保驾护航。其实之前我并不理解为什么深圳要有一个这么强烈的中轴线，但听了朱老师的说法，我顿时觉得它特别可爱。这也说明了当年深圳非同一般的开放性，整个中国还没有一个市政府能像深圳这样，以一座规模如此庞大且多彩的政府建筑化解政府一贯的严肃面貌。它表达了一种姿态，一种城市刚起步时的精神——政府服务于民，人民才是中轴线上最核心的力量。今天又在它旁边设计了一条新的中轴线，其中心将是一个实体博物馆，这一点我很难理解。改革开放后的40年我们并没有回到改革的原点，而是以这样一种方式“回敬”当年的初心。我们的城市、我们的建筑、我们的空间、我们的生活，到底应该以什么的方式存在？
古希腊以人为本的精神内涵是，问题没有绝对的对与错，对于同一个问题，我们可以持有自己的观点，可以针对这个问题从不同角度进行争辩与探讨，最终在某些方面达成共识，而不是将个人的观点强加于他人。我认为这应该成为人与人交往，或者市民与政府相处时应有的一种机制，这种机制最终会导向一个更加良性的社会环境。来到深圳的这10年，我们通过建筑实践了解社会、了解自己、了解文化的发展进程，建筑对我来说，不是单纯的专业问题，更是一个认识城市、了解社会、思考自身存在价值的重要途径。
我对深圳的另一点批评是过于追求表面的“高大上”。现在的“十大文化建筑”，前海、后海以及各区你追我赶地发展，是为了什么？我们真正的需求在哪里？疫情之后，一方面，我们还在快马加鞭地投入如前所述的各种建设，但另一方面，不断有大数据表明，深圳商业办公的平均空置率几乎达到了40%，有的区甚至超过了50%。
AP / 您认为深圳的设计单位或建筑师具有哪些特质？解决当地问题的能力会更强吗？
刘珩
深圳是一个资本运作强盛并充满竞争的城市，设计院或事务所需要一定的规模、精到的设计品质，才可能站得住脚。深圳的民企，尤其是设计民企，有一股很强的力量，跟随着四十年快速的建设步伐，不断地打磨自己的设计水平。深圳整体的设计水平在全国是数一数二的，但强盛的资本力量也会让人忽略贴近日常生活的角落，例如工程性、服务性的基础设施、净水厂、泵站、公厕等，认为这些应由市政设计院呈现，却忽略了它在显性层面上美学及社会公共价值。我想这可能还是资本动力的问题，设计的“边角料”很难进入主流设计单位的法眼。
对于外地或国际建筑师来说，深圳问题较为复杂和特殊，不一定能够快速地捕捉到问题的核心。但总体上，深圳对于建筑创作的整体环境是公开公平的，相对来说，这里的门槛比较低，通过竞赛可以获得项目的机会很多，这也是很多年轻建筑师选择落户深圳的根本原因。不过我并不觉得深圳的建筑师解决问题的能力就比其他地方的强，只不过说可能深圳整体上设计效率和创作品质比较高，也有长期的实战经验积累，建筑师解决事情的能力能够表达、也有机会表达出来，这也是深圳能迅速步入全国设计行业前列的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
坪山阳台-深圳坪山河南布净水厂上部建筑
AP / 与其他事务所相比，南沙原创更加关注城市的基础设施，也有很多跨界合作，请问你们是出于什么原因保持了这样的独特性？
刘珩
虽然事务所只有15—20人左右，我们始终尝试通过持续地探索城市设计的研究尺度去理解城市的复杂性和现实性。当下我们的城市面临的很多问题是建筑单专业无法解决的，这也是传统建筑教育本身所未涵盖的，因此解决问题最好的方法往往就是跨界和主动参与。虽然我们现在做的不少项目体量较小，但是我们可能比其他事务所更关注在跨界合作之后仍以建筑本体来表达和落地。
近年来，我一直致力于基础设施公共化的设计研究，以此建立一个清晰的设计方法。我第一次接触关于水的研究课题是在2011年的深圳双年展，距离我们2016年第一个与水相关的项目落地相隔有5年时间。当时的出发点其实是兴趣使然，但到了有真实项目的时候，感觉之前的研究还是为落地做了不少铺垫。
2011年“深双”互·基础设施研究
多年的建筑实践之后，我理解中的建筑是一个可视的物体，也许大家觉得是内外关系、是形式问题；但一座建筑放在城市里合不合适，不仅仅取决于建筑本身的功能或形式，而是它与城市间的渗透力，物质空间、社区、公共生活等等，需要与周边互动，需要理解城市具体场地的需求，这就涉及到很多社会学的问题、基础设施的问题，还有超越建筑本身使用功能的问题。各领域对空间提出了不同的要求，建筑师需要理解这些要求并进而转化为空间设计，而当下中国建筑师对这方面的思考并不是很多。我认为建筑师应该有主动做甲方的欲望，需要有介入城市公共生活的主动性，在更加普世的层面上提供更合理的生活空间，让工作变得更加有意义。每一个项目都是一个机会，具有其独特性，因此我珍惜每一次的实践机会，如何把这种独特性变成设计的特质，也是我一直追求的。
深圳坪山高级中学跨河人行桥
AP / 2019年“深双”宝安分展场的空间改造——地表的记忆，这个项目似乎不仅是一个公共景观，更像是一个艺术装置，请问它具有怎样的意义？
刘珩
2019UABB宝安分展场选择了桥头村，整个展场由工业展区、河涌观念景观、社区公园、桥头剧场和桥头市场共同组成。我们参与了包括河涌观念景观在内的四个空间的改造和设计，相比于其他基于现状的公共空间改造提升，我们这件观念景观参展作品“酷山水-地表的记忆”具有一定的实验性，代表了我们改造实践在人文地理学维度的思考。
桥头村，缘起水与陆之界的坳颈涌，因村庄周边遍布河涌而得名。这里曾是一段开放的自然河涌，但因常年工业污染及味臭，市政工程已将其“一劳永逸”地设为暗渠，我们介入之时暗渠的施工已近完成，准备铺设地面层的花岗岩。在处理污染问题的条件下，这种处理方式可能最为有效但过于简单粗暴。不仅让桥头村的空间顿失特色，也让它的人文记忆荡然无存。实际上，这个场地在快速发展的地区很有普遍性和代表性。我们尝试通过实验性的改造设计，呈现其历史记忆和空间特质，在工程性基础设施、景观建筑学和社会学多重学科意义上重新定义它的存在和公共价值，譬如将工程性基础设施转变为日常性的公共景观。
2019UABB宝安分展场的空间改造——地表的记忆
我们最初的想法是希望重新打开河涌，作为开放的自然景观还给社区，遗憾的是未被采纳。于是我们又提出在原河涌场地上重新植入一条新的人工“河涌”，作为一种“地表的记忆”存在，借此唤起与这方水土相关的独特记忆和朴素的自然景观。我们的方案延续了地表原有河涌和农耕的特点，提出“枯（酷）山水”的概念：狭长的场地貌似一条静止的河流和地表，由于地表下方的起伏、挤压，形成高低起伏的山水，而进一步的涌动也终于从撕开的缝隙中释放出生命的迹象，重生的农作物和未来不可预知的人类活动，暗示了逝去的生命和记忆，此时此刻将以另一种方式回归。
我们以折纸的方式折叠出“山水”的空间意向，几年前我曾经用人造石做过一个2.5mX2.5m材料装置“纸上谈兵”，但是这次的场地长度是之前的100倍，也凸显了形式制作的技术难度。参数化的3D扫描为定位问题的解决带来了希望，而施工现场的放线和调整，以及之后施工方和我们关于钢结构搭建和表皮完成面材料的施工实施方案不断推敲、讨论和放样，让这个貌似不可能的任务最终成为可能。
以折纸的方式折叠出“山水”的空间意向
值得一提的是对于“枯水”的材料选择，为了更好地展示地表曾经的痕迹，我们尝试了多种可能性，例如不涉水的折面用拉毛水泥面，涉水地面为白色雕塑水泥。貌似无生命的坚硬工业水泥，在下雨天的时候，白水泥地面特意设计的三角折面会局部形成安全积水区，在途径涉水或玩水中又仿佛把人带入历史的长河中；而“剪切”释放的覆土地表上选用细叶芒、粉黛乱子草、矮蒲苇、白羽叶甘蓝和粉羽叶甘蓝这些“类农作物”搭配种植，也让曾经的农业穿越来到当下，在匆忙的城市中营造出野趣自然的景观空间。这几种不同质感的材料杂糅在一起，在这段190m长的暗渠箱涵地面上自由展开，模拟自然河流和农耕时代的地貌景色。这种折叠起伏的“凝固的流水”，给行走于其中的人提供了别样的视觉和体验，营造出一种与往常城市景观截然不同的表现形式。
河涌观念景观是一次有趣的设计尝试，以“无水”营造“山水”，抽象的大地景观特征是我们对快速城市化、自然和农耕文化快速消失的反思批判和再创作。自2019年底开展以来，社区不同年龄段的人对这个公共景观创造性的使用，也让我们深感设计对重新构筑社区生活和特色空间的意义和力量。
途径在此驻足戏水的孩童
AP / 近些年深圳也开展了许多竞赛项目，国际上的顶尖事务所和深圳本地新锐建筑师纷纷加入其中，您对此有什么看法？
刘珩
在有落地项目之前，我们也常通过深圳的竞赛来获得项目机会。深圳的建筑师是幸运的，只要肯努力、有才气，不管你是国际大牌，还是本地新锐，机会就在那里。但有一点很重要：无论是竞赛，还是研究，如果最后不能转化成落地的项目，那始终还差“后半程”。方案中了标，也不一定能落地，即使落地也并非都达到较高的完成度。设计到施工这一路走来，面对不可预知和各种不确定性，建筑师总是“伤痕累累”。总而言之，竞赛是一回事，建造又是另一回事，尤其在中国，我们整体的建筑产业离职业化、标准化、国际化，还有很长一段距离。
AP / 面对当下不断变化的市场需求，建筑师往往需要迅速回应并提出解决方案，请问您是如何应对这种情形的？
刘珩
在当下，变化是一种常态。面对不确定的经济环境和政治氛围，建筑师们都要随机应变，不断地做战略性、产品性的调整，似乎这样才能与时俱进，才能生存，不被时代所淘汰。对变化的迷茫以及顺势而生的变通力代表了今天大多数深圳建筑师的心态。不过我属于慢热型的人，偶尔也会关心一下外界的变化，更多的还是关着门安静地想点事，希望以不变应万变。当然这也与我个人学术的身份有关，始终与现实及变化保持一定的距离。
面对日新月异、杂乱无章的复杂性，建筑师很难独善其身，但保持设计的初心和原创力对我们至关重要。原创力对我而言，包括了尝试用不同的方式学习和创意性设计以应对项目的变化和复杂性，例如“跨界”水利或交通类的工程基础设施项目，我们会主动了解这些工程学上的知识和工作方法，看看建筑意义上的空间机会在哪里，我们很享受这个过程，因为这个过程会把你带入一个未知的结果，但同时令人期待。跨界学习和工作是一个吸收的过程，最后还是要通过向建筑本体的转换，实现它的物质或空间存在。我始终相信过程比结果更重要。置身于变化，始终“水土不服”并保持距离，让我始终有一丝“警觉”和追求一种另类的生存力，这或许也是我事务所的一种特质。
如今的年轻人都很聪明，也很有能力。设计工具和我们那个时代已经很不一样。技术工具的确有不少革命性的进步，但作为建筑师，专业上与生俱来的整体和综合思考力似乎在不断退化。而我对建筑这种系统性的思考力和设计力的认知和追求偏偏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执着，我觉得这是建筑师除了良好的美学修养外最优秀的能力。以小见大，然后在众多的碎片里寻找其中的关系并做一个整体的设计转化和呈现，这可能也是我们那个年代建筑师的共性。
南京- 折房子 ©
AP / 这种执着在您的实践作品中是如何体现的？
刘珩
我不希望把建筑做得很喧哗或很热闹，还是喜欢做那种平静、讲究也非常耐看的建筑。因此，我会一根筋地执着于设计过程的某些环节，例如设计灵感的寻找。我对场地通常会很敏感，总希望能找到一个与场地、与设计任务最贴切的出发点和建筑形式，通常会花上很长时间。
在灵感没有出现之前，我会很固执地站在原地；一旦找到，又会很快提速推进；这点而言，我很像艺术家，很感性。此外，我对建构以及表象逻辑十分执着，例如形式与结构、材料逻辑是否一致，是否能落到节点大样的设计呈现上，这一点又变得很理性。总体而言，后者的执着对于我们建筑师的身份更重要。但在效果图信手拈来的时代，对于建筑本体真实性的追求和执念，也让我们越走越艰难。不愿意放弃这种执念，也许本身就是一个信仰。
（本文插图由南沙原创设计工作室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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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 / 徐抒文，朱倩云
新媒体编辑 / Sai
视觉 / Sai，izz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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