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难民摧毁的文明帝国
前言:
公元1世纪,在欧亚大陆的东西两端,同时出现了高度发达的两大文明帝国,这就是罗马帝国和汉朝,将人类古代文明推向了一个高峰。你可知道,最终两大帝国都是毁于难民之手,原文明人口大幅减少,甚至被灭绝,人类文明程度大踏步后退,特别是对于西方来说,千年之后,都没有达到当初的水平。
正文
公元前27年,罗马元老院授予凯撒的甥孙及养子盖乌斯·屋大维“奥古斯都”称号,罗马共和国由此进入帝国时代。罗马帝国在公元二世纪达到鼎盛后,逐渐走向衰落。
不可一世的罗马帝国为什么会衰落呢?许多西方的学者做了各种研究,给出了各种各样的原因,甚至有人说罗马人的过于荒淫导致性病泛滥,造成了罗马的灭亡。
这是把国家衰亡这个锅,让女人来背的节奏啊!
东方的史书就更离谱了,不仅把国家衰亡归咎于女人,还指名道姓是某个具体的女人,例如夏朝之妺喜,商朝之妲己,唐朝之杨玉环,法国之玛丽·安托瓦内特(路易十六的皇后)。当然了,最后一个是西方的(不过法国号称“欧洲的天朝”,思维方式有点趋同也算正常)。
实际上,罗马帝国的衰亡,属于成熟帝国的衰落,古今中外,这类成熟帝国衰落的原因都惊人的相似:
1、帝国无法从外部获得额外利益,和/或失去外部压力,导致内斗抬头,政治衰败,国家大权旁落,例如落到官僚集团、宦官集团、武将集团、资本集团等势力集团手中,而这类势力集团大多只关心自己的私利,国家与人民的利益置于一边; 2、帝国的高福利导致主体民族工作意愿不足,精英都去从事活少钱多离家近的工作,不愿意承担繁重或危险工作(如当兵);高福利导致主体民族生育意愿下降,生育率不断下滑; 3、高福利又吸引大量外部移民,帝国不得不将越来越多、越来越重要的工作交给移民来完成;既然是帝国,在强盛期肯定与其他民族有过冲突的,因此这些外部移民在历史上往往与主体民族积怨甚深,与主体民族的冲突不断; 4、国内贫富和社会差距日益增大,财富集中到少数人手中,社会矛盾累积;而难民进一步挤占主体民族的福利,导致怨气更深; 5、天灾人祸,社会动乱,例如打了大败仗,气候异常导致粮食大减产,强敌入侵,往往成为帝国崩溃的导火索。以上几条看起来,怎么好像跟当今某大国和某大洲挺像啊!作者真的不是特意针对哪个国家,确实是普遍规律而已。
对于崩溃的帝国来说,以上5条不一定全部成立,但通常会满足其中三条以上。
历史教科书通常会指出后两条原因。然而第4条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任何稳定的社会发展的结果都是贫富差距逐渐拉大,通常情况下,统治者只要不是白痴(这种倒也真有,比如晋惠帝),是会采取措施缓和矛盾的,但是在第1条成立的情况下,调整措施往往失效,例如奥巴马推出的医改方案本意是减轻民众医疗负担,但是结果却正好相反。而在大量难民存在的情况下,则是越调整越糟。因为无论减少谁的福利,都会引起滔天怨气。
第5条只是一个触发条件,天灾是随机发生的,如果帝国处于上升期,发生天灾往往成为国家奋发的动力,多难兴邦嘛;而在帝国的末期,制度的衰败导致对天灾的应对机制失灵,甚至酿成更为惨重的人祸。比如说英国前阵子不是刚刚眼睁睁地烧了一座大楼嘛,就这当口,老佛爷还要大办生日,民间怨气能不大么,不是紧接着就爆发了卡车撞向穆斯林的恐怖事件。
对于罗马帝国来说,则是五条全占了,其中最突出的是北方边境大量进入帝国的野蛮人,或者说,难民!
对于公元2-3世纪的罗马帝国北方的那些蛮族来说,富庶的罗马帝国简直就是梦中天堂,不仅是唯一的超级大国(对于罗马周围的蛮族来说,另一个超级大国汉帝国实在太远了,根本就没听说过),而且福利高待遇好(主要是饭能吃饱,这对于吃了上顿没下顿的蛮族来说,简直幸福到不可思议 ),可以说,对于蛮族来说,人人心中都有一个“罗马梦”!于是他们成为一拨又一拨的“非法移民”。
而对于罗马帝国来说,则越来越难以抵抗位于莱茵河北岸,帝国边界处大量的“门口的野蛮人”(Barbarian at the gate)——古日耳曼人。
就这样,大量蛮族移民进入军队,逐渐成为罗马军团的骨干。依靠军功,越来越多的蛮族将军进入帝国高层或成为地方总督,皇权逐渐被架空,国家控制权掌握在蛮族将军手中,甚至罗马皇帝的废立也由这些武夫们一手操办,罗马帝国的首都及西欧陷入持续的政治动荡之中。这与东方的唐帝国后期的状况非常相似。
在民间,大量尚武的日耳曼人成为新的罗马公民,与原有的罗马公民之间的矛盾日趋尖锐。罗马人看着这些日耳曼人粗俗、野蛮,连拉丁文都说不好,处处歧视、压迫他们;而日耳曼人看罗马人也是处处不顺眼,受到歧视就想办法报复,双方积怨越来越深,逐渐引发社会动荡,甚至发展为民族仇杀。换句话说,日耳曼人和罗马人不断发生相互报复的恐怖活动。
西方跌倒在难民这个大坑里,挣扎了长达一千年之久。据估计,罗马帝国鼎盛时期,境内人口可能接近一亿,等到蛮族继承国时期,原西罗马地区剩余人口不到一千万,甚至由于自相残杀进一步降低到五百万左右。这些人口已经完全是外来的难民人口,原住民早已被屠杀殆尽。罗马城在帝国时期超过百万人口,此时仅仅剩下可怜的5万人。最后靠这些难民的后代自我觉醒,才慢慢恢复到文明时代。东方则是在同一个大坑里,连续跌倒两次!我们中国人最自以为傲的汉唐盛世,中国古文明阶段的巅峰,最后都是毁于难民之手!
东方的难民悲剧,是从华夏民族英勇抗击匈奴的故事开始的。“匈奴”一词是华夏民族对居住在戈壁至蒙古高原一带的很多游牧民族的统称,其实这些游牧民族聚散不定,民族众多,往往哪一个民族强大征服了其他民族,则整体都叫这个名字,匈奴、鲜卑、柔然、突厥等等,只不过是领头的不一样,其实完全可以当做一个民族。如果类比到中国,如同现在是山西人当皇帝,过阵子 是安徽人当皇帝这样。在战国后期,这些游牧民族逐渐强大起来,并屡犯汉人边境,在战争中匈汉两族相互学习,共同进步,例如,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就是汉人向匈奴人学习的成果。
秦朝统一天下,秦始皇希望一劳永逸解决这个帝国北方的大麻烦。公元前215年,秦国大将蒙恬率领三十万雄兵,将匈奴逐出黄河河套地区以及河西走廊地区,一举荡平北患。被秦军揍得很苦逼的匈奴很长一段时间不敢南望,《过秦论》中记载,“(秦军)却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
然而,秦帝国的主要敌人在国内,而不是境外。在秦帝国统治期间,阴谋反对秦帝国的战国遗老遗少们在国内进行各种反秦活动的同时,为了引匈奴为外援,偷偷向关外走私粮食武器,以壮大匈奴的力量。秦始皇大修长城主要目的,也是为了断绝资敌的走私贸易。
御敌于国门之外的秦帝国,在众多推墙势力的不懈努力下终于垮塌,秦始皇死后天下大乱,蒙恬被一纸矫诏赐死,防御匈奴的秦朝北方军团也不复存在,不可一世的秦帝国土崩瓦解,中国陷入空前的内战之中。在这场惊人的浩劫中,华夏民族的人口从秦帝国时期的三千多万,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锐减到一千五百万,民生凋敝,财富被大量毁灭,已经基本打成了一个烂摊子。
但就是这样的一个烂摊子,对于匈奴人来说,仍然具有很强的诱惑力。华夏民族终于“自毁长城”,引狼入室!
匈奴被秦军击败后,在大漠深处憋了很久,天天无聊得数羊,但是脑子里想得都是南边的花花世界,终于憋得实在受不了,有小股人马偷偷进入河套打打秋风,无意间打听到,咦,克星已经没了? 那还有什么好犹豫的,兄弟们抄上家伙,跨上马儿,大家去南边打劫啊! 公元前201年(西楚霸王项羽乌江自刎后的几个月),负责防守大同地区的异姓王韩王信(不是搞十面埋伏困死项羽的那个韩信)在匈奴威逼利诱下变成带路党,有了韩王信的带路,匈奴骑兵轻取雁门关直指太原。
公元前200年,汉高祖刘邦亲率三十二万大军征讨匈奴,首先连战连捷,击溃韩王信的部队。匈奴虽然曾被秦军揍得满头包,但也从中学到了不少战术兵法,韩王信的部队一方面被匈奴当做肉盾,用来试探汉军虚实,另一方面作为诱敌深入的诱饵。在这里,匈奴演示了带路党的正确使用方法,侵华战争中日军也是这么使用伪军的。
果然,识兵之能有限的刘邦中了匈奴的诱敌之计冒进,他带领的骑兵部队在白登山(今山西大同东北)被匈奴四十万大军团团包围,在内无粮草外无援兵的冰天雪地里苦苦支撑七昼夜,差点没冻饿致死,终于侥幸逃脱。
在白登山差点把老命送了,让刘邦再也不敢兴起对匈奴用兵的念头。打是打不过匈奴,而匈奴所图不过是财帛粮草,但是……这玩意咱有的是啊!于是西汉使用“和亲”之策,每年缴纳大批棉絮、丝绸、粮食、酒等匈奴所需的物资,与匈奴兄弟相称,从而缓和与匈奴的关系。 西汉隐忍了几代后,实力日益强盛。到了第七任皇帝刘彻(汉武帝),他觉得我大天朝虽富有,但是谁家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那么多财物留着干啥不行?大好的丝帛,用手撕还听个响呢(据说苏妲己有这个嗜好,不知道陈阿娇或者卫子夫有这个嗜好没),何必要便宜那些野蛮人?干他娘的!
于是,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强中央集权,实行盐铁专卖,将铸币权收归中央增强中央财力,选拔人才,统一思想(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在人、财、权等方面的准备完成后,训练军队,选拔军事人才,发动举国之力与匈奴展开对攻,匈奴元气大伤,王庭远迁漠北。
到了西汉晚期,匈奴因战争、天灾等因素导致人口减少,处境日益困窘,内部纷争开始激化。匈奴分裂成五部,亲汉派呼韩邪单于(就是娶了王昭君那位,看来枕头风还是挺厉害的!)率部归顺汉朝,成为第一批进入汉帝国的难民。而流窜到中亚继续与汉族为敌的郅支单于被汉将陈汤率军歼灭。陈汤的那句“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也成了千古传颂名言。其余匈奴部落遂与汉朝和解。西汉北方边境维持了60多年的平静,史书记载“边城晏闭,牛马布野,三世无犬吠之警,黎庶忘干戈之役”。
王莽篡汉天下大乱,老实了一段时间的匈奴一看有机可趁,再次蠢蠢欲动。东汉建武五年(29年),匈奴扶植“带路党”卢芳为伪帝,割据山西及内蒙部分地区作为侵略前哨。卢芳继承了前任带路党韩王信的事业,并将带路党“有奶便是娘”的精神发扬光大,在汉匈之间来回反叛。东汉王朝刚刚建立,局势未稳,只能再次学西汉初年隐忍。卢芳虽然是一个很专业的带路党,但强中自有强中手,前浪死在沙滩上,跟后面的这一批带路党相比,就是小巫见大巫了。 公元46年前后,匈奴国内发生严重的自然灾害,人畜饥疫,死亡大半,内部矛盾激化分裂为南北匈奴。南匈奴觉得在草原上耗着下去也就是死路一条,不如归顺东汉,于是他们成为“带路党”,被安置在东汉控制的河套地区,成为第二批进入汉帝国的难民。自此,影响人类历史最深远的一支带路党闪亮登场,同时也揭开了汉族引狼入室的大幕!
由于有了带路党,一下子解决了汉武帝时期汉朝军队客场作战地形不熟,补给困难的大问题。南匈奴与东汉军队的合击下,北匈奴终于顶不住了,在蒙古高原打游击是不行了(有南匈奴盯着呢,汉族军队找不到,南匈奴还能找不到?),北匈奴只能一边咒骂南匈奴这个“帝国主义走狗”,一边背井离乡,向西天取经,哦不是,是向西方逃窜。
这支 西迁匈奴,四处攻城略地,在西方制造了大批难民。而这些难民正是公元4-5世纪汹涌涌入罗马帝国,造成西罗马帝国垮塌的那些蛮族难民!
彻底驱逐北匈奴后,汉人对南匈奴并没有上演”狡兔死,走狗烹“的常见戏码。东汉朝廷觉得,内附的南匈奴在击败北匈奴这件事上确实立了大功,而塞外苦寒之地也实在不是人呆的地方(汉族人反正是打死也不愿去,苏武忍了十九年被当成半神了),让他们在塞外继续呆着实在太不人道了,东汉朝廷的“圣母心”大作,准许南匈奴迁移到长城以内,学习汉族文化,改汉姓与汉族杂居,可以说,当时的东汉圣母病,比现在欧洲还要严重。可能东汉朝廷当时也有将南匈奴置于眼皮底下便于监视的考虑,但后面发生的事证明,监视这事形同虚设。 汉朝从建立的时候就和匈奴打仗,有匈奴外患的时候,汉朝上下团结一致,越战越勇;等驱逐外患后,一下子丧失了国家目标,不知道该干啥了,内斗逐渐抬头,国家陷入内乱,这就是中国人耳熟能详的东汉末年三国时期。在黄巾之乱诸侯并起时,南匈奴也趁火打劫,蔡文姬就是这一时期被掳掠去匈奴的。曹魏强大时,南匈奴则又装温顺归附曹操。
文姬归汉(公元207年)
要说汉人也是no zuo no die。南匈奴反咬自己同胞的那股狠劲儿没有警醒也就算了,毕竟痛不在自己身上,没有切肤之感;东汉末年的南匈奴顺而复叛再归顺,反复无常的表现居然还是没有让汉人警醒(吕布在九泉之下表示很不服气:我这样就被砍了,南匈奴居然活得好好的,还有没有天理!)。也许当时那些圣母婊们是这么说的:南匈奴大部分都是无辜群众,只有少部分是极端分子 ,你们怎么这么没同情心呢,我们永远跟难民在一起!(请自行脑补姚晨这类圣母婊的说辞吧,都是一样一样的)
其后多代汉人皇帝仍然秉承宽容接纳政策,也不知道实行的是“几少几宽”,并且优惠政策逐渐扩大到塞外的其他游牧民族,内迁胡人难民(不是洛杉矶那个湖人)逐渐增多,盘踞华北地区,势力不断壮大。到西晋时,胡人定居点已经广泛分布在关中及泾水、渭水流域,对西晋首都洛阳形成包围之势。这些“难民”仍然按照原有的部落聚居,保持原有的民族习惯与信仰,拒绝汉化。西晋首都周围地区已逐渐“胡化”。
从下面这张图可以看出,汉人的仁慈何止是养虎成患,简直就是自掘坟墓嘛!
白痴皇帝晋惠帝当政,皇后贾南凤弄权闹起“八王之乱”(公元291年—306年),一堆司马家的王爷左右互搏,汉族经过内耗实力大降。这些内迁难民们一看,这简直是天赐良机啊!汉人的锦绣江山就在眼前,此时不取更待何时? 西晋永嘉五年(公元311年),南匈奴为首的内迁胡人趁势作乱,这群游牧民族表面上穿汉服习汉话,但骨子里的野蛮本性未脱,不仅屠了西晋首都洛阳,烧了宫殿,连皇陵都给刨了,史称“永嘉之祸”。
西晋刚开国就把自己作死了,作死自己不要紧,这些“门内的野蛮人”把中华大地变成了屠场,揭开了持续三百年的“五胡乱华”,其黑暗惨烈堪称中国历史之最,又被称为“神州陆沉”。在这次惨无人道的超级浩劫当中,被这些“前难民”蹂躏的中国北方地区,人口一度锐减到战前的30%,很多地方汉族已经绝迹,千里无人烟,遍地尸骸。
到了唐朝后期,类似的剧情又上演。强盛富裕的唐帝国吸引游牧民族不断南迁归附,而圣母心大作的唐帝国也好心接纳这些生活条件很差的难民,并提拔其中能征善战的优秀人才作为将领。然后,类似五胡乱华的惨剧又上演了一遍:从安史之乱到藩镇之乱,始作俑者无不是这些内迁难民。同时,契丹辽人大举南下,占据北方;内迁的党项人作乱,导致西夏独立。后来宋朝统一之后,汉族统治地区大幅收缩,并且失去了具备防御优势的边疆地区,整个宋朝的边防压力都是空前的。
历史教训反复教育人们,凡是大规模引入难民,就没有一次不悲剧的。难民们可怜吗?确实可怜,但是一旦大规模引入难民,无异于引狼入室,自取灭亡。
为何难民总是会恩将仇报,反过来撕咬曾经帮助过自己的友邦,使其沦为多灾多难的失败国家?
王陶陶(公众号:王陶陶)对此的论述十分到位:
要理解这一点,首先要从难民的政治性质谈起——难民相比于原住民,是天生的无产者和破落户,心理落差决定了难民作为一个群体,本质上是偏激的不稳定阶层。
无论难民在自己的祖国生活如何,当他们抛弃自己的家产流亡到异国他乡之后,大多都会沦为不择不扣的无产者。在接受国中,难民们身为法理上的一时过客,大多既谈不上自己的产业和的归宿,也没有自己的事业与希望,甚至没有自己的家庭,当短暂的感激一闪而过之后,这样的群体很难不成为犯罪和激进政治的温床。
这一点,哪怕是优雅的贵族群体变成难民也不会例外。法国大革命时,法国贵族大量流亡到莱茵地区的科布伦茨,大多沦为劫掠当地农民的土匪(牛津版《法国大革命史》之十三章《反革命》);苏联建立之初,无数俄国贵族逃亡到中国的上海、新疆和东北等地,这些绝望之人变得一贫如洗,通常是犯罪和激进政治组织的后备队。
马基雅维利说过,“盲目的慈悲是危险的,肤浅的爱足以灭国。”从历史上看,文明帝国之所以一次次倒在野蛮民族的屠刀之下,根源就是总是有像姚晨这样的圣母婊自毁长城,引狼入室。
解决难民问题,归根结底是重建中东秩序,消灭战乱,让难民们重返家园,恢复安定的生活。这不是盲目排外,而是对历史客观规律的充分尊重。
“通向地狱之路,往往由善意铺就。”
如果盲目引入难民,总有一天,罗马人在屠刀下的哀嚎,汉族人沦为蛮族的“两脚羊”的惨剧还会重现人间,而当初自毁长城的圣母婊们,注定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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