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西佗困境”与大变革时代

本文接上一篇：《当“乌合之众”遇上“塔西佗陷阱”……》（回复 “ 塔西佗”可查看）

据塔西佗自己所说，他的史书是从道德教育的角度出发，强调历史著作的立意应当有所褒贬、以此来促进个人和公共道德水平的提高。他明确地写道："我认为，历史之最高职能就在于赏善罚恶，不要让任何一项嘉言懿行湮没不彰，而把千秋万世的唾骂，作为对奸言逆行的一种惩戒"。

这种写作方法不是一个正统史家写作方式，反映的只是他个人的主观好恶。他的观点与写作方法，后来被所谓的基督教史学家继承发展，对于后世的西方历史学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为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记录历史的工作基本都是被基督教会所垄断。

塔西佗

塔西佗的写作背景、写作目的和写作风格，都跟西汉的司马迁有一拼。同样是生活在中央集权制逐渐确立的时代，同样对新制度心怀不满，同样是对之前的旧制度充满了无限的怀念，希望“拨乱反正”，回到“礼崩乐坏”之前的美好时代。

司马迁

中国人通常有一种认识盲区，总觉得史书就天然是客观公正的。但实际上，史书都是人写的，总会掺杂作者的个人好恶在里面。

中国的史书虽然一般都是儒生在写，通常会拔高儒家的地位，贬低其他各流派，但是毕竟没有宗教势力进行思想审查，并且中国始终有严肃纪史以便后人借鉴的传统，各种声音都可以保留下来。除了儒教几乎一统天下的明代，其他时期对于皇帝的评价相对中立中肯，被大肆否定的一般都集中在末代皇帝身上。

在没有官方记录历史传统的西方，史书完全就是书写者个人的宣传工具。褒扬本方，贬低对手，这不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吗？

设想一下，假如只有一本《蒋公日记》留下来，千年以后的人们会如何评价建国前后的那段历史？如果只有汪精卫的著作流传下来，那又是一种什么情况？

塔西佗作品中充满了反对帝制，崇尚共和的强烈褒贬情绪，因此在近代民主革命时期，伏尔泰、孟德斯鸠等学界大咖，都把塔西佗当作反对专制制度和暴君的楷模，因而法国大革命时期塔西佗的著作备受推崇，也就顺理成章。

其实，大革命推翻的路易十六并不是暴君，他性格温和，主持了一系列改革，在法律上，取消拷打逼供，给被告人以辩护的权利；在政治上，取消国王的“密札”和新闻出版检查，让所有人都有人身安全和言论出版自由；在宗教上，反对宗教迫害，实现宗教自由。在革命者的步步为营面前，路易十六步步退让，最终王冠被打翻在地，命丧断头台。英国革命被推翻的查理一世也是同样如此，因为软弱退让，所以被推翻。同期强力镇压革命的普鲁士国王，反而是活得越来越精神了。

路易十六被斩首

在革命之后，英法并没有迎来想象中美好的“自由平等”，在最初的混乱期之后，都经历了比原先专制暴虐百倍的资产阶级统治。雅各宾派的血色恐怖就不必说了，杀得头颅滚滚，所谓的平等只是“断头台前人人平等”，大革命的最终结果是，比波旁王朝专制百倍的拿破仑上台。英国则是克伦威尔的专制统治。即使“光荣革命”之后，英国人民身受的赋税、刑罚要比斯图亚特王朝时期残暴得多。统治阶级不仅对内镇压，而且对外进行殖民扩张，掠夺外国的资源为己所用。

如果不是压迫太残酷，也不会有工农革命运动风起云涌，共产主义幽灵盘旋不绝了。

十九世纪下半叶英国底层生活

如果不考虑生产力的发展，英法人民享有的政治权利，恐怕直到二战之后才赶上并反超革命之前的水平。

革命的真正作用，是以“自由平等人权”为口号，砸碎了原有的统治秩序，使得社会陷入彻底的混乱。在这种混乱局面下，人民渴望恢复社会秩序，哪怕放弃原本的权利也在所不惜。

砸碎专制的结果，不是换来自由平等，而是建立了更加强力的专制！

这就是历史教科书上所说的“革命果实总是被窃取”的真实原因。

于是，比封建王朝更加强力的国家机器建立起来，对底层人民进行了更加彻底的盘剥，更加有效率地集中资源，从而推动工业化进程。

国家机器的动员效率，才是促进工业革命的第一要素！

更加明显的证据是，后发的德日没有推翻帝制，反而是极大加强了皇帝（天皇）的集权，在皇权的强力推动下，驱动国家迈入工业化时代，发展速度比英法还要快得多。

即使是自然禀赋优越的美国，建国后一直为了联邦还是州权争执不休，白白浪费了几十年宝贵的时间，最终还是通过内战的暴力消灭了不同声音，在战后几十年加强联邦政府的集权，这才推动了工业化的迅速发展，而不是发展成一个建立在奴隶种植园基础上的农业国家。

二十世纪初的美国童工

欧美诸国“正义性”的真正来源，不是来自推翻了专制，减轻了压迫，因为事实上革命后的压迫要更加严重得多；而是发展了生产力，在高度发达生产力的基础上，给予人民福利，同时利用舆论工具洗白鼓吹自己。

只要实现了富裕，再掌控舆论工具，屠杀几千万印第安人、奴役数百万黑人奴隶的黑历史都能洗白，其他还有什么洗不白的？

我们总希望“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但实际上，历史演进不以人的主观好恶、道德批判为转移，而是以是否适应生产力发展、生产效率的提高为唯一准绳。

道理很简单，在国际竞争环境中，必然是生产力先进的一方，最终碾碎生产力落后的一方。

正义必将战胜邪恶？不存在的。

就算战胜了，也是正义的一方更加强大，而已。

在实践中，生产力发展经常与原有的道德发生冲突，甚至南辕北辙。

比如在原始社会末期，使用奴隶的氏族尽管黑暗残酷，但是生产力就是比更加平等的氏族更强，于是在竞争中胜出；工业社会初期，买卖奴隶疯狂压榨劳工的英国，生产力就是比其他农业国家发达，于是大家纷纷效仿。

用句更通俗的话来说，这个世界上，其他都是虚的，有钱才是硬道理！只要有了钱，强盗也能洗白！只要有了钱，没文化也能变得有文化！反过来，如果没有钱，几千年辉煌灿烂的文明史算什么？反而被当成落后的象征，甚至被子孙后代所抛弃。

希望和土豪做朋友，这才是人类的本性。不要以为拜金的西方人才如此，古代的中国人在文明发达之前，其实也是如此。

汉字“朋”，最早的意思是形容钱多，因为上古时代以贝壳为货币，五贝为一串，两串为一朋。

古代人很现实的，想跟我交友？最少得有两串钱吧！朋友，朋友，有一大笔钱的人才值得结交为友。相亲直接问房子多大，车什么牌子，这才是中国古代的悠久传统。

《诗经·小雅·菁菁者莪》中说：“既见君子，锡我百朋。”意思是说，有一个人，送了我好多好多钱（锡通“赐”，百朋，表示很多钱），所以他是君子（值得结交）。只有特别有钱的人，才不在乎朋友是否有钱，因为“反正都没我有钱”。

这多露骨啊！多市侩啊！多俗啊！

但这就是人类的本性！其实这个本性还好了，其他本性说起来更不堪，比如人类基因中对“性与暴力”的狂热偏好，才是智人战胜其他人种的制胜法门。

人类道德的作用，就是在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之后，对这种赤裸裸的金钱关系加上一层温情脉脉的面纱，使之显得不是那么露骨，从而实现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

塔西佗所谓通过记录历史来实现道德水平的提高，实在是荒天下之大谬。道德教化是道德教化，历史是历史，两者绝不可以混为一谈。

凡是把历史作为道德文章的民族，都会被历史狠狠的教训，比如中世纪的欧洲，以及宋明清时期的中国。

在每一次生产力大变革，造富机会大量涌现的时代，原有的价值观会被大量颠覆，道德面纱就会显得脆弱不堪，显露出赤裸裸的逐利本色，所谓“笑贫不笑娼”。

道德底线需要尽量保持，但如果为了保持道德水准拒绝逐利，“宁要XX的草，不要XX的苗”，就是本末倒置，会被历史潮流无情的抛弃。

马克思恩格斯正是生活在这样的年代，因此他们才会说：“资产阶级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 “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别的联系了。”马恩能这么说，也是因为一个出身律师精英家庭，另一个则是大工厂主家庭，对本阶级的情况看不惯，开启吐槽模式。贫苦工人农民整天想的只是如何谋生，哪有心思想这些宏大的事情。

贫穷真的会限制人的想象力。

中国目前也是处在这样一个大变革时代，道德败坏与社会活力并存，也就是英国作家狄更斯在《双城记》中所说的“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或者如美国作家马克吐温所说，这一个“镀金时代”。

目前引起舆论汹涌的两大事件，正是这样一个大变革时代的典型缩影。无孔不入的资本进入到幼教行业，繁重的工作、低微的工资、生存的压力，贫富的差距纠缠在一起，使得人性扭曲，通过虐童来发泄；资本践踏道德，成为人性阴暗面的帮凶，进一步助长了家长关于性侵的想象。大城市越来越高的生存成本、越来越狭小的底层生存空间，再加上麻木愚蠢的官僚，最终酿成了大火悲剧和一刀切无脑的赶人。

可以预见，类似的事情肯定还会继续出现。只有在经济基础比较厚实，同时经济发展趋缓，新增造富机会越来越少的时候，道德才会渐渐建立起来，重新确立稳定的社会秩序。

越是具备雄厚经济基础的阶层，越是强调道德修养节操，使自己跟粗鄙不堪的下等人划清界限，维持上等人的优越感，正所谓“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大部分道德说教者都绝口不提道德水准与经济基础的关系，只有管仲一言道破：“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

道德情操脱离了人间烟火，就会流于虚妄清谈。极端的例子，西晋的王衍连钱这个字都不愿意提，而是将其称之为“阿堵物”。他出身于名门高第琅琊王氏，家里良田万顷，奴婢成群，自命清高不凡，身居宰相高位却不谋其事，成天与一帮清谈雅士高谈阔论。羯族头领石勒带兵攻破西晋都城，久仰王衍大名，向王衍询问西晋旧事，王衍说自己从来不参于政事，西晋败亡与自己没关系，还极力劝说石勒称帝。石勒怒道：“你名声传遍天下，身居显要职位，年轻时即被朝廷重用，一直到头生白发，怎么能说不参与朝廷政事呢？破坏天下，正是你的罪过。”石勒原本还打算将王衍等人留为己用，一番话之后打消了心思，于是下令士兵推倒土城墙，将王衍等一干西晋旧臣压死。

两晋时代，是中国历史上贵族时代最后的余晖。

嗑药喝酒清谈的“魏晋风度”

所谓贵族是怎么来的呢？

人类文明史上，至今为止一共出现过两次重大的技术革命，使得人类文明出现阶段性飞跃，同时也造成了两大造富高峰期，第一次就是发生在数千年前的农业革命，第二次就是工业革命。

农业革命，使得原先没什么大用的土地，变成了生产粮食的生产资料，对于温饱还没有解决的社会，粮食就是头等重要的财富。粮食的增长助推了人口膨胀，人口膨胀又进一步推高了土地的价值，于是掀起了一场围绕土地的狂热角逐，角逐的结果是，原本地位基本平等的人类分化成两大对立阶层：占据大量良田的奴隶主和一无所有的奴隶。前者对后者的压迫极其残酷，矛盾极其尖锐。

与此同时，奴隶主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批贵族，脱离了经济压力的贵族们开始将兴趣转移到其他方面，例如科学、艺术、哲学，同时在贵族内部采用相对宽松的自由民主制度，维持上层秩序。人类文明的第一批丰硕成果，也正是在这种条件下诞生。

这背后其实隐藏着一个深刻的逻辑：由于早期资本的稀缺性，必须用强力手段将资本集中在少数人手中，才能形成可观的剩余资本，翻越发展的壁垒，推动生产力发展。

形象地说，这就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因此，在每一个台阶期，都会出现财富高度集中的情况。然而翻越台阶之后，并没有出现“先富带动后富”的情况，反而先富者会刻意拉大两者的差距，防止后富者赶上来。

这些极力维持自身地位的先富者，就演变成了贵族。

为了维持贵族的统治，就要全面拉大贵族与奴隶之间的差距。剥夺奴隶受教育的权力，禁锢其思想，使其成为不知道反抗只知道劳动的机器。贵族则要进行全面的素质教育，礼乐射御书数一个都不能少。国家之间发生战争，就由贵族组成军队进行征战。

这就是希腊时代和夏商周直到春秋前期的社会图景。这是贵族们的黄金时代，是孔子最向往的时代，也是希腊以及罗马贵族强烈讴歌赞颂的时代。

这样的时代对于贵族无比美好，但是对于奴隶来说，就是人间地狱。除了少部分家奴之外，大部分奴隶生存条件极为恶劣，甚至不算作人类，可以随意杀害。

如果没有国际间竞争的话，这样的时代可能会一直持续下去。

然而，文明世界的奴隶主们欲望是无穷的，他们不仅剥削压迫本国奴隶，对于更加落后的国家也是剥削压榨，任意欺凌。

本国奴隶被调教驯服得不敢也不能反抗，但是其他国家的“野蛮人”（希腊人将所有非希腊语民族都称为野蛮人，罗马人当然也在其中）可不甘心一直被压榨，拼命学习文明国家的技术文化并加以改进，希望有朝一日超越他们。

文明国家只有贵族才能参军吧？我们比较穷，贵族人口不足，让平民也参军！凭军功换取土地！为了提高战斗力，我们让平民也接受教育和军事训练！

后发“野蛮”国家因为物质条件不足，一定会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一定是国内阶级矛盾更缓和，人与人更加平等的社会；由于文化软实力不足，也更加注重生产、军事等硬实力的发展。

农业时代，技术差距造成的壁垒再高也高不到哪里去，而且很容易通过技术扩散拉平差距。相对于技术来说，人的因素更加重要。

上层耽于享乐、生活腐化、内部矛盾尖锐的文明国家，怎么能是更加平等、全面皆兵、尚武好战的野蛮国家的对手呢？

野蛮碾压文明，也就成为历史的必然。

这就是罗马征服希腊的奥秘，也是秦国横扫六国的原因。

但是，当野蛮征服文明的时候，自身的“腐化”也就开始了，相对平等的情况被打破，贫富差距拉大也就不可避免。这不仅仅是人主观上好逸恶劳的结果，更是自由市场经济环境下，财富分配的必然趋势。

对于一个封闭的社会系统，由于人和人的差异客观存在，如果没有新兴产业、外部财富输入等新增财富来源，也没有强力的劫富济贫的二次分配措施，财富必然会趋向于麦克斯韦—玻尔兹曼分布。

用更通俗的话来说，形成1%富裕阶层和99%被剥夺人口的金字塔结构！

麦克斯韦—玻尔兹曼分布

（麦克斯韦—玻尔兹曼分布：描述孤立热力学系统中的单一理想气体的速率分布，实际上反映了能量在同类个体之间的分布规律；如果将财富看作一种“能量”，人群之间的财富分配满足同样的规律）

2010年美国家庭收入分布图

（右侧跃升是因为出现了一个截断）

普及教育，减小人和人之间差距，可以减慢收敛的速度，却无法改变这一结果。在现实中，优势人群常常通过垄断优质教育机会，来加速收敛速度，也就是加速阶层分化。农业时代，新增就业机会很少，基本是“一个萝卜一个坑儿”，土地爵位什么的也都是填坑制，财富代际传递成为必然。富裕阶层的剩余资本无处可去，只能沉积在土地和高利贷上，这些因素都会加剧贫富分化。

罗马征服了希腊之后，摆在面前的只有三条路可走：

一、走过去的“老路”，继续疯狂掠夺外国财富。

希腊公民入籍极为严格，公民基本就等于贵族。而罗马公民入籍条件极为宽松，这就产生了巨大的矛盾。生产力没有发生飞跃，罗马公民的人数比希腊公民多得多，假设1个希腊公民需要10公顷土地，100个奴隶供养，如果等比例扩张的话，扩张终有极限。反正罗马扩张到极限时，其财富和奴隶远远无法让所有罗马公民过上希腊公民的生活。

二、走希腊的“邪路”，将堕入贫穷的罗马公民变成奴隶，从而使罗马贵族保持希腊贵族的水准。

希腊可以维持高比例的奴隶人口，但是后发的罗马再想走希腊的“邪路”，显然是行不通的。罗马依靠发动平民的力量打败了贵族化的希腊，权益放出去就无法收回。罗马公民可是握着选票，接受了平等思想教育的，谁敢这么搞，分分钟让你下台。

就算用各种方式收回平民的利益，把自己变成大号的“希腊”，难免将来其他国家再效仿罗马将自己打倒。从平民化的秦汉演化到贵族化的两晋，中国就生动反映了这一过程。因此后来的隋唐绝不肯再走这条路了。

三、压制上层贵族的利益，减小贫富分化，给下层一定的福利，使得罗马公民继续过上相对平等的生活。

换句话说，也就是罗马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第三条路看起来是唯一可行的道路。但是贵族是不会主动放弃自己的利益，必须产生一个强有力的统治者压制住贵族，这就是贵族共和转向帝制的真正内在动力！

知道凯撒为啥那么受罗马公民欢迎了吧？

不是这个猩猩，是这个凯撒

罗马和秦汉产生皇帝的历史逻辑，是完全一致的。农业革命之后，生产力发展很快出现阶段性瓶颈，由于无法创造新的财富来缩小贫富差距，社会不可避免滑向金字塔分布，从而导致社会矛盾尖锐，社会长期动荡。

皇帝的出现，就是为了抑强扶弱，减小社会贫富差距，维持社会稳定。抑弱扶强的皇帝也有，这样的朝代很快就会被历史淘汰掉，例如两晋。

于是我们就清楚了，所谓的“帝制”，就是农业社会生产大停滞环境下，一种朴素的粗糙的社会主义制度。右派知识分子攻击社会主义的“平等”会导致“独裁专制”，某种意义上说，确实是这样。

但是要注意，社会主义并不等于独裁专制，前述论述存在一个前提，这就是生产大停滞环境。在这个环境下，帝制还能稳定生产，民主（贵族）共和制度已经社会动荡了，生产条件更加恶化。另外，在农业社会中，帝制可以充分挖掘生产力的极限，但是贵族共和制的生产处于极大的抑制状态。

政治和经济上的联动是十分敏锐的，但是人的思想认识，却极大地落后于时代，于是巨大的矛盾产生了，其后果就是越来越严重的社会动荡。

塔西佗生活在罗马刚刚转入帝国时期的阶段。所谓帝国，其实就是共和国民粹化的产物。当共和国的贫富分化越来越严重，变成一小撮贵族和大多数穷光蛋之后，这些穷光蛋就会化身为暴怒的民粹分子，贵族中就会有人出来迎合他们的需求，利用强大的民粹力量登基为帝。

罗马的政治平衡是：皇帝抑制贵族，争取民众的支持；贵族剥削民众，同时反抗或者拉拢皇帝，如果既无法反抗又不能拉拢，就制造舆论把皇帝贬为暴君，号召民众推翻暴君；民众默默忍受压迫，忍受不了或者被蛊惑成功，就造反推翻暴君，产生新的皇帝重新建立平衡。

塔西佗的哀叹，就在于在他生活在一个民粹崛起年代，时代需要出现一个皇帝，但是罗马贵族在思想上，因为不能适应帝制这种政治形态，不断地掀起反对皇帝的浪潮，希望回归共和。

刺杀凯撒

共和回不去了，却又一次次带来更大的社会动荡，给所有人带来深重的痛苦和灾难，只能再一次次回到帝制，罗马帝国变得更加专制，因此塔西佗也就更加感到绝望。

这就是题目中所说的“塔西佗困境”！

这不是塔西佗那个时代特有的现象，而是人类历史中反复出现的现象。下图就是1900年旳一副美国政治漫画，含义是民粹崛起促生的人民党化身为巨蟒，将代表民主党的驴子一口吞掉！

一百年前，共产主义运动风起云涌，其背后也是同样的历史环境。

很不幸的是，我们今天的时代，就处在一个类似的困境当中。塔西佗当年经历的各种令他痛苦的社会现象，如今一一浮现。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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