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金会行业40年 | 专访何道峰：在觉醒的裂缝中顽强生长
导读：
顺应改革开放的历史潮流，自1981年中国内地最早的基金会成立以来，中国基金会已经走过了40年征程。站在新的历史坐标上，我们将立破并举，守正创新，立足过去的发展历程，走好行业未来的每一步。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CFF）秘书处联合长青图书馆，共同开展“中国基金会行业发展40年与新征程”系列专题，呈现基金会在中国发展40年的历史，探讨行业40年来的价值与思考。
本期发布对资深公益人何道峰的专访。1996-1997年间，他无意间卷入了世界银行的扶贫项目，自此介入公益事业。1999年起，他以志愿者身份加入中国扶贫基金会，历任中国扶贫基金会秘书长、副会长、执行会长。
要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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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做公益时要把公益和私力之间的关系进行明确界定，从而使私力在介入公益时说清道白，做到真实的“公私分明”而不是虚伪的“大公无私”。
2. 我们这一代人是个拓荒探索者的角色，未来的时间属于你们年轻一代。我们能做的事，就是保持自己说的、想的和做的三套东西尽可能一致，让你们从中窥见生命的本真与意义，让我们物理身体的灭化，把有用的东西转化成滋养你们根叶成长的肥料。
3. 现在公益界很流行去教导富人怎样处理他们的财富。你都没创造过财富，你怎么能教导别人如何处置财富？引领财富观的正确路径是，帮助需要财富传承的人去寻找自己生命的神圣源头，从而寻找自己的精神信仰。
4. 所谓“市场化”，就是要维护公益慈善组织之间为争取捐赠支持者投票的公开透明的公平竞争。公平竞争的核心要义在于，无论是哪类公益组织，在市场中都没有高低贵贱的身份差别，凭业绩说话。
5. 认真审视你所在的组织值不值得你去贡献或耗散你未来珍贵的生命。如果你真的喜欢这个行业，找一个适合你的机构非常重要。
CFF：40年前，您在哪里？40年来，您个人从业经历了哪些变化？怎样的契机让您进入公益慈善领域？
何道峰：1981年，我从云南大学本科毕业，考上了复旦大学蒋学模先生的研究生。那个时候，研究生比较稀罕，全国当年招生6-7千人，在校读研不到2万人。改革开放初期，正是“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年代。
我是1977级学生，先考了哲学系，读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因为自己读了马克思的《资本论》，二年级转到刚恢复的经济系，沿着马克思《资本论》的学术线索，自学了黑格尔的“逻辑学”与“历史哲学”。读了黑格尔之后发现，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只是黑格尔哲学方法论的一个应用。“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大讨论，的确为那个时代的青年塑型胆识。
我沿着这条轨道去阅读了一些西方哲学和经济学相关的文献。对我冲击最大的，当属道金斯所著的《自私的基因》。马克思当然没讲自私的基因，但他的理论显然建立对人性“自私而贪婪”的假设前提上。我在考研究生阶段的读书笔记中，问了马克思两个问题：敬爱的马克思先生，你以为人性本身是自私且贪婪的，因此人在掌握资本后就使“资本”走上贪婪的“剩余价值”剥削之旅，为逐利而生并死，为追逐300%的利润，“资本家”就宁愿冒上绞架的危险。可是，难道那“自私贪婪”的人性，会因为实行财产公有制而变得“大公无私”吗？如果人性因此而改变，那我的第二个问题是：如果实现财产公有制能改变人性，那是什么机理与逻辑使人性在公有制过程中发生改变？
我继续在读书笔记中追问马克思，既然财产公有制不能改变“自私而贪婪”的人性，那么，自私而贪婪的人如果控制了公有财产与国家机器，资本论的理想帝国就可能坍塌。这种在那个时代令人心惊肉跳的追问，马克思先生当然没有置答。于是我带着满腹狐疑去读研究生，这便是40年前那个时间点上我的心灵状态。
到了上海，我偶然买到一本由中科出版社译版的道金斯先生的《自私的基因》，一个周末把它读完，读得我大汗淋漓、心惊肉跳。道金斯把人性带回了生物学基因的底层逻辑。他认为人性是不可能改变的，人只会从自己为中心出发，考虑个人的利益得失，这是由人的基因决定的。当然他认为这是人的天性，是正当的，既不值得大惊小怪，也不应受到苛责，而恰好应该成为我们思考社会科学的出发点。道金斯的作答使我恍然大悟，理解了现代经济学的正确出发点。也窥见了公有制的最大弊端，就是它的理论和制度设计，建立在非真实不客观的人性假设上。这种思想，其实对个人而言是极其危险的。我意识到需要将自己的内心思考与社会化表达作一个安全的边际协调。
在我们中国的文化语境中，人需要一种很高超的生存协调技巧。支持这种协调技巧的原则，就是坚持心中想的、口里说的和实际行动做的是三套东西，并在运行中培养训练协调技巧，让它们互不穿帮。所谓“祸从口出”的至理名言，说的就是这个“协调技巧”的关键性原理。但一个真实的人，常常是非常缺乏这种协调技巧的，因此很可能在过程中被淘汰。所以我也要去学习“协调”。我当然不是高手，因此从体制内的视角看，我就是那种被淘汰掉的人。因为我没法控制自己的自由与独立思考，没办法在思想深处去除掉我内心的发问与作答。
在研究生三年的学习中，我阅读了古典微观经济学和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也阅读了以波兰经济学家兰格为代表的苏联东欧经济学，他们都试图通过西方流行的数学模型来证明计划经济可以使“资源有效配置”的可能性，在我看来这样的研究纯属无意义的纸上谈兵，对现实世界没有任何解释能力。我也阅读了匈牙利著名经济学家科尔奈的《短缺经济学》及其著名的“软约束”定律，他认为国有经济或曰公有制经济的最大弊端是“资本方”对“经营方”的软约束。因为国有经济中那些代表“公有制”的部门领导人，算账永远算不过“经营方”的厂长，厂长有一万条理由告诉你，自己已经做了最大的努力，之所以没达成目标或不能有更高目标，都是客观原因造成的。所以“资方”永远不可能比厂长更熟悉实际情况，更何况“资方代表”也不是你家的私人财产，你为什么要花那么多心思去跟别人掰扯道理呢？因此，预算约束对国营企业领导人永远是“软”的，资源配置永远是无效的。这就是计划经济一定导致供给不足即短缺的真正原因。这无疑是苏东经济学对计划经济最符合现实的深度揭示，但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科尔奈保持了政治的协调技巧而微笑沉默。我觉得他这套东西很绕，羞羞答答，理论很不彻底。
后来，我阅读了哈耶克的《通向奴役之路》，读得汗流浃背、手心发热而肉跳心惊。好书和理论的彻底性就是这样通彻肺腑，让人醍醐灌顶，彻底回答了我心中的发问。从此以后，我一直都不喜欢那种不冷不热、绕来绕去、故作高深的书与学问。吾窃以为，清楚就是好学问，彻底就是好文章，不能触及人的灵魂，写它何故？
1983年春，我按导师要求在上海郊县做了一个月的田野调查，写了一份调查报告登在复旦学报上，后被《新华文摘》转载，并转载于中央研究室的学术刊物上。凭着这篇调查报告，杜润生先生领导的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人事部找到学校，要我毕业后去那里工作，当时那是全国年轻学子神往的地方，我婉拒了导师要我继续读他博士的美恩，载欣以奔。
1983年底我开始写毕业论文，大冬天在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待了40天做实地调查，主要调查该厂在汽车技术上多年来的技术创新成就，我的论文题目是《国营企业技术创新意愿与动力机制分析》。主要分析为什么国营企业家缺乏创新意愿与动力。我从人性利已利他的概率分布出发。国营企业家是人，他们的人性符合正态分布的大数定律，即95%以上的人在大数定律中，属于既非绝对利己也非绝对利他的“经济人”。绝对利己与绝对利他之人性属于极少概率分布。那么，这些国营企业家绝对不会因为教育宣传或财产公有而改变人性，属于经济人，只会从自己个体的利益出发来考虑问题。这样用正态分布来解释人性，既避免了当时主流理论对人性的回避，隐藏着掌握公权的人就是大公无私的非真假设，同时也完全避免陷入道金斯那样用基因解释人的动机而将人动物化的窘境。从这一前提出发，我们从经济现象中舍弃了“王铁人”那样的人性个别性，可以客观观察国营企业家与其管理者国家经委的经济学博弈行为。我得出的结论是，在国营财产制度与计划经济制度条件约束下，技术创新对国营企业家来说是不合算的，这不仅因为创新耗时长、耗钱多，而且面临巨大的不确定性风险和极高的与主管部门的沟通成本，最终负面地影响他们的年度考核和行政升迁。因此他们创新意愿很弱，创新动力不足，他们宁愿选择扩大产能而非选择技术创新。这个观察不仅与我对长春汽车厂的个案调查相吻合，也与苏联东欧与中国的计划经济实践相吻合。
我的毕业论文被当时影响很大的权威杂志《经济研究》约了稿，一出来就浓缩为1.2万字的论文登载上“经济研究”的第三篇文章，这对我是个莫大的鼓舞。因为当时很多大学规定，在“经济研究”刊文属于评选正教授无争议的硬条件。
就这样，我就去了中央农研室体制组和市场组做了所谓的“智囊”。那个时代的皇城根人才汇萃，如周其仁、罗小鹏、张少杰等等是大家所熟知的。我的工作很投入，可以说是夜以继日或不舍昼夜，经常一个晚上只睡3-4个小时。我们可以独立思考，调查研究，探索真理，尽管仍然要协调心里想的、口中说的和实际做的，但在杜老行云流水般领导的农研室这个奇怪的机构里，你基本上可以保持三套东西一致。在很多会议上，不论职位高低，人都能以学术探讨的名义把很多真话讲出来，不必担心被人扣帽子或者被打棍子。那真是全身心充满美好期盼的岁月。
当时我在中央一号文件起草组工作，一年有3-4个月参加文件的起草、座谈、讨论与修改，文件下发后有好几个月必须下到农村做田野调查和抽样调查，调查一号文件发下去后老百姓的反应。我们给自己列了题目，并横向联合一些青年学者组成调查小组去调查。不要想当然地认为中央红头文件发下去后，人人就会奔走相告地去贯彻执行，这种想法不是一厢情愿，就是幼稚天真。其实人的角色不同，看法也肯定存在不同。中央发的文件，对农民有利的那部分，农民肯定很容易看到并去执行，对他们不利的方面，肯定是回避而不贯彻，这就是正常的人性。坐在北京城里的人，误认为不管中央发什么文件，下边的农民都会喜大普奔地去贯彻执行，觉得上头很伟大，那完全是一种婴儿思维。所以，研究农民的行为如何跟政府的政策文件相博弈，这是我当时关注的第一行为主体。
第二行为主体是改革开放过程中发育出来的工商业专业化个体户和民营小企业家，这些人也是要跟中央政策博弈的。文件里对他们有利的地方他们肯定要利用，不利的肯定要规避。
第三行为主体是基层地方政府，如果他们要在基层政权的时间与空间中生存，他们就要造就对自己有利的生存空间，就必定会跟中央的政策进行博弈。上边说什么他们就100%贯彻什么，听起来很爽，实际上这是很可怕的。
我们去研究地方政府主体，去查一个县政府的文件，看一个县政府一年究竟收到多少份来中央、省、部以及地区等各党政厅局线条的文件。调查发现，一个县政府每年收到的各种来自上边的红头文件的文字，超过了金庸加古龙小说全部文字的总和。你坐在北京城里想，只要你组织几个人写一通政策文件套上红头往下发，他们就会欢欣鼓舞不遗余力地去贯彻落实，这是不是很婴儿思维啊？你想过他们的感受吗？把金庸和古龙小说变成文件，一年读一遍还都要贯彻，你试过吗？
我们调查研究这些不同主体与中央政策的博弈行为，是各部门一批年轻学者横向联合进行的。这很类似学术的自由结社，但农研室可以这么干，这种完全不同于其他官气很重的国家部委的语境与氛围，的确很新鲜很激励。今天走到生命的远地点驻足回望，的确很感恩那个奇迹般的时代和奇迹般的农研室，给我的生命注入了强大的张力，注入了专注求真的生命体验，也使我的文字能力得到了特别恩典的形塑。
1989年的夏天之后，中央农研室被认定为重灾区，我被停职18个月接受审查，农研室最终被五个部委肢解了。那段时光，我开始读武侠，把梁羽生、金庸、古龙和温瑞安四大武侠经典读了个精光。也从那时候开始在玉渊潭里游冬泳，很刺激很兴奋，到今天仍然保有冬泳的癖好。因为写检讨也没那么多东西可写，最后和戴小京、袁崇法约定由我们自担了一个处分，大历史中的小人物故事就结束了。
1990年底，我被分配到另一个智库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再也找不回原来的感觉了，正所谓“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改革”这个“病根”算是落下了。于是我在1992年决定靠自己的本领养活老婆孩子，不依靠纳税人的钱活着，这在当时被称为“下海”。不过，学过经济学和做生意完全是两码事。学经济，自以为是“经天纬地”的学问，说的都是大话与空话，做企业则很具体很微观，需要在很小的事情上聚焦，并需建立稳定的商业模型，还得管理团队、引导并言行合一。我深切体会到，经济学家可以忽悠别人，但绝对忽悠不了自己。当然凡事贵在认真，只要坚守和认真，必会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我是怎么介入公益的？我下海5-6年之后，在1996-1997年间，无意间卷入了世界银行的项目。当时国务院扶贫办的副主任高鸿宾先生找我去做世行项目中的劳务输出子项目。起因于我在下海前出过一本书《就业·增长·现代化》，讲就业结构转变与现代化的关系。衡量一个国家现代化的有效指标，不在于GDP总量而在于就业结构和城市化结构的根本性变化，只有80%以上的劳动力转到非农产业形成稳定就业，并且实现城市化居住方式的改变，这个国家才能称之为经济现代化国家。就业结构和城市化结构的根本转变代表着产业的升级，代表着中产阶级及橄榄型社会结构的成型。这是一本微观市场导致宏观结构转型的发展经济学学术书，他们据此以为我可以搞贫困劳动力转移项目，要我用世行的贷款从贫困地区把劳动力转移到东部去安置以扶贫。
我被找来以后，就认真琢磨，先去做了一个月的调查，写了6万字的调查报告，并据此提出贫困劳务输出项目的模式与计划书，世界银行项目主管Alan Piazza拍手叫好，说找对人了。于是我的公司就准备参与这个项目的操作。当时我觉得公司贷一笔款做其中一部分环节保证还款就完了，但想不到高鸿宾主任是那种果断大气的领导，他对我可谓既信任又霸道，要我除自己公司所做的部分业务外，还要负责监测管理六省61个县劳务输出子项目所有输出安置劳动力的真实性与安全性。这可让我挠了头，我一个公司，怎么去管理各县的业务，法理不通啊。
经过头脑风暴，我建议由国务院扶贫办发文设立一个机构，叫中国西部人力资源开发中心，用这个机构替扶贫办去监测管理各省的劳务输出子项目，逻辑就顺了。但是，这个机构不能变成有政府编制和级别的机构，所有机构人员都从市场招聘，其开支都由我公司来负责并自我消化成本。这个建议得到了国务院扶贫办的采纳，机构得以成立。相当于由一个民营企业花费成本，去帮助扶贫办管理世界银行劳务输出项目监测管理这样一个公共事务，属于用私力介入公益。这是比我介入中国扶贫基金会更早的公益尝试。
首先，西部中心帮61个县建立了一个400万人的数据库。为什么是400万人？因为在五年的项目期内一共要输出60万贫困劳动力，就必须建立符合贫困劳动力标准的从14岁到40岁之间的劳动人口数据库，保证今后输出并安置到东部工厂中的贫困劳动力，能在数据库中查找到，从而保证项目成果的可监测可验证。
其次，我们建立了安置到东部地区企业的贫困劳动力追踪系统，以便数据化管理他们在东部就业的工作条件、福利保障、收入、支出、回馈家庭、职业转换等方面的数据情况。虽然费工夫并花成本，但也为我在世界银行赢来了巨大的声誉，因为不仅项目透明可查，而且避免了劳务输出项目通常易发生的政治风险。譬如坚持只安置制造业不安置服务业，因为如果你把人安置到宾馆去工作，万一里面出现了一个坐台小姐案例，一篇报道带来的政治风险就可以把项目摧毁。世界银行是很玻璃心的，他们之前曾在印度做过劳务输出项目，就是因为一篇报道引发游行而毁掉项目的。所以西部中心和我，当时在世界银行是很有名的。
后来，世界银行要增加两个小额信贷扶贫试点项目，一个在四川阆中，一个在陕西安康，各200万美元的规模。高鸿宾主任又要我用西部中心去管，成本还是要由公司来负担。我拗不过他也撇不下心中对未知憧憬的萌动，就接着做了。但为了保护我自己，我要求跟他签了一个类似后来在中国扶贫基金会跟王郁昭会长所签的合同。这个小额信贷项目，便是中和农信公司的前身。是我用中国西部人力资源开发中心在1996年创始的，到扶贫基金会工作后我把小额信贷项目搬过来了。因此可以说，我最早介入公益是1996年的中国西部人力资源开发中心，而不是1999年的中国扶贫基金会。今天回头来看，依然非常感谢像高鸿宾这样果断大气的领导，用理想的压力与憧憬的诱惑迫使我自觉不自觉地踏上了公益之路，这是那个时代的行事风格。西部中心在我生命中可算是介入公益事业的预演，它让我懂得：做公益时要把公益和私力之间的关系进行明确界定，从而使私力在介入公益时说清道白，做到真实的“公私分明”而不是虚伪的“大公无私”。
中国西部人力资源开发中心的公益预演，为我1999年去中国扶贫基金会任职铺平了道路。因为当国务委员陈俊生以及高鸿宾、王国梁先生发出邀请，还有我的老领导王郁昭到中国扶贫基金会当会长发出邀约，人和的因素就够了。同时，中国要加入WTO谈判营造出的社会组织与国际接轨氛围，创造了天时。中组部、中宣部发文，要取消事业单位的编制与级别，进行事业单位的去行政化改革，创造了地利。似乎风云际会，我已死的“改革之心”依历史逻辑被复燃。30多年过去了，现在回想起来，觉得当时的自己真是太傻太天真。但有时候我又想：人在年轻时候就那么老谋深算，一点都不傻不天真，有意思吗？所以在那个历史节点上的我，同意做中国扶贫基金会的法人代表，承诺以中国青基会为标杆，对当时那个奄奄一息的官办NGO组织进行改革。这种思想深处的“改革病根”，是我在中央农研室工作时种下的，觉得自己的生命是为改革而生的，也该为改革而死，此生生命才是值得过的。
就这样，1999年8月18日，我带着那份“合同”去木材大厦报到。那份合同，确定了我作为民营企业家的身份不变，以志愿者身份介入公益。我介入公益与贡献私力之间的关系是清楚的，我的自由与责任之间的关系也是很清楚的。那年我43岁，就这样卷入了中国扶贫基金会这个官气十足的官办NGO组织的改革，当时它的理事会有100多位成员，其中副部级以上的干部就有40多个，后来回想才觉得后怕。可是43岁是一个无知无畏、敢闯敢干的年龄，虽然我知道会潜藏着一些风险，但无知者无畏的心帮我跨过了那道生命的壕沟。所以我祝贺现在40岁左右的你们，你们正处在敢想敢干的生命期。
2000年2月1日，中国扶贫基金会与华夏银行合作扶贫协议书签字仪式在全国政协常务会议楼举行。时任中国扶贫基金会秘书长何道峰（左）与华夏银行机关党委书记周英代表双方在协议上签字。
当然，为了1996-1999年自己年轻时那些理想以及无知无畏的勇敢决定，我在后来的人生中经受了各种各样的折腾，虽然那一段段历史及其记录本身是很清楚的，但它不符合常人的逻辑而使人难以置信，觉得你后边可能藏着更大的阴谋，可那真的是没有，这就构成了我在现实世界中很多次被抛来抛去的摔打。当然，我也很感谢这些抛来抛去的摔打，让我的生命愈加成熟，让我能理解在这样的社会语境中如何朝理想行进，如何去预测风险，并较早采取应对措施来保护自己与同伴。
CFF：从事公益慈善事业，给您留下哪些美好回忆或者有成就感的事情？比较大的遗憾又是什么？
何道峰：首先，因为有王郁昭会长的支持，有国务院扶贫办领导的支持，我来了中国扶贫基金会，并试着把这个机构的行政编制和行政级别予以取消，使其真的变成与国际接轨的、独立于政府的NGO组织。
人类的组织形式最早是呈两极分布的：即家庭和政府。家庭通过血缘纽带把自然人结合在一起，形成一个集消费、经营、人类再生产、教育与财富传承为一体的社会性微观组织。政府则是临驾其上的公共性宏观组织，政府利用国家机器从家庭强制收税，同时以保护家庭及其个体免于来自外部群体暴力和国家内部暴力的侵害为回馈。后来政府借故不断把自己做大，使政府组织的功能与税收变得日益复杂化了。但这两类组织的生发动力和原初生态并未改变。
然而，人类现代社会结构与形态的变迁，很大程度上跟公益社会组织与公司经营组织的市场化变革相关。其中，公益组织的创造就是一个革命性变革，它把人从超越家庭组织与政府组织的维度上抽剥出来，通过依照相同价值观自由结社的方式去建构完全平行合作的微观社会组织，目标却是去处理公共事务。既没有像家庭那样的用血缘利益相捆绑，也不像政府那样通过国家机器自上而下地去强制，从而生发了用私力构建新公共空间的现代文明，提升了社会公共空间的治理精度，缓解家庭和政府对立带来的社会焦虑与不安。如此说来，如果没有公益组织，社会仍然处在政府与家庭组织两极对立的社会建构中。当然，现代有限责任公司的创造也很重要。如果说公益组织自愿弥补了政府力所不逮的公共事务，公司则是把财富创造和经营的责任，从家庭组织中剥离出来，变成了人个体之间通过有限责任承担而实现横向非血缘经济合作的组织创新。这两种平行的社会微观组织形式的创造，奠定了洛克以来现代社会三大市场制度构建的要素根基。
因此对我来说，介入公益后最有价值的事，就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把中国扶贫基金会改革成了真正独立于政府的公益组织，让它回归应然的面目。这是我为改革而生的生命中最有价值事件之一。有了这个基础，中国扶贫基金会才可能完全平等自由地用人育人，不再像有行政编制与级别的官僚组织那样，虽然也招一些合同工，但他们把人分成两种，一种带着编制与级别的贵族烙印，可以少干事乃至不干事，年终写写总结报告而已；另一种人则从社会招聘而来，变成了组织的雇佣奴隶，只能干活，没有报告权，也没有上升通道。这样的组织结构，本质上是与公益慈善的价值观念完全相冲突的，我肯定不会在这种组织氛围中工作。
设若当时他们不同意跟我签那份合同，不达成那份“协议条款”，我根本就不会去。就像生命中很多相遇，我很欣赏你风姿卓约美丽动人，你风度翩翩名躁天下，但没有“信与约”，注定跟我没关系。生命的价值就是为“信约”的承诺而奔走。因为那份“协议”，我才可能营造一个让扶贫基金会所有工作成员都拥有“平等自由权”的组织氛围与工作机制，也才可能建立这个组织的是非评判标准，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的绩效标准。这样，人才可能在这个组织中收获到应得的尊敬与必要的尊严。让人不需要在这里必须想一套、说一套、做一套，实现三套合一。
在这种机制与规则中，人的个性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彰显，虽有不同意见但都在明处，没有内部阴暗的政治角力，也不存在不同派系政治力量相互绞杀，让人可以真心表白，玩命工作，开心地笑。当然这需要建立制度与文化，需要评判与沟通，需要直面问题、解决问题并改进流程。组织是一个生命体，处在动态的学习调整改进中。值得回忆的事有很多。比如管理模式调整，从一个简单树型科层化分工管理模式，到矩阵式协同管理模式，再到矩阵加网络化平行互动管理模式。譬如战略规划，从品牌化扶贫业务战略，到品牌化项目加社会公共倡导战略，再到品牌项目加影响力投资的国际化战略，都经过了无数次调研、总结、头脑风暴与试行调整。我在2007年理事会上就正式提出国际化战略，很多人想不通，经过反复试错与协调，逐步推进。今天回头来看，如果没有那么早的思考和战略布局，中国扶贫基金会怎么可能有今天在国际化领域的开疆拓土，有那么多国别办公室，成为联合国经社理事会的成员，到联合国去发出声音？如果没有1996年小额信贷那种很奇葩的西部中心设计，以及2004年总部连锁化和2009年公司化等等的战略布局与调整，又怎么会有后来的社会企业中和农信？一个组织，只有领导者想得早并进行战略布局和适时调整，时间才会成为这个组织的朋友。谁也不是天之骄子，并非只要宣布任命并在名片上印上title, 就一呼一吸、一吐一纳无不在真理的空气之中，只要一呼喊天下就云集响应，那是人间造神的故事，祸虽不至但福已远去。
第二件值得回忆并有意义的事情是，我和徐永光先生、商玉生先生、顾晓今女士、丘仲辉先生和康晓光先生，从2003年开始一起搞行业自律。在那个年代，政府不信任民间组织，民间组织之间相互也不信任。但正是制定自律准则的过程，让我们找到了相互认同并相互协调的一些公共点，逐渐达成了公益行业的一些共识和公共精神。
防范心理是我们民族文化特别独具的深层痼疾。当人想的、说的与做的各成一套时，人每天早上醒来就会有一段时间不知道自己应该是谁，以应对那天将要发生的事情。你该在什么时候或什么场合如何扮演角色，常常变得比做事更重要。所以人学会了看名片和演戏，为什么有些人的名片 titles 越印越长，正面印不下，背面还接着印，有的奇葩名片印出三折四折。这是一个时代人心防范链条的折射。我们通过推出行业自律准则，推倒了一些隔在各个组织领导者人心之间的高墙，让人可以在想的、说的、做的各套之间找到公约数。所谓公共精神就是公约数。但这个公约数，如果是行政化强制的，那是霸道，虽然你照做了，但心里会很不开心，因为人的自由与尊严受到了极大的损伤与破坏。自律准则靠公益价值观横向连接，形成共识认知，自愿遵守。因此在20世纪初十几年的时间里，对行业里各组织之间相互交流、沟通、共振与公约共识的形成，是有意义的。
2006年1月，中国扶贫基金会、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爱德基金会联合发起中国NPO自律行动，由北京恩玖信息咨询中心执行，制定了《中国公益性NGO自律准则（草案）》及实施办法。
第三件有意义的事情是，把我在扶贫基金会操作层面的体验，不断与行业研究专家的外脑进行整合性探索。我刚进扶贫基金会时，为了政府资源向非政府组织开放的公共倡导，请李小云、康晓光、李周、蒋中一、朱铃、吴国宝这些人聚集在一起，委托他们做专题研究，出了十本一套的“中国社会扶贫研究丛书”，包括翻译出版了“环球国际救灾标准与指南”，并召开了成果发布的大型国际讨论会与“北京宣言”。汶川大地震一周年后的2009年，为了记录汶川大地震中公益慈善特别是草根公益组织的脚印以及整个行业的宏观真实图象，又委托康晓光、邓国胜、陶传进等学者做了宏观数据研究，紧急救援、过渡安置、灾后重建三阶段的个案研究，出版了八卷本的“汶川大地震社会响应研究丛书”，并召开了大型的发布会与国际讨论会。2011年，为了扶贫基金会中和农信公司的战略坚守，将扶贫性质的普惠金融小额信贷与被滥觴于市的、为应对企业流动性短缺的商业小额信贷区分开来，推进小额信贷在概念定义、理论认知与政策识别方面的共识与学术逻辑，又请行业内的专家做了一套中国小额信贷的实证性研究，出版了六卷本的“小额信贷在中国研究丛书”。2013年，为了推进扶贫基金会的国际化战略和国际援助的公共社会倡导，需要有一个真实而理性的中国对外援助以及企业在国际舞台上履行公益社会责任的战略地图，又找了刘鸿武、邓国胜等对外援助与社会责任专家进行了中国对外真实援助现状与问题的研究，包括了在非洲苏丹、乌干达、埃塞俄比亚以及东南亚缅甸等履行社会责任的国别研究，出版了一套“中国国际社会责任研究丛书”，并举办了国际研讨会与发布会。并支持康晓光教授做了十年的《第三部门观察报告》。
中国扶贫基金会支持康晓光教授等编著的《中国第三部门观察报告（2020）》。（图/长青图书馆）
这些活动的意义在于，公益不仅是较量每一个组织个体有多能干的竞争性市场，而且应该是集研究、咨询、实践、评估、培训等相互协作的全产业链行业探索。培育全产业链不仅需要实践者，更需要融合外脑产生思考共振。一方面利用专家作为外脑来指导慈善公益实践，另一方面也为他们提供资源与案例，让他们的研究更接地气，为行业勾勒时代的行业地图并推进实践所需的深层逻辑思考，帮助做慈善公益的领导人建立更加宏阔的视野以及长期的思考逻辑。
第四件值得回忆的事，是公益组织间的进一步协同与联合。比如中国非公募基金会发展论坛（编者注：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的前身），是第三方平台。基金会中心网，也是第三方平台，都是公益行业全产业链的必要延伸。从一开始我就协助支持徐永光先生只将恩玖即基金会中心网聚焦于信息披露，提升公益行业的信息透明度。我也接替永光先生做过基金会中心网的理事长。还做了很多个慈善组织救灾联盟，加强跟四川、青海等地震灾区政府的互动与协同。这些尝试，都是平行自治整合方面极富长期意义的探索体验。
第五件值得回忆的事是小额信贷。我在2000年把原西部中心发起的小额信贷项目转移到中国扶贫基金会来做，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囿于国家相关慈善条例的限制，基金会不能在各地设分支机构，只能和各省、县各创立双重管理即由地方扶贫办注册的机构，虽然尝试扩大规模但也出现了双重管理带来的跑偏问题。因此当2004年施行的《基金会管理条例》允许基金会在各地办分支机构时，我们在2005年迅速撤销原来的双重管理机构，将各县机构转变为由基金会直接注册，从而转成了基金会直接管理的连锁化经营模式，使小额信贷前十年积累的经验可以转化为第二阶段的经营成果。第三阶段始于2009年，两部委各发通知允许办商业小贷公司且利率无上限，我们迅速成立中和农信公司使小额信贷农户自立能力建设项目公司化，并成功引入世界银行IFC和红杉资本作为股东，推动银行融资与信贷资产证券化，加上P2P撮合交易融资平台的助力，使中和农信在坚守“小额”与“农村妇女”两大原则下迅速做强做大。
很感谢冬文及其团队的创新性和执行力。当然也有人怀疑我做这么大的小额信贷公司必有什么“猫腻”。非常感恩是您的这份怀疑帮我弄明白了它的真实情况，除了每年给中和农信激励基金捐10万、20万、50万逐年累进的款项，以激励在乡村一线奔走的优秀信贷人员之外，我发起这个机构20年直至董事长，连一张吃饭的发票都没有报销过。我并不是一个“大公无私”的人，但我追求“公私分明”的干干净净的价值观。虽然我选择了按时退休，但还是站完了最后一班岗，把马云同志的蚂蚁金服引进中和农信做了第一大股东，把经营责任的千斤重担卸给了马云同志的团队，并完成了经营团队的股权激励机制，终算画圆句号彻底退出、安心睡觉。
何道峰主编的《小额信贷在中国——中国扶贫基金会小额信贷发展史》（图/长青图书馆）
最后一件值得回忆的事情是国际化。扶贫基金会做大了，往外开拓，把更多空间留给国内草根基金会是应当的方向；同时，中国发展起来后，不能对世界的苦难熟视无睹，应当生发一些世界公民去关注与投入。因此，我始终不渝地坚持国际化的战略方向，无论是在苏丹、乌干达还是尼泊尔，我都坚持引领性捐款，支持最初的项目和团队建设激励，即使退休之后，我还带着主管常务副秘书长陈红涛去尼泊尔和乌干达调研，续捐项目，并鼓励他们坚定不移地把”爱心包裹”和“大学生”项目推广到国际舞台上去。很感谢我的继任者王行最先生及其国际化团队所做的顽强且持续的努力。
要说遗憾，我觉得自己还不够勤奋；不够努力；修为还不够，以致不能将三套东西协调得炉火纯青；我也没有那么大的雄心壮志非要做出惊天动地的事情来。因此一到点我说退休就断然退休了。说到底，我还是一个俗人，贪恋自己的退休生活，缺乏中国儒生的远大理想。从这个意义来讲，这或许是一种遗憾。但是，该退不退，又有啥意思？毕竟人都是一代一代代际传递的，年轻一代成长起来了，而我的物理性身体逐渐走向死亡，为什么不去开辟生命的另一时期，让我人生的经验与教训转化成来者生长的肥料？所以我也不遗憾。回望我的生命历程，心中并没有太多遗憾，而是充满了许多许多的感恩。这一切生命恩典已远远超越了我当初的想象。我无法设想还有怎样一种可能，能够更好地处置我的生命。
CFF：您如何看待您这一代人所做的工作对中国公益慈善事业发展的价值？
何道峰：我们这一代人对公益慈善来讲是拓荒者。中国的公益慈善1949年以后就断档了，一切人与人之间的社会性横向平行连接，都被彻底斩断，被垂直整合所取代，强大的政府包办了一切。改革开放是在民族危机与苦难中产生的一次重大觉醒，这次觉醒部分效法市场经济，并给公益慈善即社会市场开了条裂缝，我们这一代就是从这道裂缝中生长出来的顽强野草。
例如中国青基会、中国扶贫基金会等官办基金会，都是1989年成立的，1981年只是一个象征。大多数真正意义上的基金会是2004年之后的产物，离现在还不到二十年，因此你们说的“中国基金会四十年”，象征意义大于实质意义。1989年成立的那些基金会，基本上达不到公益慈善组织的标准。徐永光、商玉生、朱传一、杨团、丘仲辉这样的同志，还有康晓光、李小云他们，都是典型狂热的理想主义者，想把人家的东西学过来，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也成就自己的慈善理想，的确具有拓荒者精神。
我们尝试着去通过自由的结社推动横向平行连接，我们尝试着去解构垂直整合而探索社会自治，我们尝试着去突破障碍而走向国际舞台，我们尝试着去推动社会公共倡导并尝试着与政府互动，我们尝试着去推动相互理解宽容并构建行业的合作语境以拓宽产业链条，我们尝试着去探求那深藏在公益慈善背后的价值准则、公约数直至神圣的信仰源头……走到今天，我们老了，我们的历史使命行将结束。我们知道，未来的时间属于你们年轻一代。尽管我们看得见那繁华背后的风雨烟云和迭宕浪涛，但我们依然无法替代你们去经历与体验。尽管我们能看清楚那虚假的语言背后揭示着不变的真理，但我们也不能越过时间去替你完成这段用生命才能体证的求真之旅。我们能做的事，就是保持自己说的、想的和做的三套东西尽可能一致，让你们从中窥见生命的本真与意义，让我们物理身体的灭化，把有用的东西转化成滋养你们根叶成长的肥料。我们能够留给你们的最后一句话，或许就是“ I love you so that I wish I could become the fertilizer for your growth.”
CFF：您曾经提出，中国的企业家面临金钱诱惑、规则不清、仇富心理等复杂的压力环境，合法且可持续地积累财富本身就要面对前所未有的挑战，而如何处置自己所积累的财富则要面临更大的挑战。尤其最近两年在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的背景下，挑战更加严峻。您本人也有企业家的经历，从企业家精神的角度，您如何看待财富的责任？
何道峰：我觉得这个问题是人所不能解决的。现在公益界很流行去教导富人怎样处理他们的财富。你都没创造过财富，你怎么能教导别人如何处置财富？我不明白这些教导的自信心来自何处。当然我们看到很多富人把财富传承给子女，至少也是一种无可厚非的方法吧，至少算是一个自然化的人之常情的方法吧。试想，如果老狮子不把它的独特本领财宝传给小狮子，而是传给了羚羊或斑马，你觉得这个世界会变成什么样一种难以理解的情形？
引导财富传承这件事我是不会去做的，因为我觉得自己没这个资格。引领财富观的正确路径是，帮助需要财富传承的人去寻找自己生命的神圣源头，从而寻找自己的精神信仰。只有找到信仰中的神圣源头，那个源头才能够告诉你怎样正确地处置自己的生命，怎样认知并传承你所创造的财富。人没有这个教导能力和资格，如果有人认为自己有这个能力和资格，我以为若不是狂妄无知，便是企图在人间造神。
财富传承的神圣性在于，你来到世俗世界，什么是你生命中最有价值的部分。你相不相信自己有灵魂？如果有，你生前哪里来，死后何处去？回答这些问题，必然触及到人的精神信仰而不仅是物质追求。作为一个既经自己努力又有很大获然性的财富支配者，如何看待其来源与去向？人的血缘性关联与信仰性关联的差别何在？财富的处置与信仰及其相应的价值观如何关联？怎样的财富处置与传承是符合你信仰中的神圣关照与灵魂去处的？如果不能回答这问题，人对财富的心态很难升维到神圣性高度，其偶尔的处置也只不过是人与人的相互效仿或某种义利交换罢了。不要因某个人宣称捐了多少钱，公益界就欢欣鼓舞，也不要因为期盼的目标人少捐钱或不捐钱就垂头丧气，觉得我们要去教导他们捐钱加入公益。问题的根本在于包括我们公益人在内如何找到生命的神圣关怀与信仰。人的自由包括思考、行动并逻辑拥有行动之结果即财富的自由，当然也包括处置财富的自由。在这个问题上，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作为平等被造之人，谁也不拥有真理和权力去教导别人应当如何处置他们的财富。
2010年5月20日，企业家曹德旺、曹晖父子以个人名义向西南特大干旱受灾的云南、广西、贵州、重庆、四川5省区市捐赠2亿元扶贫善款。图为时任中国扶贫基金会执行副会长何道峰（前排左）与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副秘书长蒋家柏在捐赠仪式上签约。（图/中国扶贫基金会开心网主页）
CFF：慈善组织除了要依法行使好独立法人的自主治理权，其财产权的厘清和保护也是一个基本问题。不管是1999年施行的《公益事业捐赠法》，还是2016年施行的《慈善法》，或者是2021年施行的《民法典》，这些法律对基金会或慈善组织的财产权并没有特别清晰的规定。可以明确的是，慈善财产既不属于私人，也不属于政府，不得由政府或私人任意支配。基金会的财产性质究竟为何？如何平衡自主治理权和公共财产权？
何道峰：首先，从法理的角度来讲，法无禁止即为许可。但在低阶的法律系统中，法律之间的冲突和不自洽太多，明文规定的效率常不及普通性通告，通告又不如权威者讲话，讲话又不如暗中授意。变数实在太多太多，很难一概论之。通常的经验而论，先关注成文法的底线。底线之下无细约，靠内部治理的文字规定、会议制度及细节的会议纪要来弥补。找一个好的会计师和律师很重要。譬如机构发起人制度、理事会制度、人力资源管理制度、员工薪酬与绩效考核制度、战略管控制度、会议决策制度、财务管理制度及流程等等，要经过合法的内部决议文件来相互支撑。从治理角度来讲，一定不要忽视内部决议的流程，要有书面记载与完整的档案保存，以使内部治理制度与法律做到良好地衔接。作为一个草根组织领导人，要准备好20年后别人很难有办法打倒自己，这就需内部治理的预判和沙盘推演，从而反过来指导当下的内部建设，把内部制度规范与流程规范当成一件大事来抓。人无远虑， 必有近忧，所言非虚也。
其次，对基金会的财产而言，捐赠资金分为定向和非定向，非定向资金的用途内部可以决策，定向资金要遵守跟捐赠人之间达成的约定。这一点区分非常重要，是你可以腾挪的空间。至于慈善公益资产，当然不属于政府的，但也不属于私人所有，它属于社会资产。这在世界上是通行的法理，大家都知道哈佛大学是私立的。可是它有股东吗？没有，当然也就不能分红。哈佛大学的基金有400亿美金，不属于美国政府，也不属于私人，而是属于哈佛大学这个非营利组织，任何政府和个人都不能侵占，只能用于符合这所大学的愿景宗旨及使命相关的事业。但如果你被雇佣来经营管理这400亿基金，要不要有跟行业里其他基金管理职位同样的收入？当然要，否则就找不到优秀人才。找个庸才来管理，很快就可能就变成200亿了。这就是行业的规则。非营利组织用宗旨和使命规范这些社会资产的使用方向，但可不可以拿走部分作为个人收入，要按照市场行情、雇佣合同那套内部治理制度来进行规范。但政府和民间随时都有权利发起问责。
CFF：您刚才提到市场主义，我理解市场主义并不是经济组织特有的，在社会组织或慈善组织里面也应该有这个问题。中国公益慈善领域整体的竞争力是偏弱的，这似乎和资源配置机制是否强调市场有关。市场经济强调的价格、金融等问题，与中国的公益慈善领域或基金会行业似乎是绝缘的。我们应当如何避免基金会配置慈善资源或管理社会公共财产的低效化？
何道峰：所谓“市场化”，就是要维护公益慈善组织之间为争取捐赠支持者投票的公开透明的公平竞争。公平竞争的核心要义在于，无论是哪类公益组织，在市场中都没有高低贵贱的身份差别，凭业绩说话。现在显然回潮，如果你们分析这两年99公益日的资金流向，就能看出来公益组织之间存在着巨大的身份不平等。如果竞争不公平，就不可能期待着公益资源的有效配置。这是市场中铁的定律，忽悠没用。有的组织光拿钱不干活，有的组织光干活拿不到钱，皆是因为身份差别。你觉得公平吗？有那种被政治授权特殊身份的机构，无度地从市场里取钱，取走钱后又不知道流到哪去，还不允许问责。而草根组织被政治特权与商业交换双重挤压，资源越来越少。这就是不公平竞争，当然要种下资源被无效配置的历史性种子。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没有公平竞争必然会导致某些领域禁区的设置和门禁的增加，政策禁区越设越多，做慈善公益的身份被分成三六九等，靠权力中心近的，可以拿更多资源后钱可能又流回权力中心；靠权力中心远的怎么干都拿不到资源。企业家捐钱的动机与操作可能会变得日益复杂化。这些都有可能是大概率事件，不必天真幻想，也不必忧伤过度。
你的问题包含了我们应该怎样去保持基金的安全和增值。在目前的情况下，基金投资增值的风险也在增大。前一段时间我的继任者王行最打电话给我，说中国扶贫基金会拿另外5000万投入上海谱润投资基金的风险投资，大概也能赚一亿多，要感谢我在任时所做的贡献。我听了很感动，回答说：第一，我没想到要有那么大贡献，我只是当时主导做了投资决策和跟进管理机制，担了执行会长应担的风险而已；第二，我很感谢王行最和刘文奎同志在那个时点上理解我，相信我对风险的判断，从而在那个时点支持了我所主导的决策；第三，感谢领导和那个时代给了我们勇气与担当。我们是按自由结社的公益价值观来思考问题并创造性解决问题的。
如果我自己信仰的神圣源头告诉我应当这么做，担风险又怎么样？我喜欢冬天的风雪，在冻池中游泳，不正常，但万事难买一个愿意啊！为什么要有公益的自由结社权？没有自由结社，有个性并愿意冒风险、管控风险，从而把公益资产收益提升的人，就会选择避险与离开。剩下一些蝇营狗苟吹牛拍马的人，如何去自担风险、管控风险并提升效率？凡人间的事，都是人干出来的。你要人干出来事，可你又喜欢人吹牛拍马，有真才实干的人就会离你远去了。可你又想做出伟大业绩，请睡到午夜醒来时扪心自问，这样的梦想现实吗？
CFF：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强调了社会层面“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价值追求。作为社会建设的重要主体，基金会也应当坚持和发扬这样的价值主张。在您看来，基金会论坛在其中能够发挥怎样的作用？
何道峰：落实到基金会论坛的层面，可能要有更长远更耐心的规划。一方面要选择干一些为整个行业营造氛围的活动，另一方面也要选择干一些深层次的工作，譬如更聚焦于同类价值认同社群的构建工作。
无论你的能量场有多大，想要满足所有基金会的所有需求，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要深入研究基金会行业的深层问题，特别要细分市场进行研究，才能找不同类型细分市场基金会的痛点。根据痛点才能找到应对方案，建立你为其服务的业务模型，在聚焦服务中提升能力，竖立口碑。要做这样一些切中时弊的有针对性的活动，不求规模，但是求真，求想的、说的、做的三套保持一致的机构，培育能够代表未来的公益社群。我当然知道你们要跟社会和解才能存活，但依然需要用耐心和长期眼光去培育能跟你一起走得远走得久的伙伴社群。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这种有共同的信仰和价值观的社群，通过时间的累积就能开创出完全不一样的天地。今天看起来小的会长大，今天看起来弱的会变强。正是这些在短期看起来不热闹不流行的行动，恰似静水深流，假以时日便能逐渐显示出效果来。
就这么一点建议。其他方面你们已经很努力了，你们非常不容易，能活下来，还做了很多有声有色的事情。向你们致敬！
CFF：对于基金会行业的每一家基金会、每一个鲜活的“基金会人”，如何走好我们自己的路，您有哪些期许或提醒？
何道峰：第一，认真审视你所在的组织值不值得你去贡献或耗散你未来珍贵的生命。如果你真的喜欢这个行业，找一个适合你的机构非常重要。适合不适合，其一要看跟你的公益价值观一致不一致，价值观不一致，协调难度很大，我觉得还是早点离开比较好，不要在那里耗费你珍贵的生命。其二要审视那个组织能否挖掘你生命的潜能，提升你的能够。如果二者都有问题，你可能还是选择离开为好，不要混日子。哪怕自己独创一个草根，对你的能力和价值观体验都是一种独特的历练。这种历练许多年后会在你的生命中萌动发芽，开花结果，时候满足了，可能给你动能与翅膀助你的生命起飞。
2018年4月，何道峰在乌干达边境的难民社区考察。
第二，即使选择在这个组织里工作，还是要保持自己的独立思考。思考做慈善公益的本质是什么？它对你的生命的核心意义是什么？如果你能找到答案，你就可能找到了自己的信仰，就能找到坚守在这个领域的神圣价值源头，就能尝试用这种神圣价值来评判自己现在做的事到底什么是对什么是不对。即使你是无名小卒也没关系，你要相信，你是独一无二的，你的生命中必有不一样的使命，需要你在生命过程中去独立思考并挖掘它。有了这样的信仰，你就可以尝试寻找基于价值观连接的伙伴，构建新的社群生活。即使大家不在同一个组织，但是在共同价值观的相互连接中，可以分享各自的生命体验，从而更加坚固共同信仰和价值源头的信心。在这个过程中，你也会逐渐变得成熟而自信。基于共同价值观连接的社群生活，相信你在这一代人中就不会辱没自己的使命。过10年后回头来看，你会非常庆幸，原来你一直行进在正确的路上，充满信心、和平与宁静。
九十年代我进入中国扶贫基金会的时候，这个行业一点也不时髦，别人都觉得我有病，或者有所图，可那些我真的都没有。我可能就是有“病”。但我很感恩这种“病”让我有这样的坚守。到了现在这个年龄，我心里依然充满了孩童般的喜悦，因为我费尽千辛万苦，终于保持住了“想的、说的和做的”三套东西之间的一致性。
第三，当然这里也存在一些协调的弹性技巧。但对于中国人来说，技巧是最容易学的。这个时代教你技巧的人太多了，你随时打开移动互联网，满屏都是“术”。哈佛、耶鲁这样的大学都变成了不教“道”只教“术”的学校，到处都在教奇门遁甲术。因此，我提个醒就够了。
最后，我想补充一点。公益精神的本质是反暴力的。用暴力解决矛盾和社会问题，一定会导致人间仇恨的播种，从而为新一轮暴力的到来播下种子，最终反复应用暴力，以暴制暴，无往而不行进在暴力之路上。而使用暴力是对人生命的根本摧毁，对人的自由与尊严的无情摧毁。人的生命个体在这种暴力中被无情碾压，施暴的人最终也必然被卷入暴力机器所绞杀，人最后完全不成其为人，只是丛林法则循环中的一个个牺牲品而已。所以，做慈善公益本质上反对暴力。如果你主张暴力，你就不配做一个慈善公益人，因为它彻底违反了人生命个体的平等自由权与个体生命的尊严。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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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 | 史成斌
整理 | 谭婕
排版 | 问津
说明：本文经嘉宾确认发布，仅代表嘉宾观点，不代表本平台立场。转载或引用请注明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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