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金会行业40年 | 专访叶正猛：公益的风帆不搭载企业的任何“买卖”
导读：
顺应改革开放的历史潮流，自1981年中国内地最早的基金会成立以来，中国基金会已经走过了40年征程。站在新的历史坐标上，我们将立破并举，守正创新，立足过去的发展历程，走好行业未来的每一步。近期，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CFF）秘书处联合长青图书馆，共同开展“中国基金会行业发展40年与新征程”系列专题，呈现基金会在中国发展40年的历史，探讨行业40年来的价值与思考。
本期发布对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浙江新湖慈善基金会秘书长叶正猛的专访。他1980年毕业后成为政府办公室秘书，之后的20年，从县委到市委再到市人民政府，他把青春挥洒在了温州；2000年，他在新湖集团创始人、新湖慈善基金会理事长黄伟的影响下，从机关辞职下海，成为新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裁；2018年，他在年过花甲之时，开始担任浙江新湖慈善基金会秘书长，成为了公益慈善界的“新兵”。在他看来，企业公益要敢于、善于运用市场手段，但始终坚持公益和商业分开，公益的风帆下不搭载企业的任何“买卖”。
CFF：40年前，您在哪里？40年来，您个人经历了哪些变化？怎样的契机让您进入公益慈善领域？
叶正猛：我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1980年毕业参加工作，在温州永嘉县政府办公室当秘书。40年前做了一件事儿，现在不经间说起来，倒是与慈善有缘，呵。
我是学中文的，那时还在研读点古典文学，写了篇《仁者爱人，推己及人——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的前前后后》，后来在母校学报上发表。前年，《公益慈善周刊》的朋友在网上无意间发现，作了转载。我当年只是作古典文学“研究”，但客观上从一个侧面分析了传统慈善的一个动因，现在看来观点也不算幼稚。最近，李小云教授的大作《公益的元问题》第一章“为何公益？”收了我这篇文章。同慈善有缘还是很开心。
我个人的经历不重要。我们新湖集团创始人、新湖慈善基金会理事长黄伟，是个传奇人物。40年前，他大学二年级，在此两年前，他是工业学大庆先进个人，20岁入党，很有情怀。他在企业不挂职务，也从不在媒体露面。是他的经历、理念给新湖公益带来影响。我经常说，新湖公益大概有三条其它企业比较难做到，是新湖公益“得意”的地方：
一是27年前，新湖集团成立之初，确立了“财富共享才最有价值”的发展理念，并几乎同步开始慈善公益，参与发起成立了浙江省爱心事业基金会——由三家企业发起、有公募资格的基金会，最初叫“浙江公益基金会”，这么多年一直运行不错。从理论上说，一般企业刚成立时资金是比较紧缺的，但新湖“老板”黄伟在证券市场打拼多年，已经有了一定的财富积累，从集团成立就开始回报社会了。浙江有个著名的浙商博物馆，新湖板块的名头便是“首批参与公益事业的浙江民企”。
二是新湖慈善基金会是“老板”亲自担任理事长，业内十分少见。因为《基金会管理条例》规定，理事长是基金会的法定代表人，基金会的法定代表人不得同时担任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黄伟在公司不担任实质性职务，也不是任何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而他在基金会担任了实职，亲领企业慈善公益。
三是因为新湖是大型企业集团，产业多、分布广，公益时间链长，新湖公益足迹几乎遍及大陆所有省（直辖市、自治区）。
民营企业的情怀一定是“老板”的情怀体现，履行社会责任一定是企业的文化使然。黄伟才是慈善家、公益家，只是他从来不愿宣传。我个人吧，当过教师，在温州党政机关当过小领导——温州团市委书记、温州洞头县县长、县委书记、温州市政府办公室主任等。黄伟是我校友，受他邀请，2000年，我从机关辞职下海（外界有人好奇我在机关做得风生水起时候为什么去民营企业。其实温州人对当领导的“官念”和对民营企业的观念与外地人是完全不同的。我打趣说，问温州干部为什么下海与问鼓浪屿人为什么弹钢琴是一样的，呵，温州领导下海好多，比我官大的也不少见），即加盟新湖集团，当了17年总裁。我去时，新湖早已开始“行慈善、做公益、献爱心”，我便兼管企业的社会责任、慈善公益，还代表新湖出任了上述浙江省爱心事业基金会副理事长。
我是1984年26岁担任团市委书记，从那起就追随同是温州人的徐永光老师了，那时他是团中央组织部长，力推共青团的改革创新，温州是共青团的改革试验田。我从兼管新湖慈善公益开始，又一直向他拜师学公益。成立新湖慈善基金会后，我的公益老师又加了一个李小云“云教授”。多年来我还同许多公益高手，丘仲辉、王林、卢迈、程刚等等合作做项目，“隔篱偷学”，受教多多。我在做企业的时候就兼做慈善公益，叫作“也傍桑阴学种瓜”。
我职业转换比较多，这些经历对我从事慈善公益是大有好处和便利的。总的看，做慈善公益，跨界比较好。中国现代慈善公益很年轻，大多数人其实都是“跨界”。所谓跨界，就是交叉、跨越。跨界，能够冲破藩篱；跨界，能够换位思考；跨界，能够“杂交”培育；跨界，能够另辟蹊径。
CFF：在不同领域的工作经历给您留下哪些美好回忆？留下比较大的遗憾又是什么？
叶正猛：还是说基金会吧。2018年4月，我在企业已“退居二线”，正式专职做企业基金会的事儿。最近有朋友打趣说，短短三年，新湖在社会责任、脱贫攻坚、慈善公益领域都是顶格拿大奖——2021年9月“新湖乡村幼儿园建设暨怒江州幼儿园全覆盖项目”荣获中华慈善奖”；2021年2月25日新湖慈善基金会秘书长荣获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2020年12月，新湖集团入选“2020中国民营企业社会责任优秀案例”。我要活到老、学到老。
2018年6月9日，新湖慈善基金会黄伟理事长与徐永光、李小云、卢迈等一起参加新湖乡村幼儿园计划启动仪式。（图/受访者提供）
说遗憾，刚好读到你们平台一篇文章——《从“公益人”到“公益人才”，我们需要做什么？》。新湖在汶川地震以后曾有成立基金会的打算，当时，我没有强力推动、毅然转身，这是个遗憾，不然，十多年下来，我说不定不单是“公益人”，而是“公益人才”了，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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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FF：今年2月，您与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理事长潘江雪、中华思源工程扶贫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李晓林，作为基金会行业的代表，被党中央、国务院授予“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称号。获此殊荣，有何感想？您是全国企业基金会里面唯一获表彰的先进个人，对于企业基金会的发展，您有哪些基本看法？
叶正猛：我年过花甲，为能够参加这场伟大的大国攻坚而感到自豪。这个荣誉是属于新湖集团的。处于团结奋斗、蓬勃向上的伟大年代，我们只要努力付出，即使取得微小成绩，也得了肯定、赞赏和奖励。获奖，使我们更受鞭策；荣誉，是我们“又出发”的起点。我现在是“老牛亦解韶光贵，不待扬鞭自奋蹄”。
企业为什么要成立基金会？——我今天说的企业基金会主要指民营企业基金会——应该说大多数企业是为了更好履行企业的社会责任（CSR），特别是其中的慈善公益这个方面的责任。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我说要“多维履责，高格行善”。许多企业事实上没有成立基金会时，也在从事慈善公益，之所以还要成立基金会，就是为了更加突出慈善公益事业。称为“软约束责任的”慈善公益是企业社会责任的重要的、最高层级的责任。笃行慈善公益，要求“高”，高格、高标、高效，单靠兼职已经不够了。成立基金会，就是“三专”——有“专班”、能专心、更专业地从事慈善公益。
这些年来，企业基金会这一块，我感觉发展比较快。记得你们去年在一个论坛上说到，截至2018年底，企业基金会数量已经将近1300家，占全部基金会近18%。我们浙江似乎发展更强劲，一是快，二是多，三是名。浙江不少企业基金会做出实效，做出特色，做出品牌，在业界有很大影响。今年浙江荣获“中华慈善奖”共11项，其中８项是企业的，我查了，不管什么奖，这些企业均是成立了企业基金会的。今年浙江荣获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先进集体共68个，其中企业的14个，这些企业的基金会也不同程度发挥了作用。
《中国民营企业支持公益慈善事业调研报告》分析说：“民营企业参与公益慈善事业的实践不断深化，从过去的零星捐赠、偶然的大额应急捐赠，转向普遍化、常态化的大额捐赠，再到设立专门基金会管理平台，实现了民营企业公益慈善专业化、规范化与常态化，推动了慈善事业和民营企业的社会责任共同发展。”
2021年2月2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授予浙江新湖慈善基金会秘书长叶正猛“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荣誉称号。（图/受访者提供）
CFF：项飙老师2020年在基金会论坛年会上谈到，温州人做公益慈善，“共”与“通”的表现比较强烈，经常因公共事务聚集，一起服务于公共利益。据我们观察，包括慈善组织、公益机构，也包括民营企业、协会商会以及遍布世界的温州人，普遍比较擅长用商业成果回馈社会公益；开展公益项目或行动，非常重视效率和执行力，并且尽可能将慈善与商业分离，避免内在拉扯。您怎么看温州人做生意和温州人做公益，两者之间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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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正猛：我也关注过温州历史上的慈善事业，更感动于当今温州人的慈善义举。我觉得三个方面有特色，叫“善”于超前（温州人做慈善敢于创新、善于超前）、“善”举民间（温州慈善事业民间更兴盛，慈善“高手在民间，绝活出草莽”）、“善”达天下（温州人闯荡四海，把经营做到四面八方，把慈善也带到四面八方，生意兴隆利四海，财源茂盛益三江）。确实如你所说的，擅长用商业成果回馈社会公益。
这个同温州历史文化传统有关，大家知道，南宋时永嘉学派（温州古称永嘉），提出“事功”思想，主张“经世致用，义利并举”，强调利与义的一致性。日本近代工商业的精神领袖涩泽荣一的影响力很大的著作《论语与算盘》，也提出“义利合一”，主张伦理道德与经济的统一。中央电视台《大国崛起》说：“一手握《论语》，一手握算盘——日本崛起的秘诀。”现在，做企业慈善公益，对义利并举，作个新解——义，是企业公益的理念基础；利，是企业公益的物质基础。
另一层意思是，企业公益要敢于、善于运用市场手段，但始终坚持公益和商业分开，公益的风帆下不搭载企业的任何“买卖”。新湖公益要求方法可以很新、很“右”；但动机要很纯、很“左”。
我知道你们特别关注企业基金会与企业如何“共舞”，还专门开论坛讨论。我觉得有必要从实践的经验中去思考、提炼有助于事业发展的表达。坦率说，我长期在企业做高管，这几年专职做基金会，体会应该比较真切。首先，我认为只要严格执行《慈善法》第十四条规定，把握了底线，就不应该机械地去搞社会上说的“去企业化”什么的。这条规定是：“慈善组织的发起人、主要捐赠人以及管理人员，不得利用其关联关系损害慈善组织、受益人的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这是处理“关联关系”的原则，一切理论的研究要服从法律规范。其次，企业基金会与企业的关系，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不能用简单一两句话来武断，需从多个角度多个层面来审视、思考。我想到这么几个方面：
一是担当。基金会主要担负起企业社会责任中慈善公益这块“软约束”的责任。企业基金会的这份“担当”，就是服务于基金会出资方即企业的慈善情怀、公益追求。这是大多数企业成立基金会的初衷，上面也说到了。同时，基金会不要同企业的社会责任部门合一，既不利于企业的全面履行社会责任，也不利于企业的专业推行慈善公益。
二是区隔。就是崇高的慈善公益的追求与企业的商业、逐利诉求分割开来，上面也涉及了。人们习惯性地去关注基金会的“出身”或者说“血缘”，究其原因是基金会发源于企业，而企业给人的印象始终是商业的、逐利的。这其实恰恰赋予了基金会的意义——以使者的身份塑造企业的公信力。这就需要企业基金会保持与企业自身业务的清晰边界。
三是依托。话又讲回来，企业基金会，这里主要指我们常见由企业发起的、非公募的基金会，从基金会成立，到慈善公益的开展，都由企业出资。基金会的发展必须“依托”企业。从这个角度，还真不能轻言业界喜欢说的“去企业化”。
四是融和。讲关系就是讲辩证。“融和”，是企业文化、企业精神的融和，是企业核心价值观的融和。基金会承接企业良好的基因，连通企业向善的血脉。基金会中心网程刚认为：“大多数时候，企业基金会与发起企业在社会责任方面的宗旨和使命是一致的。”关键是保持价值观统一、目标使命统一。如果基金会掌管人出任过企业高管或十分领会企业文化，在基金会发展战略和方向的把握上会做得更好。
五是借鉴。中国慈善联合会常务副秘书长刘佑平先生说，“要把企业家精神引入慈善文化，或者说，慈善组织、慈善领袖们，要向企业和企业家学习什么。”他说，首先，要学习企业家的创新精神，“没有企业家那样的创新精神，是搞不好慈善组织的。”“其次，要向企业学习，必须讲效率，没有效率的慈善，某种意义上是恶，不是善。”我补充一点，企业基金会可以借鉴企业在商业领域积累的技术、管理、服务，嫁接运用到公益项目。比如新湖公益在这方面做了许多尝试，证明是有效的。
企业基金会与企业的关系处理，有许多的差异，更有一些共性的方面。努力把关系处理好，必能增强企业基金会效率、效能、效益。
CFF：财政部刚刚印发《支持浙江省探索创新打造财政推动共同富裕省域范例的实施方案》，提出，“支持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鼓励浙江省设立慈善信托，完善慈善褒奖制度，引导社会参与公益慈善事业”，并且要求浙江率先在体制机制上取得突破。您如何看待浙江省作为共同富裕示范区的特殊性？如何看待企业基金会在公益慈善事业和第三次分配中的作用？
叶正猛：共同富裕要实现区域之间、城乡之间、群体之间协同发展，任重道远。浙江拥有良好经济基础，城、乡居民收入分别连续20年和36年居全国各省区第一位，城乡居民收入比持续下降；浙江11市人均可支配收入最高与最低倍差，是全国区域差距最小的省份之一；浙江民营经济发达，是一个藏富于民的地区。
从浙东学派，到阳明心学，义利并举、“万物一体”观念一直深刻影响浙江人的价值取向。改革开放40多年来，纵观浙江民营经济发展历史，大多浙商带着浓郁的“共富”血液、基因。在自身发展壮大的同时，不忘回馈社会，人们说浙商更是“责商”（有责任之商），可以说浙商是“自带慈光”的共享共富的践行者。浙商更有担当，是浙商的情怀和境界。
当然，如徐永光老师所说，透明和自愿是第三次分配的铁律。企业按自愿原则参与第三次分配，而第三次分配不能简单等同于慈善公益。为此，企业基金会则要为企业捐资，加持组织之劳、整合之效、创新之功、智慧之力、科技之能……做增值提效的第三次分配。浙江大学教授苗青的观点，做慈善公益讲效益观，不要善款左手进来、右手出去，而是通过运作，追求更大社会效益。资源整合、项目设计、领域拓展、方法创新等，都能为第三次分配增值提效。
徐永光、叶正猛与温州在杭公益人士研讨交流。（图/受访者提供）
CFF：我们知道，浙江新湖慈善基金会的全职员工很少，年度管理费用也偏低，这也是现行法规政策下的企业基金会普遍存在的状况。作为一家企业基金会，新湖基金会如何与新湖集团联合、调动和配置慈善资源？您在其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叶正猛：人员情况可能由基金会的运作类型决定。如果成立基金会了，仍然做简单的捐款事，人员当然会少，但这似不可取。业界一般划分基金会是两大类，运作型、资助型。运作型要亲力亲为，人员需要多。我们从实践看，既不是运作型，也不是资助型，想来想去，原来我们叫综合型，现在我们姑名之合作型。如《从梦想到影响——一流慈善的艺术》一书所说，“尽可能了解怎样通过与别人的合作取得成功，这样你就能够增加运用有限的个人资源，从而使世界发生重大变化的概率”，“以合作为核心，以便实现社会影响力”。合作型，大体上资金由我们支出安排，以我们的战略思路为主，保持基金会工作的系统性；寻找优秀合作伙伴，实现优势互补，放大成功概率；自身参与运作、实践。但企业基金会形态多样，运行的状况、人员也不划一。
《从梦想到影响——一流慈善的艺术》封面（图/长青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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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你所期待的，基金会如能担负起企业内部“协调”的作用，那就更好。企业特别是大型企业集团，不像部队建制那样“笼而统之”，大型企业集团，所辖企业形态多样、关系多样，有些统筹还要回避“关联交易”。大集团联合、调动和配置慈善资源，很重要也要很策略。应由强有力的基金会“打头”，去协调、整合集团上下慈善公益的“共”与“通”。也是你告诉我的，项飙说，传统的共同体强调“同”，“同”要被“通”取代，资源要素自由流动，比较优势充分发挥，才能更好推动公共性事业。
应该说，我的身份、经历比较特殊。我在集团当了17年总裁，现在又兼任集团党委副书记，加上我多年上上下下与人为善，各方面关系容易处理好，还真适宜当协调角色。根据新湖基金会几年来实践，大集团慈善公益的“融”和“通”，我总结了四句话：“聚合做规模，分工做特色，融通做品牌，接力做长效。”什么意思呢？策划了大型公益项目，协调各方合作参与，不是合并参与，规模做大，成果分属；各方根据自己的优势，分工做慈善公益项目，丰富“新湖公益”的特色、创新；既回避“关联交易”，又通力共树公益大品牌；一些长期性项目，各公司及员工踊跃参与，爱心接力，做出长效。我们也是根据自己情况，作一些探索吧。
CFF：您如何看待民营企业基金会发展过程中遇到的一些慈善逼捐或道德绑架的现象？
叶正猛：社会真切关心、舆论正确支持是企业基金会发展的动力。大家从事的职业不同、观察的角度不同，要多多换位思考，多多理解，放平身段议事。例如，要知道中国企业的平均寿命短（说法不一样，所有统计平均远不超过10年），对企业道德绑架是万万使不得的。“绑架”的人也可能好心、有情怀，但肯定说，他一定没做过企业。企业首先求高质量发展，起码健康发展，才能做大手笔公益。试图把麦种先都吃掉的，那是做不了大蛋糕的。
另外，对企业的社会责任理解要辩证。“企业社会责任”（CSR）是一个舶来品，但确实是一个好命题。我说这方面存在的基本问题在于“基本问题”没搞明白，就是企业社会责任的基本涵义的认识上许多时候仍有偏颇，主要表现，一是偏于“窄”，内涵理解上狭窄，将企业社会责任简单等同于企业的公益慈善或企业的捐赠。二是偏于“硬”，由于上述简单等同，进而把公认的属于自由裁量的软约束责任的企业慈善公益当作“硬”责任，进行道德绑架，甚至冷冰冰的裹挟。表面上看，这两种认识突出了企业的慈善公益，很“高大上”，实际上认识的偏差带来很大的不良影响。“窄”，相当于将原本需要全面、整体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只认准一项，而“放过”其它方面，这比企业不从事或少从事公益慈善，危害更大。“硬”，则是将软约束而又是最高层级的企业责任，作强硬甚至粗暴的要求，客观上对企业慈善公益拉低了格局，打压了境界，迫使有的企业以最低限度去应对。软约束+硬绑架＝低限度，对企业实行慈善公益的最终效果并不好。
看待企业慈善公益的动因，心情要“放松”。总有人喜好为企业的公益慈善打上问号，怀揣君子之心猜度企业“动机”。其实，我更愿相信，很多企业或很多企业在很多时候，做公益慈善不一定非得有个“动机”，可以是出于善良的“动因”。好多企业包括新湖集团在成立基金会前二十多年，公益慈善没有做过一点宣传，根本不为外界所知，实在实现不了什么“动机”。有企业家说，“企业家做慈善是天然之事”，意即外界也不必一惊一乍的，心情放松些。正如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说的：“人，不管被认为是多么的自私，在他人性中显然还有一些原理，促使他关心他人的命运。……尽管，得不到任何其他好处。”我用“动因”这个词，是想表示，不是所有的慈善公益行为都是有“动机”的。另一方面，慈善动因的多元化是一个客观的现实。要肯定的是，无论慈善主体是出于哪一种理念而发生的慈善行为，只有把握住应有的底线，其实都在客观上帮助了弱势群体，客观上有益于社会。过度强调行善主体动因的纯粹性，就会影响人们从事慈善事业的积极性和自觉性，从而使慈善事业的发展减少动力。
2020年12月30日，新湖集团入选全国工商联2020中国民营企业社会责任优秀案例。（图/受访者提供）
CFF：您如何看待企业基金会在中国的发展前景？
叶正猛：我觉得企业基金会还会有良好的壮大发展。有资料表明，1978年美国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2019年中国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美国80%的企业/家族基金会都是1978年后成立的，由此可以期待中国企业/家族基金会的新发展。沈从文《边城》有句话：“凡事都有偶然的凑巧，结果却又如宿命的必然。”但愿如是！我也期望，今后企业基金会更加专业，更加创新，更加有效。“有效”是慈善公益讲求效率、效益、效能的统一，高质量使用慈善资金，高精度应对社会问题，高成色追求终极结果。发展、专业、创新最后落脚于有效。
CFF：在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2020年会温州场的平行论坛上，您概括了26年来新湖公益创新的八个着力点，其中一点是“公益新领域的涉足”。您提到，“新湖大量出资助力公益行业的发展，做‘公益的公益’、‘慈善的慈善’。”基金会论坛作为基金会行业平台，一直致力于加强基金会行业交流合作，促进公益慈善事业发展。您如何理解基金会的行业建设？对基金会论坛的发展，有何建议或期待？
叶正猛：多年来，新湖在徐永光老师引领下，做了点“公益的公益”、“慈善的慈善”的事儿。例如，基金会中心网，新湖不是发起人，事实上新湖出资最多，助力设立的。新湖还设立浦东基金会服务园、设立“新湖·育公益创投基金”支持社会企业发展、设立社会企业创新奖、资助大型慈善纪录片《慈善的力量》、参与设立浙江慈善文化研究院等等，有些方面对行业的发展发挥了作用。
进公益圈之后，接触到了基金会论坛，觉得你们做得好，对行业发展有很大推动作用。我也不经意间，在论坛上“论”了多次，杭州、温州、福州……最近一二个月，好像看到不少公益人士，不是在你们基金会论坛上，就是在去你们基金会论坛的路上，呵，影响力很大。
我希望，基金会论坛，在公益人才培训上、在推动慈善公益研究上取得新的成效。
CFF：您曾表示，“我做过多个行业，接触过更多行业人士，感到公益圈的学习氛围特别浓烈。”长青图书馆作为国内首个公益慈善行业综合图书馆，其核心功能之一便是文化交流，希望打造公众公益慈善文化交流中心，您如何看待长青图书馆的存在对公益慈善领域学习氛围的意义？对长青图书馆的发展，有何建议或期待？
叶正猛：这事特别好，点赞。我一直讲慈善公益“知行合一”，做实务的人，首先要知，要学习，无“知”则无“行”或乱“行”。图书馆就是推进学习、研究。我提两个建议吧，情况不是太了解。一，研究基础资料尽量成系列配齐。例如，你看噢，周秋光等《中国慈善简史》，后面“主要参考文献”，第一就是地方志与档案，这是研究古代的，慈善资料主要在地方志及档案中。当代的慈善资料，最近发现，各地纷纷在编“慈善志”，《浙江慈善志》140万字，《温州慈善志》54万字，资料性很强。建议你们先备一本民政部每年出的《行政区划简册》，“按图索骥”，向省（区、市）、市（地、州）直到县（市、区）收集，凡是已经出版的，相信都乐意提供。就这一项，加上各类公益白皮书，你就洋洋大观，掌握着全国的慈善公益基础资料。二，收集有引导作用的图书、资料，引领慈善文化的研究。
举个例子，有本书，著名红学家吴恩裕著的《曹雪芹〈废艺斋集稿〉丛考》，我过去放在红学的书堆里，现在转到慈善公益的书柜。《废艺斋集稿》多数红学家认为可信。这本书（现存残本）不得了，打破了中国文人对“百工之人，君子不齿”的陈旧观念，详细记载了金石、风筝、编织、印染、烹调、园林设计等八项工艺艺程，目的是为了让残疾人能够以其养身，弥补先天、后天的不足。这就是真正的“授人以渔”呀，而且对象是残疾人。那么，对慈善研究者原来说的传统慈善多为款物接济的结论，可以提出点质疑。进而延伸开来，从残本看，《废艺斋集稿》体现了近墨思想，而以人格平等为前提的墨子“兼爱”思想，恰恰是慈善公益最需要推崇的理念。一本书打开研究一扇门，有点意义。举个例子而已。
CFF：您近期在不同场合接触了很多大学生以及年轻公益人，这些年轻人给您留下怎样的印象？您对如今的青年公益人有何建议或期许？
叶正猛：公益界年轻人大多勤奋好学、有情怀。思想比我们活跃，网络比我们玩得溜，他们是走向元宇宙的。
我说过我不好为人师。我自己也是慈善公益“新兵”，不便多提建议、期许。我不久前写的基金会秘书长的角色定位，六个角色，就是我们要努力的目标，共勉吧——努力当好“学习组长、侦察排长（积极做调查研究）、参谋总长、作战部长、公关队长、秘书科长”。不想当秘书长的公益新兵不是好新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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