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东升：不当教授炒期货，日子竟能这么过
2015年1月。上海浦东。凌晨三点，基金经理徐东升从噩梦中惊醒。
他梦见10年后自己的悲惨景象：那时他不名一文，寂寞落魄，父母已经快80岁，跟随自己多年的金毛狗波波去世了。屋漏偏逢连夜雨。他的非本地车牌也被限行了。
梦里的细节那么真实，徐东升揉揉眼，再也无法入睡。
做噩梦前这几个月，徐东升经历着一个初创交易团队可能经受的所有压力。
2014年上半年，徐东升带领三人量化小团队做Alpha策略：在股票市场上多仓，通过股指期货对冲风险。他们重仓小市值股票。
本来成绩还过得去，年底一波蓝筹股大行情袭来，徐东升净值回撤了10%。
12月初交割前的大概一周半，股指期货出现160点升水——即股指期货的价格高于现货指数价格， 徐东升被迫平仓。
全职做交易前，徐东升在中山大学管理学院当副教授，社会地位高，收入稳定。
现在大家都知道“徐老师”丢掉金饭碗，全职“炒期货”去了。这要创业失败，他哪有颜面见江东父老？
最糟糕的是，为了凑交易初始资金，徐东升找“最亲最亲”的亲人朋友借了一笔钱。亏了别人的钱，真比割自己的肉还难受。
徐东升处于崩溃边缘，“不知道路在哪里”。他从床上爬起来，伤伤心心哭了一场。
“天意”
徐东升在杭州一个平凡家庭长大。父母都是工厂工人。母亲在他读高二时下岗，家里就靠父亲一个人挣钱。
他从小数学、物理就很突出，高中就读于浙江杭州高级中学。这里出过鲁迅、徐志摩、金庸等知名校友。金庸的武侠小说徐东升很爱读，尤其是《射雕英雄传》。
1998年徐东升保送进清华大学，最想进当年热门的计算机系，却被较冷门的数学系录取。
大学四年，徐东升每个月从家里领600块的生活费。毕业后，他前往香港科技大学攻读工业工程与物流管理博士。
从那时起，他就再没花过家里一分钱。
2007年年初，徐东升博士毕业，到广州中山大学管理学院担任教职。
“说实话我最想进的是咨询公司，电视剧《我的前半生》里贺函这样的工作，是当时最令我羡慕的。”徐东升告诉我。但拿着博士学位，去高校当老师，似乎跟他的学历和专业非常“对口”。
徐东升很快适应大学教师安逸的生活节奏。他每天走进办公室，打开电脑，喝着茶，不慌不忙备课、做研究。
他喜欢教学，在课堂上想着法子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他讲的《数据模型与决策》这门课备受学生喜爱，拿到99.18分的教评。
《数据模型与决策》是开给MBA学生的统计和运筹学课。MBA学生许多是上班族，抽出周末时间上课，翘课率比全职学生高。为了督促同学们出勤，老师大多会在上课前点名。
徐东升觉得点名环节很枯燥，就用Java写了一个点名软件。上课前，他启动程序，台下的同学们看到自己的名字在屏幕上像弹幕一样飞过，停下来是谁的名字，谁就被点名。他把这款软件命名为“天意”。
或许大部分学生将来不会记得这门课讲的具体知识，但一定会记得这款炫酷的点名软件。
那段时间徐东升在广州珠江新城一套公寓要出租，市场价4500元/月。做完彻底的市场调研后，他对装修细节和服务进行升级，以6500元租给一对来自台湾的高端白领夫妻。
给MBA学生上课时，徐东升分享自己当房东的这段真实案例，现身说法讲解怎么提升“用户体验”，做好“项目管理”，学生们听得津津有味。
“这种案例讲给学生听，要比某500强公司的案例效果强得多。”他说。
受学生爱戴的“徐老师”在科研上也频频出击。
2008年，徐东升在国际顶级期刊《Manufacturing & Service Operations Management》上发表论文。这是中山大学管理学院历史上第一篇UT Dallas列表的论文。
对虾
2010年年初，中山大学管理学院院长邀请徐东升参与研究一个对虾的产业经济项目。
对虾就是菜市场里常见的白虾。徐东升的任务是建立数学模型预测对虾价格，以此指导虾农养虾。
他用当时还没有火起来的“神经元网络”做了一个数学模型预测价格。在研究对虾定价的过程中，他开始了解对虾养殖的上下游，第一次接触到豆粕。
豆粕是大豆提取豆油后的副产品，是制作的鱼虾饲料主要原料。在国内期货市场，豆粕也是一个重要品种。这把偶然获得的“钥匙”，给徐东升打开了通往交易的大门。
徐东升想，自己的模型可以用来预测对虾价格，也可以用在资本市场上，对股票和股指期货的价格进行预测。
徐东升花了半年时间研读国外学术杂志、国内网站上关于量化交易的文章。他参考国内外文献，用GA遗传算法建模，对当年很火爆的股指期货进行历史回测，年化收益率达到40%。
这个结果让他异常兴奋。
“说实话，以前从来没有看见过这么多钱，没想到会有这么高的收益。”
徐东升很快就有机会一试身手。
在海通期货实盘大赛中，他带领团队拿下量化交易组亚军。他们从2012年6月做到2013年2月底，取得68%的收益，赢得100多万的利润。
那一年量化组的冠军是茂源资本。手动组的冠军是傅海棠。
取得好成绩，徐东升心潮澎湃。
在海通期货比赛期间，徐东升偶然读到了美国量化界传奇人物詹姆斯•西蒙斯和爱德华•索普的故事。这两人都当过大学数学老师，后转战华尔街做量化投资，跟他背景异常相似。
这无疑给了徐东升一剂强心针。他创业做交易的念头愈发强烈。
2013年，徐东升瞒着父母，辞去中山大学的教职。
他的决定在学校引起一片哗然。同事们不理解，这个貌似聪明靠谱的年轻教授，为啥硬要把自己的金饭碗砸掉？
徐东升没工夫解释。辞职后，他卖掉了自己在广州珠江新城那套房，带着太太和小狗，开了24小时的车，来到上海。
徐东升2009年买珠江新城的房时，那里还是一片大工地。他卖房时房价涨到3万，2017年11月他接受交易门采访时已经涨到9万。
低谷
徐东升在浦东碧云用7000元每月的价格租下一间小办公室，和团队正式开始交易。不过他很快就发现，自己2012年交易能赚到钱，纯属“新手的运气”。
2013年三、四月，团队做股指期货日内交易，突然遭遇20%的回撤，“当时怎么都找不到原因”。
回想起来，他认为当时市场进化得太快，很多技术指标失效，“是找不到原因的”。
徐东升另辟蹊径。团队几个人把量化投资主要的领域挨个探索了一遍。他们用海龟交易法则做过CTA，“但夏普率太低、不适合”。2014年4月起，徐东升开始做Alpha策略，结果又遇上年底这波蓝筹股大行情，回撤10%。
Alpha策略受挫后，团队士气低落。几个80后断了后路来创业，前路却看不清。
在低谷徘徊的徐东升给团队所有人发了一封邮件，鼓励大家振作起来。
徐东升在信中总结压在自己身上的“五座大山”：
首先是半路出家的创业压力：他和团队的成员放弃稳定的白领工作来创业，这隐含着一年十多二十万的机会成本。
其次是研发压力。做量化研究和高校搞科研截然不同。“我们没有无穷无尽的时间，等不起，一两年做得出来就做，要不就Game Over了。”
第三是操盘的精神压力。“那个时候回想起在大学里日子，觉得每天悠哉悠哉的，直接面对市场压力太大了。”
当然还有来自资金方的压力。开始做交易时本金太少，他和几个合伙人都是“厚着脸皮找身边最亲最信任的人借钱”。如果把这亏掉，“真很难翻身了”。
刘立恒说徐东升感情含蓄，一般有事都自己扛着。他印象里，那次发邮件，是徐东升第一次向团队敞开心怀。1983年出生的刘立恒比徐东升小几岁，是徐东升的技术合伙人。他在华南理工大学读计算机研究生时，跟当时还在中山大学当老师的徐东升相识。
在徐东升从噩梦中醒来的那个早上，如果你问他能在市场上活多久，他可能也答不上来。
但哪怕是在最低谷的时候，徐东升也咬牙坚持。
“平常人一次打击就放弃了，但他锲而不舍，有种一定要打通关的劲。”刘立恒这样评价徐东升。
生存的压力像一张无形的网，让他窒息。在上海生活一年轻松用掉20万，他把所有家当都押进产品里，“二级市场，分分钟就能亏掉20%”。
市场不好，策略不对，“五座大山”一起压下来，徐东升觉得特别彷徨。
压力无法排解时，徐东升带着波波在小区散步。他买了2000块一年的健身卡，没事就去运动、跳操，他说这是“最便宜的减压方式”。
到上海几年时间，他瘦了20斤。
进化
熬过2015年，徐东升的团队慢慢摸索，成功活了下来，压在心底的石头终于落地。
然而面对监管趋严的大环境，他被迫迅速进化。
“我们以前擅长的东西都不能做了，阿尔法套利也不能做，CTA我们还没入门。”徐东升开始带领团队研究新的商品期货策略。
经历过亏钱时的万念俱灰，也经历过赚钱时的狂喜，徐东升锤炼得荣辱不惊。他清楚有些钱是市场给的，有些钱就是运气好：“你不会觉得自己牛X，也不会觉得自己多傻X。”
过了生存这一关，他立即要思考的是如何发展。
目前团队运营自有资金，暂时未涉足股票日内交易。接下来的节奏和方向，要靠他自己把握。
“夏普率和幸福感相关的嘛对吧，如说一年赚1000万，但是每天都很开心，和一年赚3000万，但是只有1/3的时间开心。这件事情怎么选择？”
虽然赚的钱还不够在上海买特别理想的房，但徐东升开始体会到，金钱到了一定程度，对人的幸福感边际效用递减，到后面甚至是负效用。
“比如说我一定要去做股票策略，去搞大规模，那有可能攀上一个牛市，那可能就赚到一辈子都花不完了。但后面这个钱有可能真是负担了。”
他目前并不着急上规模，多半基于哲学上的考量：一旦开始走下坡路，开始害怕各种失去，人就会陷入痛苦。
“比如张朝阳的幸福感就不一定比一个正在爬坡的人幸福感高。”
连接
交易赚到钱之后，徐东升办的第一件大事是帮父母还债。
专门挑老年人下手的骗子团伙忽悠他退休的母亲，买了一屋子假保健品、假艺术品。母亲越陷越深，欠了亲戚朋友六七十万的债，走投无路时，差点去借高利贷。
事态眼看要失控，徐东升从上海赶回杭州，用了整整一个晚上，和父亲一起把母亲花几十万买的赝品销毁。
母亲看着心疼得掉眼泪。但徐东升知道自己必须这么做，才能让她彻底死心。
在帮母亲还清所有债务的那一刻，一直对徐东升从高校辞职“炒期货”不理解不支持的父母，似乎才真正相信儿子赚到钱了。
“还好我创业成功了，有能力来解决这个问题，不然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徐东升说。
“赚到一点钱”之后，徐东升依然过着简朴的生活。十年来，他一直穿一个广州的男装定制品牌。
有段时间他心里痒痒，想买一只百达翡丽的手表。最后琢磨半天，买了一块泰格豪雅。“我想我这个人丢三落四的，没必要。”
创业给徐东升带来一定的自由，也给了他机会思考未来的路。
“我觉得从二级市场赚太多钱，对社会没有太多价值，这太间接了。只能证明一点，你比别人聪明。”
徐东升开始尝试做一些能回馈社会、同时给自己带来乐趣的事。他今年翻译了美国畅销书“Market Sense and Nonsense”，目前正着手翻译破解21点的“Beat the Dealer”。他打算再翻译一本德州扑克的书。虽然出版社给的报酬是翻译一千字60块钱，但他觉得“非常有成就感”。
“我在想，21点和德州是唯一的去澳门可以赢钱的游戏吧？如果我把这两本都翻了，是不是意味着你要去澳门，然后又有点追求的话，你都得看我的书，这比帮人管一笔钱，每年赚个10%或者15%要牛X吧。”
徐东升想走出二级市场的零和游戏，探索更具开放性和共赢的玩法。
2017年5月，徐东升的自媒体公众号“海豚学研社”正式上线，旨在做“人人都懂的商学院”。
小时候语文一直不太好的徐东升开始勤奋创作。他和合伙人江南除了分享商业、科技干货，也经常现身说法，跟处于创业和转型期的读者交心。虽然在媒体界是新手，但是他果断尝试新路子，除了自己写，还客串记者，频频采访优秀的创业者，和读者分享他们的转型故事。
徐东升说自媒体是自己的“二次创业”。在即将到来的人工智能时代，他预测“效率提升”和“建立连接”将是社会两大主题。做自媒体以来，他认识许多新朋友，产生了一些奇妙的连接，其乐无穷。
交易门主角、同时也是“海豚学研社”读者的魏子告诉我，今年4月他在上海见过徐东升之后，被徐东升一语点醒，回到深圳就开始健身减肥，“两个月减了20斤”。
2017年11月初，我和徐东升在成都吃小吃。华灯初上，我们一边吃着风格奔放、几块肥肉浮在表面的红油担担面，一边交流同为媒体人的心得。
徐东升告诉我，一开始他还比较担心做自媒体失败，“丢面子”。一旦过了面子这一关，就无所惧怕了。
这个快奔四、正连续创业的男人已经忙得没工夫考虑面子的问题。
吃完这碗面，徐东升就要闭关一周，快马加鞭学习AI编程。他随时都生活在“危机感”里，知道只有给自己团队足够坚固的护城河，才能在市场里活得更久。
不管怎样，早在几年前从高校辞职时，徐东升就已经打定主意：“这辈子，我不想只过一种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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