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匡亚明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弘扬

倡导者 组织者 力行者

匡亚明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弘扬

匡亚明逝世后，有人询问曾与匡亚明同志一道工作过的一位同志：匡亚明的办学业绩主要在哪里？这位同志回答时特别提到：“他一手抓学校建设一手抓开展科研，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使得学校“春色满园”。这样的赞叹正反映了匡亚明在抓好高等学校科研工作方面所作的卓有成效的努力。

匡亚明十分强调高等学校在继承人类优秀的文化遗产和弘扬民族文化中所负的重要使命。他认为“人类的文化是有继承性的”，需要“通过学校教育”，“当然也要通过其他方面”，“把科学、文学、哲学中的优秀遗产批判地继承下来，推陈出新”，因此，“学校教育的第一个社会职能”，便是“承上启下，继往开来”。

在强调高等学校在继承人类精神文化财富方面的社会职能时，匡亚明特别注重对民族优秀文化遗产的继承。

20世纪20年代，当匡亚明还是一个血气方刚的青年学子时，由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所提出的“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对传统文化的彻底否定曾是占主流地位的社会思潮。匡亚明当时一方面积极投身反帝反封建运动，另一方面则又觉察到对传统文化的那种彻底否定中所包含的某种过激偏向。为此，他在一篇文章中曾提出应当注意继承祖国优秀的文化遗产：“东方文化的主人啊！你们忍心抛弃所有的优秀文化祖产吗？”

30年后，匡亚明走上大学校长岗位，又再度提出这一问题，他在为吉林大学人文科学学报和自然科学学报所写的两篇创刊词中，都谈到如何正确对待中华民族的文化遗产问题，并强调总结和继承这一文化遗产是高等学校学术工作的重要任务：“我们中国是一个大国，有六万万人口，有五千年历史，而现在中国人民又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获得了解放，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并正在从事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大业，这是每个中国人应该引以自豪的。我们祖先曾经在长期劳动中留给我们丰富的学术遗产。但历代封建统治阶级的控制，特别是满清王朝和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的长期摧残，使得这些遗产遭受到严重的歪曲和埋没。对这些遗产加以批判的研究和总结，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使之和当前实践相衔接并为当前实践服务，乃是我们学术工作者的义不容辞的又一重大任务。”

在对待民族传统文化问题上，匡亚明强调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既应反对那种对传统文化全盘否定的民族虚无主义的态度，又应反对那种对传统文化不加筛选地全盘继承甚至崇古非今的复古主义思想：“在对待历史遗产上，必须批判两种倾向，一种倾向是认为历史遗产样样都好，甚至比现代科学还好。这种崇古非今的复古主义思想，当然是不对的。应该看到，虽然我们祖先在科学技术上，在创造发明上，曾有过不可磨灭的成就，其中有些是至今仍有价值有光辉的，但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使得这些成就的进一步提高受到各种不可抗拒的障碍，因而使这些成就的本身，在一定程度上伴随着若干弱点，例如认识上的局限性和方法上的落后性等等。不认识这一点是不对的。另一种偏向是认为历史遗产样样落后，不值一顾。这种一概抹杀和割断历史的思想当然也是不对的。同样应该看到，虽然我们祖先所创造的科学遗产中，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在一定程度上可能包含着某些弱点和错误，但像指南针、印刷术、冶炼、陶瓷、火药等伟大发明对世界科学和文化教育发展都作了重大贡献，还有许多科学原理如数学、光学、力学等方面的重大贡献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客观真理，至今仍是有用的。把这些原理和现代科学联系起来，并使之在现代科学基础上加以改造、补充和发扬，就一定能更加增强科学工作的信心和勇气，就一定更加有助于推动现代科学前进，不认识这一点也是不对的。”

这里，匡亚明是着重从自然科学的角度来谈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的，他既充分肯定了中华民族杰出的科学成就对世界科学所作出的重大贡献，也实事求是地指出了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和方法论等方面的弱点而使我国科学技术与现代水平之间出现的差距。

后来，匡亚明从高校领导岗位上退下来，在他潜心写作《孔子评传》时，对于如何对待传统文化的问题又进一步提出了“三分法”的思想。他认为传统文化包含着三方面的成分：某些成分是在人类社会中具有普遍价值意义的，“至今仍保有生命力而具有现实意义”，如孔子主张的“有教无类”所表现的“人民性和民主性的精神”，其“因材施教”中所遵循的注重学生个性的教育规律，其“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精神中所蕴涵的崇高的教师道德等，这部分是应该直接继承和加以弘扬的；某些成分是完全反映了没落剥削阶级的需要，“直接为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特殊利益服务”，随着时代的前进已经失去其存在价值而需要抛弃的，“必须加以彻底批判，并彻底和它决裂”；还有某些成分则是可以加以改造，扬弃其陈旧的与时代不适应的方面而保留其合理的仍有一定价值的方面并赋予其新的时代内容的，其“在一定程度上带有远见的智慧或这种智慧的萌芽”，“必须加以认真的批判和清理，做到‘古为今用’”。

同时，匡亚明还强调，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研究，着眼点应该是在推进社会的现代化上，他在担任了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组长后，在全国古籍出版社负责人的一次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就曾提到：“现在古籍小组办了一个刊物叫《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为什么这样提呢？因为关于传统文化研究的书已有很多，许多还停留在研究阶段，要使这种研究更进一步，就要与现代化相联系，看看传统文化中哪些促进了现代化的发展，是积极的；哪些阻碍了现代化的发展，是消极的，这样才能更好地弘扬传统文化，促进现代化的发展。”

在研究和弘扬民族传统文化方面，匡亚明既是一位杰出的倡导者和组织者，又是一位勤奋的力行者。在吉林大学，他亲自上门聘请古文字学专家于省吾教授来校任教；在南京大学，他又曾礼聘当时尚未脱掉右派帽子的程千帆教授来校从事中国古典文学研究。80年代初，已是75岁高龄的匡亚明从高校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但他仍是“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为了实现他一直抱持的“总结、承继”，“从孔夫子到孙中山”，“这一珍贵的遗产”的夙愿，他在南京大学创建了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以后又担任了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组长。在研究和弘扬传统文化上，匡亚明身体力行，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亲自撰写《孔子评传》‚并组织编撰总数达200部的一套大型丛书——《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有人称其为“20世纪规模最大的传统思想文化研究工程”。匡亚明期望“这200部留给后人，留给历史的学术著作，一定不能有次品，最好都是精品”。因此每部书稿他都亲自审阅。在他竭尽全力的组织和努力下，到1996年5月，这套丛书就已经出版了50部，在国内外引起极大反响。为了这套丛书在他有生之年能出齐面世，他把全部身心都投入其内，而把在他那一年龄上本来应该多多顾及的健康、延寿等竟都置于度外，直至最后谢世在写字台上。

匡亚明关于继承和弘扬民族传统文化的思想，交织、融合着对于祖国和民族的深诚热爱和对于历史和现实的深刻思考。也许我们从西方人文主义或永恒主义的教育思想家那里，同样可以寻找到那种对具有普遍性、永恒性的人文价值的重视和珍惜；但却难以感受到这里同时所具有的批判性思维的力度和深度。匡亚明在这方面的理论，不仅对高等学校的学术工作明确提出了一项极重要的使命，也为我们如何正确对待和辩证分析民族传统文化提出了具有丰富启迪和指导意义的思想原则；而他在这方面的实践，更是为我们树立了一个以弘扬民族传统文化为己任的光辉典范。

原文载《南京大学学报（人文.哲学.社会科学)》2006年第4期，作者为南京大学冒荣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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