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学术期刊生态与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构

本文原载于《澳门理工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2期，作者为秦开凤女士。

一、知识体系与学科体系的异同

（一）知识体系是学科体系的文化土壤和根基

知识体系是人类在一定时间空间对世界认知总和归纳建构的内容系统，学科体系则是人类认知分类的外在表现形式和表达方式。

（二）学科体系是知识体系的逻辑分类和系统化

学科体系是知识体系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学科体系是全人类达成共识的知识分类体系，具有普适性。知识是人类认知的总和，学科则是知识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分类。

（三）知识体系带有地域色彩，学科体系具有普遍意义

知识体系作为一个动态演进、不断发展的体系，就表现在学科体系的不断细分、交叉和融合。

二、期刊生态与知识体系的互构

（一）学术期刊是知识体系学科化的产物

学术期刊就是知识体系学科化、学科体系体制化的产物。学术期刊逐步分化的过程，本质上反映出知识体系走向分科、学科体系开始形成的过程。

（二）我国学术期刊生态与本土知识体系生长不完全适应

在论文发表供需极不平衡的背景下，发文需求增加而实际发文量反而减少。原因一方面在于论文篇幅越来越长，另一方面在于在当前评价体系的导引下，越来越多中国学者倾向于选择将论文发表在国外期刊，这使中外文期刊的发表比例已经呈现出显著的反差变化。

（三）良好期刊生态是建构自主知识体系的关键因素

良好的期刊生态是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基础和关键，同时它也应当是期刊群与本土知识生产紧密联系、相互适应、良性互动的内部结构和外部大环境。

三、良好学术期刊生态的建构路径

（一）优化期刊群结构，营造有利于原创性知识生产的大环境

 “自主”知识体系首先是来自自身实践经验的原创性知识的积累，良好的期刊生态首先应当有利于原创性知识生长。因此，学术期刊首先是知识的“生产平台”，其次才是“传播媒介”。

（二）强化与学术共同体联系，回归“编研一体”运作机制

从理论上讲，学术期刊是相应学术共同体中居于核心地位的中心环节。学术期刊编辑与科学研究一体化，即所谓“编研一体”，才可能形成有利于知识生长、学科发展的良好生态。因此，建立良好期刊生态需要从根本上回归编研一体的制度设计。

（三）弱化期刊评价功能，阻断产生浮躁学风的动因

必须坚决反对论文“SCI、SSCI、CSSCI至上”等不良倾向，探索建立以内容质量评价为中心的哲学社会科学期刊评价行业标准，坚持分类评价和多元评价，完善同行评价、定性评价，鼓励实行论文代表作制度。

（四）实化“内容为王”，彰显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

期刊质量提升是个系统工作，但在内容、形式、传播等诸多要素中，内容是核心和根本。“内容为王”，本质上要求做大知识的增量。

学术期刊生态与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构

秦开凤

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作为知识生产和学术交流平台的学术期刊，在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设中应当发挥重要作用。纵观我国学术期刊整体发展现状，近年来确已获得了长足进步，以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为例，表现出总体规模趋于稳定、新创期刊特色鲜明、发展机遇持续向好、主题策划成果丰富、行业研究不断深入等特点，对推动我国哲学社科学术的繁荣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需要直面的是，学术期刊仍存在许多发展的不足或瓶颈，比如清华大学仲伟民和温方方就总结梳理出目前社科期刊面对的十个矛盾与难题：综合性与专业性的矛盾、学术评价对学术期刊的影响越来越大、“三审三校”的外在要求与主编编辑的能动作用如何协调、匿名评审制如何适应中国的学术环境、编辑工作的重要性与编辑身份的尴尬、纸本期刊在数字化时代的困境，等等。这些问题直接制约了期刊的高质量发展，也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

在加快推进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背景下，本文尝试从“期刊生态”整体视角探讨学术期刊与知识体系的互构关系及其如何服务和作用于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构这一宏伟工程。生态，指生物在土壤、气候等一定自然环境下生存和发展的状态。期刊生态则是指学术期刊群的整体生存发展状态及其内外环境，包括期刊数量、质量、结构、变动趋势和影响因素等。学术期刊依托于学科专业，学科体系与知识体系紧密相关。探讨期刊生态，首先有必要厘清知识体系、学科体系及其与学术期刊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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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知识体系与学科体系的异同

（一）知识体系是学科体系的文化土壤和根基

知识指人们在社会实践中所获得的认识和经验的总和；学术、文化或学问。学科指按照学问的性质而划分的门类，如自然科学中的物理学、化学；学校教学的科目，如语文、数学；军事训练或体育训练中的各种知识性的科目（区别于术科）。由此可见，知识体系是人类在一定时间空间对世界认知总和归纳建构的内容系统，学科体系则是人类认知分类的外在表现形式和表达方式。蔡曙山指出，“人类知识体系是人类凭借心智和认知能力建构的。人类凭借语言和思维能力对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的精神活动进行认知，并逐渐建构起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艺术、哲学和宗教的知识体系。……人类早期的知识是没有学科分类的”。

考察人类文明史，人类从动物界脱颖而出，就是因为人能够积累经验掌握知识。知识体系伴随人类诞生而进化发展。知识、知识体系的形成与历史地理等因素紧密相关，并且处于不断发展的过程中。知识源自于经验，又高于经验。仅仅是个人或少数特定人群的经验总结和认知尚不足以构成“知识”，须是具有普适性的经验并得到普遍性的认可才能称其为“知识”。这里的“普适性”是指应用层面，是就知识的产生过程和表达方式而言，知识和知识体系必然带有民族和地域色彩，会烙上时代的印记。因此，可以将人类知识体系区分为地方性知识和普遍性知识，可以讨论某一民族拥有的知识体系特色。知识体系有时也可指个人的知识结构，如我们说某人“知识体系有缺陷”或某人“知识比较全面”等。有时学术界也存在知识体系与理论体系相等同的情况，对此并不严格加以区分。

（二）学科体系是知识体系的逻辑分类和系统化

学科体系是知识体系的逻辑分类，是知识体系的系统化，是知识体系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学科体系的形成伴随着近代自然科学的诞生。当人类知识积累到一定程度后，就会产生分类的需求。古代不同民族、族群对于自己发现和拥有的知识都有着各自不同的归类，但总体上并没有科学标准和鲜明的逻辑体系。直到16世纪欧洲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地理大发现之后开启了科学革命，从哲学和宗教中衍生出天文学、地理学、几何学、数学等自然科学。17世纪以来诞生了物理学、化学、植物学、动物学、生物学，再进一步发展到人类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法学等社会科学学科相继出现。进入20世纪，这种源自西方的学科分类体系在不断分化、交叉、融合中逐渐为不同国家所不断完善和认同。因此，现代意义上的学科体系是基于科学分类的逻辑体系。虽然其分类标准的形成和大多数主干学科都起源于西方国家，但已经为全人类所共有，不可能为某一国家或民族所垄断。

当然，由于学科体系的形成伴随着科学研究的深化和教育传承，不同国家也会根据自己的国情设置学科体系。如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学科分类与代码》将学科划分为自然科学、工程与技术科学、农业科学、医药科学、人文社会科学，即“理、工、农、医、文”这5大门类，各大门类下设若干一级学科，一级学科下再细分为若干二级学科（专业），进一步还可划分为若干研究方向。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印发的《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2022年）》将学科划分为哲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理学、工学、农学、医学、军事学、管理学、艺术学和交叉学科14大门类，并进一步细分为一级学科和专业学位类别。后者颁布的标准是为招生和授予学位方便对国标大门类的细化调整。前后两种划分标准实际上相互完全覆盖，没有本质的不同。从世界范围看，不同国家的学科体系设置虽可能在完善程度和侧重点上有所差别，但总体上大同小异。也就是说，学科体系是全人类达成共识的知识分类体系，具有普适性。

知识是人类认知的总和，学科则是知识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分类。知识的产生和发展要早于学科，一般意义上人类“知识体系”的内涵也要远大于“学科体系”。尽管现代意义上的学科体系已很宏大，涵盖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艺术众多门类，每一学科门类还可进一步细分为更多的次级学科和分支，但仍然达不到对人类知识的“全覆盖”。反过来，人类知识体系则可以涵盖既有的全部学科，除此之外，还包括大量不能或难以纳入学科体系的地方性个性化知识。

（三）知识体系带有地域色彩，学科体系具有普遍意义

知识体系必然带有地域色彩，学科体系应当具有普遍意义。“知识体系是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基础和凝练。”如果把知识体系比喻为一棵“知识树”，学科体系只是树干以上的分支，而知识体系则是包括树干、树根甚至土壤在内的整棵大树。或者，知识体系可以理解为学科体系的内容、母体、文化土壤，学科体系则是其外在表现形式。知识体系作为一个动态演进、不断发展的体系，就表现在学科体系的不断细分、交叉和融合。

“知识”总是和“文化”相连，“学科”则是知识的科学分类。汉语表达我们常说“文化知识”，一定程度上意味着“知识体系”应属“文化”范畴；汉语中“学科”恰是“科学”二字倒置，从词源学意义上形象而贴切地表达了“学科”与“科学”的关联，可以理解为“学科体系”更偏向于“科学”范畴。因此，我们通常是在“文化”意义上讨论知识体系建设，在“科学”框架内探讨学科体系问题。

基于知识体系属于文化范畴的判断，不难得出简单的推论：自主知识体系是文化自信的源泉。如果没有独立自主的知识体系，就不会有真正的文化自信。尽管现代意义上的学科分类起源于西方，但人文社会科学的知识积累和知识体系的形成，必然建立在自身的历史之上，有着鲜明的地域和民族特色。尤其是中国作为拥有5,000多年悠久历史、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中唯一文明没有中断且延续至今的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如果没有独立自主的知识体系是不可想象的。何为自主？“所谓自主的知识体系，就是中国拥有其知识产权且成体系的知识，是可以分享的源于中国而属于人类的知识谱系。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根基是独立自主、连续不断、苟日新日日新的中华文明。”

二、期刊生态与知识体系的互构

（一）学术期刊是知识体系学科化的产物

从知识发生学的角度看，人类文明史就是一部对知识的探究和积累的历史。随着人类文明进步，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对知识的探究积累活动从最初的极少数人凭兴趣爱好，“业余”从事科学研究活动的状态，逐渐发展成为社会公认的专门化职业，并拥有了与之相应的组织形式、研究机构、培养体系、图书报刊等多种类型的学术交流平台，以及与之配套的成果评价、职称晋升、科学奖励体系等，成为一种社会机制、国家体制。随着时代发展，这种科学研究学术活动的体制化越来越精密，而在此变迁过程中，学术期刊也逐渐走向规模化和专业化。可以说，学术期刊就是知识体系学科化、学科体系体制化的产物。

学术期刊是学术研究最新成果展示发布的基本平台，也是开展学术研讨交流活动的重要“场所”。早期学术期刊实际是从科学家之间通信交流而衍生，所以至今仍有一些专业期刊名为《××通讯》。随着科学研究活动的体制化，诞生了由专业学术组织主办的学术期刊。近代史上最早的自然科学学术组织是1560年在意大利成立的“自然秘密研究会”。1662年英国国王查理二世批准成立了以促进自然知识为宗旨的皇家学会，随之在欧洲历史上涌现出近200个类似于英国皇家学会的学术组织。这些学术组织研究哲学与科学技术，同时学会之间也有着频繁的学术讨论交流。在这种情况下，仅靠信函进行学术交流已不能满足学术研究的需要。而作为发布学术成果的载体，定期结集学术论文、研究报告、学术通信及书刊信息的期刊开始出现。1665年英国皇家学会的机关刊物《皇家学会哲学学报》由学会秘书奥尔登堡独自出版。《哲学学报》最初是以学会汇刊的形式编印，从1887年起开始分为A辑、B辑出版，分别刊载数学、物理学、生物学领域的最新学术研究成果，学术期刊向专业化方向发展的趋势加快。

学术期刊逐步分化的过程，本质上反映出知识体系走向分科、学科体系开始形成的过程。1778年，在英国出版的《化学会志》是世界上第一种专业期刊；1807年，德国专门刊载矿物学研究成果的期刊《矿物学杂志》面世；随后英国人先后于1823年、1830年创办了医学专业期刊《柳叶刀》和生物学期刊《动物学杂志》；法国人于1830年创办地质学专业期刊《法国地质学会通报》。与此同时，一些综合性期刊开始出现母刊带子刊、母刊之下再分辑出版多种专业性期刊的局面。随着学术期刊品种与数量的急剧增多，人们逐渐缺乏时间和精力阅读全文，而文摘类学术期刊由此应运而生。1830年德国人创办了世界上第一种文摘刊物《化学文摘》，随后美国人分别在1884年、1907年创刊了《工程索引》和《化学文摘》。20世纪60年代以来，计算器检索技术的出现使人们可以在最短的时间以最快速度查阅所需最新学术信息，进一步推动了检索类期刊的创办与发展。在学科体系的形成、传播与交流过程中，世界各大国都逐步形成和发展了自己的学术期刊群，学术期刊成为科学研究过程的重要环节，成为学术共同体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不同语言的学术期刊促进着学术交流传播和繁荣，推动着学科体系不断发展和完善。

近代以来，人类知识体系以分科为基础，已发展成较为成熟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学科三大知识类型，相应地三大类别学科群分别形成了对应专业的学术期刊群。自然科学学术期刊发表的最新学术研究成果，往往标识着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科学技术前沿水平；而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的整体状况，在一定程度上展现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文化高度。

一般而言，自然科学学术期刊应是高度国际化的学术交流展示平台。由于近代自然科学诞生于西方，且迄今自然科学多数领域西方国家仍居于前沿地位，掌握着学科标准制定和学术话语权，因此自然科学领域的各分支学科在几百年发展中形成全球科学共同体公认的、代表该学科发展前沿、引领发展方向的大多数顶级期刊还是西方国家主办的英语期刊。虽然中文、日文、俄文等自然科学学术期刊也正在迎头追赶，并在不少专业形成特色。但是，如果我们对自然科学学术期刊“期刊生态”的关注必须着眼于全球，那么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生态圈”的讨论还是应当偏重于本国范围内。

（二）我国学术期刊生态与本土知识体系生长不完全适应

学术期刊是学科体系的伴生物，而学科体系诞生于西方知识体系。中国学术期刊出现的早期正逢乱世，但对推进当时学术和学科体系的形成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朱剑认为“关于中国最早的学术期刊，学界有不同说法，但最早的几本学术期刊和大学学报产生于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初则是没有问题的。……晚清到民初是中国现代学术产生的重要时期，中国现代学科体系的形成，得益于主要源自西方的大学教育和现代学术研究的发展。在这一过程中，学术期刊特别是大学学报发挥了无法替代的独特作用，当时其宗旨和形式的选择既是由大学及其所设学科发展的阶段所决定的，也受到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影响，特别是人文学科，情况更复杂一些。”整体来看，中国学术期刊发展的早期，只是零星的萌芽，远未成“群”，也没有形成具有一定规模或成熟结构的体系。

中国学术期刊成体系发展的新格局始于20世纪五十年代，六七十年代一度中断，改革开放后直到21世纪初的20多年时间，随着我国高等教育和科学研究事业迅速扩张，学术期刊也进入到一个大规模高速发展的时期。据统计，2020年，全国共出版期刊10,192种，其中，哲学社会科学期刊共有2,688种，文化、教育类期刊共1,401种，文学、艺术类期刊共661种，自然科学、技术类期刊共5,088种，综合类期刊共354种。而被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认定的学术期刊有6,430种。综合来看，我国学术期刊数量众多、种类齐全，覆盖了各门类学科，基本能够反映我国学科体系的发展状况。

但如果从供需结构看，我国学术期刊的总量远远不能满足学术界论文发表的“刚需”，“供”远大于“求”，极不平衡。许多行业都有发表论文的需求，就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而言，高校教师、科研人员和博士研究生群体构成论文发表的主体。据统计，2010~2021年，中国高校专任教师、硕士和博士生招生数由188.13万人增长至306.17万人，增幅达62.75%。因职称评审或学业毕业发文要求等因素，发表文章的客观需求不断增长，但国内中文学术期刊总量多年来大致保持平稳，数量上的不匹配使供需矛盾愈加突出。

另外，近年来出现的大量中文核心期刊发文量持续减少的现象也值得重视，有研究者根据中国知网的数据统计得出，全部期刊载文量在2014~2020年明显下降，最低的2020年比最高的2014年下降了16.24%，其中2020年比2019年下降9.4%。北大核心期刊载文量从2010年开始呈现明显下降趋势，论文数量最低的2019年比最高的2010年下降了29.95%。在论文发表供需极不平衡的背景下，为什么发文需求增加而实际发文量反而减少呢？原因一方面在于论文篇幅越来越长，另一方面在于在当前评价体系的导引下，越来越多中国学者倾向于选择将论文发表在国外期刊，这使中外文期刊的发表比例已经呈现出显著的反差变化。据《2022年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报告》显示，我国发表在国际顶尖期刊论文数量世界排名继续保持在第2位，高水平国际期刊论文数量排名保持在第1位。由此可见，国际大型出版集团对中国学者的论文稿件已形成巨大的发表“虹吸效应”。这种现状一定程度上表明，我国学术期刊群存在着与本土知识体系生长不相适应或不完全适应的问题。

（三）良好期刊生态是建构自主知识体系的关键因素

知识体系是“无形”的，学术期刊是“有形”的。一方面学术期刊是知识体系、学科体系的反映，另一方面学术期刊也在形塑着学科体系、知识体系。西方知识体系学科化的过程产生了学术期刊，学科化的结果也使得西方知识体系成为普遍性知识体系的标准。而原生态的中国知识体系始终未能自发学科化，中国学术期刊群可以说是整体引进移植的产物，在现实中，我国学术期刊群与本土知识体系生长并不相适应，这不是单一或少数学术期刊的问题，而是有意无意照搬照套西方学术期刊发展模式，跟在后面学习模仿亦步亦趋，致使“期刊生态”欠佳。

可以看到，作为知识体系学科化的产物，西方学术期刊发展历程走过了一条“综合性——专业化——体系化”的道路。从最早出现的包罗万象的综合性“杂志”，到越分越细的专业性“学报”，发展到今天形成学科门类齐全、梯次等级明显、文摘检索方便的体系化、规模化、集团化、国际化学术期刊群。当今世界最大的出版集团拥有高达220种以上的期刊，其他大型出版集团期刊数量也达到60~80种左右，美国出版3种以上期刊的出版集团有500多家，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学术期刊一般隶属于专业出版集团。其中四大国际权威学术期刊出版商施普林格（Springer）、爱思唯尔（Elsevier）、泰勒—弗朗西斯（Taylor & Francis）、威立（Wiley）几乎垄断了学术出版行业，其旗下顶级刊物已占据世界学术期刊制高点，具有难以撼动的地位。

反观我国学术期刊的兴起和发展历程，相对于西方学术期刊群具有明显的后发、移植特点。学术期刊的发展依附于学科体系的建设，我国目前的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可以说基本上是舶来品。20世纪五十年代初创时期我国高等教育学科设置大量模仿和照搬了苏联体制，1979年以来的学科体系建设则带有浓厚的欧美国家的痕迹。这种体系结构及分类虽然自有其逻辑性、科学性，但与中国文化“文史哲不分家”的传统并不完全契合，中国历史上一些“冷门绝学”也未能有机融入该结构体系。王立胜认为：“中国过去的知识体系，按照现代的语言看是一种分类学的方法，最早是‘六艺’，后来衍化成了‘经史子集’，不是分科，而是分类，这个分类本身还保持了它的整体性。而西方的知识体系是分科，在古代的时候西方就有分科的传统。……我们现在分布在中国各个高校里面的这种学科，越分越细。这种学科的碎片化肢解了知识体系的整体性。”

诞生于自身知识体系土壤的西方学术期刊群，形成了相互促进、良性循环的期刊生态，进而巩固了西方期刊群的话语霸权和知识体系的垄断地位。这表明良好的期刊生态是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基础和关键，同时它也应当是期刊群与本土知识生产紧密联系、相互适应、良性互动的内部结构和外部大环境。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迫切需要打造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群的优良“生态”。

三、良好学术期刊生态的建构路径

（一）优化期刊群结构，营造有利于原创性知识生产的大环境

打造良好的学术期刊生态，首先有必要从指导思想或办刊理念层面明确两个问题：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的功能定位，究竟是论文的“传播媒介”，还是知识的“生产平台”？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群结构优化的方向，重心是发展“综合性”还是“专业性”？

一般来说，学术期刊的功能既是学术传播交流的平台，又是学术创新、知识记录的载体，二者兼而有之并不矛盾。但无论是管理体制还是办刊理念，我们思想深处更多是把学术期刊只当作学术“传媒”。管理体制行业归口于新闻出版广播电视部门，运作机制上追求的是传播效果，即发行量、点击率、影响力等。主导思想潜意识层面是把学术期刊看作知识的“搬运工”传播平台，而不是“生产车间”、“苗圃园地”。“自主”知识体系首先是来自自身实践经验的原创性知识的积累，良好的期刊生态首先应当有利于原创性知识生长。因此，学术期刊首先是知识的“生产平台”，其次才是“传播媒介”。不能只是在口头口号上强调创新发展，必须把如何促进催生原创性知识生长放在首位或更加重要的位置。

前面提及，西方学术期刊群具有高度专业化的传统，也就是说其整体结构是以细致分科的专业性学术期刊为主体，多学科综合性学术期刊相对较少。这种期刊生态的形成与西方知识体系发展脉络一脉相承、高度一致，学术期刊彰显并不断强化着自身知识体系的主导地位。而我国学术期刊作为舶来品一开始就是大学办刊，到今天更是国家体制，“单位”办刊。因此形成了以多学科综合性学术期刊为主体的格局，当然也有不少专业学术期刊，但通常是不严格细分的“大专业”。

无论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发展到今天的一个显著特征是高度分化又高度综合。知识体系学科化的过程首先是分化，学科越分越细才使得研究在一个专门领域越来越深入。知识体系学科化意味着人类知识生产进入到一个“学科性学术”时代。云南大学何明归纳了“学科性学术”的三大特点：疆域化、范式化和建制化。专业学术期刊本身就是严格划定知识的疆域界限、遵循学科专业的方法范式的知识生产传播体制建制。这种建制在我国引入并运作到今天，在促进学科体系发展完善的同时，也表现出原创性知识增长乏力、学术“内卷”的倾向。2021年底《开放时代》杂志以《从“学科性学术”到“问题性学术”》为主题举办了第十九届开放时代论坛，大声呼吁：摆脱“学科性学术”的束缚，扎根中国大地，直面前沿问题，洞察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倡导“学科性学术”转向“问题性学术”，应是探寻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之道的题中应有之义。

期刊界同人深感学界来稿多囿于“学科性学术”而乏于“问题性学术”，很大程度上可能与我们过度强调学术期刊专业化有关。经过近两个世纪的发展，大多数主干学科都已成熟，在单一学科领域有所发现和创新越来越困难，事实上大多学科都只能容纳极少数顶尖学者在前沿开拓耕耘。而新知识的生长点和增长点，绝大多数是在学科交叉的综合性领域。因此，学术期刊群以综合性为主的特点更有利于新知识生长，也与我国整体性思维的知识传统相契合，或许这正是我们期刊生态的“后发优势”所在。

然而，不可忽视的是，当前期刊界、学术界存在一种我国期刊去综合化、强专业性的倡导意见，该意见已被国家重要的相关政策吸纳，2021年，中宣部、教育部、科技部印发了《关于推动学术期刊繁荣发展的意见》（中宣发〔2021〕17号），《意见》中在“优化布局结构”中强调，“原则上不再新批多学科综合性学报。着力解决内容同质化问题，支持现有学术期刊合理调整办刊定位，鼓励多学科综合性学报向专业化期刊转型，突出优势领域，做精专业内容，办好特色专栏，向‘专、精、特、新’方向发展。”当前，综合性学术期刊确实存在“千刊一面”的同质化发展问题，但解决的思路不应是导向专业化，而更应该倡导综合性学术期刊立足自身期刊历史和优势，结合时代，遵循学术发展规律，注重选题和策划为引领的内容建设，走特色化办刊之路。如果一味强化专业性、弱化综合性，其结果很可能是跟在西方学术期刊发展模式后面亦步亦趋，客观上并不利于原创性知识的生产和自主知识体系的形成。

（二）强化与学术共同体联系，回归“编研一体”运作机制

西方学术期刊高度专业化的格局伴随着学科分化的历史而形成。学术期刊主办者从一开始的科学家及学术组织，再发展到后来由大型出版集团直接运作的国际化办刊模式，其遍布全球的审稿人队伍大都是各学科领域前沿的学术带头人，通过他们可以吸收顶尖学者们的高水平论文，抢占各学科的学术制高点，进而确立自己期刊在该学科的主导和垄断地位。更重要的是，审稿人制度使学术期刊始终保持与学术共同体的紧密联系，并成为学术共同体不可或缺的构成部分。

“学术共同体”亦称“科学共同体”，是著名科学哲学家库恩提出的重要概念，它不是一个严密的界限，没有清晰的组织机构，而是指基于某学科受过相同的方法训练、具有共同的价值理念和范式认同、从事同一领域专业研究形成的结构松散的学者群体。“它是由学者以专业为基础自愿结成的众多学术团体、学术期刊和学术会议组合而成的。专业性与自律性是这种学术共同体最突出的特点。”学术共同体的形成与学科发展相辅相成，而学科发展离不开作为交流聚合平台的学术期刊。从理论上讲，学术期刊是相应学术共同体中居于核心地位的中心环节。学术期刊编辑与科学研究一体化，即所谓“编研一体”，才可能形成有利于知识生长、学科发展的良好生态。

然而，我国的学术期刊虽然在形式上似乎依托于某学术组织（共同体），但在很大程度上游离于学术共同体之外。其原因在于，我国学术期刊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是“办刊单位制”和“编辑职业化”。而科学研究与学术期刊往往分属两个不同系统，期刊的“学术编辑”可能具有该学科的学历背景，但极少有处于学科前沿的“一线”学者具体从事编辑工作。而“单位”创办的多学科综合性学术期刊，其编辑的学科专业背景要求更容易被淡化，“编辑学”、“传播学”、“图书情报学”的背景可能更受欢迎。这种情况下，期刊与学术共同体“若即若离”、“貌合神离”，很难跟踪到学术前沿，导致学术期刊缺乏国际竞争力，公信力和话语权弱化乃至丧失。

西方学术期刊拥有强势话语权、代表和主导了西方知识体系的发展方向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于，坚持和保留“编研一体”的传统制度设计。学术期刊在我国属学习引进的产物，我们依据我国学科体系建设和发展的需求较好地移植了学术期刊的形式，但未能实施好“编研一体”的体制机制。管办分离、编研疏离虽然有历史的原因，但这种期刊运作机制对于原创性知识生长和自主知识体系建设却弊大于利。

因此，建立良好期刊生态需要从根本上回归编研一体的制度设计。长远来看，要把学术期刊交给科学共同体、学术组织来负责日常运营，政府加强行业监管，激发竞争活力。短期地看，要切实做到编辑学术化。学术期刊的责任编辑不同于普通责任编辑只要求文字功夫的编辑能力“过关”，还必须具备与专业背景相关的较高学历和职称，至少应当是“学术圈内人”，与学术共同体联系紧密，能够敏锐洞察和捕捉到学科专业前沿动态。

实际上，我国不少专业学术期刊的主编都是一流学者，期刊编委会也由居于专业领域前沿的权威专家组成。应当从制度上有效解决期刊主编“挂名”、“缺位”等问题，重视和真正发挥期刊编委会的作用。强化期刊主编终审责任制，严格执行“三审三校”制，把握好论文稿件外审与内审的关系，加强匿名评审环节，聘请一流外审专家，严格资质筛选，并根据匿名评审专家履职情况动态调整专家库。提升编辑专业素养，使编辑有能力参与到期刊的“知识生产”活动中来。

（三）弱化期刊评价功能，阻断产生浮躁学风的动因

如果说学术期刊游离于学术共同体之外不利于学术创新和自主知识体系建构，那么学术期刊高踞于学术共同体之上，更可能是造成学风浮躁、虚假盛行的重要原因。我国学术期刊不仅是学术交流传播的平台，而且还“肩负”学术评价的使命。在高等教育和科学研究的量化评价体系中，无论是学位评定、职称晋升，还是成果奖励、人才称号等，都与论文发表的数量以及期刊的级别直接相关。

我国学术期刊管理一直延续传统的审批制、主管主办制、行业管理制和属地制等层级管理。严格的审批制度使得学术期刊刊号“一号难求”，既难以出生，也缺乏退出机制，成为高度垄断的行业。而以刊评文、以刊评人的学术评价现状一定程度推高了部分期刊的“崇高”地位。由于论文供给远大于期刊容量，不少核心期刊的自然来稿发表率只有几十分之一甚至百里挑一。21世纪初就出现一些季刊、双月刊纷纷改月刊、半月刊的热潮，以及买卖版面、违规增刊、页数增多、假刊牟利、粗制滥造等期刊乱象。进入新时代，这些乱象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得到遏制，但并未消除其根源。不难看到，仍有期刊以营利为目的买卖版面，编辑专业水平极低，付费即可发表，导致“负面期刊”概念成为部分“学术期刊”的标签。2018至2019年间，部分高校制定了“负面列表期刊目录”，对本校师生论文的发表方向起到了警示和引导作用。除了这几十种被列入“黑名单”的期刊之外，仍然存在不少虽未被点名但实则质量低下的平庸期刊。

期刊乱象背后反映的是影响更为深远的学术乱象。以发表论文数量作为重要指标的学术评价，导致竞争异常激烈的发表环境。论文写作不再是长期经验积累和理论锤炼的研究和思辨成果，不再是出于学术热爱的成果展现，而是“为发表而发表”的急就拼凑，其为满足毕业要求、升学、找工作或评职称等外在因素成为文章发表的主要动因，这种功利性的学术追求与学术求真的本质要求越来越远离，也导致很难产生真正具有原创性和思想性的学术成果。

当前，我国学术期刊的量化评价基本上是采用文献计量学的方法，以影响因子作为主要评价指标，并将学术期刊划分为“顶级期刊”、“权威期刊”、“核心期刊”、“来源期刊”、“一般期刊”等种类。显然，这里评价的本质是期刊影响力，而不是论文原创性或创新性。甚至连真正的影响力都算不上，因为这种被引用可能只是反映某个或大或小的“圈子”对此话题感兴趣程度而已。科学史和人类知识体系的发展历程一再表明，能够带来知识增长的重大科学发现和理论创新一开始往往并不为公众所了解，即使在学术共同体内部也鲜有认同，更谈不上影响力。像爱因斯坦早在瑞士伯尔尼专利局工作的1905年在德国《物理学年鉴》上连续发表5篇论文，提出了相对论的基本原理。但在当时除了德国物理学家普朗克加以肯定外，在学界几乎没有任何反响。1907年爱因斯坦提交得到普朗克赞扬的论文申请联邦工业大学编外讲师职位，但结果因“论文无法理解”而被拒。直到1919年，英国天文学家爱丁顿带领远征队经反复核对观测到遥远的星光掠过太阳表面会发生1.7秒的偏转后，英国皇家学会和皇家天文学会正式宣布：广义相对论的预言被精准证实！相对论成为物理学史和人类思想史上最伟大的成就之一，爱因斯坦也由此名声大噪，轰动世界。由此可见，在西方知识体系建构过程中，对知识创新和学术水平的评价是基于学术共同体的同行认可，而“影响因子”仅仅是期刊出版界基于传播学和文献计量学视角的一个参考指针。

当然，“以刊评文”、“以刊评人”格局的形成，也有学术共同体评价机制不够成熟等原因。在某种意义上，学术大环境把学术期刊“推”到评价体系顶端的位置。但学术期刊人一定要有清醒认识，主动弱化、淡化期刊评价功能，全身心扶持原创作品、办好期刊，提升期刊声誉。而不是千方百计跻身评价体系，力争充当学术裁判的角色。

近年，国家层面也对当前评价体系中存在的问题进行纠偏，比如针对评价中过于看重论文等因素，连续出台了政策：2018年10月，科技部、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联合发布《关于开展清理“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专项行动的通知》，同年11月，教育部办公厅发布《关于开展清理“唯论文、唯帽子、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专项行动的通知》，自此，破“五唯”成为学术界的一件大事。破“五唯”如何落到实处？学术期刊不可能置身事外。必须坚决反对论文“SCI、SSCI、CSSCI至上”等不良倾向，探索建立以内容质量评价为中心的哲学社会科学期刊评价行业标准，坚持分类评价和多元评价，完善同行评价、定性评价，鼓励实行论文代表作制度。经过一段较长时间的努力，改进完善学术期刊评价体系，改变虚浮的学风环境，进而以良好的期刊生态来进一步优化学术生态。

（四）实化“内容为王”，彰显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

“内容为王”是指要把论文的内容质量放在最重要位置予以关注，也就是“高质量内涵式发展”。这是我国学术期刊多年以来的追求，也几乎成为办刊人的口头禅。可以看到，近年，我国学术期刊管理部门及主办者通过打造先进的管理流程，加强高效的数字化传播手段，实施“走出去”战略等一系列措施，取得一定成效。然而，期刊发展似乎还是形式大于内容，“虚”的成分偏多而“实”的内容偏少。以期刊“国际化”为例，虽然创办了不少英文刊，但真正有影响力的还不多，这从论文的发表越来越倾向于国外期刊可以看出。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2021年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报告》显示，中国科技论文在国际顶尖期刊发表数量排名世界第2，高被引论文、热点论文数量也保持世界排名第2位。另据统计，2010年中国学者在SSCI/SCIE期刊人均发文0.08篇，到2021年增加至0.22篇。2010~2021年，中国学者在SSCI/SCIE期刊中发表论文的比例由21%上升至61%。这些数字充分展现了我国学术期刊“走出去”、“国际化”取得了长足进步。但另一方面看，论文的“国际化”更加表明我国期刊的国际竞争力较弱，本土知识体系的自主性不强。

期刊质量提升是个系统工作，但在内容、形式、传播等诸多要素中，内容是核心和根本。“内容为王”，本质上要求做大知识的增量。知识的增量包含了量与质两个维度，亦即形式的规范化与内容的创新。内容的创新不易，也较难判断，所以需要学术共同体前沿专家外审把关。一般学术期刊编辑实践中，往往更加偏重关注论文格式、文献引证的“规范性”，对此，笔者曾在一篇小文中加以批判，认为作为内容质量重要评判标准的学术性应当摒弃形式主义、教条主义的“八股”文风，不能简单地认为题目好，文章就好；也不能以参考文献都是本专业内的前沿论文就简单地认为作者掌握了前沿动态、熟知了该领域等。评判一篇文章的好坏根本的还是内容是否有创新，或观点新、或理论新、或方法新等，形式是否完美则是相对次要的因素了。

西方的人文社会科学经历几百年发展，形成了以方法上的实证主义、理论上的继承性、取向上的独立性为特征的学术传统。这种传统积淀出与知识体系相适应的一整套“学科性”学术规范，而高等教育基本上也围绕这套学术规范展开学术训练，学术期刊选稿用稿自然也遵循这种规范。形式的规范化是实现知识增量的必要条件，也是保障手段。但如果把规范看得比创新还重，甚至推向极致，那么就必然导向“学科性学术”排挤“问题性学术”，“精致而平庸”的论文泛滥的期刊生态。张耀铭曾对期刊充斥大量的平庸之作作了批判，他指出：“学术平庸的主要表现形式是低水平重复、肤浅分析和把学术变成‘娱乐至死’的舞台，其本质特征是思想能力的缺失，阿伦特称之为‘平庸之恶’。当下的学术期刊，平庸之作泛滥，带给我们的常常是无聊或失望。所以我们应‘做有思想的学术，出有学术的思想’，不妨少发一些充满‘犬儒主义’情节的文章，多发一些道义担当和思想担当的文章。”

这种种不良期刊生态的形成，根本上还是与我们没有自主的知识体系、或者说与我们自身的学术传统已经断层有关。“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知识体系是由基本问题、研究范式、概念命题、理论阐释等构成的知识总体。长期以来，西方在探索现代化的过程中形成了特定的知识体系，发生了深刻的知识变革，对西方现代化发展起到重要推动作用。但其中不少观点论述带有‘西方中心主义’色彩，将地方性知识‘普世化’，将现代化条件‘简单化’，容易给广大发展中国家探索现代化带来观念误区。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必然要求建立能够解释中国式现代化实践、揭示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规律的知识体系。”

问题的关键在于，现代学科体系建立在西方知识体系的基础之上。我国如何能够突破西方知识体系？而陈文忠教授的一段话可能给我们以启示：“在轴心时代的经典中，在诸子百家的典籍中，在历代思想家的文集中，在浩如烟海的语录笔记、文话曲话、诗话词话中，现代人文学科的文、史、哲、经、政、法诸分支，凡是值得思考的问题，没有未被前人思考过的。但是，仍有无数问题，或‘隐而未发’，或‘浅尝辄止’，或‘充满偏见’，或‘陈旧过时’。因此，我们必须试图重新加以再思考，必须根据新的时代、新的语境、新的读者需求，对‘老生常谈’的经典问题和‘隐而未发’的学术课题，通过命题提炼、学理阐释和拓展深化，不断地加以创造性的重新再思考。”

期刊生态本质上是文化生态。创造性地重新再思考，就是要从中国的历史和国情出发，秉持充分的文化自觉，树立国际视野，坚定开放包容的中华文化自信，把握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特点，体现继承性、民族性、原创性、时代性、系统性和专业性，坚持理论创新，全面打造良好的中文学术期刊生态，进而构建起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助推中国式现代化。为此，期刊人肩负时代使命，任重而道远。

《宋代文化消费研究》

作者简介

秦开凤，陕西省社会科学院《人文杂志》主编。著有《宋代文化消费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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