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鉴 | 推翻民国，我们付出了多大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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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原一个真实的中华民国

最近，不断有一些珍贵的历史照片被披露，中华民国时期第一夫人宋美龄上前线慰问抗日将士的照片更是被网友广为转载。那么，你印象里1949以前的中国是什么样的？黑暗？腐朽？堕落？恐怖？民不聊生？人间地狱等等一些邪恶的词汇，当然这可能不是你的想法，但这的确是我自己大脑中一贯的看法。

1949年前是中华民国政府治理中国的时代，从1912年到1949年的37年间，中国是不是真的就只是我大脑中印象的那几个词汇？准确吗？随着我社会阅历的不断丰富，我开始越来越怀疑我大脑中的很多意识及导致它们的客观存在。

孙中山先生呕心沥血建立中华民国，借鉴美国的三权分立案例，在中国创立“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为中国播下了文明政治学说的种子，中国应该会有些许光明才对。就算最后掌权的蒋介石飞扬跋扈，独裁专制但他一直尚且口口声声遵守“总理遗嘱”，以光大总理遗愿为己任，他自己的所作所为，最起码要稍能掩人耳目才对。照这个逻辑推断，加上国民党内未爆发诸如“文革”、各种全国范围内政治迫害运动的人间惨剧的实例，很多教科书上的说教恐怕很难站得住脚。这里不妨可以挖掘一下它在经济、教育等领域的其他真面目。

经济：曾经的辉煌光芒万丈

1920 年11月，上海的“火柴大王”刘鸿生创办“鸿生火柴公司”。工厂技术人员经过半年多的试验研究，采用高强度的胶粘剂，解决了火柴头受潮脱落的难题；并购置磨磷机，提高了赤磷面的质量。改进后的鸿生火柴，头大，发火快，火苗白，磷面经久耐用。此后，他们又对生产技术进行了大大小小的多次改进，火柴质量一再提高，鸿生成为众口一词的名牌产品，不但在国内成了抢手货，一度还打入了南洋市场。工厂的利润也逐年上升。1935年7月，刘鸿生首先邀集国产火柴制造同业成立联合办事处，继而以此名义与美商火柴公司达成协定，成立了华中地区火柴产销管理委员会，并制定了相应的火柴生产、销售限制办法。最后，刘鸿生又以中华火柴同业联合会首席代表名义，与日商在华火柴同业会进行谈判。日商迫于华商联合会与华中管理委员会的一致行动，不得不加入中华全国火柴产销联营社。

留学海外的侯德榜，带来了在美国设计好的图纸，与工程技术人员一道，测试各种机器，经过调整改进，终于揭开了苏尔维制碱法的秘密，解决了大规模制碱的一系列技术难题。1926年，永利碱厂生产的红三角牌纯碱，质量已经超过了英国卜内门公司的洋碱。这年秋天，在美国建国150周年国际博览会上，红三角牌纯碱荣获金质奖，不但使中国人扬眉吐气，而且打开了广阔的国际市场。

1906年周学熙筹建“启新洋灰公司”。由于产品质量好，所以销路很畅。启新水泥很快被全国重大的建筑工程所采用，津浦铁路上的淮河铁路桥、黄河大桥，京汉铁路上的洛河铁桥，北宁铁路上的渭水铁桥，以及青岛、烟台、厦门、威海等地的海坝、码头，用的都是启新生产的马牌水泥；北京图书馆、辅仁大学、燕京大学、大陆银行、交通银行、河北体育馆、上海邮政总局等当时的有名建筑，也都是用马牌水泥建造的。经过几十年的风风雨雨，这些建筑大部分仍然完好无损，与现代化的高楼大厦并肩挺立。外国商人、特别是日本商人为了争夺中国水泥市场，与启新公司展开了一场殊死的竞争大战。日本商人仗着日本水泥产量高、质量好，又离中国最近，大量运到中国倾销。为了挤垮启新公司，他们孤注一掷，拼命压低价格。他们的水泥在日本的销售价是每袋2.97两白银，运来中国的运费合到每袋2.5两白银，但他们却以每袋3两白银的价格出售，也就是说每卖出一袋就要亏损白银2.47两。这是一场不见刀光血影、没有呐喊冲杀的战争。 启新公司也及时采取了应付措施，将原来每桶的售价2.25两白银降到1.55两白银，袋装水泥从每包1两白银降到0.7两白银。由于周学熙十分重视生产设备的更新与改良，启新公司的水泥生产在产量和质量上不断提高，成本不断降低，并且多次在国际赛会、博览会及国内展览会上获得奖章和奖状，所以日本商人那种自杀式的倾销，最终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启新公司垄断中国的水泥市场达14年之久，销量达到全国水泥总销量的92％以上。启新公司的成功，为多灾多难的中国民族工业争了光，也为中国人在国际上赢得了宝贵的荣誉。

1929年 5月，天津永明漆厂在鞭炮声中开工了。经过3年多的苦战、几百次的试验，陈调甫终于如愿以偿，研制出了物美价廉的油漆新配方。陈调甫把新产品定名为“永明漆”，它成为中国油漆工业的第一个名牌产品，当年就获得了实业部颁发的奖状，不但风行国内，而且美、英、日、荷、德等国的150多家厂商都和永明公司建立了业务联系。永明公司成了令全国同行刮目相看的名牌企业。陈调甫一天都没有放松过自己的研究工作。1945年，他研制出一种醇酸树脂漆，是我国合成树脂漆中的第一代品种。这种漆才在恢复后的永明漆厂投产成功，陈调甫将它取名为“三宝漆”。这是中国油漆工业中又一个超越西方的名牌产品。

现在很多资料上说“解放后”中国才能制造万吨轮，事实是这样的吗？上海江南造船厂在1918年至1919年接受美国订货，制造四艘同一类型的万吨货轮，都是全遮蔽甲板、蒸汽机型货船。分别命名为“官府号”（MANDARIN）、“天朝号”（CELESTIAL）、“东方号”（ORIENTAL）、“震旦号 ”（CATHEY）。船长 135米，宽16．7米，深11．6米，排水量14750吨。其中第一艘“官府号”于1920年6月3日下水，四船经美国运输部验收，工程坚固、配置精良，美国政府对其建造质量十分满意。

民国时期的上海金融神话

作为外贸中心，上海在外国对华进出口贸易和商业总额中占比超过80%；国内贸易进出口方面，上海一个口岸的贸易值，相当于汉口、天津、广州、青岛、汕头和重庆6大口岸贸易值的总和；作为工业中心，上海是民族资本最为集中的城市；作为金融中心，上海拥有外国对华银行业投资份额的80%，是中国绝大多数重要商业银行的总部所在地，全国的金融决策中心、监管中心??

此时的上海，不只是全国金融中心，也是远东首屈一指的国际金融中心。与时下的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相比，“国际金融中心1.0时代”的上海，短暂地感受到了作为金融中心的巅峰体验。

沪宁双城：首都与金融之都

1928年11月，南京国民政府的中央银行在上海开业，财政部长宋子文兼任央行行长。

对此，中国银行总经理张家璈感到满意，因为宋子文曾想把中行改为中央银行，他没有答应。新的央行成立，中行不至于消失，自己则可继续执掌这家“金融老店”。

宋子文也相对满意，虽然没有如愿将中行改为央行，但张家璈建议新设央行，北洋政府时期的两大国家银行——中国银行改为特许的国际汇兑银行，交通银行改为特许的实业银行，央行与之三足鼎立、分工合作。同时，行址按宋子文的意愿设在了金融重镇上海，而不是像立法机构一些人要求的设在首都南京。当时的金融界对此同样感到满意，央行新设，中、交两行改组，普遍认为是“金融界的新希望”。

中央银行成立，对上海成为更具号召力的全国金融中心至关重要。作为政府的银行、发行的银行、银行的银行，央行享有经理国库、铸发国币、经理内外债和管理其他银行存放款等权利，不仅可强化上海集散全国资金的能力，而且使上海成为金融决策中心和金融监管中心。

国民政府定都南京，经过审慎考虑，采取了把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金融中心适当分离的方针：政治中心定位于南京，经济金融中心则定位于上海。南京政府通过废两改元、法币政策等金融改革，进一步推动上海现代金融中心的发展，上海迎来了金融业的勃兴时期。

“海”纳百川：金融之水汇上海

有足够影响力的金融机构的存在，是金融中心得以强大的基础。

北洋政权覆灭，加上自身发展所需，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于1928年11月将总行自北平迁至上海。

中行对1928年北平与上海开展金融业务的环境做了如下比较：“北平入春以来，因南北军事未经解决，交通又复阻滞，以致银根枯窘，各业均受影响，倒闭时有所闻，迨至首都南迁，市面更形萧条。??(上海)本年春初，时局尚在军事进展之中，各业咸具戒心，市面因之停顿，迨至夏间，兵戎既戢，交通恢复，商业始呈活泼之象，金融亦渐宽舒。”

交行最初谈到迁沪因由时称：“(交行)总管理处原在北京，兹因国都设宁后，内部公务，诸多不便，特将北平总管理处迁入沪行。”

稍后，交行进一步申说：“北京原非商战之地，十数年来，沧桑几变??虽一般金融界渐注意工商事业，究未能尽量发挥。本年中央财政、市面金融，上下交困，殆臻极点。银行业务，直接受其影响，应付困难，不言而喻??上海为我国最大商埠，实南北金融之中心。”

中交两行是当时中国实力最强、业务辐射范围最广、影响最大的银行，两行中枢机构南迁，使中国的金融天平加速倾斜，北方其他多家银行随后也纷纷南迁。

1929年，天津垦业银行改组为中国垦业银行，总行迁沪。

1930年，中孚银行和中国实业银行自天津移至上海。

1931年，新华商业银行和中国农工银行由北平迁沪。

1933年，东莱银行从天津搬来上海。

1935年和1936年，资力、规模、影响均颇大的盐业银行和金城银行，也分别将总行从北平和天津移迁上海。几年后，大陆银行也将总部从天津迁到上海。

“南三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浙江兴业银行、浙江实业银行)和“北四行”中的中南银行，以及中国通商银行、四明银行总行原来就在上海，大批外地银行加盟，金融资源进一步向上海集聚，进一步增强了上海作为全国金融中心的集聚与扩散能力。

总行搬到上海的银行，置身十里洋场，商业气氛浓厚，竞争激烈，促使银行业快步成长，诚如上海文化史研究专家叶文心教授对1928年中国银行总行迁沪后的变化所言：“官场那套排场行不通了，如果要有商务上门，就得改变作风，建立一种节奏明快的企业文化。老师傅们适应不了，银行行员转而招聘来自新式大学经济、法科、外文等系的毕业生，从而建立了一支气象一新的专业队伍。”

与带领中行快步发展的张家璈一样，陈光甫、李铭、钱新之、周作民、胡笔江等一批通晓现代银行经营知识和管理制度的著名银行家，活跃于上海金融界，不断提升着上海金融中心的品质。

远东金融中心：Light，Heat，Power！

太阳刚刚下了地平线。软风一阵一阵地吹上人面，怪痒痒的。苏州河的浊水幻成了金绿色，轻轻地，悄悄地，向东流去。暮霭挟着薄雾笼罩了外白渡桥的高耸的钢架，电车驶过时，这钢架下横空架挂的电车线时时爆发出几朵碧绿的火花。从桥上向东望，可以看见浦东的洋栈像巨大的怪兽，蹲在暝色中，闪着千百只小眼睛似的灯火。向西望，叫人猛一惊的，是高高地装在一所洋房顶上而且异常庞大的霓虹电管广告，射出火一样的赤光和青燐似的绿焰：Light，Heat，Power！

茅盾小说《子夜》开篇的“Light，Heat，Power”，正是上海这个东方大都会活力四射的写照。上海，不仅是冒险家的乐园，更是一个堆金积银的城市。南京政府成立十年，一个无与伦比的全国金融中心呈现在世人面前。

——54家银行设总行于上海，居全国各大城市之首。其中，中央银行、中行、交行、中国农民银行4大行存、放款总额分别达26亿元和19亿元，占全国各银行存、放款总额的58%和55%。

——27家外资银行在上海经营，远多于天津(14家)、北平(10家)、汉口(10家)等国内其他重要城市。

——在北京证交所衰落之时，上海证券市场一片繁荣。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华商纱布交易所、金业交易所、机制面粉交易所和杂粮油饼交易所等不同标的物的交易所，交投活跃，规模和影响均居全国之首。

——中央、四行、四明、万国、邮储5家跨地区的储蓄会(局)，总部均设在上海；12家信托公司中，中央、中国、生大等10家信托公司总部设于上海；中国、太平、宝丰等国内最著名的保险公司总部也多半设于上海。

——上海是全国最重要的现银集散地，最大的现银调剂中心。法币政策实施后，上海同样是全国最大的通货调剂中心。

此时的上海，金融机构云集，金融功能齐全，金融市场活跃，金融的辐射作用和枢纽地位突出，逐步形成了同业拆借市场、贴票市场、内汇市场、外汇市场、标金市场、白银市场、票据市场、债券市场、股票市场，为实体经济发展提供着资金支持和金融服务。

此时的上海，不只是全国金融中心，也是远东首屈一指的国际金融中心。上海金融市场的脉搏，与伦敦、纽约等世界主要金融市场的脉搏同跳动。证券市场、外汇市场、黄金和白银市场的活跃度和交易量，东京、香港、新加坡等当今亚洲的国际金融中心均难望其项背。

6年前，中国首次提出“2020年将上海基本建成与中国经济实力和人民币国际地位相适应的国际金融中心”的目标。与时下的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相比，80年前呈现的，正是上海的“国际金融中心1.0时代”。

教育：大学真正独立的时代

都说鲁迅有骨气，其实民国时候，有骨气的文人何止他一个。我常常想：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当时的“国民党反动派”太软弱，还是当时的大学和学者骨头太硬？

今天，有几个文人敢说自己有骨气？甚至又有几个敢说自己能算“文人”？

蔡元培：不做不自由的大学校长

蔡元培一生辞职无数次，其中仅在北大校长任上就先后多次辞职。他1917年1月4日到北大就职，7月3日就向黎元洪总统提出辞职，抗议张勋复辟。

1918年5月22日，为抗议“中日防敌军事协定”，又向大总统提出辞呈。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为抗议逮捕学生，于5月8日提交辞呈，9日悄然离京。这次辞职引发广大师生挽蔡大行动，北京各大专学校校长于5月13日齐上辞呈。

1923年1月17日，蔡元培再度愤而辞职，次日他在《晨报》刊发辞去北大校长职务的声明：元培为保持人格起见，不能与主张干涉司法独立、人权之教育当局再生关系，业已呈请总统辞去国立北京大学校长之职，自本日起，不再到校办事，特此声明。

蔡元培的几次辞职，诞生了两篇杰出的宣言：《关于不合作宣言》和《不愿再任北京大学校长的宣言》，前者为了正义，后者为了自由。1919年6月15日发布的《不愿再任北京大学校长的宣言》，掷地有声：我绝对不能再作不自由的大学校长：思想自由，是世界大学的通例。德意志帝政时代，是世界著名专制的国家，他的大学何等自由。那美、法等国，更不必说了。北京大学，向来受旧思想的拘束，是很不自由的。我进去了，想稍稍开点风气，请了几个比较有点新思想的人，提倡点新的学理，发布点新的印刷品，用世界的新思想来比较，用我的理想来批评，还算是半新的。在新的一方面偶有点儿沾沾自喜的，我还觉得好笑。那知道旧的一方面，看了这点半新的，就算“洪水猛兽”一样了。又不能用正当的辩论法来辩论，鬼鬼祟祟，想借着强权来干涉。于是教育部来干涉了，国务院来干涉了，甚而什么参议院也来干涉了，世界有这种不自由的大学么？还要我去充这种大学的校长么？

马寅初：“我不去见蒋介石，他要见我他自己来！”

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抗战期间担任重庆大学商学院院长兼中央大学经济系主任，多次在公开演讲中指责和揭露国民党政权的腐败，使国民党政府大为头疼，也遭到很多权贵的忌恨。

一天，蒋介石召见重庆大学校长叶元龙，狠狠训斥他：“你真糊涂，怎么可以请马寅初当院长？你知道他在外边骂行政院长孔祥熙吗？他骂的话全是无稽之谈！他骂孔祥熙就是骂我。”末了，蒋介石说：“下星期四你陪他到我这儿来，我要当面跟他谈谈。他是长辈，又是同乡，总要以大局为重！”

校长怕碰钉子，让侄子去向马寅初转达蒋介石的意思。马寅初一听，火冒三丈地说：“叫我去见他，我不去！让宪兵来陪我去吧！”又说：“文职不去拜见军事长官，没有这个必要！见了面就要吵嘴，犯不着！再说，从前我给他讲过课，他是我的学生，学生应当来看老师，哪有老师去看学生的道理！他如果有话说，就叫他来看我！”

蒋介石知道后很生气，又无计可施，只好对校长说：“我是想同他谈谈经济问题。你回去告诉他，以后有时间，随时都可以来找我。”但马寅初始终置之不理。孔祥熙为了拉拢马寅初，想请他出任财政部长，也遭到他了的严词拒绝。

众学者拒绝“奉旨选举”

1940年3月蔡元培病逝，中央研究院院长职位空缺，需要补选。按当时程序，应先由数十名资深学者组成的中研院评议会推举候选人，再由政府遴选任命。胡适、翁文灏、朱家骅三人被学界目为主要候选人，其中又以胡适呼声最高。
中研院长原为无权无钱的闲差，本不至于引发连最高层都卷入其中的风波。但胡适此时正担任驻美大使，力促美国对日作战。此时蒋介石想对选举施加影响，在选举前亲自下条子要“举顾孟余出来。 ”

此举触怒了学界，学者们就此对权贵进行了坚决的抵制。选举前夕，担任评议员的学者聚会，陈寅恪大谈学术自由主义，主张“院长必须在外国学界有声望”，“我们总不能单举几个蒋先生的秘书。”他的意见得到大家的一致赞同。

学界的态度为蒋介石所知，他虽很不高兴，却又无可奈何。最终，评议会正式选举的结果是：翁文灏、朱家骅各二十四票，胡适二十票，李四光六票，王世杰四票，顾孟余只得一票。顾氏惨败，实乃蒋介石帮了倒忙的结果，也反映了学界对权势的漠视、对学术自由的珍视及维护这种自由的风骨与勇气。依据程序，得票最多的三人即为中央研究院院长候选人，经过一番踌躇后，蒋介石等最后决定由朱家骅代理中研院院长，胡适仍为驻美大使，这场风波始得平息。

抗战八年教育大发展

抗战八年，中国教育事业竟于战火纷飞中得大发展。仅以高等教育为例，大学数量由战前的108所增至1945年的141所；在校师生数量增加了48%，学生数量几乎翻了一倍。

抗战爆发后，最主流的舆论意见是教育应该完全服务于抗战

自1937年日军全面侵华，东南沿海教育发达地区首当其冲，相继沦陷，中国教育事业损失巨大。据国民政府教育部统计，战前全国专科以上学校共计108所，战争爆发后，77所被迫内迁后方，另有17所被迫停办；原有公立中学，多数设在沿海地区，战争爆发后大多停办，青年失学者极多；影响最大者莫过于初等教育，学生年龄过小，学校无法内迁，只得随国土一并沦陷，其所受日军奴化教育也最深。

民族面临生死存亡，如何处理教育和抗战之间的关系，成了摆在国民政府面前的一道难题。教育界内部也围绕着如何制定新的“战时教育方针”，而展开了论战。最主流的意见，是认为教育应该完全服务于抗战。不但学科要调整，变为以军事课为主，如“化学师生可从事军用品制造”；教育对象也要调整，须“以民众为对象”，“高中以上学校与战事无关者，应予以改组或即停办”。这种意见，在师生内部也相当普遍。

南京失守后，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组成的“长沙临时大学”准备再度南迁至昆明，决定甫一颁布，即在校内师生间引起激烈辩论，许多批评者认为：在国家急需调动三湘民众起来抗日的时刻，学校内迁至昆明，有损道义。学生自治会甚至派出了自己的代表前往武汉，向国民政府请愿，反对内迁，要求参加抗战。但也有部分教育界人士对上述意见持反对态度。如教育部高教司司长吴俊升认为教育是百年大计，只可因战争做若干临时调整，而不能全盘改弦更张。最具代表性的，则莫过于胡适向蒋介石的进言：“国防教育不是非常时期的教育，是常态教育”。但这类意见，在当日并不占主流。

最能体现当日教育方针意见分歧的，可推张治中和陈诚在“长沙临时大学”的两场演讲。张治中时任湖南省政府主席，其演讲劈头就骂：“际兹国难当头，你们这批青年，不上前线作战服务，躲在这里干么？”陈诚时任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主任，其演讲高度赞成学校内迁，将学生誉为国宝，鼓励他们于国家危难之际努力完成学业，因为十年之后，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们手里。

蒋介石等人力排众议，认为国防教育的着眼点“不仅在战时，还应该看到战后”

教育部为这场论战做出的最终“裁决”是“战时需作平时看”，虽有各种暂时措施，“但仍以维持正常教育为主旨”。换言之，也就是否定了张治中等人的教育完全服务于抗战的意见。教育部如此决策的理由有二：其一，“抗战既属长期，各方面人材直接间接均为战时所需要。我国大学本不发达，每一万国民中仅有大学生一人，与英美教育发达国家相差甚远。为自力更生抗战建国计，原有教育必得维持，否则后果将更不堪”；其二，“以我国人口之众，尚无立即征调此类大学生之必要”。

在当时的舆论环境下，教育部如此决策，与国民政府最高领导层的认知关系极大。陈诚的意见已如前述；1938年3月上任的教育部部长陈立夫也认为“国防之内涵，并不限于狭义之军事教育，各级学校之课程……纵在战时，其可伸缩者亦至有限，断不能任意废弃，致使国力根本动摇，将来国家有无人可用之危险。”陈立夫的意见，与蒋介石高度一致。在蒋氏看来，战时教育不仅仅需要满足抗战救国，更需要满足战后建设——1939年3月，蒋氏在重庆召开的第三次全国教育会议上说道：“我们切不可忘记战时应作平时看，切勿为应急之故而丢弃了基本。我们这一战，一方面是争取民族生存，一方面就要于此时期中改造我们的民族，复兴我们的国家，所以我们教育上的着眼点，不仅在战时，还应该看到战后。”

初等教育：以乡镇地方财政50%为主要经费来源；抗战结束时后方入学率维持在50%以上，因为年龄问题，初等教育，也就是初小、高小教育问题，没有被“战时教育方针论战”所波及。自抗战爆发到1940年，初等教育的工作重点，主要是义务教育的普及。1940年，初等教育又增加了另一个工作重点：对成年失学民众的补习教育。自此，“每乡镇设中心小学，每保设国民学校，均包括儿童、成人、妇女三部分，使民众教育与义务教育打成一片。”初等教育属于地方自办事业，中央政府每年有专门的补助费，但主要经费来源仍以地方自筹为主。为保证教育质量和适龄儿童入学率，1940年，教育部颁布规定，指定乡镇地方财政中至少50%须用作初等教育经费；稍后，又由行政院和国防最高委员会出台规定，将初等教育经费列为“特种基金”纳入预算，严禁地方政府挪作他用。

至1945年，四川适龄儿童入学率达80%；其他大后方省份，云南43%、西康57%、陕西58%……总体保持在50%以上。1936年，大后方10省市在校小学生为300余万人，至1943年，已增至676万余人。

中等教育：1936年在校学生48万，抗战结束时增至126万

1936年之前，中等教育素由地方省市教育厅办理，中央并不直接负责。抗战爆发后，为安置从沦陷区流亡到后方的中学生就学，国民政府开始创办国立中学，至1944年，共设立国力中学34所，国立大学附属中学16所，国立师范学校和职业学校14所，遍及后方12个省区。国立中学的主要职责，是收容来自沦陷区的中学生就学；以及吸收来自沦陷区的骨干教师，解决其生存问题并保证教育质量。

在沦陷区，国民政府的主要措施是设置“教育指导区”。1938年，沦陷区9省4市曾设置50个“教育指导区”，派遣大批教育干部赴沦陷区从事公开或秘密的教育活动。随着战争的推进，“教育指导区”不断增加至18省6市102个之多。“指导区”的主要工作，是联络、吸收敌占区的仍忠于国家的中小学教师，借以消灭奴化教育。1940年，国民政府还特别通过《津贴沦陷区中小学教师办法》，对沦陷区内暗中为国家服务的中小学教师给予津贴补助。接受津贴的教师须宣誓效忠国家，其誓词如下：“我是中华民国的国民，矢志尽忠国家，遵守政府法令，拥护抗战国策，绝对排除奴化教育，不作教育界败类，遗羞子孙。如违誓词，愿受政府最严厉的处分。”同时，教育部还特别制订了沦陷区中学毕业生升入大后方大学就学的规定。1936年在校中学生为48万余人，正因为当局的努力，至抗战结束，在校中学生数量不降反增至120余万。

高等教育：1936年在校学生4万余人，抗战结束时增至8万余人

1936年之前，中国的高等学府大部分集中在东南沿海地区的大城市，其学费普遍“年须数百元”，非家境富裕者，一般无力入学。1927年，教育界人士周谷城即指责过中国的高等教育“以富人为中心，以权贵为中心”。抗战爆发后，学费问题转由国民政府出面解决，不但保证了来自沦陷区的大学生可以继续求学，而且打破了中国高等教育旧有的贵族化倾向。

解决大学生学费问题的同时，国民政府还竭力解决私立大学的运营经费问题。较典型者如厦门大学、复旦大学、南开大学等，全系中央政府大量拨款补助，才得以继续运转。此外尚有大批省立大学因资金紧张而申请改为国立获批，而得以继续维持。因为当局的种种努力，中国的高等教育在校学生数，在抗战期间也不降反升，由1936年的4万余人，增至1945年的8万余人。具体数据如下表：

▲1936～1946学年度大学专科以上教育发展概况统计表(据《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

学年度	院校数	教员数	学生数	毕业生数
1936	108	7560	41922	9154
1937	91	5657	31188	5137
1938	97	6079	36180	5085
1939	101	6514	44422	5622
1940	113	7598	52376	7710
1941	129	8666	59454	8035
1942	132	9421	64097	9056
1943	133	10536	73669	10514
1944	145	11201	78909	12078
1945	141	11183	83498	255688
1946	185	16317	129326	20185

高校研究所：从1936年的22所75人，增至1944年的49所422人

战前，各大学的研究所， 大多由各大学自动发展成立，1936年共计有研究所22个，仅招有研究生75人。抗战爆发后，大学大量内迁，多数研究工作中断。1939年，教育部认为“抗战建国正在迈进之际，学术研究需要尤大”，开始从政策、经费上扶持各大学成立研究所、招收研究生。到1944年，大学研究所已增至49所，研究生增至422人。研究所的运转经费、设备经费、研究生的学费等各项费用，基本上全由中央政府负担。

绝大多数大、中学生享受政府免费教育、免费伙食及一定的医疗保障。

将战时教育如平常时期那般维持的最大困难，是大部分离乡背井的大、中学生都丧失了经济来源，政府不但要负担起对他们“教”的责任，还必须承担对他们“养”的义务。1938年，国民政府开始实施“贷金制度”，规定家在战区的专科以上学生，可向政府申请“贷金”，毕业后三年内再向政府无息偿还。但抗战既系持久，学生毕业后并无正常就业环境，加之自1940年以来国内通胀日趋严重，“贷金制”在1943年被“公费制”取代。其发放范围也大大扩大，连家住重庆有经济来源的大学生也可以享受公费待遇，私立学校入复旦学的学生，同样也可以享受政府的“公费”。高等教育当中，每年获得国民政府的“贷金”和“公费”者达5-7万人，约占了全部学生的80%以上。这些“贷金”和“公费”不但包括学费、生活费，还包括一定程度的医疗保障，故学生看病相当便宜。譬如：中央大学政治系学生唐飞霄1946年1月7日的日记写道：“今去卫生室治牙，可笑挂号金仅一元，药费亦寥寥五元”——当时从重庆往湖南寄一封平信的邮资是20元。

“贷金制”和“公费制”不仅仅面向高等教育，同样也惠及中等教育。按教育部规定，国立中学招收的学生，不仅免除学费，而且免费提供伙食、制服和书籍。

40年后物价飞涨，大、中学校师生生活艰难，但有政府特殊补助，比其他公务员好很多

教师方面，1940年以前，后方大学教授平均每月可获得200余元左右的工资，收入虽不如战前，但较之大城市，后方物价低廉，其实际购买力较之战前并无多大下降，某些教授甚至把课堂搬到了餐馆里。学生方面，毕业于复旦大学的罗文锦，1940年以前“每月可领贷金法币八元，以六元缴纳学校伙食，剩下二元做零用”。当时，八块钱的购买力是相当高的，西南联大“学生的伙食费1938年每月7元，还可以吃到肉和鸡蛋”。

1940年，因日军的封锁，大后方物价暴涨。教育部及时制定《战时救济大中学生膳食暂时办法》。该办法要求财政部于每年的一、七两月向学生预发半年的救济费和生活费，由各校支配，其目的，是使各校可以在春季一、二月间和秋季七、八月间尽量购买粮食储存，以备青黄不接时的粮价高涨。该办法实施三年后，又做了一次大的修订，负责救济大中学生膳食的部门，由财政部变换为了粮食部。如此修订的原因在于：各地粮价不同，荒歉地甚至无粮可购以及粮价持续上涨等因素，使得财政部的统一拨款无法做到因地制宜，故改由粮食部向师生员工“免费发给公粮”。此一时期，大、中等学校师生的生活水准虽然大幅度下降，但薪水之外，尚有政府补助的“平价食粮代金”，较之其他公务员（如国民党中央及地方党部的工作人员），已算比较好的了——1942年，《中央日报》社论明言：靠薪水收入维生者，早已靠典卖度日，生活苦不堪言。

陈立夫说，抗战八年期间，政府在教育方面的投入巨大，“这一笔庞大费用在国家财务支出上仅次于军费”，确非虚言。也唯其如此，才得以在战火纷飞中造就中国教育的一次大飞跃、大发展。
民国时期的著名大学，到抗战前，中国一共有108所各类高校。

二十年代中期，北伐成功，国民党定都南京，国内形势趋向稳定。中国大学也迎来了发展的新时期。

经过长期的发展，随着大批留学人才的回归，中国科学社等的建立，西方科学和教育思想的引入，在许多杰出的教育家如蔡元培、郭秉文、胡适之、陶行知、竺可桢、黄炎培、罗家伦、张伯苓、梅贻琦、蒋梦麟、茅以升、唐文治、任鸿隽、马寅初、吴有训、李四光、傅斯年、严济慈、汤用彤等和其他众多精英人士的努力下，到上个世纪二十年代才成就了如国立北京大学、国立东南大学等颇具水平的现代大学。
民国五大名校是：国立中央大学、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国立武汉大学、国立浙江大学。　

1948年，英国牛津大学致函国民政府教育部，确认包括国立中央大学、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国立浙江大学、国立武汉大学的文理科学士毕业生成绩平均在八十分以上者，享有“牛津之高级生地位”（即今之大学四年级学生）。　
燕京大学(Yenching University)是20世纪初由四所美国及英国基督教教会联合在北京开办的大学。是近代中国规模最大、质量最好、环境最优美的大学，亚洲一流，创办于1916年，司徒雷登任校长，曾与哈佛大学合作成立哈佛—燕京学社，在国内外名声大噪。

从上述这些历史记述来看，主政大陆时期的中华民国政府，在昏暗腐朽之外，的确还是有不少建树的，当时的人物也都个个丰满有型，不像如今这么平面化。历史应该怎么写？历史应该怎么样读？对历史有什么样的记录和解读，决定着我们这个民族未来的道路，但愿我们民族的未来道路越来越通达顺畅，上面的行人也都丰满而矫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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