邬勖 |《奏谳书》“狱史阑案”的法律适用

邬勖：《<奏谳书>“狱史阑案”的法律适用》，载《法律史评论》2021年第2卷（总第17卷），第73页至85页。

邬勖，江西高安人，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主要从事秦汉出土法律文献和法律制度研究，曾在《华东政法大学学报》《江西社会科学》《法律方法》《文汇报》等报刊发表论文多篇。

目次

一、“从诸侯来诱”指控引发的论辩

（一）“奸”

（二）“匿”

（三）“来诱”

二、“人婢清”成案的运用尝试及其失败

三、成案运用的思考与启示

（一）“人婢清”成案运用受阻，可能是由于其法律效力未经明确

（二） “人婢清” 成案运用受阻， 也可能与其过于抽象的运用方式有关

余论

摘要：张家山汉简《奏谳书》“狱史阑案”在县吏审理、县吏内部议罪、皇帝最终判决三个阶段都出现了值得辨析的法律适用问题。县吏在法律依据不足的情况下，尝试扩张解释法律，并以高度抽象的方式运用成案，力图作出死罪或重罪判决，表现了强烈的有罪推定和入罪化倾向；皇帝则排除了基于成案得出的死罪定罪意见，作出了对嫌疑人来说几乎最为宽缓的量刑。该案所反映的基层权力与最高权力在处理普通案件，及最高权力在处理普通案件和政治大案上的理念冲突，堪称西汉早期刑事司法实践的复杂面貌的一个缩影。

关键词：奏谳书；狱史阑；法律适用；成案

汉高祖九年（前198）十一月，刘邦采纳娄敬“强本弱末”的建议，将六国旧贵族和豪杰名家十余万口迁徙至关中，齐国临淄县狱史阑即奉命护送田齐国族女子南前往长安。进入关中后，阑临时起意娶南为妻，并试图带她逃回临淄。他变造了南的形象和身份，让她躺在车中装病，企图蒙混通过函谷关，但被关吏识破。案件由函谷关移交给其所在的胡县（在今河南灵宝市）审理，县吏对阑提出了两种定罪方案而无法决断，遂于次年（前197）七月将案件上谳，经廷尉奏至皇帝，获得了刘邦作出的最终判决。其案卷被当时人编纂并收入供官吏学习狱讼事务的案例集《奏谳书》，于1983年出土于湖北省江陵县（今荆州市）的张家山247号墓。

自1993年该案例文本初次发表以来，学者多已就其法律适用问题作了两方面的讨论：一是其议罪和最终判决具体适用了何种法律，二是其议罪时所援引的“人婢清”成案的含义和功能究竟如何，并产生了相当大的歧异。对于观察承秦余弊的西汉初期的司法实践来说，对于理解成案在中国成文法制早期阶段的法律适用中的功能、效力及其演变脉络来说，本案都是极为难得的填补年代缺环的一手真实材料，值得我们在前人成果的基础上，以更为严格审慎的分析方法，充分利用近年来发表的新材料，继续发掘本案的价值。

本案遵循了秦汉时期一般的诉讼程序和审理方式。胡县官吏首先通过讯问获取了嫌疑人阑所认可的案情事实，接下来就将该事实与其自认为应适用的法律相对应，通过“诘”（追问）的方式，逼迫嫌疑人认罪；随后县吏在定罪问题上发生分歧，双方各执己见展开议罪；案件作为“疑狱”上谳后，最终由皇帝刘邦给出了明确的量刑指示。在县吏与嫌疑人的论辩、县吏内部的论辩、皇帝的最终判决三个场景中，审判者分别是如何适用法律的？以下即对这一过去颇有分歧的问题重作辨析。

一、“从诸侯来诱”指控引发的论辩

与一般案件不同，本案的嫌疑人阑是一位担任“狱史”的专业司法官吏，因此他对县吏指控的抗辩表现了高度的策略性，具体如下：

“·诘阑：阑非当得取（娶）南为妻也，而取（娶）以为妻，与偕归临菑（淄），是阑来诱及奸；南亡之诸侯，阑匿之也，何解？阑曰：来送南而取（娶）为妻，非来诱也。吏以为奸及匿南，罪，毋解。”

如上，胡县官吏指控阑构成三项犯罪：“来诱”“奸”“匿”，阑认可了后两项，而否认了第一项。我们首先来分析双方共同认可的两项指控。

（一）“奸”

此处的“奸”指非法性关系，其对应的行为是“阑非当得娶南为妻也，而娶以为妻”。此项定罪的大前提——“非当得娶”的法律判断是如何证立的，案例原文并未交待，我们只能推测大概县吏认为阑作为“吏”在执行护送南的公务中与护送对象结婚是不适当的，这有点类似唐律中“监临之官娶所监临女”的“违律为婚”。至于将“非当得娶”即非法婚姻认定为“奸”，县吏的依据也可推知，试看以下几条：

“廿六年十二月戊寅以来，禁毋敢谓母之后夫叚（假）父，不同父者毋敢相仁（认）为兄、姊、弟。犯令者耐隶臣妾而毋得相为夫妻，相为夫妻及相与奸者，皆黥为城旦舂。"（《岳麓书院藏秦简（伍）》简001-002）

"奴取（娶）主、主之母及主妻、子以为妻，若与奸，弃市，而耐其女子以为隶妾。其强与奸，除所强。"（《二年律令》简190）

"同产相与奸，若取（娶）以为妻，及所取（娶）皆弃市。其强与奸，除所强。"（《二年律令》简191）

在这些条文中，非法婚姻均与“奸”列于同款，适用同一法律后果，可以说这二者在当时的法律上是一组同位概念，胡县官吏将“非当得娶南为妻也，而娶以为妻”认定为“奸”的理由应即在此。以上三条中非法婚姻双方均是特殊主体，而像阑和南这样不具有血缘、主臣关系的一般主体间的非法婚姻，迄今尚未见专门规制的条文，但从非法婚姻与“奸”的同位关系来看，其法定刑应与一般主体之间的“奸”相同，即“完为城旦舂”或“耐为隶臣妾”，其中前者为“与人妻和奸”的罚则，刘欣宁则指出后者应是“与无夫者和奸之罚则”。案《二年律令》已明确规定：“诸与人妻和奸……其吏也，以强奸论之”（简192），又“强与人奸者，府（腐）以为宫隶臣”（简193），若南已是人妻的话，身为“吏”的阑就将以“强奸”论处，而其法定刑“腐以为宫隶臣”却在案例全文中未得到丝毫体现，可见南应是无夫之女，阑与南的“奸”在县吏看来自然应处“耐为隶臣妾”。

（二）“匿”

其所对应的行为是“南亡之诸侯，阑匿之”。因为南是“亡之诸侯”的罪人，故阑将她藏匿在车中并变造其形象和身份的行为即构成“匿罪人”，规制此行为的“正条”载于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简167：

“匿罪人，死罪，黥为城旦舂，它各与同罪。”

这应是对秦律“主匿黥为城旦舂以下到耐罪，各与同灋”（《岳麓书院藏秦简（肆）》简016）的继承。其后县吏在议罪时直接将阑匿南的行为表述为“匿黥城旦舂罪”，可知“亡之诸侯”应处“黥城旦舂”，阑当与南“同罪”，自然就应处“黥为城旦舂”。

阑直接认可了“奸”和“匿”的指控，一来是因为其事实确凿无可抵赖，二来也是因为“奸”和“匿”都罪不至死。相比之下，“来诱”的后果就要严重得多了。

（三）“来诱”

这是下文县吏议罪时所讲的“从诸侯来诱”的简称，其所对应的行为是“与偕归临淄”，即阑携带南一同返回齐国。案《二年律令》简3云：

“□来诱及为间者，磔。亡之□”

整理小组认为该简残失部分可参考本案“及从诸侯来诱也”“以亡之诸侯论”，陈苏镇进一步指出根据本案可将该简补为：“从诸侯来诱及为间者，磔。亡之诸侯”，其说皆确。又如前所述，从本案可知“亡之诸侯”的法定刑就是“黥为城旦舂”，至此，可将该简文补完为：

“从诸侯来诱及为间者，磔。亡之诸侯，黥为城旦舂。”

“从诸侯来诱”应处以极其严重的死刑“磔”（其刑等与腰斩相仿佛，重于弃市），这就是阑坚决否认此项指控的缘由所在。阑抗辩道：“来送南而娶为妻，非来诱也”，意思是自己从齐国来到汉朝是为了护送南，而非引诱南去齐国。

若坚守文义解释方法，则阑的主张无疑是极得要领的，因为律文“从诸侯来诱”已明确了此行为必须从一开始即具有犯意，而阑进入汉朝后临时起意带南回齐国的情形明显与之不符。阑的抗辩体现了娴熟的法律技巧，其时一定让胡县官吏始料未及，他们因而改变策略，展开第二轮“诘”，放弃了将“与偕归临淄”认定为“来诱”，转而抓住“娶为妻”作为突破点，如下：

“·诘阑：律所以禁从诸侯来诱者，令它国毋得取（娶）它国人也。阑虽不故来，而实诱汉民之齐国，即从诸侯来诱也，何解？阑曰：罪，毋解。”

彭浩等指出：“前一个它国，指汉以外的国。后一个它国，疑指前一个它国之外的国。”所谓“令它国毋得娶它国人”，意为诸侯国人不能娶包括汉朝在内的其他国的女子。刘欣宁已指出，“此一嫁娶禁令乃是审讯者推论‘禁从诸侯来诱’之法意而来”，分析起来，这实际上是县吏揣度“从诸侯来诱律”的立法目的而对该律所作的扩张解释，将诸侯国人娶它国女子也纳入“来诱”的行为模式中。按照此扩张解释，阑与南结婚的行为可直接认定为“实诱汉民之齐国”，这就绕开了“不故来”即阑并未带着犯意来到汉朝所造成的涵摄障碍。

在今天看来，县吏基于扩张解释所作的新的“来诱”指控显然只是一番强词夺理，但在当时“强职权主义”的诉讼模式下，孤身面对司法威权的阑只能被迫以“罪，毋解”的口供认罪。我们不知道他是否像《奏谳书》“讲乞鞫不盗牛案”中讲的那样遭受了惨毒的刑讯，但由下文可知，这种“锻炼成狱”的认罪口供即便在县吏内部也未获得一致认同。接下来，县吏就分化为两个阵营，就阑的定罪量刑展开议罪。

二、“人婢清”成案的运用尝试及其失败

在议罪阶段，县吏的一方坚持“从诸侯来诱”的定罪意见，但援引了一件成案与阑的情形进行类比。仔细剖析可知，这一意见实际上放弃了基于扩张解释的“非当得娶而娶”，而转回将“偕归临淄”涵摄于“来诱”的路径上来。

“·人婢清助赵邯郸城，已即亡从兄赵地，以亡之诸侯论。今阑来送者，即诱南。·吏议：阑与清同类，当以从诸侯来诱论。”

县吏引用的“人婢清”一案，彭浩认为即典籍中的“决事比”，李学勤认为是成案，也就是《刑法志》所讲的“比，以例相比况也”的“比”，蔡万进也有同样的看法，并认为该案中的“助赵邯郸城”可能与《高帝纪》所载高祖六年冬十月“令天下县邑城”有关，其说均近是。不过如下所述，该案只是一件普通的成案，并非具有法定可比照适用效力的“决事比”，另外其年代也可商榷。不过，“同类”一词已清楚地表明，持此意见的县吏是在运用类推方法，将“阑案”类比“人婢清”成案来适用法律。问题在于：清是“以亡之诸侯论”的，而类推的结论却是“今阑来送者，即诱南”，即阑构成“从诸侯来诱”罪，二者的行为模式截然不同，那么县吏究竟是从何角度作此类比的？

学者已对“人婢清案”提出过不同的理解。从语法角度细析其文本，“城”用为动词“筑城”，“从”意为跟随，“已”意为完成，“兄”为“从”之宾语，“赵地”则为“从”的地点状语，因此其含义应解说为“人婢清帮助赵国邯郸筑城，劳役完成后，即逃亡并投奔其在赵国的哥哥，而以‘亡之诸侯’罪被判决”。李安敦、叶山引Lau和Ludeke说，指出县吏将“阑案”类比“人婢清案”的理由在于：清一开始是在合法的服役中来到赵国，随后才逃亡的，而阑同样一开始是在迁徙南的合法活动中去往长安，随后才折返并与南一起逃亡的。刘欣宁也说：“因阑并非为诱而来，而是为公务而来，其后才引汉民之诸侯国……人婢清并非为逃亡而前往诸侯国，而是因公务前往诸侯国，其后才逃亡，但仍以‘亡之诸侯’论处，阑与之情形相仿。”皆甚确。质言之，犯意的产生阶段是县吏类比此两案的角度所在，其推理可表述为：阑在进入汉朝领土后才产生犯意，正如清在进入诸侯国领土以后才产生犯意，既然犯意的后起不妨碍清构成“亡之诸侯”，那么也不应妨碍阑构成“从诸侯来诱”。在这里，“人婢清案”只是县吏用来认定事实的类比对象，而非判决的直接依据。根据这一定罪意见，阑应以“从诸侯来诱”论处死刑“磔”，并当然吸收“奸”和“匿”。

县吏的另一方则接受了阑的抗辩，主张只按“奸”和“匿”二罪来论处。

“·或曰：当以奸及匿黥城旦舂罪论。”

如前所述，阑的“奸”应处“耐为隶臣妾”，至于“匿黥城旦舂罪”则要“与同罪”，论为“黥为城旦舂”。目前并不清楚这种两项实质犯罪（相对诬告反坐等情形而言）的并罚规则，但据常理，毫无疑问其处刑不会低于其中较重一罪的法定刑“黥为城旦舂”。

案件上谳后，刘邦作出了如下最终判决：

“阑当黥为城旦，它如律令。”

遗憾的是，现存简文只保存了此判决的量刑而省略了定罪方案，可以明确的是皇帝排除了“从诸侯来诱”罪名，也没有按照“奸”一罪来论处。我们只能推测其定罪路径有多种可能：第一是按照“匿”一罪来论处，第二是采纳了县吏的“奸”和“匿”二罪并罚的定罪方案，第三是在“奸”和“匿”之外选择了其他罪名，第四是绕开成文法为阑特别作出了“权断”。其中第一种可能最具直接性，它甚至否定了县吏“阑非当得娶南为妻”的判断，认为阑和南的婚姻并不构成“奸”。不论如何，以下这一点是明白无误的：县吏基于“人婢清”成案的类比而将阑定为“来诱”重罪的尝试遭到了刘邦的否定，即便它的结果更能顺应刘邦本人确立的“强本弱末”的重大国策。

三、成案运用的思考与启示

“狱史阑案”是迄今已知的唯一一件在审判中援引成案的汉初案例。根据上文的分析，一方面，县吏对“人婢清”成案的运用表现为一种“从成案中归纳、抽象出新的原则，再适用于问题案件”的形式，其运用方式具有高度的抽象性；另一方面，即便该成案的运用更能迎合重大国策，最终却仍不免被最高权力直接拒绝，其个中缘由，我们认为可从两个方面来考虑。

（一）“人婢清”成案运用受阻，可能是由于其法律效力未经明确

在秦汉时期，已判决的成案并不当然获得审判规范的效力，而是要经过特定程序来明确。欧扬曾指出：“官吏不能随意在决狱时援引普通的成案文书，只能援引中央认定的比类法律”，所论甚确，但未及详加论证。故以下举出具体案例说明这一问题。

秦代的成案，为人所熟知者是睡虎地秦简《法律答问》中的“廷行事”和“行事”，所谓“廷行事”即廷尉的“行事”。但成案的实际运用，目前仅见张家山汉简《奏谳书》中的秦代“攸县守㢑释纵罪人案”一例。秦灭楚后不久，原为楚地的苍梧郡攸县利乡爆发反叛，该县的新黔首（新征服的百姓）被征发前往平叛，战败后，他们畏罪携带兵器大量逃入山中，立场摇摆不定。值此危急之秋，新上任的攸县守令㢑向秦始皇上书请求法外开恩，减轻战败新黔首的罪责，却被南郡派来的调查官吏指控不依法令办事，而试图“释纵罪人”。于是㢑与调查官吏展开了如下的论辩。

“㢑曰：闻等，上论夺爵令戍。今新黔首实不安辑，上书以闻，欲陛下幸诏㢑以抚定之，不敢择（释）纵罪人。毋它解。·诘㢑：等虽论夺爵令或〈戍〉，而毋法令，人臣当谨奏〈奉〉法以治。今㢑绎（释）法而上书言独财（裁）新黔首罪，是㢑欲绎（释）纵罪人明矣。”

这里的两个“等”字都意为“同类情形”。里耶秦简文书9-2283云：“它等未毄（系），去亡，其等皆狱迁陵”，意为：它（人名）等人未被羁押而逃亡，与其同类的情形一律都在迁陵县立案审理。《岳麓书院藏秦简（伍）》简090：“制曰：此等令各请属所执法，执法请之”，肩水金关汉简73EJT31：163载《功令》：“诸自占功劳，皆讫其岁，与计俱。初视事若有物故后，其等，不上功，来岁并数上”，也都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等”字的。

秦代法律和文书中，多见“有等，比”“它有等，比”一类的格式语，如：

“……死，皆毋（无）父母、妻子、同居责（债）殹（也），出之。有等比。”（《岳麓书院藏秦简（肆）》简288）

“□□子传丞相启上少府守嘉书言：北宫干官偕为军治粟，少府属卒史不足，□攻（功）次，为置守如从军者。它有等比。□报，追。”（里耶秦简9-897+9-939）

欧扬已指出，“有等比”“它有等比”意为其他官署遇到等同情况须比照此事处置，含有这类格式语的法律即《岳麓书院藏秦简（伍）》066—068条令文所讲的与律令并列的“比行事”，其说可从。“有等，比”的同类用语还见于《汉书·文帝纪》所载文帝后七年（前157）遗诏：

“它不在令中者，皆以此令比类从事。”

颜师古注：“言此诏中无文者，皆以类比而行事。”《史记》载此句作“佗不在令中者，皆以此令比率从事”。明确规定本令可以“比类从事”“比率从事”，所谓“比类”“比率”即比照之意。凡以此类用语结尾的法律，即为法定可类推适用的法律（可以是法条或成案），其性质与明清时期的“比附律条”“比引律条”有异曲同工之妙。所谓“比行事”，就是法定可比照的“行事”，亦即可类推适用的成案。

在“攸县守㢑释纵罪人案”中，㢑所援引的“等”也是一种与他自己所面临的情形同类的成案，该成案的处理结果是“上论夺爵令戍”，即君主特别下令不对某次战败者适用“新黔首遇群盗去北令”和“儋乏不斗律”论处腰斩，而只剥夺其爵位并充为戍卒。但是，这个“夺爵令戍”的成案并未以“有等，比”一类的格式语确立为可“比”的成案，调查官吏即抓住这一点，驳斥㢑说：“等虽论夺爵令戍，而毋法令”，明确指出这个“夺爵令戍”的“等”并非“法令”。他们还补充道：“人臣当谨奉法以治”，明确主张人臣只能严格依照法律办事。㢑最终被以“释纵罪人律”论处，可见效力未经明确的成案在秦代受到司法体制的断然拒斥。

不独秦代如此，直至西汉后期，未经明确可“比”的成案依然不具有当然的法律效力。《汉书·翟方进传》载成帝鸿嘉二年（前19）时事云：

“司隶校尉陈庆劾奏方进，没入车马。既至甘泉宫，会殿中，庆与廷尉范延寿语，时庆有章劾，自道：“行事以赎论，今尚书持我事来，当于此决……”方进于是举劾庆曰：'……庆有罪未伏诛，无恐惧心，豫自设不坐之比。'”

如上，陈庆认为自己的过错可比照“以赎论”的“行事”来以赎罪处理，而遭翟方进指责为“豫自设不坐之比”。所谓“自设比”，即擅自将未经明确可“比”的成案当作“比行事”“决事比”那样的可“比”的成案来运用。翟方进的指控反映了这一时期，立法确认至少在形式上依然是成案获得法律效力的要件，虽然陈庆提出的主张暗示着实践中这一原则可能已有所松动。

回过头来看“阑案”，县吏所援引的“人婢清”成案并未直接显示其具有可“比”的效力，它确实可能只是一件普通的“行事”，刘邦拒绝运用该成案的缘由或即在此。若是，则秦代“㢑案”、汉初“阑案”和西汉后期的“陈庆案”正可构成一个历时性的材料链条，足以说明成案的效力须经立法明确的原则曾长期存续。

（二）“人婢清”成案运用受阻，也可能与其过于抽象的运用方式有关

如前所述，该成案在县吏的法律论证中的作用是：先从中抽象出“犯意的发生阶段不影响犯罪构成”的原则，再将该原则适用于界定狱史阑的行为，这种“已决行为—原则—待决行为”的抽象的类推可能并不属于当时人们所理解的“比”。

与此形成对照的是，武威磨嘴子十八号汉墓出土“王杖诏书令”所附载的一件西汉后期诏决案例对成案的运用方式，则体现为典型的“已决行为—待决行为”的具体而直接的类推。

“·汝南太守（谳），廷尉：‘吏有殴辱受王杖主者，罪名明白。’制曰：‘（谳）何？应论弃市。云阳白水亭长张熬坐殴抴（曳）受王杖主，使治道，男子王汤告之，即弃市。’”（王杖诏书令“第七”至“第九”）

同编简册所载的宣帝本始二年（前72）、成帝建始元年（前32）和元延三年（前10）诏书，可窥见该案例的大致年代。其案情被高度地提炼为“吏有殴辱受王杖主者”，这种行为应适用的法律“本始二年诏书”，已清楚地载于“王杖十简”和“王杖诏书令”中，“高年赐王杖，上有鸠，使百姓望见之，比于节；有敢妄骂詈殴之者，逆不道”。可见“殴辱受王杖主者”的罪名应为“逆不道”，从“王杖十简”和“王杖诏书令”简册所载诸条“行事”来看，其法定刑应为弃市。

显然，“亭长张熬”成案的犯罪行为“殴抴（曳）受王杖主”与该待决案件的“殴辱受王杖主”几乎毫无二致，在行为的各要素———主体、对象、手段方面都是如此。因此，皇帝虽已明令待决案件应适用“本始二年诏书”，但仍援引了“亭长张熬”成案以强化其适用结论，可见在西汉后期，直接类比行为的成案运用方式对判决的证立来说具有相当的必要性，即便在法有正条的情况下依然如此，这也是“王杖十简”和“王杖诏书令”在载录诏书令文后，不厌其烦地附载多则相关“行事”的用意所在。

由于材料所限，我们只能通过如上数则真实可靠且具有直接说明力的案例，来一窥成案的效力和运用方式在秦至西汉这一历史阶段的状况：未经立法明确可“比”的成案在秦代不具有法律效力，且直到西汉后期仍在形式上维持着成案须经立法明确始具可“比”效力的原则；而“比”的方式，则可能以从已决行为到待决行为的具体类推为主，而排斥从已决行为中归纳上位原则，再适用于待决行为的抽象类推。这些都是“狱史阑案”审判中“人婢清”成案的运用带给我们的启示。

余论

综观“狱史阑案”审判的各阶段，胡县的一部分县吏在法律依据不足，并遭到阑的有效抗辩时，两度更改其指控，甚至不惜运用成案进行抽象类推，坚持“从诸侯来诱”的死罪指控；另一部分县吏则任意扩张解释法律，得出阑与南的婚姻不合法的判断，主张应以“奸”和“匿”二罪并罚，鲜明地体现了基层官吏的有罪推定和定罪重罪化倾向。汉宣帝时，守廷尉史路温舒曾上书指出当时的狱吏“上下相驱，以刻为明”“专为深刻，残贼而亡极，偷为一切，不顾国患”，其原因则在于“治狱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深者获公名，平者多后患”（《汉书·路温舒传》）。本案中县吏竭尽全力地“深文巧诋”，正是路温舒之论的鲜活注脚。相比之下，刘邦得以超越县吏的“自安之道”，因而更能站在相对公正的立场上，排除政策影响，坚守法律规定的字面含义，其能作出对嫌疑人来说最为宽缓的判决也就不足为怪了。

同时我们也可注意到，“狱史阑案”和《奏谳书》的另一则诏决案件“士伍武案”，其所体现的刘邦对待刑事案件的公正态度和法律形式主义倾向，绝非其个人司法理念和法律素养的全部写照。与这两件普通刑事案件大相径庭，刘邦在“韩信案”“彭越案”等政治大案中对审判官吏“深文周纳”“锻炼成狱”的唆使纵容，及从中表现的毫不掩饰的司法专断，无一不说明刘邦绝未放弃将司法当作政治工具来利用。狱吏的深文巧诋与皇帝的平和循法、皇帝在普通案件中的平和循法与在政治大案中的严酷专断，这组映射出汉初审判实践斑斓面貌的双重冲突，正为始于“惩恶亡秦之政”，却终不免走上亡秦覆辙的西汉刑事司法奠定了基调。

相关内容：

法律史评论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

来源集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