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海益 彭锻炼|数字技术对城乡劳动力就业分布影响研究
通过2013年至2019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研究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对中国城乡劳动力就业分布的影响。在数字技术的帮助下,中国正逐步实现了全国商品市场的统一。全国商品市场的统一突破了地理空间的限制,打破了地区间市场的藩篱,将中国广大的农村地区以及偏远地区纳入了全国统一市场,实现了对农村市场体系的迭代升级。全国统一商品大市场的建设,促进了后发地区的经济发展优势,对逐步实现中国城乡劳动力就业的均衡分布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一、引言
数字技术打造了网络虚拟空间,人们在网络虚拟空间实现了“云聚集”。很多企业早已利用虚拟空间进行销售,借助于网络虚拟空间企业实现了全国范围内销售商品。人们可以在同一张网络上消费或购买商品,实现了全国范围内的商品市场的统一。网络虚拟市场克服地理空间上的障碍,使得企业可以在全国范围、甚至是全世界范围内配置资源,拓展了企业生产经营的空间范围,向全国统一大市场迈出了坚实的一步。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2022年公布的数据资料显示,2020年全国电子商务销售额为189334.7亿元,比2013年增长了3倍多,平均年增长率为22%。其中,住宿和餐饮业(32.1%)、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21.4%)以及文化、体育和娱乐业(20.5%)中的电子商务企业比重位列前三。而增长速度最快的则是住宿和餐饮业(261%)、批发和零售业(240%)以及采矿业(200%)。
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城乡差异显著,在实体空间上并没有形成统一的商品市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相对于农村,城市人口集中、交通发达、信息畅通、基础设施较好、市场体系较为健全,经济发展也相对较好。然而,广大的农村地区,地广人稀、交通不便、信息流通速度较慢、基础设施落后、市场体系不健全,经济发展自然也相对落后。在二元经济发展模式下,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务工成为一种常态,其实质是乡村剩余劳动力加入了城市较为健全的劳动力市场和商品交易市场,参与城市市场的分工体系,享受城市市场经济的高效与红利。然而,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和应用,这种趋势正在被打破。虚拟空间帮助了广大的城乡居民实现了“云聚集”,企业利用虚拟空间销售商品成为“新常态”。虚拟空间突破了地理空间的限制,实现了城乡商品市场的统一。在全国商品市场统一的背景下,农村低效的市场体系被城市相对高效的市场体系所替代,并实现了对农村市场体系的迭代和更新。直接扩大了农村消费者可选择的空间和范围,促进了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增长,刺激了当地经济的发展。并且在全国商品市场统一的背景下,城乡商品价格实现了统一,此时乡村的成本优势凸显出来了,企业更愿意在广大的乡村促销。可以预见,在全国商品市场统一的背景下,农村居民人均消费将会跳跃式增长,乡村经济将会有进一步发展,并能够吸收更多的劳动力就业,促进中国城乡劳动力市场均衡发展。此外,在全国商品市场统一的背景下,不同地区的企业都可以在同一网络上销售商品,并且可以借助于网络将商品在全国范围内销售,扩大了市场。特别是对于那些原来受制于交通不方便、信息不畅通等原因而被排除在市场体系之外的地区,现在可以借助于数字技术加入了市场体系,参与社会分工,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更多的就业岗位,吸收了更多的劳动力就业。因此,全国商品市场的统一,通过对农村市场体系的迭代升级促进了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增长,并通过将农村各地区的自然禀赋纳入市场交易的体系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增长,扩大了乡村就业市场,实现了城乡劳动力市场的均衡发展。本文的主要目的就是研究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对中国城乡劳动力就业分布的影响,通过将全国统一商品市场与城乡劳动力市场联系起来研究,重点考查了全国商品市场的统一对中国城乡劳动力就业分布的影响。在相关文献的梳理基础上提出了本文的研究假说,得出实证研究结论和启示。
二、文献回顾
有关中国劳动力就业地区流动的问题早已有人研究,特别是对中国乡村劳动力进城务工的研究文献早已不是新鲜事物。一般认为,驱使劳动力发生流动的重要原因就是劳动力工资收入的差距。劳动力总是倾向于由工资较低的地区流向工资较高的地区,直到两个地区劳动力工资收入相等为止。基于此,众多的学者对中国乡村劳动进城务工进行了解释,并进一步扩大到社会福利、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医疗教育、劳动力技能等方面,拓展了劳动力流动的理论基础。然而,这些研究都没有考虑数字技术的发展,在数字经济时代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对劳动力流动带来的影响如何。在数字经济不发达的年代,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务工其实质上农村剩余劳动力加入城市劳动力市场和商品交易市场。随着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人们在虚拟空间上实现了“云聚集”,企业利用“云空间”销售商品实现了全国商品市场的统一,其实质上是中国城乡市场体系的统一,是中国城市市场体系对农村市场体系的覆盖和替代,更是农村市场体系的升级迭代,必然会对劳动力的就业分布产生影响。互联网的使用降低了诸如签证办理和旅行以及其他的国际流动成本。互联网使用降低了推力因素在迁移决策中的重要性,通过国际贸易或FDI以及对熟练工人需求的增长,促进本国经济发展,同时创造了就业机会的增加。利用数值模拟的方法进行了实证,可以发现互联网对于跨区域就业的影响并不明确。互联网使用能够有效降低通信成本与提供有关迁入国的信息,极大地提高国际迁移的可能性。这些都是对于国际领域的人员流动进行的研究,那么,对于中国国内范围内的劳动力流动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互联网具有“去中心化”和“去中介化”的能力,对中小城市和乡镇地区的发展和创业带了良好机会,并且发现“互联网+创业”对新型城镇化的发展作用显著。互联网技术的普遍应用对促进家庭创业具有显著的提升作用。互联网的普及提高了个体标准就业和机会型创业的概率,从就业质量的维度来看,使用互联网能够提高各类型就业的收入水平,并且对于标准就业和生存型创业而言,使用互联网可以减少工作时间,提高工作自主性。互联网普及对城市外来劳动力的流入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并且从长期来看这种作用会得到进一步增强。互联网使用在总体上促进了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就业,使农村劳动力由自雇型就业向受雇型就业转变,非正规就业比例下降。互联网使用显著促进农村劳动力的流动,互联网使用主要通过信息搜寻机制与工作获取机制作用于劳动力的流动。
数字技术的广泛对劳动力的流动以及中国乡村劳动力的就业带来了非常重要的影响。本文认同以上观点,但同时认为,以上文献仍有进一步拓展的空间。以上文献没有从市场体系的角度来思考问题,没有考虑数字技术带来的中国城乡大市场的统一给中国城乡劳动力就业分布带来的影响。中国城乡商品市场的统一,可以理解为中国城市商品市场体系的延伸,是对农村商品交易市场体系的迭代和升级,实现了城乡商品市场的统一。当城乡商品市场实现统一之后,那么,城乡劳动力市场将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呢?
三、研究假说
中国是一个地理空间上的大国,地区差异较大,城乡分割明显,市场呈现城乡分割、地区分割。习惯上,劳动力向东部地区和城镇地区集中,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务工成为一个常态。从本质上来分析,劳动力向东部地区和城镇地区集中,其实质是地区间市场体系竞争的结果。劳动力流入东部地区或城镇地区,其实质是加入了东部地区和城镇地区较为健全的市场体系,参与市场分工,享受市场高效的红利,而放弃了乡村地区和偏远地区不健全的市场体系,是劳动力“用脚投票”的结果。这是城乡市场分割的必然结果,也是市场体系竞争的必然结果。
然而,在数字经济时代,这种情况正在发生变化。数字技术创造了虚拟空间,虚拟空间突破了地理空间的限制,也打破了区域化市场的藩篱,使得城乡居民可以在虚拟空间聚集,企业也早已利用数字技术在虚拟空间中销售商品。通过虚拟空间的扩展和延伸,企业实现了在全国范围内销售商品,实现了全国市场的一体化。在全国商品市场统一的背景下,农村消费者和城镇消费者可以在同一市场购买和消费商品,扩大了农村消费者可选择的范围上商品种类。其实质是城市商品市场体系的延伸,对农村商品市场的覆盖,也是对农村商品市场体系的迭代和升级,将农村商品市场纳入了城市市场体系的管理和作用范围。
在城乡统一商品市场的背景下,(1)农村消费者可以在全范围内消费商品,扩大了农村消费者可以选择商品的范围,促进了农村地区人均消费支出的增长。对当地经济发展具有较好的促进作用,能够吸收更多的劳动力在当地就业。(2)在全国统一商品大市场的背景下,后发地区的成本优势逐渐将显现。在相同商品价格水平下,追求成本最小化是资本的本性。因此,可以预见,在全国统一商品大市场的背景下,将能够吸引资本对农村投资,促进劳动力在当地就业。(3)在数字技术的帮助下,各地区都可以通过加入虚拟空间而参与市场交易。特别是对于那些原来由于地理空间的限制而事实上被排除在市场体系之外的“孤岛”地区,融入了全国商品大市场,参与社会分工和市场交易。将该地区的商品向全国销售,扩大了市场规模,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提升了该地区经济发展的活力,吸纳了更多的劳动力就业。
综上,全国统一商品大市场形成之后,提高了农村市场体系的效率,扩大了农村消费者可选择的范围,促进了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增长,刺激了乡村经济的发展。与此同时,也将原本由于地理位置的限制而被排除在全国大市场之外的“孤岛”纳入了全国市场体系的范围,促进了后发地区的经济发展,凸显了后发地区的成本优势,对中国城乡劳动力市场的就业分布产生重要影响。
基于此,提出本文的假说命题:
H0:数字技术的广泛使用将有利于中国城乡劳动力就业均等化分布。
四、研究设计
(一)研究思路和方法
本文的主要目的就是检验数字技术的广泛使用对中国城乡劳动力就业分布的影响。因此,本文的被解释变量就是中国城乡劳动力就业分布情况。本文采用省级地区为单位,以省级内部城乡私营企业雇佣劳动力人数为衡量指标,计算城镇私营企业雇佣劳动力人数与乡村私营企业雇佣劳动力人数之比作为衡量中国城乡劳动力就业分布指标。主要原因:(1)私营企业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种重要力量,并且受市场成本与国家政策变化的影响较为敏感,对国家政策以及市场成本收益变化的能够快速作出反馈,是较好的研究对象;(2)以省级地区为单位可以排除不同省份劳动力流动的障碍,同一省内内容各项政策差异度相对较小,如户籍限制、子女入学、养老政策等,且同一省份内部劳动力流动更加容易和相对自由,可以有效排除其他因素的干扰。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是数字技术的广泛使用。本文以各地区电子商务销售额作为衡量指标。某地区电子商务销售额越高,说明该地区数字技术使用较为广泛,商品市场的统一程度较高。反之,较低。为排除其他因素对劳动力就业分布的影响,本文还控制了地区GDP总量、人均GDP、地区等级公路里程、城乡医疗水平以及城乡教育水平差异等因素。
本文首先采用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并以此为基础。在此基础上逐步进行内生性检验、异质性检验、统计指标替换等稳健性检验和机制检验。为防止统计指标的片面性和偏差,本文选择两种统计指标对被解释变量进行替换检验:(1)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2)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比。城乡人均可支配收入或人均消费支出是衡量人员流动的重要指标,因为人们总是倾向于流入人均收入较高的地区。如果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缩小了,那么,劳动力在乡村就业的可能性也将大大提高,毕竟对于绝大部分劳动力来讲提高生活水平还是第一位的。
(二)样本及数据来源
本文涉及的主要数据来自中国国家统计局网站数据库。中国国家统计局网站分别公布了2013年至2019年中国各地区城乡私营企业雇佣劳动力人数、电子商务销售额、各地区GDP总量、地区人均GDP、各地区第三产业增加值、区域内等级公路里程、地区医疗资源以及各地区教育资源等数据资料。由于自2013年起,中国国家统计局改变了城乡居民收入统计口径,2013年之后的数据与以前不可比。因此,本文将研究区间集中于2013年至2019年这一期间。
本文将数据按照省级单位分组,主要是因为中国省级地区之间存在较大差异,以省级为单位能够克服:(1)省级地区之间的政策差异;(2)省级地区之间的地理空间差异;(3)省级地区之间的资源禀赋差异。控制住这些差异之后,就能够排除由于其他因素的不同导致的劳动力流动,有利于计量结果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三)变量及模型设定
CrdLabourit,表示i地区第t年的城乡私营企业雇佣劳动力数量差异。以城镇私营企业雇佣劳动力人数除以乡村私营企业劳动力人数的比值来衡量。该比值越高,说明该地区劳动力人口越集中于城镇。反之,则说明该地区劳动力城乡就业趋于平均。
LnEsaleit,表示i地区第t年互联网销售额,反映该地区商品市场统一化程度。该数据越高,说明该地区商品市场统一化程度越高。
LnGdppit,表示i地区第t年人均GDP的对数,表示该地区的劳动生产率平均水平,该数越大说明该地区的劳动生产率越高;
Tert/GDPit,表示第i地区第t年该地区经济总量,以GDP来衡量,该数越大说明该地区的经济越发达;
LnHwayit,表示第i地区第t年的等级公路里程的对数,该数越大说明该地区的交通方便,物流能力较强,经济活力较大,市场化程度较高;
LnEduit,表示第i地区第t年该地区教育水平,以该地区小学教师人数的对数衡量,该数越大说明数字技术对城乡劳动力就业分布影响研究该地区教育水平较好,劳动力的素质相对较高,劳动力人均收入水平也会相对较高。
Urateit,表示第i地区第t年该地区劳动力市场竞争程度。城市登记失业率水平越高,说明该城镇地区劳动力市场竞争激烈,城镇劳动力市场就业压力大。
五、实证检验
(一)统计分析
2012年,中国中央政府明确提出“互联网+”工程,开启了中国“信息高速公路”建设的序幕。经过近十年的大力建设和发展,中国各行业的“互联网+”工程建设得如火如荼。数字技术在中国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使得中国跨入了数字经济的时代,并且在数字技术的发展与应用方面保持了世界先进水平。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2020年公布的数据显示,8年来,中国所有行业的电子商务活动的销售额都有了显著增长,各行业中有电子商务活动企业的比重显著增长。2019年电子商务销售额为169,325.9亿元,比2013年增长了3倍多,平均增长率为22%。在众多行业中住宿和餐饮行业增长速度最快,达到了近300%。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行业则相对较小,但也达到了近37%。
对照中国城乡私营企业就业人数的变动趋势可以发现,2014年之前,中国城镇私营企业的就业人数相比乡村私营企业的就业人数越来越多。也就是说,在2014年之前,中国劳动力人口不断向城镇集中,而且这一趋势除个别年份之外,一直在增长。但2014年之后,这一趋势出现了拐点,中国城镇私营企业的就业人数相比乡村私营企业的就业之比开始下降,并且自2014年起一直在下降。
结合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过程可以发现,自2012年中国中央政府开始重点部署中国数字经济的发展,之后中国各行各业开始广泛使用数字技术。从中国全国互联网销售额就可以发现,自2013年起中国的互联网销售额呈直线上升。互联网销售额的直线增长与中国城乡私营企业就业人数比的变化趋势正好形成一个“X形”交叉。即伴随着中国互联网销售额的直线上升,中国城乡私营企业劳动力就业人数比在下降。中国互联网销售额与各地区城乡私营企业吸收劳动力就业人数比之间存在较为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中国互联网销售额与各地区城乡私营企业吸收劳动力就业人数比之间的负相关关系表明,这两者之间可能存在较为显著的因果关系。互联网又被称为“信息高速公路”,数字技术又被称为“数字技术”。通过数字技术有效地解决了地区之间、个体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在数字技术广泛使用之前,不同地区之间由于地理空间上的障碍,信息不同有效地而充分地沟通,某些地区甚至被排除在市场经济之外,形成信息孤岛。为了能够获得现代生产和贸易信息,人们不得不向城市聚集。在大量人员聚集的背景下而产生的聚集效应正向强化了这种聚集趋势。2014年之后,数字技术在中国广泛应用,信息借助于网络可以在瞬间传播到任何可以传播的地方。人们只要能够连接上网络,就可以低成本地获取其想要的信息。互联网的“云聚集”使得人们摆脱了地理空间上的障碍,在虚拟世界中交换生产和贸易信息,虚拟世界的“云聚集”替代了实体空间下的个体聚集。无论身处何地,如果能够连接上网络就可以参与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交易。因此,可以发现,随着中国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网络覆盖的不断扩大,全国人民可以在虚拟空间中聚集,不同地区人们可以在同一网络世界中进行交易,不同地区的人们被纳入同一个市场体系中。地理空间不再是阻隔,而是融入全国范围内的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交易体系。人们不必再聚集于实体空间中的某一地区,而是可以分散开,实现了地区间的均衡发展,缩小了地区间的差异。随着网络空间向乡村的延展,劳动力也不必聚集于城市,而是可以在乡村就业和创业。
(二)计量分析
进行计量分析之前,有必要对计量数据进行检验,以达到满足计量分析的必要条件,初步排除“伪回归”现象的产生。
首先,计算主要变量的主要统计特征。根据表1报告的结果显示:(1)样本数据量为217个,且所有的变量都有217个样本数据,能够组成平行面板数据;(2)主要变量的方差都大于“0”,说明不存在不动点,初步满足主要变量必须有变化的计量分析条件。
其次,计算主要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分别计算主要变量之间的Pearson相关系数和Spearman相关系数。根据表2报告的结果显示,(1)主要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都显著地大于“0”,说明主要变量之间的联系非常紧密,可能存在某种因果关系;(2)主要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都小于“1”,初步判断变量之间不存在共线性关系。说明主要变量之间的初步满足“列满秩”的计量分析条件。
表2 主要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
将上述经过检验的数据带入方程(1)式,进行回归分析,得到表3所示计量分析结果。表3分别采用了面板数据的个体固定效应、时间固定效应、双向固定效应、随机效应以及混合回归分析方法,并进行了Hausman检验。
首先,从统计意义上对表3进行研究,比较不同方法分析的结果,时间固定效应方法要优于其他方法:(1)电子销售额(LnEsale)的系数显著为“负”;(2)Hausaman检验显著拒绝随机效应模型。因此,本文采用时间固定效应方法计算出的结果。
其次,从经济学意义分析,可以进一步验证以下结论:互联网销售额的不断增长将会平衡劳动力城乡就业差异。数字技术帮助人们实现了在互联网上的聚集,无论身在何处只要能够连接上网络,就能够加入社会化大生产的市场。并且由于数字技术处理信息的优势,进一步加强了人们利用数字技术处理交易信息。随着中国互联网覆盖面的进一步扩大,越来越多的地区被纳入全国统一市场中,并且由于互联网的使用,创造出了更多的消费市场。当全国统一的市场形成之后,只要能够加入这个市场,哪里的资源禀赋就会发挥市场效能,劳动力就能够在哪里就业。中国城乡劳动力就业人数之间的差距就逐渐缩小,直至最后新的均衡产生。
六、稳健检验
为增强文章结论的可靠性,必须对本文所研究结论进行稳健性检验。本文拟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稳健性检验:(1)样本选择问题;(2)效应滞后期检验;(3)异质性检验;对于样本选择问题,本文采用的是中国所有31个省、市、自治区,是全样本分析,因此,不存在样本选择问题。因此,本文将重点进行(1)效应滞后期检验;(2)异质性检验等稳健性检验。
(一)滞后期检验
2012年中国中央政府提出“互联网+”建设,在中央政府的大力推动下,全社会掀起了中国“互联网+”建设序幕。这也为中国数字经济的发展和建设奠定了基础。如果从2013年开始算起,中国互联网建设随着时间的推移必定越来越成熟,数字经济的发展也就越来越快速。因此,应该可以验证自2013年的向后推移几期,数字经济对劳动力就业分布的影响会越来越显著。根据这一思路,本文检验了政策滞后两期的效果。对比表4和表3报告的回归分析结果,可以发现,中国中央政府推行的“互联网+”政策滞后两期的效果更为显著。进一步验证了数字经济的发展对促进中国城乡劳动力均衡就业具有显著推动作用。
表4 政策滞后两期(2015年)的回归分析
(二)异质性检验
地区间发展不平衡,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特色,也是在研究中国各项政策效果的过程中不得不考虑的因素。本文拟按照中国各地区数字经济发展的状况对中国31省、市、自治区进行分类,分成数字经济发展较好的地区和数字经济发展一般的地区,形成处理组和对照组的对比研究。本文按照各地区互联网销售额占地区人均GDP的比重进行分类,分成高比率组和低比率组。
CrdLabourit = b0 + r D + b1LnEsaleit + b2D*LnEsaleit + b3LnGdppit + b4Tert/Gdpit + b5LnHwayit + b6LnEduit + b7Urateit + mi + lt + eit
其中:i表示地区;t表示时间。
表6显示了低比率地区城乡劳动力就业分布趋势。结果显示,Hausman检验系数不能拒绝随机效应,同时,随机效应计算系数的并不显著。因此,可以发现,在低比率地区,互联网销售额的增长对城乡劳动力就业差异的影响并不显著。
对比表6的显示结果,表7报告了高比率地区回归分析结果。根据表7报告的结果显示,时间固定效应优于其他效应计算的结果。根据时间固定效应计算出的结果,高比率地区互联网销售的增长对该地区城乡劳动力就业差异具有显著的缩小作用。
其次,采用虚拟变量研究法,将高比率组设定为“1”,低比率组设定为“0”,对比分析处理组和对照组的差别是否显著。
根据表7报告的结果显示,截距项D的系数显著为“正”,但交互项的系数显著为“负”,并且都在1%的水平上显著,这说明高比率组的互联网销售额对中国城乡劳动力就业分布差异的影响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即说明数字技术的广泛使用,对中国城乡具有就业的分布差异具有显著的缩小作用。在数字技术的帮助下,中国城乡劳动力可以在城市和乡村更广泛的范围内进行就业。
表8 分组回归分析
(三)误差检验
本文使用城乡私营企业雇佣劳动力数量作为衡量城乡劳动力市场变化的指标,利用各地区互联网销售额作为全国商品统一的衡量指标。但这些指标也往往表示了城乡劳动力市场的一个方面,为了全面地检验全国商品市场的统一对城乡劳动力市场变化的影响。本文拟选择其他指标进行替换检验。本文拟从(1)中国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差异;(2)互联网采购额等两个方面进行稳健测试。
劳动力的流动往往与收入的增长相一致。如果城市劳动力平均收入超过乡村,则乡村劳动力会向城市集中;相关如果乡村人均收入开始上升,则乡村劳动力就会留在乡村就业。因此,劳动力的流动与收入的增减是一致的。收入的增减是牵引劳动力流动的原动力,从城乡人均收入的变化就可以衡量出中国城乡劳动力就业分布的变化趋势。
表9回归结果显示,虽然互联网销售额对中国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的影响并不显著,随着互联网销售收入的增长,但中国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的差异有缩小的趋势。从侧面反映了互联网销售的增长对中国城乡劳动力就业分布具有缩小差异的作用,再次验证了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对中国城乡劳动力的影响效果。
不同于互联网销售额,互联网采购额主要是企业通过电子网络进行采购,而互联网销售额既包含了自然人的购买数量,也包含了企业通过电子网络采购的金额。因此,互联网采购额反映了该地区企业的采购金额,该金额越大,说明该地区企业需求越旺盛,也说明该地区的企业发展较好。而企业是雇佣劳动力的主体,可以预见如果该地区企业发展较好,则该地区对劳动力的需求也会旺盛。从表10回归分析结果可以发现,时间固定效应的计算方式要优于其他计算方式,本文采纳时间固定效应计算的结果。根据表10报告的回归结果可以得出,随着地区互联网电子采购额的增长,中国城乡劳动力就业差异呈现下降的趋势。同样说明,互联网数字技术的广泛使用对中国城乡劳动力就业分布差异具有显著的缩小作用。
表10 互联网采购额对城乡劳动力分布的影响
七、机制检验
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和虚拟空间的建立,实现了“云聚集”,最重要的是实现了全国商品市场的统一。在中国城乡二元经济发展的背景下,全国商品市场的统一更具有现实意义,实现了城乡市场的一体化建设,更是对农村市场体系的更新和迭代,实现了农村市场体系跨越式发展。是中国摆脱城乡二元经济发展的重要契机,促进中国城乡经济均衡发展的重要手段。因此,全国商品市场的统一事实上是对农村市场体系的建设和提升,对促进农村消费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并且对促进农村消费增长的边际效应要远远大于城市消费增长的边际效应。因此,本文认为全国统一商品大市场的建设更能有效地促进农村人均消费支出的增长,并进一步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使得农村能够吸收更多的劳动力就业,促进中国城乡劳动力市场的均衡发展。
(一)农村宽带用户增长率更高
全国统一商品大市场的建设依赖于更多的网络用户的参与,互联网用户数量越多,说明中国城乡统一市场体系的覆盖面越大,市场体系建立得越全面。因此,各地区的互联网用户(Netpeop)数量是一个关键因素,也是决定全国统一大市场能否成功建立的关键因素。随着各地区互联网用户的不断增长,互联网销售额也应该不断地增长,全国统一的商品大市场也随之不断地建成。
其中:i表示地区;t表示时间。
方程式(3)将各地区互联网销售额对各地区互联网用户进行回归分析,检验互联网用户对互联网销售额的影响。表11报告了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互联网用户的增长对互联网销售额的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全国商品统一大市场的建成,依赖于网络用户的不断增长。
表11 互联网用户对互联网销售额回归分析
某地区互联网用户越多,说明该地区参与全国统一大市场的程度越高,城乡统一商品大市场的建设程度越深。比较中国城乡居民加入网络虚拟空间的人数可以发现,虽然中国城镇居民宽带用户的数量高于农村居民宽带用户的数量,但中国农村居民宽带用户数量的增长速度要高于城镇居民宽带用于数量的增长速度(图1)。农村居民加入互联网的速度超过了城市,加快了城乡统一市场建设的步伐。也就加速了城镇市场体系对乡村市场体系的覆盖和迭代,实现了乡村市场的跨越式发展,对促进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具有重要影响。
(二)农村人均消费支出更快增长
消费是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推手,也是经济发展的原动力。在中国城乡二元经济发展的背景下,农村居民自给自足现象较为普遍,市场分工不够充分,市场体系自然也就发展不起来。而城市正好相反,城市居民参与市场分工,通过市场交易解决自身的需求,市场体系建设相对较为健全。因而,中国城乡二元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要低于城市居民人员消费支出。然而,在全国统一商品大市场背景下,城市市场体系通过虚拟空间扩大并覆盖了农村市场,让广大的农村逐步加入到了城市市场交换体系,扩大了农村居民消费支出,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
表12 互联网销售额对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影响
表12报告了城乡统一商品大市场对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影响。回归结果显示,全国统一大市场对缩小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具有显著的作用。一般来讲,全国商品大市场不可能降低城市居民人均消费支出。那么,这种差距的缩小,只能是农村人均消费支出的增长导致的,而且这种增长应该是超过了城市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增长率。也即全国商品市场的统一对农村人均消费支出增长的影响要大于对城市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影响。从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差异对城乡劳动力就业分布的中介效应检验(表13)可以看出,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差异对城乡劳动力就业分布的影响至少呈现半中介效应。消费是经济发展的原动力,当农村人均消费支出的增长率超过城市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增长率时,农村经济增长必将能够吸引更多的劳动力,促进城乡劳动力市场的均衡发展。
表13 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中介效应检验
八、结论启示
综上所述,可以发现,全国商品市场的统一对中国城乡劳动力市场就业分布具有重要影响,促进了中国城乡劳动力的均衡分布。数字技术创造了虚拟空间,在虚拟空间中人们实现了“云聚集”,企业则利用虚拟空间进行商品销售。随着互联网覆盖面的不断扩大和延伸,企业可以在全国范围内销售商品,实现了全国市场的统一。全国商品市场的统一是数字技术发展和应用的重要成果,也是实体空间无法实现的结果。
中国是一个地理空间上的大国,在没有网络的时代,人们被“锁定”在某些特定的领域,无法实现自由而充分的信息沟通,导致了某些信息孤岛的存在。从全国范围来看,市场区域化分割比较明显,城乡二元经济特征显著,企业无法真正做到在全国范围内销售商品和配置资源,无法形成全国统一大市场。在数字技术的帮助下,虚拟空间应运而生,人们实现了“云聚集”,突破了地理空间的限制,打破了市场分割的藩篱,企业可以在全国范围内销售商品和配置资源。尤其是对于那些地理空间比较偏远的地区,数字技术是其参与市场交易的重要工具。在全国商品统一大市场的背景下,扩大了农村消费者的选择空间,不再局限于某个特定市场,而是可以在全国范围内进行选择。同时借助网络空间也可以将本地商品向全国销售,扩大了本地商品的市场规模,催生了众多市场主体,激发了市场的活力,创造了更多的就业岗位。
综上可见,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使得全国统一商品大市场得以成为现实。提高了全国商品市场运行的效率和规模,打破了地区市场分割的显现,更是对中国城乡二元经济发展模式的修复,将农村市场体系接入了城市市场体系,实现了对农村市场体系的迭代和更新,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实现了城乡经济发展的同步与协调,必将引导城乡劳动力市场均衡发展。全国商品统一大市场的建设,也是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先行先试,为其他子市场的建设提供了宝贵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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