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面：为什么英美国家极少出现「军人干政」的现象？ | 循迹晓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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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瑞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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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总统大选虽然到现在还是悬而未决，但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已经在憧憬入主白宫了，而川普表示这次选举是作弊，表示要走法律诉讼程序。

▲特朗普在推特上转发多条关于“选举舞弊”的消息 图源于网络

这样充满戏剧性的结果成了滋生各种段子的温床，比如“杀去华府，占了白宫，夺了鸟位”之类的。由这些段子也衍生出许多其他的问题来，比如“美国军人的投票权呢？”，“美国军人为什么不可以表态支持拜登”，诸如此类。

这些莫名其妙的问题，其实是用传统东亚军政套用在英美军政身上。当然，限于篇幅，这篇文章不打算把西方军政彻底讲清楚，能说多少是多少吧。

01

军队不干政和军人的投票权

英美军政有很多传统，其中有一项非常重要的传统就是——军队不能干预政治。

政治这件事说到底是不同民众利益的分配，这样的事情需要民众用自己各自的代表去谈判和讨论。相比于民众来讲，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军队是有着绝对的优势，这种武力优势对于民众而言是一种终极威胁，一旦军队参与了政治，对于“民有，民治，民享”的政治体制将会是毁灭性的打击。

▲美国武装部队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米利将军在电视讲话中公开表示称，无论最终的选举结果如何，美国军方都不会进行干涉，不会在权力交接的过程中扮演任何角色。同时，美国军方支持选举程序及争议问题都在联邦法律内进行，不应由于军方的介入而发生改变。 图源于网络

对于英美人来讲，他们可以吵闹不休，但对于自己“可以超脱于军队”的政治体制，各派政治领袖和民众都倍感骄傲，所以，“军队不干政”是民众和军队共同遵守的默认规则。

在这种情况下，川普也好，任何一个想维护英美政治底线的人也罢，都不会强令军队为自己的地位做背书，当然，军方更不会主动站队。

看看人类的历史就可以知道，在大多数国家的大多数历史时期，军队干预政治才是常态。所以，英美政治的这个特点是很值得他们骄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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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拿古代中国历史来讲，所谓“刀枪里面出皇权”的道理，一代又一代的野心家们不要太熟悉。

例如唐朝晚期，各地的军阀们都想着倚仗自己的军队玩政治，结果造就了五代十国的乱世。

在那段时间，军阀们靠着自己手中的军队，就可以随意废掉君主后取而代之，然后自己的后代被下一个手握重兵的军阀取代。完全一样的剧本在五十多年的时间内上演了好几出，整个中原大地民不聊生。

▲《1917年11月列宁在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讲话》图源于网络

这是古代，近现代呢，1917年列宁不承认选举结果选择了武装夺权，整个俄国被拖入了痛苦的深渊之中（站在普通百姓的角度），直到如今，在世界某些地方发生军事政变的新闻仍然不绝于耳。

所以，英美社会里“军队不干政”这个传统保证了这些国家近现代民众的生活不至于那么糟。

至于别的一些国家，民众动不动就“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而一些佣兵的将领动不动就要“解天下苍生于倒悬”，固然会造就很多英雄的传说，但对于民众，这是大大的灾难。

不过对英美国家来说，军人不干政并不意味着军人没有投票权，毕竟军人也是合法公民。

美国宪法规定，只要年满18岁的公民就有选举权。美国军人同普通公民一样没有任何区别，有相同权利的选举权。在美国大选期间，军人同公民一样进行登记和投票，以公民身份参与投票。

▲川普总统在给美军士兵讲话 图源于网络

当然，美国有很大一部分军人在海外服役，为保证海外美国军人投票权，美国政府会先把选票邮寄到海外，军人们将选票填写完毕后再寄回美国。

这就是美国历史上最早的“邮寄选票”，其设立的初衷如此，并不像现在这样引起这么大的争议。

从这个意义上讲，虽然军队在英美政体中不得干政，但是军人也拥有投票权，通过这样的方式保证了“每个军人的政治看法得到表达”，在这种情况下，军方作为一个整体去支持或者反对一个总统，既不可能，也无必要了。

02

军队现代化的含义

再往深处讲一下，英美社会对军队做出的这些限制，其实是“军队现代化”（也可以理解成约翰·洛克的“权力不能私有，财产不能公有”的延伸）的结果。简而言之，军队不可以是一个党派（不论是民主党或是共和党）的私兵，既然性质上不是“私兵”也就不能为一人一派谋私利。

这算是现代文明社会的一个共识，在英美乃至西方许多国家，这个共识已经是深入人心的理念。

 ▲ 国防部长马克·埃斯珀已被开除，美国国家反恐中心主任克里斯托弗·米勒将担任代理国防部长。 图源于网络

为了防止军队私有化，英美的国家体制也做了很多设计。

在美国，国防部长是文职官员，而美国现役军人是不得出任议员或公职的，这都是从制度上入手防止军人干政，因为英美政界和民众都知道，“军队现代化”的文明成果来之不易，且非常容易被野心家摧毁。

1950年底，当年的“联合国军司令”麦克阿瑟因为“要不要扩大朝鲜战争”的问题同时任总统杜鲁门发生了严重争议，杜鲁门选择了将麦克阿瑟解职。

在当时，麦克阿瑟坐拥美国最强大的武装力量，甚至整个日本都要听他的，天皇的顶上还有个五星上将麦克阿瑟。即使如此，麦克阿瑟知道自己被解职了，也没说什么，只是回国去发牢骚，依然得等李奇微上任。

▲麦克阿瑟在国会发表告别演讲 图源于网络

美国的军人，即使强悍如麦克阿瑟，巴顿，也知道“军人不能干政”是规矩，他们可以在战场上“用敌人的肝脏润滑齿轮”，但对于国内的政治，只能选择这样的态度。这是刻在他们骨子里的一种信念。

与之相对的，有些国家的政治强人试图将国家军队私有化，比如纳粹德国，希特勒上台之后试图用纳粹思想控制德国军队，并把军人的誓词修改成了以下的样子——“我在上帝面前庄严宣誓，将无条件地服从德意志国及人民的元首、国防军最高统帅阿道夫·希特勒的命令，作为一个勇敢的军人我将随时准备牺牲生命以信守诺言。”

那会儿德军军官们有不少都是旧贵族出身，这些旧贵族非常看重誓言，荣誉和忠诚，希特勒就是看到了这一点，把军队的誓词改成了“忠于希特勒”，从而迈出了从精神上控制军队的重要一步。

▲希姆莱与SS军官合影 图源于网络

即使这样，希特勒也还是不放心，总觉得德国军队并不是跟自己一条心，所以有意识地扶植自己的私兵——党卫军（schutzstaffel，为德文Schutz（护卫、防护、亲卫）与Staffel（团队、编群、队伍）的组合词，以下简称SS），从称谓就能看出来，这是为了一党私利而成立的武装组织。

在二战中德军连吃了几个大败仗后，希特勒觉得，德军之所以失败，都是因为军队政治思想不纯粹，不能从骨子里纳粹化的缘故。

所以，在二战后期德国把很多资源都向SS倾斜，这些SS部队领导人也因此权势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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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战败在即之时，SS全国领袖希姆莱还幻想着“战后的德国需要SS维持秩序”，但在战后对纳粹的清算中，SS被宣布为非法组织，而希姆莱也在被逮捕之后仓皇自杀。

纳粹德国虽然只存在了12年就灭亡了，但这个邪恶帝国所做的一切都在战后警示着人们：一个文明的社会可以非常容易地堕落成恐怖的组织。

这其中，如果一个国家的军队被某一政治派别操控，成为该派别的私兵的话，这对文明国家而言简直就是灾难。为了避免这样的灾难发生，任何文明国家的政治首脑想动用军队，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以美军为例，二战之后，美国总统如果需要动用军队，都是慎之又慎的。

▲反对黑人上学的白人 图源于网络

1957年，美国南方阿肯色州爆发了“小石城事件”，当地的高中校长拒绝黑人入校学习，这件事情被最高法院裁定为违宪。

而在得克萨斯州，州长艾伦·希弗斯带头拒绝执行最高法院判决，这个时候，时任总统的艾森豪威尔才不得不“根据宪法赋予美国总统的权力”，“命令所有妨碍执法者马上停止或结束抵抗，立刻解散”。

为了保护黑人学生入学，艾森豪威尔派遣了二战中赫赫有名的第101空降师入学校，一度引起轰动。

在这个事例中，总统动用军队的前提是“贯彻最高法院的判决”，法院的指令若得不到执行，只会沦为废纸一张。

即使如此，艾森豪威尔做决定之前也是慎之又慎的。他必须考虑，联邦军队一旦出现，会不会授人以柄，犯了“联邦不得干预州权”的忌讳。

▲军队保护黑人学生入学 图源于网络

最后，艾森豪威尔做出“动用军队的决定”，本质上也绝不是为了保护自己的权势，而是保证最高法院的判决可以落到实处。如果没有最高法院的判决在先，艾森豪威尔贵为总统，也是无法调遣军队的。

到了1974年，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面对水门事件的弹劾，最高法院以压倒性优势通过了对尼克松不利的裁决。与此同时，报纸社论发出要他辞职的舆论，国会也不停地呼吁，要对他进行弹劾。

尼克松也不是没考虑过叫私人卫队来白宫保护自己的安全，但他最终决定辞职，并在第二天宣布辞去了总统职务。

▲1974年8月9日，美国总统尼克松因为水门事件召开辞职记者会 图源于网络

在这件事上，倘若尼克松选择调集卫队，那么这些武装力量保护的将是尼克松自己的权力，这在美国是不能被接受的，最终，尼克松放弃了“武装保卫政权”，这也是英美社会政治共识的必然结果。

回顾历史，川普自然是不能指望军队站在他这一边了，他做不到，拜登也做不到。

03

军事政变不是西方政治的选择

通过上文，我们不难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军事政变不是文明社会的选择”。此外，除了以上的原因之外，还有一些别的因素，值得在这里展开讲一讲。

首先，西方的政治斗争并不是你死我活。

如果政治领导人没有触犯法律，在这样的前提下无论怎样的政治斗争，都可以给败者一个体面的下台。

▲温斯顿·丘吉尔（1874年11月30日－1965年1月24日），英国政治家、历史学家、画家、演说家、作家、记者，出身于贵族家庭 图源于网络

例如二战末期，领导英国度过至暗时刻的丘吉尔首相还在德国波茨坦开会，就被英国人选下来了，卸任首相的丘吉尔并没有被关起来，或者被限制自由。相反地，他有充足的时间去发表演说和撰写回忆录，他卸任首相之后发表的“铁幕演说”被视为冷战开始的标志性事件，而他写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更是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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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丘吉尔的故事不是个例。美国南北战争之后，南方的许多“败军之将”，比如罗伯特·李将军，作为南军统帅都可以获得联邦政府的宽恕，这种情况下，既然退下来还可以过体面的生活，我为什么要冒险呢？

然而，这种政治生态在东亚人的历史上则是一个相当陌生的概念。

在秦制社会中，政斗的失败者除了死亡（或终身软禁）很难有别的归宿。这样一来，既是为了活命，当事者也会铤而走险，做出许多不理智的决定。

中国历史上有个著名的儿皇帝石敬瑭，他为了造反引来了契丹兵，还割让了幽云十六州，给后来的历史造成了恶劣的影响。

▲石敬瑭拜见耶律德光 图源于网络

他当时在走出“军事政变”这一步时，其实也很犹豫，但他的谋士桑维翰慷慨陈词，大意就是反正咱们都已经反了，这赔上八辈子脑袋都抵不过谋反的罪，不管怎么样，咱们能活下来就是好事情。这契丹跟我们关系一直不错，咱们要是不去找他们求救这才是脑子被驴踢了。

这番陈词很能代表中国自古以来被逼无路走上军事政变之途的人们的心声。既然“能活下来就是好事情”，那么做出啥事都不足为怪了。

其次，既然性命都不担心了，西方的政界人物更在乎的是自己的名节。

英美政治体制设计的环环相扣，就算在某些特定环境下，一些人靠着军事政变上台了，但这些人总不能一直不让民众说话不是（比如自封护国公的克伦威尔），那么这人在历史上的评价还要不要了？

▲克伦威尔 图源于网络

西方的军政界名人还是很知道要脸的。上文说过的尼克松，因为水门事件的不光彩下台了，在他之后的退休岁月中，他的全部心力都放在了“如何挽回自己的公众形象”上去。

英美政界对名誉的看重决定了军事政变不会是当事人的选择。使用暴力，只能让自己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这和“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的哲学是格格不入的。

最后，军事政变的前提是一国的宪法或者政治体制已经失灵，民众对纷乱的政局表示厌倦，这才会有军事政变的民意基础。

法国大革命造成了人头滚滚，血流满地的局面，法国的民众对这种暴力恐惧的生活既无奈又厌倦，这才造成了军事强人拿破仑的上台。

后世历史学家是这么评价拿破仑军事政变的：“那是蛮力和欺骗的结合，尽管雾月十八日发生的一切被姑息了，但绝不会有掌声的迎接。人们疲于革命，只想要一个明智、坚定的政府。”

那么，英美的政治体制运行到现在，虽然会有危机，有波折，有被夸大为“世界末日”的景象，但相比于其它政体，这个政体还不至于运行不下去，让民众感到恐惧和厌倦。在这种情况下，军事政变的民意基础也就不复存在了。

从这些意义上讲，美国军队不可能表态支持川普或别的总统候选人，而任何想要在英美政体中发动军事政变的政客，都注定是在这样的政体中玩不转的。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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