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洋洋案：在「反家暴上」我们还能做什么？| 循迹晓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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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颜方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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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暴力，是一个始终困扰社会的话题。

2014年，最高人民法院曾经做过调查，结果显示，大约有24.7%的家庭存在不同程度的家庭暴力，涉及家庭暴力的故意杀人案件，占全部故意杀人案件的近10%。

在生活中，当我们听到周围的男士半开玩笑地说一句，“老婆就是用来打的”，有多少人真的会感觉心头一颤呢？时间已经到了2020年，家庭暴力的问题不仅没有能够得到缓解，反而愈演愈烈，触目惊心。

▲上：方洋洋离世后，方家提前给她安排好了阴婚；下：拉姆在家暴中沉默隐忍了十几年 图源于网络

山东22岁的女子方洋洋因未生育而被夫家虐待致死，藏族姑娘拉姆被前夫用汽油大面积烧伤，山西朔州男子撞人后砸死妻子，三桩惨案揭示了，家暴的结果，远不止于被打那么简单。

2016年，《反家庭暴力法》正式实施，立法的本意是为了遏制家暴，可是结果却事与愿违。从法律实施到2019年12月31日，仅公开报道的与家暴相关的命案就有942起，致死1214人，其中女性占76%以上。算起来，平均每五天就有三名女性因家暴而死。

为什么家暴一发生，就不会停止，社会能为解决家暴问题做些什么，法律在家暴面前真的有用吗？

01

刑法的规定

方洋洋死后，当地检察机关对方洋洋的公婆和她的丈夫提起公诉。禹城市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虐待方洋洋致死的公婆和丈夫犯虐待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3年（公公）、有期徒刑2年2个月（婆婆）和有期徒刑2年缓刑3年（丈夫）。

方洋洋之母将此案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上诉至德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相关新闻也引起了舆论的轩然大波。

▲方洋洋案一审判决结果 图源于网络

虽然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人民法院判案，不受行政机关、人民团体、个人的干涉，但说舆论对此案的审判真的不会有影响，是不会有人相信的。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或者被告不服判决而上诉的，上一级人民法院应当对全案，而非仅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部分，进行审查，但不能直接对刑事部分改判。

在舆论波涛的漩涡中，受理上诉的德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以一审法院违反程序为由，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即使不以此为由，也可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等理由发回重审。

▲11月17日，方洋洋的夫家大门紧闭。新京报记者 乔迟 摄

我们相信，此案的重审应当会依法公正处理，不枉不纵。

在家庭暴力案件中，很多加害者会被法院判处虐待罪。

《刑法》第二百六十条规定：

虐待家庭成员，情节恶劣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致人重伤或死亡的，处二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这是很多人对刑法的不解之处，家庭暴力案件中的加害者致受害人重伤或者死亡，如果按照虐待罪来判，最多只有七年有期徒刑。

对比来看。刑法第二百三十四条规定：

故意伤害他人身体，致人重伤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刑法第二百三十二条规定，故意杀人的，处死刑、无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故意伤害罪和故意杀人罪，致人死亡的法定最低刑都是十年有期徒刑，远高于虐待罪致死的法定最高刑。

很多人认为，正是由于虐待的刑罚太轻，才导致了频繁发生的恶性家庭暴力案件。曾经在社交软件的群组中，经常会转发一些段子，例如“犯某某罪一律死刑”。

这种行为艺术，很好地体现了广大人民群众十分朴素的“严刑峻法”的法治观。他们单方面认为，只要刑罚严厉，就能够遏制某种犯罪。

02

刑罚轻了吗？

我们把刑法综合起来看，可能致人死亡的罪，并不止故意伤害、故意杀人两种。

例如，第二百三十三条规定，过失致人死亡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又如，第四百四十三条规定，滥用职权，虐待部属，情节恶劣，致人重伤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致人死亡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人们心中有朴素的“严刑峻法”的思想，但换个角度想，对于主观恶性较大的人，再严重的刑罚对他来说又有什么用呢？杀100个人，和杀1个人，最多都只能以1命相抵，一味的严刑峻法，实际上等于犯罪情节加重的边际成本为0，反而起不到吓阻犯罪的作用。

▲当天上午不愿宰鱼，下午没帮忙递东西和没洗衣服 图源于网络

对于罪刑的认定，不光是看“死亡”这个结果，要综合主观和客观方面，奉行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来认定。致人重伤或者死亡的犯罪行为，并不都以重伤或死亡为主观目的。

在虐待家庭成员的问题上，至少很大比例的家暴施暴者在主观上都并不想真的“弄死”家人，只是要逞一时之快。对于那些长期殴打、虐待家人的人来说，他们这种“长期性”的虐待行为，也证明他们并没有“致人死地”的主观恶意。

但是，如果确有证据证明具备伤人或者杀人的主观恶意，以致人重伤或者死亡为目的施暴，不管是不是家庭暴力案件，都应当以故意伤害或者故意杀人罪论处。

刑法体系中，除了杀人、强奸等严重暴力行为，或者以不特定多数人为加害对象的危害公共安全行为，其余的不以杀人为主观恶意的致死罪行，都不应当参照故意杀人或者故意伤害来设定刑罚，这才符合刑法学中“罪刑相适应”原则。

▲多数遭遇家暴的人身边，旁人多劝和不劝分  图源于网络

但是，法律条文的规定只是理想状态，实务中确实也很难界定主观恶意到底是什么。

方洋洋去世当天，上午被公公张吉林和婆婆刘兰英轮番抽打了三次，头、膝盖、手被重重地摔在了地上。中午没有被允许吃饭。下午，喝过不少酒的张吉林不仅抽打了方洋洋，而且还恶意剪了她的头发。

禹城市公安局物证鉴定研究中心出具的法医学尸检鉴定书显示，方洋洋符合在营养不良基础上受到多次钝性外力作用，导致全身大面积软组织挫伤死亡的情况。

▲方洋洋出嫁当天的视频截图 图源于网络

死亡当天的情况，很可能就是之前无数次被打的重演，从行为的角度看，如何界定张吉林和刘兰英究竟有没有杀死方洋洋的主观恶意呢？

从逻辑上推断，刘家倾尽家产付出十多万元彩礼，就是要把方洋洋当作生育的工具，方洋洋流产后不能再生育，对于刘家来说，彩礼已经打了水漂。

方洋洋是死是活，对于刘家这一群冷血动物来说，已经不重要了。

03

法律的无奈

2016年，《反家暴法》正式实施，可是实施以后，却并没有起到明显的吓阻家暴的作用。

《反家暴法》中加入了告诫制度、人身安全保护令、紧急庇护等措施，让公权力可以依法介入阻断家暴，可是方洋洋、拉姆悲剧发生时，为什么公权力没有能够早介入、早预防呢？

▲《反家暴法》已出台四年 图源于网络

《反家暴法》主要分为家暴的预防、家暴的处置、人身安全保护令、法律责任四个主要方面。

其中第四条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负责妇女儿童工作的机构，负责组织、协调、指导、督促有关部门做好反家庭暴力工作。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司法机关、人民团体、社会组织、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企业事业单位，应当依照本法和有关法律规定，做好反家庭暴力工作。

上述机构是预防家庭暴力的主体。

家庭暴力发生后，家庭暴力受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可以向加害人或者受害人所在单位、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妇女联合会等单位投诉、反映或者求助。

有关单位接到家庭暴力投诉、反映或者求助后，应当给予帮助、处理。他人依法也有权对家暴进行劝阻，或者向公安机关报案。接到报案的公安机关，如果危害性质达不到治安管理处罚或者刑事案件的，可以对家暴施暴人出具告诫书。“明白”

除此之外，工会、共青团、妇联、残联、居委会、村委会等应当对实施家庭暴力的加害人进行法治教育，必要时可以对加害人、受害人进行心理辅导。

▲截至2019年12月底，全国法院共签发人身安全保护令5749份，有效遏制了家庭暴力的发生，维护了家庭暴力受害人特别是妇女、儿童、老年人、残疾人的人身安全和人格尊严。图源于网络

家暴受害人也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这是一个新的机制，属于民事法律关系中的强制措施，由人民法院负责执行，公安机关以及居委会、村委会等应当协助执行。

人身安全保护令是一个法律上的“紧箍咒”，一旦裁定，家暴施害人再作出暴力行为，就是违令行为，无论是否造成危害后果，都可对其罚款、拘留，情节严重的追究刑事责任。

《家暴法》可以看到两个主要特点。第一是该法律并没有增加新的公权力机关，或者扩大新的公权力机关的权力，使其能够专门对家暴的施暴者进行管制。

公权介入家暴的主体始终是人民法院、公安机关、妇联、残联、共青团、工会、居委会、村委会等现有的机制，除了人身安全保护令之外，也并没有赋予公安机关这样的行政机关更多的介入权。

▲图源于网络

这一做法无疑是符合法治精神的，规范私权领域的法律，应当以私权救济为主，而不应当以规范私权为由扩大公权。

然而，这也带来一个负面问题，那就是公权的介入永远是被动的，只要家暴的受害者自己不主动站出来维权，公权就不可能有机会介入家暴。

第二是该法律主要着眼于刑事的或者行政的管制，而没有设计社会对家暴的介入机制。

无论是法院还是公安机关还是居委会、村委会，都不可能在每个家庭当中设置监控眼，随时观察哪家发生了家暴。而不管是行政还是刑事的处罚，无非是坐牢而已，对于很多本身就处于社会最底层的施暴者来说，并不具备威慑作用。

不管是人民法院还是公安机关，介入家暴都起不到让家暴的施暴者“无法抬头做人”，或者现在流行的“社会性死亡”的状态。

▲美国社会对家庭暴力的“零容忍”态度同美国当前实施的事前预防、事后救助的法律和政策相结合，成为应对家庭暴力问题的有效手段。图源于网络

这一点依然要一分为二地评价，法律的规范对象应当是公权力，而应该尽可能少的对民事关系、家事关系介入，但法律也完全可以在对家暴施暴者的惩处和家庭关系的协调上，引入更多的角色，例如社会组织、行业协会、义工等。

第三是该法律没有给家暴行为的受害人赋予更多的，对婚姻关系的处置权。一旦发生家暴，尽管有不少受害人基于各种考虑，不愿离婚，但坚决地离开施暴者是终结家暴的最有力武器。

《反家暴法》却没有加入这方面的规定，例如对遭受家暴的一方赋予更多的离婚决定权、子女抚养权和财产分割权，依然是传统的“劝和不劝离”的婚姻家庭观，即使是人身安全保护令，也能看得出来是要尽可能保全婚姻关系。

这就会造成一个很不好的指引作用，那就是“打老婆怎么了，国家不鼓励你离婚”。

04

世道和人心

不管怎么说，《反家暴法》的实施已经是个很大的进步。虽然国家不鼓励离婚，但至少不鼓励打老婆了。

那么国家鼓励什么？当然是鼓励娶老婆，《民法典》甚至在婚姻一章中加入了“离婚冷静期”的规定，今后任何一方只要无限反悔，就永远也无法协议离婚。方洋洋的婆家显然也是这么想的。

▲所以，结婚前一定要慎之又慎 图源于网络

为了娶老婆，方洋洋的丈夫张丙一家借了十万元，凑足十三万元的彩礼，才将方洋洋娶回了家。方洋洋的父亲是村里的“老光棍”，直到45岁那年才和一个流浪的女子结了婚，生下了方洋洋。

方洋洋的母亲有精神问题，神志不清，方洋洋的父亲为了摘去“光棍”的帽子，传宗接代，不得已才娶了方洋洋的母亲。方洋洋的母亲从一开始就只是个生育工具。多年以后，同样的悲剧落到了方洋洋的头上。

▲方家合影，从左到右依次为洋洋爷爷、父亲方天木、母亲杨兰、洋洋。图源自澎湃新闻，翻拍 / 沈文迪。

对于方洋洋的父亲来说，生了个女儿，没有能够“传宗接代”，所以一定要在彩礼上寸步不让，才能“补偿”自己没有儿子的“损失”，这恐怕也是很多地方农村高额彩礼陋习的原因之一。

方洋洋就这样被以13万元的价格“卖”到了张家。起初的婚姻生活还是比较融洽的，直到方洋洋流产之后没能再怀孕。

在张家看来，借钱娶妻，怎么可能是为了给方洋洋幸福，无非就是生个孙子而已。方洋洋已经无法再实现生育工具的“功能”，自然也就无须善待，张家甚至多次向方洋洋的娘家索还彩礼钱。

▲方洋洋母亲杨兰的卧室。图源于网络

而拉姆在2020年3月与前夫唐路离婚。但是离婚之后，唐路立即催促拉姆复婚，并威胁，如果拒绝，就杀了他们的孩子。复婚后，唐路立即开始继续伤害拉姆，拉姆忍无可忍向法院起诉离婚，并且为了能够成功离婚，还自愿放弃了两个孩子的抚养权。

尽管法院判决离婚了，拉姆的前夫始终不把判决当回事，继续要求拉姆复婚，最终气急败坏，将拉姆杀害。

这些案件，都凸显了女性作为独立的个体地位的缺失。她们或被当作生育工具，或被当作抚养孩子的工具，从头至尾都是男性的附庸。

在女性没有独立经济地位的情况下，为了生计，女性也不得不承受作为男性附庸的不利地位。

笔者经常见到身边的男性出轨，而他们在家中当全职太太的妻子则无奈地表示，“男人在外面有情人是正常的”。即使妻子不是全职太太，也有抱此态度的情况。

作为附庸，或者作为宠物，自然会有男人认为，“老婆就是用来打的”。

05

娜拉出走以后

娜拉是挪威剧作家易卜生的名作《玩偶之家》中的人物。

原本娜拉满足地生活在一个幸福的家庭里，但她最后发现自己只是丈夫的玩偶，孩子是她的玩偶，这不是真正的生活。所以娜拉决定出走。

▲话剧《玩偶之家》 图源于网络

1923年12月26日，鲁迅先生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发表了一篇题为《娜拉走后怎样》的演讲。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娜拉出走之后必定会面临生计问题，可能去了妓院，也可能找到第二个丈夫，被关进第二个玩偶之家。

真正的独立永远只是女性的梦境，梦是好的，但是钱也是要紧的。

随着社会的发展，女性开始有了一定的社会地位，能够进入社会从事各种职业。但是总的来看，女性进入社会是以放弃女性的性别地位，把自己塑造成和男性一样的角色，来交换的。

▲例如格力董明珠的行事风格 图源于网络

很多被认为是“女强人”的女性都要以男性化的姿态出现在众人面前，才能得到公众的信任。

娜拉出走，当然是一个壮举，但是娜拉出走之后会怎样，也应当是全社会都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

遭遇家暴的女性，即使彻底离开施暴者，也应当要解决好个体的生存问题，不单是生计、生存，更是应当要被社会接纳为一个独立的个体，而非一个“女人”，或者一个“单亲妈妈”，或者一个“等待出嫁”的人。

这需要的是全社会观念的转变，不光是女性，每一个人都应当被当作独立的个体，而不是别人的附庸，家庭的附庸，生育的工具。

在方洋洋案中，张丙一家的行为就是很好的例证。

对于他们来说，没有办法生育下一代，人生似乎就没有了意义。婚姻、家庭，高度与生育相绑定，是中国社会根深蒂固的思想意识，但恰恰是这种意识，阻碍了每一个个体真正走向独立自主，也催生了诸如家庭暴力等种种问题。

最后，笔者想对那些正在遭受家暴之苦的女性说，或者说想对每一个感觉自己的处境不如意的人说，遭受伤害就要远离施害者，不仅要勇敢地远离，更要与相似遭遇的人联合起来，形成真正强大的力量替自己发声，才能真正改变社会，而不是单方面指望着“万能的法律”或者公权力从天而降。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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