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本清源：中西方的党争，本质上是一回事吗？ | 循迹晓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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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瑞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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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我写过一篇东西，讲美国共和党与民主党的历史发展（涨姿势：美国两党制是如何形成与演变的？| 循迹晓讲）。

▲在这篇文章下的留言

底下就有读者留言说，“美国的两党竞争难道看不出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的党争么？”，“亡国的先兆之一，就有党争”，还引用了电视剧《琅琊榜》里的台词说了一大堆。

这么看，美利坚合众国党争这么多年，早该亡国不知道多少回了。

总有人说拿古代比现代很不合适，但我不这么认为，一则，中国古代政治的传统到现在还在深刻地影响着国人，二则，西方的政党制也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这样的对比并非古代和现代之比，更是两种不同文化的比较，所以，两者可以做一下对比。

▲图源于网络

事实上，现代西方的政党竞争和我们熟悉的中国古代党争其实不是一回事，那么这篇文章就来讲讲，这俩哪里不一样了。

当然，写正文之前，丑话说在前头，政党政治这东西想要彻底说清楚，没个几本书是不成的，这篇文章的篇幅也就只能说个皮毛（“我有很多绝妙的想法，但是这里地方太小，写不下”），所以诸位学术大佬们，评论区见就好（另外，本文中的古代中国，指的是从秦到清，特此说明下）。

01

中国古代党争的特点

先说中国古代的党争。

“党”这个字的繁体是怎么写的呢，底下一个“黑”字，小时候有个老师这么给我解释——“一群人躲在暗处做一些见不得人的勾当”，从象形字的角度看，这个字的确有不太好的含义，这也就为中国古代的党争定了基调。

论语有云，君子群而不党，那意思是真正的君子是不会拉帮结伙的。

▲ 欧阳修（1007年8月1日－1072年9月22日）图源于网络

到了北宋，欧阳修写过一篇著名的《朋党论》，这篇文章倒承认了所谓的君子有可能会拉帮结伙。

但是文章里也说了，“小人之朋”为了利益而形成，是“伪朋”，他们为了利益而相争，不能团结，有共同利益时就暂时结党，称为朋友，没有利益时就没有来往，甚至互相残害。“君子之朋”则是因志同道合而形成，坚守道义、忠信和名节，是“真朋”，有助修身，为国服务时则同心共济，终始如一。

欧阳修论述的这个“君子之朋”，到底能不能“修身，同心共济，为国服务”，尚且不论，但是，在君子眼里，小人的“朋党”龌龊不堪，一无是处，这是确定无疑的。

无论欧阳修之前还是在他之后，中国古代党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在道德上把对方贬斥为小人，与此同时，还要说自己决不是结党营私，而是一心为公。像欧阳修这样子敢于承认“君子也可能结群”的，已经非常不容易了。

▲ 党锢之祸 图源于网络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看到，无论是汉朝的党锢之祸，还是明朝的东林党，当事的几方，每一方都觉得自己是道德的代理人。有的人可能会说，像士大夫这样的一方，自认为是道德代言人，这个我可以理解，但是像十常侍或者魏忠贤，他们也自以为是道德的代言人么？

这是自然的。在秦之后，尤其是汉武帝时期董仲舒把儒家思想改头换面之后，“无条件忠君”已经成了儒家约束士人的一个非常现实的世俗道德。

此时做臣子的，不管是出于什么心思，胆敢聚众收徒，这已经构成了对君上的“不忠”，这在古代中国是道德问题（古代中国的许多问题，到最后都会以各种方式变成道德问题来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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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末年的党锢之祸，宦官们是这么评判名士李膺的，“养太学游士，交结诸郡生徒，更相驱驰，共为部党，诽讪朝廷，疑乱风俗”。类似的，明末魏忠贤想要治东林党人杨涟的罪，也要说他“党同伐异”、“大不敬”、“无人臣礼”。

这在汉代以来的儒学道德中，也是很厉害的指控了。

而类似的事情不胜枚举。中国古代的党争，不管其实质如何，但在表面上都要伪装成道德之争，大概意思是“反对我们的都是一群虫豸，蝇营狗苟，狼奔豕突，而我们这边则是一片公心为国，多么纯良，多么无辜”。

▲ 陈琳 图源于网络

类似这样的中心思想，在汉末陈琳替袁绍写的讨伐曹操檄文中体现的淋漓尽致，大家就算没看过那篇檄文，也对这样的态度不陌生。

从道德上否认“政治共同体”存在的合理性，以此打压对手，这是中国古代党争的第一个特点。

中国古代党争的第二个特点，大约就是“斩尽杀绝，绝不给对方留活路”。读者诸君对这样的观念绝不会陌生。

所谓的“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嘛，所谓“踏上一万只脚，永世不得翻身”嘛。这样的党争，动不动就是血雨腥风，诛九族之类的，文明一点的，也要让对方的政治生命彻底终结。

北宋在中国古代算是相对文明的朝代了，有不杀文人的传统，但真要闹起党争，不把对方的政治生命彻底结束，那是绝不善罢甘休的。

▲司马光和王安石 图源于网络

例如神宗一朝，王安石和司马光的新旧党争后来被泛道德化，成了“逆我者亡”的游戏。

王安石和司马光作古之后，所谓的新旧党争几经反复，终于在徽宗一朝有了个暂时的定论，当时做宰相的蔡京把他的反对者（主要是旧党人）都打成了所谓的“元祐奸党”，还在全国刻了“元祐党人碑”，现在北京的国家博物馆还放着这个“元祐党人碑”的拓片呢，那上面有很多我们现在听起来很耳熟能详的名字，比如司马光，苏轼，黄庭坚，秦观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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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人有的在立碑之时已经身故，大部分还活着，这些人和他们的子孙，重则关押，轻则贬放远地，非经允许，不得内徙。蔡京说了，自己写下这些人的名字，是为了“永为万世臣子之戒”。

这么看来，刻在碑上的这些人，以及他们的子孙，政治生命是真的结束了。

▲元祐党人碑 图源于网络

当然，过不几年，徽宗皇帝又后悔了，把这些党人子孙都给赦免，比如苏轼，都给流放到海南岛了，这会儿病恹恹地回来，死在常州。

徽宗皇帝这么做的原因，也是因为天上出现了彗星，有早就不满蔡京的官员上疏弹劾，吓得道君皇帝赶紧改弦更张。像天上有彗星，人间闹地震这种事件，在当时并不是可以预期的，倘若没有这颗彗星，或者说蔡京不给对方机会，可能苏轼就真的要老死在海南岛，和他一样的元祐党人在靖康之耻前，大约也不会有再被启用的机会。

连号称最仁慈的北宋王朝尚且如此，其他的朝代，党争失败者的下场，大约只会更惨。

由此，可以看出中国古代党争的第二个特点，那就是赢者通吃，对失败者赶尽杀绝。

02

为啥中国古代党争会这样？

中国古代党争的这些特点，大约是和西方现代政党是很不一样的。那么，这些特点是如何形成的呢？

这个解释可能就多了去了。简单点说，中国古代社会所谓“外儒内法”的治理模式，决定了中国古代党争只能是这样的。

先看看“外儒”。

儒家文化到底是不是糟粕，这个完全可以去讨论，但不管承认不承认，汉代以来，被董仲舒改造过的儒家文化已经成了中国古代宫廷政治的遮羞布，很多东西赤裸裸地说出来，那是不好意思的，必须符合儒家的经典，才可以堂而皇之地讲出来。

▲董仲舒 图源于网络

人性本善还是人性本恶，先秦的儒家有争议，但到了后来，“性善论”成了主要被宣扬的观点，后世儒家认为人性是可以经过教化和训导达到“仁”的完美境界。这样一来，治理天下的政治家，无论是国王，皇帝还是大臣，都应该是全天下人道德的楷模。

这样的道德楷模应该有什么特点呢，他绝不应该有半点私心，不应该有半点情欲，就应该每日茶饭不思，心忧天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现实生活中这样的楷模很少出现（也不能说没有，明朝的海瑞很接近这样的标准），但坐在位子上的皇帝，即使自己再混蛋，也不能说自己不是圣人对不对，这样的话，他统治的合法性就要被质疑了。

▲宋徽宗 图源于网络

宋徽宗那么混蛋，《水浒传》里的宋江怎么说他来着？“当今的圣上是至圣至明的，只不过为奸臣所惑，暂时昏昧”。连宋徽宗都这样，其他人就更别说了。

在古代中国，要坐上统治者的位子，首要的一条就是把自己打扮的道德无瑕疵，同时也要求自己的臣子做到道德无瑕疵。如此一来，臣子表面上就绝不可以有私心，更不可能结党。所以，中国古代的党争从道德上打压对手，抬高自己，就毫不奇怪了。

再说说这个“内法”。

自秦以来，中国古代的历朝历代本质上都是在行着法家治国的道理，在这种独特的政治生态下，所有人都是国君的工具，所有人都活在惴惴不安的恐惧中。

从商鞅到韩非，所做的说教无非就是怎么让国君奴役臣子，让国君地位崇高，怎么从民间聚敛财富，怎么让百姓心甘情愿被奴役。这当中，很重要的一环就是让臣子之间和民众之间不能交换信息，一旦做臣子的可以完成信息共享，那要这个国君干什么呢？

所以，所谓的结党，在古代法家治国的政治环境里，是决不能为国君所容的。而到了明清两代，皇权得到了空前的加强，“结党营私”更是被严厉杜绝。

▲清代皇帝喜欢看《三国演义》，但不喜欢百姓模仿“桃园三结义”  图源于网络

比如在金庸笔下的《鹿鼎记》中，韦小宝动不动就结拜个异性兄弟。这在清朝其实是根本不可能的，康熙帝规定，“歃血结拜弟兄者，不分人之多寡，照谋叛未行律，为首者拟绞监侯，秋后处决，为从者杖一百，流三千里。其止结拜弟兄无歃血焚表等事者，为首杖一百，徒三年，为从杖一百。”

到了这个时候，所谓的“结党营私”已经变成了政治上打击异己屡试不爽的借口了，很多人未必结党，但皇帝说你有，政敌说你有，你就有罢。

法家社会讲究的是“利出一孔”，这个概念可能最早是管仲提出来的，比法家的历史还古老许多。

所谓的“利出一孔”，讲究的是朝廷全面地掌管社会方方面面的资源，如此才能“富国强兵”，明白了这个道理，也就可以明白为啥历朝历代食盐和酒这样的必需品都被朝廷专卖了（五代十国那会儿，中原的几个短命王朝严厉禁止民间酿酒，私自酿酒一滴都是死刑，到了后周，皇帝“宽大为怀”，私酿酒五斤以上才处死，这已经是后世歌颂的仁政了）。

在这种社会里，你一旦成为政争中的胜者，就将拥有全部的社会资源，负者，则会被开除出社会。

▲秦制统一天下后，失败者无处可逃  图源于网络

如果说在非大一统的乱世之中，政争中的失败者还可以逃到别国（比如伍子胥），那么，自从秦代以来，大一统成了中原大地上的主旋律，失败者则逃无可逃，如此一来，中国古代的党争对于失败者“必欲除之而后快”是一种法家社会下的必然。

而在党争的参与者看来，赢了争斗，天下我有，这是再自然不过的心理。当年骆宾王写下讨伐武则天的檄文时说“试看今日域中，竟是谁家天下”，其心境大抵如此，大约在他的幻梦中，武则天早就被无数次地诛了九族。

这么看，中国古代党争如此，并不是什么“中国人的劣根性”使然。外儒内法的政治结构不除，党争就一定会以这样的面貌呈现。

即便现在的世界上还是有些国家，表面上把自己说的非常伟大，实际上呢，铁拳挥向反对者，亲人也一点也不会犹豫，甚至出现了侄子炮决姑父的新闻。

在这种“日月神教”式的国家里，除了东方不败和任我行之外，武林其他势力均会沦为撅着屁股高喊“日月神教，战无不胜，圣教之主，文成武德，千秋万载，一统江湖”口号的花瓶，而日月神教内部，也一定会斗得你死我活。

03

西方政党制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现在就要说说西方的政党制。

很显然，西方的政党制并不否定“结党营私”的合理性，英国思想家埃德蒙德· 伯克给政党下的定义是这样的：“（政党）就是大家基于一致同意的某些特殊原则，并通过共同奋斗来促进国家利益而团结起来的人民团体。”

除此之外，西方政党制也不像中国古代党争一样，务求把对手赶尽杀绝。关于这一点，那句著名的话是怎么说的来着？“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发表观点的权利”。

▲1660年，英国议会通过《航海条例》时的辩论情景 图源于网络

当然，上面说的那些光有理念还不行，还要有切实的法律保障，这点，西方现代政党制都有详尽的法律，规定了民众有成立政治组织的权利，也规定了这些政党之间的竞争，哪些是可以接受的，哪些是不可以接受的。

西方政党制的起源可以追溯到资产阶级的兴起。但是再往前追溯，我们会发现，西方的很多源头上的思想，跟后来统治中国古代社会的儒家和法家几乎截然相反。

首先，西方不太相信“性善论”，尤其是基督教文明兴起之后，西方人普遍认为，人至少带着“原罪”，而人性是不完美的，能做到尽善尽美的，只有上帝。既然如此，一个国家的政治结构也好，日常事务也罢，能做的不是“让完美的人做道德楷模”，而是“如何用制度约束不完美的人”。

这方面西方其实也走过不少弯路，直到现在，他们的政治制度也是有一大堆弊病，但相对于特别差劲的制度，这样总还不那么坏，以至于他们很可以自豪一番，所谓“把权力关进笼子里”，这是一切文明政治制度的前提。

所以，西方的政党竞争可以摆在明面上进行。

大家都承认，不同的政党是出自不同的利益团体，承认了这一点，政治活动会看上去很不堪，很不体面，甚至不同的利益集团会吵翻天，但无论如何，这样子把问题摆在明面上，在很多角度来看都比“至圣至明，同时暗搓搓地打击报复”会好一些。

大家都是为了利益，来这里就是谈利益分配的，大家都是真小人，谁都不要做伪君子，这是现代西方政党制度的一个很重要的思想前提。

▲美国大选前的辩论 图源于网络

在这样的前提下，你能有什么施政主张，我又有什么样的施政主张，这样的主张会给各方利益带来什么影响，都成了可以辩论的。

比如美国总统大选前的公开电视辩论环节，就是这样的案例。事实上，基于利益的辩论是西方自古以来的传统，古罗马时期很多政客竞选执政官，就需要进行这样的辩论。

其次，西方并不存在中国古代大一统社会下的“利出一孔”。

这不是因为西方人道德高尚，而是西方根本没办法形成秦制下的大一统，即使看似统一了西方的罗马帝国，其治下各地还有高度自治权，当年庞培和凯撒斗争失败了，还有跑到东方的可能性。

罗马帝国崩溃以后，各个小封建领主是欧洲社会的主旋律，这样的情况下，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总会有地方容纳政治斗争的失败者，这样的情况下，“利出一孔”的现实基础也就不存在了，既然如此，政治斗争失败了，大不了东山再起嘛，类似的事情在欧洲中世纪之后是非常多的。

有没有为了政争杀全家的，肯定有，但相对于中国古代“诛九族”“诛十族”还是温和许多。

因此，西方政党的竞争大可以“不把对手斩尽杀绝”。

▲英国前首相温斯顿·丘吉尔 图源于网络

当年丘吉尔输了选举，还可以到处著书立说，发挥自己的影响力。而这种事情要是放在前苏联这样的地方，几乎是不可想象的，想想斯大林生前多么威风，死后一朝被清算，那些党羽的下场如何呢？

西方政党制和中国古代的党争本质性的不同，大约就是如此了。再说一遍，这不是什么“中国人的劣根性”，而是政治生态塑造的民族性格，如此而已。

行文至此，本文应该结尾，按照很多网文的套路，该加上这么一段话——“好了，这就是作者知道的中国古代党争和西方政党制的区别了，大家有什么看法，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但还有最后几句话要说，什么样的话呢？西方的政党制，会不会变成中国古代党争的形式。

在我看来，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如我刚才所说，只要社会中的主体将一切泛道德化，认为人性可以尽善尽美，并认为政府应该尽可能地掌握社会资源，这样的社会，就在向“利出于一孔”的秦制靠拢了。

而这样的构想，在一些左派政党的理念中，都可以找得到（关于左派和右派详见：【干货】：如何正确区分真正的左派和右派？| 循迹晓讲）。在西方左派的眼里，人性是可以变好的，“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除此之外，在左派政党眼里，政府就应该像保姆一样照顾民众，接管社会的一切，这都是出于好意而为之嘛。

因此，我们看到了西方，尤其是美国这些年的撕裂。左派的民主党不断地将共和党的支持者描述成一群“自私，堕落，愚昧”的家伙，同时将自己描述成“治愈这个国家的斗士”。

▲AOC的推特截图 图源于网络

与此同时，某些极左派分子科特兹（Alexandria Ocasio-Cortez, 简称AOC）在社交平台上，呼吁支持者收集川普支持者的信息，编辑川普支持者名单，要让他们「承担后果」。

可能在美国许多人看来，这其实没什么，但在我看来，这已经是往秦制的路上狂奔了。

因为很多美国人还是太善良，没见识过HELL模式下的社会是什么样子，他们想象中的黑暗世界，和真正的黑暗差的太远，而许多通向地狱的道路，往往都是由善意铺就的。

在我看来，这是西方政党制的一种未来，一种很可能发生的未来。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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