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制度真的促进了社会阶层的流动吗？ | 循迹晓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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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文素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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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是对中国文化影响最深的传统之一，“选贤举能”、“鲤鱼跃龙门”等神话标签，俨然成为当代人对科考取士的基本理解。

但对古代民众而言，科举既不能改善昏聩腐败的吏治，也难以帮自己实现阶层跃升，与其称作利国利民的制度，不如说是统治者驾驭臣下的权术，与个人无奈的选择。

01

政绩平庸的科场做题家

在帝制时代，科考并非朝廷选才任官的唯一手段。

荐举、荫补、吏员出职、太学生入仕、赀选捐纳等五花八门的选官办法，皆长期与科举并存，甚至一度占据主位。

但公开考试的操作形式，令无数网民相信科考取士更公正合理，更能提升官员素质、改善吏治风气。无独有偶，胼手砥足、挣扎求生的古代百姓，也渴盼面目斯文的“白衣卿相”们能救苦救难。故科场出身的“八府巡按”常作为解民倒悬的终极神器，亮相于《玉堂春》等传统曲目。

｜京剧《玉堂春》

但就入仕后的总体表现而言，大量举子只应验了“仗义每多屠狗辈，负心多是读书人”的老话，或尸位素餐、不通政务，或凶相毕露、雁过拔毛。

在科举尚处于发展阶段的唐代，朝廷取士名额十分有限，登科者凭其稀缺色彩，一度被唐太宗视作“入吾彀中”的“天下英雄”。

但他们很快就令统治阶层大失所望。

《旧唐书·杨绾传》记载，高宗之后，大量新科进士的文化素养差到“六经则未尝开卷，三史则皆同挂壁”，行政能力更无从谈起。

中唐宰相杜佑则被科场做题家们气得吃饭砸锅，在《通典》里痛批科举是承袭六朝“文弊”的花架子，还不如汉代察举好使。他还罗列大量同僚意见，怒斥科场出身的官吏才不匹位、经常沦为衙门胥吏的傀儡。

｜有幸赴“烧尾宴”的唐代进士，政务能力往往有限

作为以门荫入仕的官二代，杜佑对科举的不满多少掺了些个人偏见。也正是在他去世的宪宗朝，进士群体开始把持宰相在内的高级官位，三十余年后继位的唐宣宗，更是痴迷科考到自称“乡贡进士”的地步。

可在他们领导下，一度既压服了叛逆藩镇，又撞上了回鹘崩溃、吐蕃瓦解等历史大运的唐帝国，非但没能鲤鱼打挺、再现辉煌，反而进一步腐化，最终激起农民造反的滔天狂澜。上位不久的做题家们，只得向赳赳武夫交权。

在度过暴力血腥的五代岁月后，科场举子在宋朝迎来了春天。以物质享受为价码实现“杯酒释兵权”的赵宋统治者深知，满口孔孟之道的读书人，身体其实和骄兵悍将一样诚实。

故宋真宗在《劝学》诗中大讲“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公然用金钱、美色吸引年轻人考取功名。

｜赵官家的劝学诗，仿佛是椰树牌式营销的古典鼻祖

皇帝带头诱惑臣下，宋代士风吏治的状况也就可想而知。虽出现些可圈可点的名臣，但更多入仕举子变成了积贫积弱的根由。

对此痛心疾首的文天祥，在殿试答卷《御试策》中，不惜以“自爆”方式提醒皇帝，备考科举的读书人从小被灌输的只是个“利”字，心术在做官前就坏透了。及至蒙古南下，无数宋臣望风而降。

当代网民往往只知崖山海战的惨烈，却不知时人汪元量专门作诗讽刺宋亡，称元军之所以“收了江南不杀人”，原因恰在于“满朝朱紫尽降臣”。

看似汉化程度有限的元朝，对科举制进行了重大改造，正式将考试内容限定在四书五经和程朱理学的范畴之内。标榜驱逐鞑虏、再造华夏的明朝，直接沿袭蒙古遗风，并为科举的演化补上了最后一环——八股文。

这下，涉及国计民生的现实问题全变为举子漠不关心的“窗外事”，而包括诸子百家、历代史书、唐诗宋词在内的海量文化典籍，也不再是做题家眼中的“圣贤书”。

｜八股取士只能导致范进中举式的闹剧

为应考而死记硬背“存天理灭人欲”之类说辞的明清做题家，思想境界并未有所提升。

陈宝良先生在《明代社会生活史》中指出，读书人在及第后心急火燎操办的头等大事，不过是改雅号装逼与纳小妾享乐。其能力水平则跌破了历史下限。行走江湖的清代老中医徐大椿就臭骂士子，既不知三通四史是何等文章，又不晓汉祖唐宗为哪朝皇帝。

｜科举并不能为百姓选出多少青天大老爷

高居庙堂的不少满人大臣，也认为科举制槽点满满，《啸亭杂录》记有他们的牢骚话——“朝廷奚必置棘场，三载间取若干无用人，以为殃民误国之具？”

由此可知，就宏观层面而言，科考取士能选拔贤才、利国利民的所谓优长，不过是镜中花水中月。而在微观层面上，科举能帮平民实现阶级跃升的说辞，亦只是简单幼稚的笑话。

02

陷阱重重的上升孔道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一直是科举的重要卖点。长达一千三百年的科考历史，确实不乏贫寒学子苦读及第、咸鱼翻身的事例。

学界也普遍认为，科举吸收了大量庶族为官、扩大了皇朝的统治基础。但“庶族”指的是不具门阀色彩的中小地主，而非劳动阶层。

在幸运者偏差和行为成本等概念已渐渐普及的今天，我们也显然不能凭范进中举等“证据”，就简单判定科举制度是普通人民改变命运的法宝。颇为黑色幽默的是，对真正的平头百姓而言，应举的准入门槛其实高不可攀。

大谈科考是社会底层上升渠道的人，往往忘记了科举并非来者不拒的自由考试。女性不得参加科考自是无需赘言，倡优奴婢等受尽苦难的“贱人”，想通过应举逆天改命也是天方夜谭。

除此之外，唐代曾对大量外国人封官赐爵，却不许胥吏及工商之家入仕；宋代科考对工商之子网开一面，但对工商业者本人及还俗僧道仍有阻挠；元代禁止残疾人应试；清代虽将“丐户”等贱民豁免为良，却仍限制他们考取功名。

令升斗小民略感安慰的是，由于官府惯于说一套做一套，故历代皆有浑水摸鱼的铤而走险者。且朝廷的政策是逐步放开的，如在明代，商人应举时已不受歧视。

｜真正的社会底层根本没资格参加科举

但除了要规避身份性限制外，求学应考还需投入不可小视的经济成本。

方行、经君健等多位学者主编的《中国经济通史·清代经济卷》认为，农村五口之家全年生活花销为32.6两白银。

可王立刚的《清代参加童试考生所用费用研究》指出，尚未考取秀才的普通学子，想应付完作为科举第一环节的童试，光交通食宿费、报名费、担保费等直接支出就达纹银10两。

若将聘请塾师、购买教材、添置文具及必要的人情往来等开销也算入，所得结果足以令穷苦大众望而却步。故宗韵在《明代家族上行流动研究》里直言，景况不佳的宗族，合全体之力仅能凑齐个别子弟的科考费用。条件稍好者也只养得起两三个脱产考生。

统治者对高昂的科考成本并非毫不知情。为安抚人心，朝廷会给已有功名的士人发放些路费补助。但穷秀才的补贴标准，远低于被胡屠户等百姓视作“天上星宿”的举人，即富者待遇优厚而贫者聊胜于无。

“有理无钱莫进来”的官府衙门，在实际发放环节，也会趁机徇私舞弊、吃拿卡要。

｜为参加科举所需投入的教育成本，穷人根本承担不起

尤需强调的是，随着时间推移，社会积压的“复读生”数量会越来越多，科考竞争压力与应考成本也就跟着水涨船高。

吴宣德在《明代进士的地理分布》中发现，各地最终拥有的进士数量，取决于当地有多少举人能够反复参加会试，即有多少家庭拥有可支撑重复会试的经济实力。

这直接导致明后期进士群体的平民色彩，较明前期大为降低。

侥幸凑足资费、步入考场的寒门学子，将面临九死一生的终极考验——不够公平的评分办法与极低的录取率。平心而论，在跨越千载的科考演化历程中，出现了不少可圈可点的创举。

宋代的糊名法与誊录规定，足以激起在硕博考试中败给关系户的毕业生的共鸣。而明太祖钦点的“南北榜”，与康熙帝为照顾教育欠发达地区而拍板的分省取士制，也会让无数准备高考的河南、山东学子男默女泪。但制度性不公依然存在。

张仲礼在《中国绅士：关于其在19世纪中国社会中作用的研究》中强调，清代官宦子弟的考卷被单独编为“官卷”，其淘汰率远低于寒士的“民卷”。

在清代之前，普通学子的运势也近乎逢考必挂。钱茂伟的《国家、科举与社会》认为，明代会试、乡试录取率，自洪武后一路下跌，最终前者徘徊在10%上下，后者则基本低于4%。

吴铮强的《科举理学化》则指出，宋代举子将金榜题名的难度视为“屠龙”。

｜绝大多数学子，终其一生只能做个穷秀才

在上述陷阱的共同发难下，少量幸运儿虽化身名流千古的励志典型，无数心怀梦想、朝气蓬勃的大好青年，却被科考之路折磨成不人不鬼的潦倒穷汉，全社会也为之付出惨痛代价。

因一代代知识青年沦为废人，晚明世风日渐颓丧沉沦。

陈宝良先生的《明代儒学生员与地方社会》认为，此时士林风气趋于无赖化。魏斐德的《洪业：清朝开国史》则记下了生员们化身女装大佬的丑态——“昨日到城市，归来泪满襟。遍身女衣者，尽是读书人！”部分学者虽将这类现象，生硬解释为近代社会即将来临的信号，但满洲勇士的大马金刀早已将历史本相揭晓。

剃了朱明脑袋的清朝，同样无法摆脱前者宿命。及至鸦片战争爆发前夕，龚自珍惊恐地发现，士大夫们早已寡廉鲜耻，越来越多同胞沦为“不士不农不工不商”的巨婴，国势也日渐无可救药。

03

内卷社会的一曲悲歌

看至此处，读者难免会心生疑惑：既然科举无益于国、利少弊多，为何能在这片土地扎根如此之深？无数知书识礼、清楚失败风险的士人，又为何甘当扑火飞蛾、撞了南墙也不回头？要回答这一问题，既容易也困难。

｜科举由暴君隋炀帝正式创制，这已经暴露了它的真实作用

说容易是因为，对一心维护家天下的统治者而言，开科取士好处多多。

美国学者梅斯奎塔与阿拉斯泰尔在《独裁者手册》中指出，专制统治者的权力基础，是构成其统治集团核心的“致胜联盟”。要想坐稳江山，独夫民贼既要用民脂民膏收买联盟成员，又得让他们知道，自己有海量可将其替换的备胎，令其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从这个角度看，科举制无疑是为君分忧的神器。毕竟在大兴科举后，有哪个飞黄腾达、苦尽甘来的“天子门生”不对皇帝感恩戴德？又有哪个权贵家庭，真能升级为四世三公、门生故吏遍天下的东汉世家，或敢和君主共天下的东晋门阀？同如此巨大的诱惑相比，社会进步之类的问题，在窃国大盗眼中又算得了什么？

说难是因为，对古代百姓而言，除科举外自己近乎无路可走。讲究“利出一孔”的君王，早已对工商业者百般打压，想有所作为，只能削尖脑袋进入官府。在科举成为主流前，百姓本还可通过习武从军来获得朝廷赏识。

如《新唐书》明言，薛仁贵就是为了“富贵还乡”而从征辽东。但科举愈盛，重文轻武之风就愈烈，“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的观念就愈深入人心，有志男儿对科考的路径依赖也就更大。

｜科举兴盛程度与尚武之风成反比

有人会问，既然如此，若我穿越为古代百姓，不求上进成不成？老老实实守着妻儿过日子行不行？这种想法，只是缺乏人生经验的一种表现。

中国帝制社会的本质特征，山东大学的张金光先生在《战国秦社会经济形态新探》、《秦制研究》等著作中，早有一针见血的论述，就是“君子”对“小人”的任意索取。

在这种皇权支配下的社会里，人民的负担不由其收入水平或承受能力决定，而由朝廷的财政需要决定，百姓的岁月静好极易被官府的风吹草动所摧毁。而严密的户籍制度与基层政权组织，则将民间结社扼杀于萌芽，个人根本没有同朝廷讨价还价的能力与渠道。

若想让个人生活真有保障，要么逼上梁山，要么只能去依附或获取朝廷的“代理权”。又有几个凡夫俗子，真的“敢笑黄巢不丈夫”？就算是贾宝玉，也三天两头被群芳催促研究“仕途经济学问”，何况其他须眉浊物？

行文至此，已码了几千字的作者只想对各位读者再说几句废话：与其纠结古代百姓究竟有多少“上升渠道”，不如想想，为什么炎黄子孙一定要这么优秀、这么求上进、以至于不想努力也得去努力？也许在想清楚这个问题后，历史这门看似无用的学问，就能在这片土地上发挥出比弘扬民族自信心要大得多的作用了。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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