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限双标：大明治水背后的真实逻辑 | 循迹晓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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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鹰眼荷鲁斯

◎ 编辑：马戏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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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典型的东方式治水社会，任何立国中原大地的王朝都免不了与各类江河湖泊打长期交道。先民们既要依靠水源的馈赠维持耕作生存，又需时刻提防来自汛期洪峰的无情反噬。

只不过在很多时候，纯粹的技术手段必须为更高目的服务，成为亡羊补牢的擦屁股工具。

◎ 明紫禁城复原图

譬如持续时间达276年的明朝，就常常为南北两头的水患所困。但每次用于解决问题的手法都各不相同，甚至有时还看上去是自相矛盾。唯有当我们顺着河工们的足迹，撩开宛如层层迷雾的历史遮羞布，方能理解那些躲在迷之操作背后的真实思维意图。

◎ 为死保漕运而治理黄河

如果要问明朝人最看重的水系是哪个？

答案绝不会是后人耳熟能详的长江与黄河，更不可能是地位更次的汉江、珠江或淮河。毕竟以上水系全由自然之力塑成，无法在神鬼莫测的变迁之余，还顾及到帝王将相们的天命所授人设。因而唯有呈南北贯通之势的京杭大运河，才能在最大程度上彰显出人定胜天的盛世豪情。

何况再从纯粹的政治、经济角度来看，大运河的顺畅与否，也直接关系到王朝吏制的平稳运行。因为自隋炀帝开国运攸关京畿供应的先河起，所有大一统王朝便对类似的粮赋转移支付存有病态依赖。无论规模日渐扩增的后宫官宦队伍，还是被大量云集到中枢的军事力量，都是财政层面的嗷嗷待哺之口。

结果就是环都城圈的环境恶化和物资匮乏，不得不从治下的各地方粮仓收纳贡赋。而且因消耗速度迅猛，几乎是每隔几月就要进行一次耗费巨大的长途运输。

◎ 漕运

然而，内陆漕运系统自落成之日起，便存在诸多难以克服的严重难题。由于需要有恰到好处的水量维持不间断运作，自然会选择沿途的大小水系充当力量之源。

但人为阻断河流的做法，很容易促成水系的坏死与整体环境的劣质化。加上各王朝京师多位于北方的黄河流域，就免不了遭受大量从上游冲刷而下的泥沙淤积，严重影响漕运工作的正常展开。因此，原本就牵涉甚广的治水工程，便完全被定位于向运河衙门负责。由此展开的各类取舍，更是会酿成持之以恒的恶性循环。

事实上，在明朝登上历史舞台之前，黄河就多次因气候变迁、人为活动影响和地形促进而发生改道事故。比如在公元205年，曹操为北伐幽州和辽西地区的蛮族乌桓，下令开槽最初的运河北段。由此形成的海河水系，几乎将附近的几条主要河流都相互贯通在一起，形成后患无穷的相互绑定状态。等到杨广在公元610年贯通隋唐大运河，便立刻为大量淤积的泥沙给抬高了河床。

最终，黄河主干道也在北宋建立不久之后1048年改道而来。虽然此事件会在日后成为天津起源，却还是直接摧毁了当地的原有入海口生态。

◎ 历史上黄河改道

或许有人会问，大运河同样联通南方的江淮，为什么黄河没有首先改道南下？其中的缘由也不难理解，因为当时的以上两大水系还较为“健康”，有充足的流量和各类支流协助应对泥沙堆积。而海河本来就有数条小运河强制联通，承载能力相对较弱，在地形上也没有高度阻挡，自然就首先为桀骜不驯的黄河所害。

当然，随着黄河泥沙在北部出海口的淤积严重，本就疲软的海河很快就承受不住考验。因此仅到南宋前期的1194年，又出现了祸及数省的向南改道，最后成就了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夺淮入海事件。

当蒙古人建立的元朝修改漕运走向，便不得不更为担忧运河中断的运营安全。于是用筑坝的方式在黄河北部重点设防，迫使黄河在徐州一带汇入泗水，再由淮河主干道通向大海。此举不仅继续破坏着山东内陆的自然环境，也进一步摧残了先前还能自处的江淮大地。

◎ 图/网络

公元1411年，靠军事政变上台的明成祖朱棣，为集权和个人考虑而迁都北京。同时也下令整顿由元朝留下的运河故道，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加剧了这场足以令后人唏嘘不已的生态灾难。

因为相比先前的宋元时代，明朝时期的齐鲁与淮北环境已濒临极限。京杭大运河的存在本身，就让上游之水遭遇阻拦，而下游河道同步受到缺水困难。漕运衙门不得不为蓄能而垄断手头的全部水资源，经常在汛期降临前就酿成上游决堤水灾，又为开闸释放而闹出出赤地千里的人为洪灾。至于整片区域的土地肥力严重下降和盐碱化，则都是无人问津的自然常态。

◎ 刘大夏画像

此后，朝廷于1493年派出曾焚毁郑和航海资料的名臣刘大夏，专门来整顿因上游黄河溃堤而引发的漕运停摆事件。他马上针对现状做出相应调整，以疏通新河的办法进行有限分流，同时还不忘新增堤坝予以巩固。

只不过目的依然是要在内陆蓄水，而非切切实实的改善沿线民生。

因为早已有普通人不得私自用漕运之水用于灌溉的禁令，所以无论分出多少支流都无助于解决长期干旱问题。而且明朝君臣都非常担心黄河因漕运工程的堵塞而提前转向南方，直接淹没到开国太祖朱元璋的凤阳龙兴之地。所以才一反常态的肯让上游水势稍稍分离。

但更多夹在泥沙的洪水还是不断危害着淮南地区，在形成面积超大的洪泽湖之余，摧毁了曾兴盛千年的地方农业经济。

◎  全加强海禁而断流苏州河

基于刘大夏的成功经验，直接启发了半个世纪后的另一位治水专家潘季驯。他成功提出所谓的“束水攻沙”策略，将加高堤坝+多开支流的基本方法做了总结。但类似的做法却不见于同时代的苏州河疏通工程。

因为在长江以南的太湖平原地区，明朝正在遭遇另一种截然不同于北方的现实困境。

◎ 图/网络

今人提及流经上海的苏州河，往往只将其视为黄浦江的某条支流。但在更为漫长的历史记载中，前者才是经受过无数岁月考验的主干道，并且一直将后者当做自己的水源补充。但大明朝廷却在1569年派出大清官海瑞，直接将两者的位置做了根本性对调。

结果自然是对本地的历史进程起重大影响，时至今日都依然有很大体现。

◎ 公元前221年，江浙地区水系图

早在先秦时代，苏州河就是联通东海与太湖的最大内河水道。虽然还有数条支流能让船只走南方的杭州湾入海，但航行条件与距离都无法同更为比值的苏州河相提并论。

因此，最晚到东汉末年至三国早期，已经有象征佛教文化的龙华寺在上海徐汇区兴建。正好与稍后兴起的青岛、宁波及普陀山相互联系，构成中世纪时期的对海贸易供应链。虽然名望与影响力还不足以比肩岭南的广州，却是商船从海上直驱长江流域的最佳捷径。

到了需要靠贸易补贴财政开支的南宋，上海又因贸易发展而成为少数几个要专门设立市舶司的城市之一。甚至在金国篡位者完颜亮即将发兵南下的危机时刻，成为荆州水师由长江中游开往山东半岛的入海通道。

之所以会舍近求远的不走长江口，当然有躲避北岸敌军耳目探查的保密考虑。但也反应出当时的船舶技术相对欠佳，所有为航行安全考虑而选择走更为稳妥的苏州河路线。既然结构坚固且体型较大的战舰都要如此谨慎，那么规格稍低的普通商船就更会倍加小心。以至于能毫不夸张的讲，是苏州河推动了早期上海的建立、繁荣与发展。

当然，大量顺水而来的泥沙，也在填高河床之余还不断将原有的海岸线向外推移。日后成为崇明岛的大片浅滩，便在那时已成为南宋朝廷重点营建的官营盐场。出生自当地的大海盗朱清，也在投降元朝后被封为运管军千户，并直接开通了从长江口到大都的海上漕运航线。

◎ 古代河运码头

随着秉持严格海禁制度的明朝建立，苏州河与上海因过于靠近当时的都城南京，自然沦为官府严控的重点区域。同时，自南宋时期的夺淮入海事件之后，更多来自黄河的泥沙也被直接注入长江下游。

受其影响，本是海岛的南通开始直接与大陆相连，苏州河的河道、入海口也都蒙受不同程度的淤塞。但即便是在浦东从沼泽成为湿地、崇明由浅滩化身群岛的明初，苏州河依然被视为由外海进入太湖沿岸的重要渠道。

正因于此，朱家天子可以容忍广州、泉州和宁波的市舶司继续存在，却直接取缔了元朝曾设在上海的同类机构。

不过，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随着全国经济在15-16世纪之交获得缓慢恢复，包括吴越在内的许多沿海居民纷纷私自造船出海，顺着先祖的航迹重启财富线路。有朝廷从外乡调来的地方官，往往对此忌惮不已，却又苦于资源紧张而无可奈何。

于是便屡屡将下海求生存的“刁民”污蔑为日本倭寇，期望在朝廷定期展开的突击检查中蒙混过关。直到盼来了异常重视此类问题嘉靖皇帝，才得以在专项整治中借刀杀人。

◎ 仇英画作中的倭寇形象

结果又逼出了史无前例的倭寇风暴，让包括上海在内的东南半壁都不断遭到报复性袭击。其中就有72倭寇，从杭州湾一路杀到南京城下，堪称当时最震动朝野的闹剧之一。原本并无防御工事的上海，这才在1553年有了城墙设施。但对于常有海盗出没的崇明群岛和水网密布的浦东湿地来说，这样的有限干扰并不能阻挡所谓倭寇的继续猖獗。

最终，还是因习惯做喷子而不受待见的海瑞出场，主动请缨要为当时的上海县民解决苏州河淤积堵塞问题。然而，大量的劳力却并没有被派到应去的河道段落，反而得到命令去大力扩增支流黄浦江水域。

多年来，许多人觉得该决定是因为苏州河已无入海口，不如用通往长江口的黄浦江予以完美替换。但在苏州河实际上并没有因浦东的陆地升起而断流，还是有一条通道从今日浦东北部的高桥入海。倘若只简单的疏通利民，完全可以将有限的劳力都集中到此地作业。海瑞却反其道而行的选择加宽黄浦江北端，从而在实质上让县城距离大海更远。

事实上，经过海瑞亲自指挥的这次疏通工程后，黄浦江就成为海船进入上海与苏州河的唯一通道。明朝驻军则在地位飙升的吴淞口重新部署，并将原先位于浦东外高桥的宝山卫所迁到对岸，成为近代宝山县城与今日上海宝山区的直接起源。而在海船进入水寨哨所的视线之前，还必须绕过同样有卫所监视的崇明群岛。

至于泥沙日益堆砌的浦东，也因水流量的锐减而加速干涸，无形中又成为了隔绝县城与外洋的联系空间。尽管以上调整从未挡住过坐拥强大武力的郑成功与英国远征军，却能在很大程度上遏制倭寇的近岸活动。

◎ 图/网络

看到这里，肯定又会有读者要问：素以爱民如子形象标榜自己的海瑞，为何会假借疏通河道之名，干着不常为后人所注意的国防建设。

这可能就必须从他的“敏感”家室去寻找答案。由于祖上是名为海答儿的色目后裔，这位大明清官实质上一直为自己的不光彩出生而耿耿于怀。特别是在祖辈从福建迁居海南岛后，进一步因朝廷的限制令而家道中落，就逼的自己只能靠参加科举做官来出人头地。自然也比没有这层关系的普通士大夫更为激进。

◎ 海瑞

巧的是，执政的嘉靖皇帝因蒙古人兵临城下而大搞“反胡意识形态宣传”。所以，海瑞的许多行为举止都是在有意无意的向皇帝献媚。以惠民建设巩固自己内心所秉持的自我隔绝，无论从什么层面看，都非常符合那个时代的政治正确。

可悲的是，上海并没有因苏州河出海口凋敝而错过后来的发展机遇。在1842年的鸦片战争结束后，再次因坐拥直通苏州与东海的水道而成为五口通商城市。但在此之前，海瑞主持的治水工程也确实让县城一度看上去就是非常普通的江南水乡。

◎ 为家乡和皇上消灭云梦泽

我们通过海瑞主持治水工程的事情便可看出，明朝时期的许多官员会在执行具体事务时，将个人世界观与情绪都掺杂其中。类似现象也在后来酝酿为对荆州云梦泽的最终解决方案，而始作俑者正是首辅大臣张居正。

◎ 张居正

作为先秦时期的超级大湖，云梦泽因正好位于长江与汉江之间，成为两大水系的主要泄洪对象。不仅有着约450公里的可观面积，一度比下游的彭泽太湖加起来都大，还有着许多河流所不具备的“顽强生命力”。每当原来的环境因自然变迁和人为活动而改变，就会向更为低洼的东部转移阵地。

比如当关中盆地因秦人的大兴土木而出现环境恶化，造成汉江方向的泥沙淤积加剧，便继续利用洪水的冲刷移步至潜江市一带。留下的原址则多半从沼泽，变为农民们最乐意开垦的湿地。

◎ 云梦泽，彭泽，太湖

于是，类似的剧情便在历史上反复上演。通常都是先由某王朝在盛世阶段大力消耗关中水土，造成下游区域的河床抬高与湖面萎缩。然后是本地居民分头筑坝拦水，力图将新鲜的处女地变为自己朝思暮想的千里沃野。等到特大洪水在某个汛期突然降临，又直接在更远的地方堆积出新的水域。而每当北方地区因王朝崩溃而出现大批难民，前代湖区遗址又会成为他们安家落户的生产保障。期间的各类自然灾害损失，则往往不被新时代的记录者们所待见。

到了16世纪的明朝中后期，云梦泽已整体“搬迁”至武汉附近的东汉江平原。北侧也基本为历代修建的堤坝所封堵，从而彻底同泥沙过量的汉江相分离。

结果，本应注入湖区的洪峰开始无处释放，致使破坏力和持续时间都比过去来的要更为激烈。倘若参照官方治理黄河与漕运水系的模式，理应有针对性的开辟新河道泄洪，重新将风险转嫁到云梦泽身上。然而，贵为内阁首辅大臣的张居正，却对此有截然不同的理解模式。

◎ 云梦泽

原来，张居正自己就生在荆州，本是隶属当地卫所的军籍成员。所以在面对荆楚一带的水患时，往往容易优先为自己的父老乡亲们考虑。尤其害怕来自长江的洪水会重新扩大云梦泽，危及部分已经开垦的新田，激活那些日益干涸的沼泽。

同时，汉江下游还竖立着藩王朱祐杬的陵墓。由于此君正是当朝万历皇帝朱翊钧的直系先祖，容不得水利工程存有任何闪失，否则就容易让自己因决策失误而引火烧身。于是，任何用新河道激活云梦泽的做法，都不再是其考虑问题的方向性选择。

1576年后，大明湖广总督便在张居正的部署下，开始在长江北岸兴修大坝。在传统的夯土结构之外，还大量运用此前比较少见的青石材料，意在确保堤岸的整体强度。

至此，整片云梦泽湖区又与长江彻底分离，彻底被淤塞为鲜有流量补充的封闭死湖。至于每年夏季都会途径当地的长江洪水，则开始反向倒灌进南岸的洞庭湖。

结果便是原本并不十分硕大的湖区，开始因季节性变化而无限扩增，并将原先的许多周遭土地都吞没进去。超量淤积起来的泥沙，直到20世纪都是当地水灾频发的重要推手。北岸则因水患威胁的暂时解除，瞬间增添出许多新开良田。即便以后仍有江水冲垮大坝的惨案发生，却的确为荆州一带的居民增添出不少生存空间。

◎ 图/网络

今人反观张居正的这种做法，无疑会因他的“自私”而感到分外不悦。但考虑到其人所处时代的政治正确与道德水准，类似的操作模式也并无太大问题。若干年后的来者也多半会听闻首辅大臣大名，而不可能获悉其政绩背后的惨重代价。

事实上，这就是明朝，乃至整个封建皇权时代的真实缩影。哪怕是攸关无数人生死与福祉的治水工程，也都会在冠冕堂皇的表面文章之下，暗藏着立足点截然不同的深层逻辑。

因为所有政策的起点，都包裹着无可辩驳的伟光正外衣，但真实的内因却总是与外观大相径庭。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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