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北宋后，中国社会愈发逼仄？ | 循迹晓讲

◎ 循迹 · 用文化给生活另一种可能   题图: 南宋 《却坐图轴》佚名

◎ 作者：颜方平

◎ 编辑：马戏团长

◎ 全文约6400字 阅读需要15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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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1到12世纪，中国的文化出现了巨大的转折。

新产生的文化模式经过一定的沉淀和充实之后，趋向稳定、保守、僵化，一直持续到20世纪初期。靖康之变导致北宋灭亡，南宋朝廷在风雨飘摇中建立起来。

虽然，南宋与北宋，在政治和文化上有直接的联系，却也有些微妙的转变，而文化趋向于内向、保守的程度，确实是大大加强了。整个南宋社会在思想层面上的活力逐渐失去，士大夫强调忠，妇女强调贞，中国社会似乎走向了一种可怕的极端稳定状态。

这种状态因何而起，两宋之交的靖康之变，对社会的影响又有哪些方面，今天的中国社会，又能从历史中得到什么启示呢？

◎ 宋代国家意识的形成

唐宋以前，中国人并没有足够的国家意识。

“国”的本意是城邦、城池，后来又引申为封国，作为“天下”当中的某一片区域。在“国”之上，还有“朝”，指的是统治整个“天下”的朝廷。汉代以前，国与朝有严格区别。南北朝以降，“国朝”使用频率越来越高，一直到北宋，大量使用“国朝”，此时的“国”与“朝”变成了同义词。

汉唐时期，朝廷与西北地区部族政权的关系与北宋不同，朝廷强盛的时候，周边部族尊中原皇帝为天下共主，即使衰落了，周边政权也能在表面上维持一种朝拜的名义。但情况在北宋出现了一大改变。

◎ 事实上，中国历史上第二个南北朝已经出现

北宋之前，统一王朝的君主名义上是全“天下”的共主。北宋时期，北方辽朝崛起，与宋朝廷平起平坐，辽人称宋为“南朝”。大宋的官家不再是全天下的君主了。汉唐统一王朝从来都很抽象的“疆域”、“国界”此时成为了具体的存在，写进外交谈判所确定的法律文书当中。

这是中原固有的政治哲学不能解决的问题，也是传统政治文化无法面对的问题。所以宋代的政治家不厌其烦地论证中国与四夷，正统与僭伪，写下了例如《中国论》、《正统论》这样的论文。

◎ 南北政权并立的现实，使传统华夷观受到挑战

传统政治哲学，如果封闭在完全自我的体系中，自然是什么问题都能够自圆其说的。可问题是，宋人关起门来自说自话，却无法影响契丹人以及后来的女真人称帝、征宋。女真人甚至掳走宋帝，逼宋朝称臣。

在外族的“搅合”下，传统政治哲学已经破产了，要解决这个问题，唯一的办法就是让国家的文化更加封闭，不允许老百姓知道，人家异族君主跟大宋官家是平起平坐的，归根结底，国家意识问题变成了一个忽悠老百姓的问题。

于是，宋代就有了各式各样的闭关政策。宋代禁止古代文化典籍流入北方敌国，禁止对辽金出口图书。宋代还对南北贸易进行严格的限制，普通老百姓并不能自由与辽金夏通商。

◎ 宣化辽墓壁画 《备茶图》

对内，宋朝廷对这些限制政策的说法是对辽金夏 “经济制裁”，实际上按照岁币条约，该给的一分都不少，只是不允许老百姓经手，只能朝廷专办，还不让老百姓知道。而从经济上看，不允许老百姓自由通商，实际上是杀敌一千自损八百。

因为辽金夏面积广阔，拥有中原所需要的很多重要物产，并且扼守宋与中亚贸易交流的咽喉要道。当然，宋人发达的经济文化科技水平，使航海业空前繁荣，朝廷限制人民取道辽金夏走陆路向西，客观上促进了海上“丝绸之路”的兴起。

◎ 国际矛盾与儒学流变

在宋代，广义的儒学被精英们推崇为思想领域的绝对权威、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以近乎宗教的虔诚对它顶礼膜拜。儒学的本质是“政教”，即政治和教育，其规范行为的对象，上至君主，下至百姓。

宋代人的国家意识在国际形势下被迫加强，儒学不可避免地深度介入到国家政治当中，变成政治文化的重要支撑。反过来，国家意识和政治文化也深度影响了儒学的流变。

◎ 徽钦二帝被俘，北宋覆亡

然而靖康之变，导致了北宋的灭亡。作为知识精英，他们愤怒于国家在制度、经济、军事上的全面失败。更让人痛心的事，大量的儒家士大夫面对外敌入侵，竟大量投敌，把自私的求生欲望放在官员的责任和个人道德名誉之上。

宋朝皇室和大量官员被金人掳走，遭受了难以想象的屈辱。社会上广泛流传着皇室妇女被迫成为金人的小妾甚至充作军妓的传说。在儒家传统中，家族关系不可混乱，而皇室在北方遭受的屈辱，就成了对南方君主和大臣的人身侮辱。

宋高宗为了稳固自己的权力，极力推动南北和谈，永久性承认女真人对北方中原的占领，甚至不惜屈膝称臣。

◎ 靖康之变，大量皇室女眷成为金人的俘虏，奴隶

在北宋已经摇摇欲坠的民族自尊心，至此遭到了彻底破坏，人们不仅要质疑南宋朝廷的合法性。种种违背儒家道德的行为叠加，引起强烈震荡，让信仰坚定的儒家知识分子们不断感到道德愤慨。在他们看来，社会的唯一出路是道德重建。

儒学家们批评的矛头有意识地指向了北宋改革家王安石，认为王安石主导的改革是直接导致靖康之变的原因。

对改革的批评和毁弃，增强了公众的保守主义倾向，也造成了反对任何改革的偏见和泛滥。尽管道德保守主义者们根本拿出不任何具体的办法来实现天下大治，但他们在理论上的钻研很好地占领了国家的思想高地。

◎ 权相政体和忠君观念

终宋一世，产生过许多权相。靖康之变后，高宗任用秦桧为相，前后二十余年，将北宋沿袭而来的相权体制又抬高到新的高度。

自此，南宋的政治就伴随权相而始终。秦桧之后，有韩侂胄、史弥远、贾似道。朱熹在宁宗是太子时，被朝廷征召入宫成为太子的老师，曾经深得宁宗信任。

◎ 朱熹（1130年10月18日－1200年4月23日），字元晦，又字仲晦，号晦庵，晚称晦翁。官拜焕章阁侍制兼侍讲，为宋宁宗讲学。晚年遭遇庆元党禁，被列为“伪学魁首”，削官奉祠。

然而，宁宗即位之后，朝廷爆发了激烈的党争。宰相韩侂胄掌控下的御史言官构陷弹劾朱熹，朝廷对以朱熹为代表的一批道学家进行了残酷的清洗，禁绝道学，史称“庆元党禁”。

北宋因政变而建立，其君主权力来源的合法性很成问题。五代以来的武人政变导致政权更替又让北宋统治者想尽一切办法抑制武将的势力，此时能够支持皇权的只剩下士大夫阶层了。用一个既得君主信任，又被天下士大夫视作同类的人领导文官集团，是君主掌控官僚的重要方法，这个人自然就是宰相。

虽然从体制上来说，宋代的宰相权力被分走了很大一部分，但宋代的宰相大多以科举取士，为官的同时也是重要的学术理论家、思想家。因此，他们得以通过种种渠道建立起庞大的关系网络，利用这种网络，在重要的职位上安排与宰相相亲的人，宰相的实际权力就远远大于纸面权力，这就是权相体制的根源。

围绕着权相或者某个学术领袖的文人集团，逐渐被看作是“朋党”，权力倾轧总是以党争的形式出现，而君主则扮演了调停人的角色。

这样一来，虽然是“朋党”，可是“党派”内部却并没有牢固的纽带，只是一个松垮的文人集团，集团的领袖本身并没有绝对权威。要想拴住集团成员，还是必须高举忠君的旗帜，宋代的党争也往往以互相指责对方不忠为说辞。在频繁的党争之下，忠君观念便不由自主的加强了。

◎ 抑扬道学和统治需要

朱熹倡导的道学，并不是愚忠之学。

朱熹认为，一个合格的君主，必须符合“道”的要求，才能符合天意人心。朱熹企图用正心诚意之学以正君心，反对君主独断专行，追求理想化的“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然而，君主不独断，近臣就不能打着君主的旗号对下发号施令、说一不二，也就妨碍权相的执政。朱熹的看法，逐渐不为宁宗和韩侂胄容忍，因此也就被逐出朝。

◎ 公元1167年，岳麓书院山长张栻邀请南方理学大家朱熹来到岳麓书院讲学。朱熹不远千里从福建崇安出发到湖南长沙与张栻一起讨论理学，史称“朱张会讲”。

朱熹的道学，虽然在南宋没有成为学术主流，却在元代变成了官学，最后在明清实现逆袭。朱熹的初心理想，是要改变南宋守成的既定方针。为了实现这样的理想世界，朱熹构建了一种在“天道”或者“天理”的最高原则下，所有人各安其位的世界观。

这种世界观与宋代君主和权相需要的对证权全面掌控是有矛盾的，但宋朝灭亡之后，后来者对历史的解释就变成了“天道”令宋朝灭亡，因此后继者就可以“天道”自居。伴随着对其他学术思想的压制，社会缺少了宋代的学术争论，统治者垄断学术，将道学理论与统治权力相结合，天道就变成了君权的同义词，此时的道学就变成了驯化士大夫忠君的工具。

纵观南宋以后的思想史，我们不难发现，虽然对道学的态度，从南宋的贬抑到元明清的弘扬，不变的始终是“忠君”。

◎ 秦桧对宋高宗是绝对忠诚的

南宋权相是因为道学强调天道，影响了权相和君主对权力的任意掌控，因此贬抑道学；元明清的君主则是通过取消社会的思想争鸣，对道学任意解释，因此弘扬道学。学术思想只是政治的工具，一以贯之的还是忠君。

南宋朝廷是在风雨飘摇中建立起来的，宋高宗的合法性也因为二圣蒙尘和屈膝求和而大受怀疑，对于南宋君主来说，强调忠君就是实现统治的迫切的现实需要。

◎ 家庭伦理和妇女地位

中国历经唐末以来的丧乱，传统的士族-平民二元社会结构被彻底打破，平民可以通过武功成为影响社会的政治军事集团，社会缺少了唐以前那种带有贵族社会气息的稳定因子。

为了重建社会秩序，人们重新思考家庭伦理的作用。其中，两性关系，尤其是妇女地位是重要环节。

◎ 图为《宋仁宗后坐像轴》

从宋代的法律来看，妇女地位并不低。宋代法律允许妇女再嫁，在财产分割上妇女拥有一定的财产权利，丈夫有罪，妇女可以免于连坐受罚，上述法律规定，都在一定程度上不把女性看作男性的附庸，与前代相比都是很大的进步。

重视妇女在家庭伦理中的地位和作用，一方面是因为宋代商品经济相比前代有了很大进步，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妇女作为家庭中的重要成员，本身就在家庭伦理、家庭秩序中起到很重要的作用，重视妇女地位，有助于对家庭伦理的维护，从而有利于社会稳定。

宋代妇女不仅在家庭中拥有一定的地位，在政治和社会层面，也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宋代妇女积极参与农田水利建设，积极参加乡里间的地方公益建设，如架桥铺路、掘井架亭，兴办义学等。此外，妇女也经常参与社会慈善，如出资赈灾等等。两宋期间发生的灾荒，经常见到妇女乐善好施、赈济灾民的记载。

不仅在民间，统治阶层中，妇女的作用也不可小视。宋代先后有真宗刘皇后、仁宗曹皇后、英宗高皇后、神宗向皇后、哲宗孟皇后、高宗吴皇后、宁宗杨皇后、理总谢皇后、度宗杨淑妃等9位后妃以太后或太皇太后的身份临朝称制，是历史上太后垂帘听政数量最多的朝代。

◎ 影视剧中的宋仁宗曹皇后形象

士大夫的妻室在规劝丈夫、教导子弟等方面也起到巨大的作用，同时宋代妇女的文学才华也得以充分展现，《全宋词》收录的词作，妇女达107人。在军事方面，韩世忠的夫人梁红玉、杨业夫人折太君、岳飞母亲姚氏、文天祥夫人欧阳氏，都在历史上留下了她们的传奇。

有宋一代，妇女的社会地位和社会作用相比较前代，都有所加强和提升。这主要是因为两宋期间，整个社会都需要重建家庭伦理，以恢复社会秩序。地位提升，妇女又对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方面发挥了作用。

不过，现实中妇女地位的提升，并没有得到全社会的认可，两宋时期，尤其是靖康之变以后，束缚女性自由的思想在社会逐渐孕育、发展，最终成为元明清三代女性身上沉重的枷锁。

◎ 思想禁锢与贞操观念

北宋学者程颐主张“存天理灭人欲”，其中何为“理”可能没有多少人能说清楚，但何为“欲”，则几乎没有人说不清楚。

北宋学者重理欲之辨，程颐有名言曰：“不是天理，便是人欲，无人欲即皆天理”。

因此，他强调必须“克尽人欲”以“复全天理”。在人的诸多欲望之中，权欲、财欲、性欲，是最显著而浓烈的，程颐强调抑制欲望，并非他本人所首创，乃是唐末以来社会整体风气的转变所致。

◎ 程颐（1033年9月11日—1107年10月5日），字正叔，世居中山，后徙为河南府洛阳（今河南省洛阳市）人，世称伊川先生。与其兄程颢同学于周敦颐，共创“洛学”，为理学奠定了基础，世称“二程”

唐代社会相对开放，受胡人影响，唐代女性贞操观较为淡薄。对于游牧民族来说，女性是一种重要的资源，哥哥死后弟弟要娶嫂子，父亲死后儿子要娶继母，都是为了最大化利用女性生育能力为部族繁衍人口。

唐代女性的贞操观念淡薄并非等于女性地位高，相反，正是女性被物化而导致。北宋道学家基于妇女地位有所提升的现状，要求妇女在家庭尊卑长幼秩序中扮演重要角色，要谨守家庭伦理，贞操观就在此基础上被发展起来。

靖康之变的发生，在两性关系上给予了道学家们强烈的刺激。女真人保有渔猎文化森林部族的传统，在军事胜利之后，将北宋统治阶层整个都俘虏到北方去。其中，大量的宫廷妇女成为女真贵族和将领的妻妾。

宋代的中华-夷狄世界观中，皇室妇女下嫁少数部族首领已经算是屈尊降贵，而如女真人俘虏徽钦二帝和所有王公贵族及妇女这样的事，就是绝对无法容忍的耻辱。贵族妇女们到北方的遭遇究竟如何，究竟有没有遭到侮辱、奴役，一直以来是一桩公案。民间出于对徽宗统治的不满，编造了很多谣言，对皇族妇女的遭遇极尽渲染夸张，加深了士大夫的耻辱感。

◎ 靖康之变，让道学家们感到无比的羞辱

心理学研究表明，人一旦感到耻辱、自卑，而又无法在短期内改变现状，往往会增强内心对自我的认知。道学士大夫的思想理论，就能够找到这种心理状态的影子。

他们对南宋守成的国策不满，对靖康之变的耻辱自卑，因此就更加深了自我认知，企图构建一种对自我的理想主义强化来弥补心里缺憾。这种理想主义强化，固然有相当一部分是在政治上，更有相当一部分是在男权、父权、夫权上。

大丈夫，打不过女真人，还打不过女人吗？

朱熹继承了程颐关于妇女守节的主张，并把它发展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在礼治秩序中，道学家们将儒家贞节观念发展到更为具体、苛刻而便于操作的阶段，把对妇女的拘束推向了极致。

◎ 西汉以来我国历代节妇烈女人数统计柱状图

朱熹曾经多次要求地方官吏举荐节妇，依条旌赏。当然，终宋一世，主流文化还是主张妇女不应当守节，道学家们的说教并没有影响宋代妇女的日常生活。可是到了元明清，当道学成为社会思想学术的主流，对妇女的禁锢才从纸面上变成了冷冰冰的现实。

◎ 总结

宋代的学术，曾经出现过百家争鸣的情况。宋代虽然发生过残酷的政治斗争，但终宋一世，思想家总体上待遇都是比较好的，也极少有士大夫因思想言论获罪而被杀的情形。这在历朝历代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由此可见，宋代是文人士大夫的黄金时期，一点不为过。

不过，也正是宋代开始，中国的思想文化转向了保守，为什么在一个思想开放争鸣的时代反而孕育出了保守的种子，并在元明清发展到极致呢？

考察宋代的历史现实，我们知道，宋代是“中国”从文化概念变成国家概念的重要时期，“天下共主”的世界观被残酷的外部现实打破，人们重新寻求在失去道统优越性的前提下如何构建社会秩序。由于来自外部的军事压力巨大，自然产生了内向的、保守的思想倾向。

靖康之变，表明宋帝国在处理对外问题上全面失败，也是文人士大夫心中的极致伤痛、极致耻辱。为了维持统治正当性，统治集团以忠君思想为抓手，全面构建新的政治秩序。在道学家心中，耻辱引发的自卑感，又加深了自我固化认知，产生了极端的女性贞节观。

不过，宋代的忠君思想和贞洁观念，始终只能算是一颗种子。道学家们强调的“忠君”，是君主和士大夫在遵循天道的前提下，共治天下，而非绝对的忠君。而宋代社会也并不接受道学家们的说教，并没有要求女性严守贞节。

然而，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这些种子都被后来的元明清统治者所利用，中国社会的思想文化才真正进入了自我封闭期，直到20世纪初。由此可见，自卑造成片面的自大，外部压力增加反而更加变本加厉欺负自己人，才是自古以来不变的“天道”。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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