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美国教育的年轻人为何想加入ISIS?| 循迹晓讲
◎ 循迹 · 用文化给生活另一种可能
◎ 作者:瑞鹤
◎ 编辑:马戏团长
◎ 全文约7000字 阅读需要20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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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悉我的朋友都知道,我过去有相当一段时间做的是出国留学的培训,比如托福,雅思,SAT(传说中的美国高考)之类。
在SAT考试中,总会有一篇关于美国历史和价值观的阅读文章让学生去读,这历来也是中国学生的老大难问题,也正因为如此,这类文章是我过去教书时重点会给学生讲述的对象——当然,我教的那些学生,大部分家境都挺好的,在中国或者国外受着“一流的国际教育”。
教着教着,我发现这些学生对这种讲美国历史的文章,也不能说是完全不懂。像有些讲女权的文章,讲黑人解放的文章,呼吁裁军的文章,一般英语好的学生大体都能给读懂,做后面的选择题也基本能做个七七八八。
但是,倘若遇到埃德蒙·伯克的《法国大革命反思录》节选,遇到富兰克林描述“政府可能作恶”的文章节选,再或者遇到里根总统关于“在苏联威慑面前不该软弱,决不放弃武力”的演讲,这些学生会有很大的概率完全读不懂。
◎ 埃德蒙德伯克所著《法国大革命反思录》,至少在美国人看来,这本书对美国很重要
比如,我之前教过的俩女生,她们在读埃德蒙·伯克的《法国大革命反思录》节选时,遇到了这样的一个选段——“国家和宪法是一种神圣的契约,不可轻易更改。这是死人和活人之间的契约,这是活人和未出生的人之间的契约......”
二位女生理解这个选段时,都把它理解为“国家的作用就是让人在一起”,至于“活人和死人怎么在一起”,那不重要,反正,国家就是让人在一起,听起来很美好,这就够了。
◎ SAT考试中的历史类文章,很喜欢把观点相左的两个人的文章放在一起做阅读,比如保守主义的伯克(左)和激进主义的潘恩(右)
这样的现象绝不是偶然。总结下来,这些接受了“国际教育”的学生们,对左派写的文章有天然的亲近感,而对于右派写的文章,则是完全的接受不能。
这件事情其实只是冰山一角,它反映的,是西方教育体制已经严重左倾的事实。
◎ 西方教育左倾的事实
关于左派和右派,请参见【干货】:如何正确区分真正的左派和右派?| 循迹晓讲,在此不再赘述。关于我个人的意识形态问题,自己之前的文章也讲得很清楚,懂的自然懂——大家都是成年人,关于“说服别人是多么徒劳”这件事,想必诸位都懂。
那么自然,这篇文章也不是为了说服任何一个人,只是把自己的所见所感给表达出来,如此而已。
◎ 保守主义的右派是美国的立国之本,但在美国的教育界,对右派基本没什么好词
◎ 诸如这样“希望全民免费医疗”的呼吁,在教育界倒是有很多拥趸
言归正传,不得不说,西方教育的左倾体现在各个方面,直观点说,看数字的话,一项针对全美大学教师的全国性调查显示,超过72%的人拥有自由主义或者左派的核心观点,而只有15%的人拥有保守派观点。
◎ 1990-2014年美国大学生意识形态调查
该调查还发现,特别是1980年以来,学术界的舆论稳定地往左派方向移动,因为受60年代思潮影响的人开始控制学术界的大权。
在政治观点与学术问题密切相关的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观点的分布更是向左派倾斜。和从前的教授不同,现在的许多老师相信自己有责任在课堂教学中宣传政治观点。因此名牌大学的学生报告说他们在人文社会科学课程学习中不断受到政治宣传的轰炸。
这样一来,大学教师中民主党员占总数的一半,而共和党员的比例只有11%,对这个数据,没有人会感到吃惊,因为推动大学的多元化意识形态正是民主党的核心观念。
在人文社科领域,这个悬殊的比例更加骇人听闻,民主党教授和共和党教授的比例是7:1——讽刺的是,大学管理者和学院声称,多元化是他们致力的目标,但在这个过程中,大学的思想领域被严重地一元化了,任何为保守主义发声的行为,都会遭到学术界的口诛笔伐。
◎ 自从冷战结束后,美国大学教师中左派的比例(蓝色线)持续升高
大学如此,基础教育也好不到哪里去。
保守派的学者和评论人士指出,美国的历史教科书已成为各种族群体的喉舌,替他们张目。他们说,公立学校的历史教程被自由派的大学教授和中学教师工会主宰了。孩子们学到的是被扭曲的历史;它遮盖美国历史的光明面,忽视或否定建国先贤的基督教传统。同时美化其他文化和宗教,或者淡化其弊端。
◎ 在2013年二月的全国祈祷早餐会上,本杰明•卡森医生当着奥巴马总统、拜登副总统以及众多国会议员、各界名流以及外国友人的面,严厉批评政府的各项施政措施,尤其是备受争议的医疗保险、税收、教育、外交、社会等政策,引起各界的极大反响,也引起热议。
本杰明•卡森(Ben Carson,非裔)医生抨击美国史课程大纲过多关注奴隶制、血腥对抗印第安人等。如果学生们读完这样的历史课之后加入ISIS,他说,他一点也不会感到惊讶。
事实上,美国和欧洲的白人青年,确有不少加入了伊斯兰国的所谓‘圣战’。同时,追求绝对平等的左倾意识形态,反对财产私有制,否定社会阶层存在的必然性,已在美国特别是年轻人当中广泛蔓延开来。
◎ 西方学生离开祖国加入伊斯兰圣战组织ISIS,这样的事情发生了太多次,这里截取环球网的一则报道
美国退役海军上将威廉•麦克瑞文曾经担任德克萨斯大学的校监。当有人问他:“你们的头号国家安全问题是什么?”,他的回答是:“K-12年级教育体系的问题”。
左派对这事情是怎么说的?
当然啦,学校的左派知识分子们对此也不能说不知情,也发出了类似“友邦人士,莫名惊诧”之类的言论。比如有的大学教授说,自己跟周围的餐饮店老板聊天,餐饮店老板抱怨“你们大学知识分子太左了”。
这名大学教授经过认真的反思,理直气壮地写出了一篇雄文,大概意思是——你们说我左么?我很难受,但经过仔细思考,我们没错啊。
◎ 那位名叫Shawn Laib的教授写的文章,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在国内想要看到这篇文章可能需要一点点波折
比如说,人类学不就是基于进化论的吗?保守派都不承认进化论啊,所以在他们看来,整个人类学就都是“过于左派”的,可是,不讲进化论,人类学讲什么啊?
再比如说,全球变暖不就是基于科学的观测么?全球的确在变暖啊,这难道不是科学界的共识么?如果谁反对这个,那就是反对科学,跟这种人,我们怎么对话?
还比如说,之前的历史教学,对于奴隶制,难道不是已经强调了很多政治和经济的影响么?这种东西还需要强调么?难道不该把重点放在人类的良心上么?如果现在的人们不能对当时黑奴的痛苦感同身受,那还是人吗?
凡此种种,这位大学教授在结尾写出了这样的话——我们没错啊。那个餐厅老板指责我们偏左,我们很正常啊,错的是他们。大学好得很,需要改的是那些保守派的观点。
◎ 什么造成了教育的左倾?
这位大学教授的话语高高在上,但也不是没有批驳的空间——保守派不承认的是“进化论”还是“演化论”?全球变暖的科学依据真的那么牢靠?同情当时的黑奴是否意味着纵容他们的后代?
凡此种种,都很值得探讨一番——当然,探讨了也不可能说服反对者,而且,在西方的学术界,如果想挑战这样的话题,有很大的概率让自己的学术生涯就此结束,既然如此,那么何苦来呢?
左派学术界设置了这么多讨论的禁区,对于不够左派的人而言,说是“举手挂罗网,动足触机陷”,似乎也没大错。在这种情况下,能讨论的问题就很有限了,其中一个问题是这样的——什么造成了教育的左倾。
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有很多方面,而1960年代以来风靡西方的“新左派运动”,是总也绕不过去的一个原因。
◎ 60年代参加游行的新左派学生
“新左派”不同于老左派,有几个很明显的特点,他们不去喊意识形态的口号,而是投身运动,“这些(构成新左派骨干的)学生很少读马克思的书。他们读加缪的书。”而且,“新左派”不像他们的前辈那样崇拜理性和科技的力量。他们认为“感情重于理智,信仰重于知识,娱乐重于生产,精神生活重于物质生活,人的本能重于科技,占星术重于科学,进入幻觉重于神智清醒。”为了追求个性的解放,“他们宁可不穿鞋”。
“新左派”基本上通过学生运动进行“革命”。
1962年6月15日,美国学生运动团体学生争取民主社会起草了《休伦港宣言》,这份宣言中,提到两大问题,分别是美国南方的种族歧视与公民权,以及冷战可能触发核子战争,毁灭人类。自此,学生力量开始积极活跃在西方的政治舞台上,这也被视为“新左派”诞生的标志性事件之一。
◎ 参与签署《休伦港宣言》的学生代表们
一般而言,这些“新左派”学生大体上可以分为二大类。
一类占大多数,他们对现实不满,相信美国会变好,并希望通过投身于社会和政治改革运动对美国社会的发展施加一定的影响。这批人参加“和平队”,活跃在黑人运动、妇女运动、反战运动、环境保护运动之中。他们的行为在当时得到了社会其他年龄层和社会阶层的支持;
另一类是激进分子,占少数。他们从罢课示威、驱赶校长、占领校舍,发展到烧征兵卡、上街打架、留长发、穿破衣、吸毒、放纵性欲,成了玩世不恭的“嬉皮士”,创造了一套从价值观到生活方式都与主流社会相对的“反主流文化”。
他们虽是少数人,但是在历史的记录中,由于他们对社会主流文化的冲击之大、影响之广,“新左派”的标签也往往贴在他们身上。至今,他们的某些影响仍未完全消失。
◎ 嬉皮士们的经典形象
此外,越南战争的延长让新左派运动找到了适合自己发展的“菌毯”,整个60年代后半段,美国和西方很多国家的学生都在以各种方式昭示着自己的力量,而美国政府也在很大程度上对他们进行了妥协,比如,从越南撤军,签署人权宣言,诸如此类。
看起来,“新左派运动”应该达成了自己的目标,应该弹冠相庆才对——事实上并没有。政府的妥协,意味着“新左派运动”赖以生存的“菌毯”消失了。
就拿反战来说,只要越战不停,“新左派”的造反就有无可争议的合法性和正义性。并且“新左派”相信,只有通过他们的革命,推翻奉行帝国主义政策的政府,越南战争才有可能结束。
但是,“新左派”没有料到,美国政府竟然会主动从越南撤兵。它意味着,现行的制度还能运转,并且行之有效。曾任60年代“新左派”喉舌的《壁垒》(Ramparts)杂志编辑的彼得·科利尔和戴维·霍罗威茨在谈到美国从越南撤兵对“新左派”的影响时说:“当美国军队最终撤回国时,我们一些人开始对我们的政治信念进行长久和痛苦的反思。”
◎ 1975年,越南西贡,最后一架飞离美国大使馆的直升机
更进一步说,美国政府按照新左派想象的那样妥协,并没有造就一个更好的社会,无论在国内和国外,都是如此。
在国外,美国撤出越南后,越南并没有像反战勇士所期望的那样,成为和平、民主的国家。越南在国内的统治,迫使成千上万的人离乡背景,沦为难民。这些现象不仅暴露了越南统治者的本质,而且也深深刺痛了一批曾为越南独立而奋斗的“新左派”。他们为之奋斗的越南似乎背叛了他们。他们的失望之情不亚于30年代“老左派”对人类最崇高的理想和苏联的失望。
◎ 越南战争结束后,掌权的越共大约不是“新左派”想的那样子
在国内,70年代初,美国还经历了战后最严重的经济衰退。它冲淡了60年代遗留下的政治风气。全国上下被经济危机的紧张不安气氛所笼罩。经济形势的恶化使人们冷静了许多,心理的“满足点”也低多了,实际多了。
60年代的富裕生活使人们有闲暇去满足精神上的追求;而在70年代,只要有一份工作,能喂饱肚子,就是最高的需求了。许多60年代雄心勃勃的造反派放弃了昔日充满浪漫和乌托邦式的幻想,而在家庭和工作中寻找生活的意义。60年代的气氛是一味追求自我意识,以至达到放纵自我的地步;70年代则被克制自我、服从规范的风气所代替。
种种迹象表明,新左派的政治蓝图是行不通的。
与此同时,按照“左派无限可分”的铁律,“新左派”在20世纪70年代的痛苦岁月中也经历了大分裂。“新左派”最大的学生组织“争取民主社会学生会”被分成许多目标和口号不同的派别。“疯狂者”主张无政府主义;“进步劳工”崇拜斯大林主义;“革命青年运动”提出暴力革命的口号;“气象员”热衷于恐怖暴力活动。
此外,在10万名“争取民主社会学生会”成员中,竟有9万多人愿意当“嬉皮士”,或不属于任何组织的“独立激进分子”。
◎ 不惟美国,整个西方的学生运动,都需要在国外找偶像。图为法国巴黎学生运动时占领了巴黎大学索邦校园贴出的海报——既然如此,他们如此憎恶西方文明,也是自然的现象
凡此种种,美国内忧外患之下,尼克松和里根先后上台,他们提出的口号也非常简单,恢复社会秩序,这样的口号在当时有非常大的号召力。
有些过去的“新左派”成员,也在经历了痛苦反思之后变成了里根的支持者,比如科利尔和霍罗威茨,他俩在谈他们为何从以前的“新左派”变为里根的支持者时,讲道:
“一点不错,我们的确背叛了60年代。投里根的票确实是告别过去的一切:沉迷腐败的第三世界理论的自我陶醉的幻想;着迷于苏联的集权统治;虚伪和自命不凡的反美情绪。这是“新左派”留给美国主流政治的遗产。”
1987年,一群前“新左派”的老人们聚集在一起,对他们在60年代的造反运动深表忏悔。他们认为,60年代的行为是不切实际的幻想,是妄自尊大、自我陶醉,充满了乌托邦式的理想。
然而,肯直面自己,进行忏悔的人,终归是少数。绝大多数人是不愿意承认自己过去有多愚蠢,这也是人性使然。在这方面,左派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那就是“非常善于文过饰非”,比如把黑的说成白的,所谓“战争即和平,自由即奴役”,诸如此类。既然如此,有些人忏悔,断然不能代表绝大多数人都“忏悔了”。
◎ 1980年总统选举,里根以压倒多数的选票当选
那些绝大多数人哪里去了呢?
他们中有很大一部分都去了媒体,或者去了教育领域。乌托邦式的左派理想,在残酷的,万恶的资本主义市场竞争面前注定要被碰得头破血流,只有大学终身教职,或者公立教育教师这种类似“铁饭碗”或者“象牙塔”之类的地方,才是左派扎堆的场所。
而“新左派”跟“老左派”相比,一个很重要的不同在于,他们是敌视美国的。反正不管怎么样,我要改变,改变的目的,也不是为了让美国更好,我就是看一切不爽,我要解构一切,按我的意思重新构建叙事框架。至于在这个叙事的框架里,美国的传统价值会被摧毁?那真的太好了。
于是,大学文科成了这些新左派们“解构美国”的天然场所。美国和加拿大都不办单独的师范大学,中小学师资和管理人员由设于各大学的教育学院培养。通常申请人须先完成科学或人文领域的本科学习,再进入教育学院;以获得教师资格证,或攻读硕士或博士学位——既然人文学科都已经这样子了,那么获得教师资格证的基础教育从业者,其内核的政治倾向性也可以想象。
◎ “除非一切得自由,否则无人自由”——这样的口号可谓非常吸引人,但在现实中,它有相当多的实现难度。于是,信奉这样口号的人,有很多进了学术界
当然,在这段时间内,教师工会也越来越成为一个“吞噬一切的庞然大物”。早年工会大多在私营部门。上世纪四十年代美国罗斯福总统新政,是劳工工会的高峰时期。工会获得了巨大的政治权力,也伴随着腐败和官僚化。之后,长期市场竞争的压力逐渐削弱了私营部门工会,会员人数萎缩到低于工人总数的十分之一。
目前IT高科技产业中,更鲜有工会存在。然而与此同时,公共部门如政府雇员、警察、消防、教师等工会,却在发展壮大。故所谓资方,皆为政府部门。谈判加薪的结果,无非从纳税人口袋里多掏钱。其中教师工会实力极为强大,加拿大与美国均如此。
美国有两个全国性的教师工会,美国教师联盟(AFT)和全国教育工会(NEA)。全美绝大多数公立学校教师均为工会会员。教师工会的会费很高,加美两国每人每年均在千元以上。但雄厚的资金首先充实了工会领导人的钱袋。美国两个教师工会主席的年薪分别为41万和54万美元,甚至高过总统。靠着雄厚的资金,工会屡打胜仗,声势日隆。
更为严重的是美国教师工会对政治的渗透和参与。众所周知,教师工会是民主党的大金主。以深蓝加州为例。21世纪的头十年,加州教师工会花费了2.1亿美元于政治竞选,为加州捐款者之首;超过医药、石油、烟草三大产业政治经费的总额。其结果,加州每年财政经费的40%用于K-12和社区学院的教育。
◎ AFT在历次的总统选举中为民主党站台,这已经是公开的秘密了
总之,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大学的文科教育,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新左派”解构美国的基础上,由此诞生的基础教育体系和教师工会,又在很大程度上加强了躲进象牙塔的“新左派”们的堡垒——美国学术界之所以严重左倾,不是因为“自己天然正确”,纯粹只是因为它在越来越左的道路上完成了一个正向的自循环而已。
◎ 教育左倾的后果是啥?
当然,不管象牙塔里的知识分子怎么看,外面的学渣就是觉得,这样的教育很左倾。由此诞生的荒唐新闻,可谓是层出不穷。在此就不再一一列举了。
近年来的美国史教学竭力渲染华盛顿、杰弗逊等开国元勋的蓄奴问题,淡化和否定他们的卓越功绩,以及对人类文明的巨大贡献。结果,45岁以下的中青年中,几乎一半认为美国的创始人是恶棍,而非英雄。相比之下,45岁以上的美国人几乎普遍将国家创始人视为英雄。
◎ 在黑命贵的运动中,有大量白人青年参与推翻美国开国先贤的雕像,首任总统华盛顿被他们视为种族灭绝的帝国主义者
美国史教学中关于911事件的争论,也折射出左派的‘多元文化’之是非不分、善恶不辨。美国全国教育工会网站甚至建议教师在授课时不要暗示‘哪个组织要对恐怖袭击负责’。阴谋论在学生中颇有市场,不少学生相信911事件是由政府策划的。很多教师表示,他们越来越多地要回答学生关于阴谋论的问题。
◎ 根据2011年的一项调查显示,在英国和美国持911事件是阴谋论观点的人数,大约在10-12%。图为一个土生土长的美国青年导演Dylan Avery的纪录片
情况都已经这样了,那么,美国左倾教育弄出啥样的幺蛾子都不会让人意外。毕竟,新左派”只知造反、革命和“破坏旧世界”,但是没有意识到,“破坏”并不等于“建设”,因此,60年代留给70年代的,只是无章可循的社会。既然如此,他们留给美国下一代的,大约也是无章可循的教育吧。
这样的教育会去往何处,美国是因为这样的教育变得更好还是更坏,我也不了然,毕竟,谁也不是上帝嘛。
末了,讲一讲开头提到的那俩女生的事情,一个类似苏联笑话的事情。
“你们觉得,美国大学主张多元化,多录取黑人,这公平么?”
“公平呀,这样很对,大家就要在一起,我们是一个大家庭。”
“那你们觉得,为了多录取黑人,必须减少黄种人的入学比例,你们考的分数再高都可能被刷下来,这公平么?”
“不公平!他们凭什么这么做!”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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