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人为何不愿意结婚了? | 循迹晓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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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谦逊好学盛老师
◎ 编辑:马戏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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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天,有一条很有意思的新闻。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21》显示,2020年,结婚登记人数共计814.33万对,较2019年减少了113万对。这也是自2013年达到1346.93万对后,连续7年下降;这也创下自2003年(811.4万对)以来近17年的新低。到了2020年,初婚人数为1228.6万人,7年下降48.5%,接近一半。
◎ 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令人沮丧的消息
◎ 相关新闻下的网友留言
结合这个新闻,今年10月份,在湖南省某县也搞了一个大新闻。
2021年10月,湖南省某县针对《关于重视农村大龄青年择偶难的建议》做出答复,指出“目前农村大龄青年择偶难问题比较普遍和突出,农村大龄未婚男性的婚姻问题正在逐步由个人问题转化为社会问题”。
◎ 鼓励女青年留在家乡“暖被窝”
随后当地某媒体就刊登出一篇评论文章《“暖农村大龄男被窝工程”很有必要》,很多网友都表示无法接受“暖农村大龄男被窝”的说法,最后作者不得不出来回应,希望大家能够将焦点放在关注部分地区农村大龄男娶媳妇难上。
当然,不论作者怎么解释,能写出鼓励“女青年留在家乡”“暖被窝”的评论文章,其背后凸显出一个现实问题——绝大多数农村地区的青年面临着“结婚难”。
很多人会将问题归咎于现在彩礼太高、女性眼光太高,抑或是农村男性不够努力。但这些都只能问题的表象,个体的行为选择背后是整个社会的运行模式,我们应该多方位解析当下农村青年结婚难的原因,这也是本文试图探寻的中心。
◎ 成了光棍的农村青年们
事实上,农村青年结婚难问题并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长期以来农村地区一直存在着边缘化的光棍群体。
在传统农村语境下“光棍”意为年纪超过35还未婚娶,且在短时间内看不到婚配的希望的男性,他们由于贫穷、残疾、性格等因素导致婚配困难,并且年龄愈大其婚配的成功率也就越低,最后成为无法婚配的老光棍。
◎ 周半仙说了,贾队长不宜找女朋友,就适合做光棍。
在传统农耕社会下,因为普遍的贫穷以及低人口流动性,光棍基本是局部现象,在和平时期农民大多都能够娶亲生子。但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在重男轻女等诸多因素的导致下,男女比例不断失衡。
◎ 出生性别比在短短二十年中,不断扩大
◎ 图1.第六次人口普查时,常住农村居民中,20 到 39 岁人口按不同年龄段,性别比在98 — 105左右(女性 =100),接近自然性别比 104。图2.到了 第七次人口普查,常住农村居民中,20 到 39 岁人口按不同年龄段,性别比已然提升至115 — 123。图3.全国90后一代人,乃至00后一代人,性别比超过了110。
同时传统农耕社会在工业社会的冲击下迅速瓦解溃败,昔日作为社会主体的农民逐渐落入社会下层,“宁要城里一张窗,不要农村一栋房”的贱农思想让农村青年在婚配市场上不断弱势化,日益高涨的彩礼成为了婚姻的门槛,这些因素最终导致了农村青年结婚难成了社会性问题。
如今在农村地区光棍并不稀奇,基本上每个村子都会存在一定的光棍,个别村庄甚至因为光棍数量过多形成了光棍村。
例如岳西县青天乡老鸭村就是全国知名的光棍村,这个1600人的山村成年未婚男性超过了200人,其中30岁至55岁的就有112人,因为坐落于海拔较高的山区,一直是全县最贫穷的村庄之一,大多数村民都选择外出务工谋生,而留在村中务农的男性就面临结不了婚的困境。
◎ 2014年统计的数据,30-55岁的未婚男性达到112人
这样的例子放在全国范围内有很多,特别是西南欠发达地区的山区,由于先天不足,发展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加之城市化浪潮下对农村地区的虹吸效应,就导致了“空心村”的出现,绝大多数劳动力离开家乡,只剩下老弱病残幼和极少部分中青年。
这些中青年又以男性为主,女性少之又少,留在日渐衰落的村庄中,面对不断发展的社会和经济形势,其很难支付换取稀缺婚配资源所要求的天价彩礼,最后就造成了区域性的光棍现象。
根据《2020中国彩礼地图》,全国最高彩礼省份江西已经达到了38万之多,大多数省份也都徘徊在10—20万之间,除了彩礼外往往还要有县城里的房子、车子,这对于很多农村家庭来说根本无力承担。
◎ 2020中国彩礼礼金地图
更为严峻的是,对于那些进城打工的农村青年们来说,他们背井离乡进入城市,去追逐更高的收入更好的工作机会,在大城市中恋爱很容易,但从恋爱走向结婚仍然是困难重重。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是城市的过客,为大城市的建设和便利生活添砖加瓦,但始终无法真正融入其中,很多人最终还是得回归老家的通婚圈子。
在自由、高流动性、陌生人化的现代都市社会中,对于农村青年来说,他们有对恋爱和两性关系的切实需求,但在现代社会中,任何一段不建立在稳定物质基础上的婚恋都是具有巨大风险和隐患的,而背井离乡的农村青年往往不一定具备这样的条件,这就导致缺乏两性信任的基础,这就让解决生理、情感、物质享乐等功能性需求的“快餐式恋爱”盛行,在低成本、套路化的快餐式恋爱中双方各取所需,往往心中都很清楚这段恋爱并没有结果。
华中科技大学乡村治理中心的王旭清在《婚恋现实主义:农村青年的表征、逻辑与实践》认为农村青年的婚恋遵从“玩玩”、“适合”、“不凑合”三个阶段性原则,在没有物质保障的恋爱阶段往往都是采取“玩玩”的原则,到了需要结婚成家的年龄,再在本地婚恋市场中寻找“合适”的结婚对象,而在婚后秉持“不凑合”的原则,如果双方无法共同生活,就会毫不犹豫地选择离婚。
◎ 在城市打拼,回老家相亲、结婚、生子,往往是农村孩子的普遍选择
同时,笔者也对一位在杭州工作的高中同学进行了简单的访谈,其出身于农村,目前从事IT工作,据其自述,自从2018年开始工作以来已经换了三任对象,并且刚刚又在杭州找一个,其毫不遮掩地向笔者“炫耀”,目前在杭州的对象只是为了“玩玩”,同时他也在老家不断相亲寻找合适的结婚对象,等到攒够了结婚的资本之后,就准备回到家乡结婚生活。
笔者对这样的行为不做任何评价,但从这个例子也可以一窥当下农村青年的婚恋状态。
所以在这种大环境下,进入城市的农村青年和留在农村的光棍所面临的窘境本质上是一样的,如果不具备结婚所需要的资本,那在婚恋过程中就很难从恋爱转向婚姻,这个资本可以是家庭条件、工作、有无编制,但往往就是最直接的钱和房子。
在如此现实的婚恋关系中,也导致了没有六个钱包的农村青年对婚姻产生无望的心理,选择今朝有酒今朝醉,尽情享受一个人的生活,就像三和大神群体,他们已经对婚恋乃至生活无望,选择听天由命、随波逐流的生活。
◎ 农村青年结婚难背后的成因
农村青年结婚难是一个系统性问题,既有历史的大背景也有当下的思想潮流。
从宏观的层次来说,农村青年乃至当下绝大多数青年结婚难可以说是必然,因为当下适婚年龄男女比例本身就不均衡,根据国家人口发展战略报告指出,2020年中国男性比女性多3000万,其中的婚龄男性为1700万,而且这个数字仍然会保持上升,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11.3,比第六次人口普查时降低了6.8,虽然有一定好转,但在一定时间内很难达到平衡,就会导致男女之间的数量比例不断加大,越来越多的青年陷入找不到对象的困境。
这在社会学中被称为“婚姻挤压”,就是指适婚年龄男女性别比失衡后,其中一种性别的人口无法找到配偶的现象。
◎ 2017年的报道,到底有没有“光棍危机”,各位可以根据身边情况自行判断
而且,晚婚晚育乃至不婚不育已经成为了当下的主基调,很多人甚至更享受单身而不是婚姻。
根据官方数据显示,2019年我国结婚率创近十年新低,其中90后结婚率不到10%,很多地区初婚年龄都已经达到三十岁以上,加之总和生育率低至1.3,有进入“低生育陷阱”的风险,这些因素最终会导致人口迭代速度降低,进一步加剧结婚难这一社会问题。
更让人担忧的是,结婚难会尽一步导致生育率的降低,陷入一种性别比例不断恶化的困境中。
◎ 2020年的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都是历史最低,结婚率创17年来新低
其次,在性别因素之下又存在地域性因素,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平原地区和山区,东南沿海和西北内陆,不同的地区由于其经济发展和地理位置,导致人口流动程度和人口密度的不平等。
对于那些日益“空心化”的农村地区,随着女性外流,对于不论是留在本地还是打工的男性而言,本地婚姻资源在不断缩减枯竭,想在本地找到合适的对象难之又难。
在目前的情况下,由于现实因素,很多男性虽然选择外出务工,但最后还是会回到家乡结婚,而女性往往通过外嫁的方式流向其他地区,导致结构性的婚姻资源稀缺。
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地区现在提出要吸引女性回乡工作结婚,因为很多地区的形势不容乐观,婚龄男女比例严重失衡,形成严重的地域性差异,可以说,如果不改变,当地相当一部分男性根本没有办法结婚。
在性别因素和地域因素的作用下,处于“资源洼地”的农村青年们,而大多数男性则会为了稀缺资源不断争夺,其付出的彩礼等代价也是水涨船高,最后形成竞争愈演愈烈,结不了婚的人越来越多。
◎ 图源于网络
在过去,彩礼并不像现在这般高昂,它更多的是男方家庭对女方家庭的劳动力补偿,因为在过去“重男轻女”的思想中,女性外嫁对家庭是一个劳动力损失,男方家庭需要补偿女方家庭抚养成本和劳动力损失。
但在男女比例严重失衡后,尤其是在女性大量外流的地区,彩礼就不单单是一种劳动力补偿了,跟是凸显竞争力的方式,当地适龄男性想结婚,那就得展现自己的实力,那就得加钱,由此来形成比较优势。而且竞争是一个不断内卷的过程,一旦有人提高了彩礼的加码,就会带动当地整个彩礼市场的提高。
根据武汉大学社会学教授杨华团队的田野调查,他们在河南农村地区调研时发现,只要哪家彩礼突破之前的高线,其他女方家庭便会往这个标准靠拢,就像他们的一个访谈对象所述的那样,他两个亲戚的女儿,第一个结婚彩礼20万,第二个也必然要到达20万,否则就“没面子”。
◎ 由彩礼引发的血案
此外,社会思潮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隐性因素。
随着市场经济思想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将传统农耕文明的秩序打的粉碎,过去那一套“礼教”已然被大多数人抛进历史的垃圾堆,这虽然给人们的生活注入了活力,但也让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愈发利益化、金钱化,套用马克思的话就是: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含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纯粹的金钱关系。
很多家庭甚至将嫁女儿视为一种“生意”,认为女人不需要过多的学习,只需要嫁个有钱人,可以赚一大笔彩礼钱,未来也可以谋取更多利益。
◎ 结婚当天临时加价的奇葩也不是没有
同时很多人也将婚恋关系过度物质化、庸俗化,如果结婚对象很有前景,那彩礼多少好商量,甚至可以不要;如果结婚对象没什么前景,那彩礼必须得多收,怎么也不能吃亏。在一些农村地区甚至出现“跑婚族”,所谓“跑婚族”就是一些女性收完彩礼生个孩子要么跑掉要么离婚,然后再去结婚离婚。
我们不可否认,随着婚恋的自由化和开放化,自由恋爱和婚前性行为已经成为非常习以为常的事情,大众在享受这种自由的同时,必然会带来婚姻神圣性的消解,对爱情和家庭的庸俗化和利益化。
整个社会肯定时向好发展的,但社会道德不一定向上,因为自由和开发必然是要付出一定代价的,结婚难、离婚多就是其中的一个表象。
◎ “结婚难”问题的出路
结婚难问题的出路在何方,这是整个社会所关心的问题。
目前也已经采取了很多措施试图来解决这个问题,譬如说移风易俗、禁止高彩礼、鼓励女性回乡,但这个措施是否真的有效、能有多大效果还有待商榷。就像现在要求禁止高彩礼一样,好事肯定是好事,但高彩礼禁止了,人家还是要房子、车子等其他婚姻成本的,这个能禁止么?
◎ emmmmm
还有本文开头鼓励女性回乡,没有好的工作机会和发展前景,人家凭什么留下来,只是呼吁是起不了作用的。
如果根本性问题不解决,光治标不治本只是事倍功半。所以对于结婚难问题的出路,笔者认为有三个方向:
首先就是降低适婚男女性别比,这个是一切问题的根源,也是最难解决的问题。想要降低适婚男女性别比就必须平衡新出生人口性别比,使其起码降低106这种正常水平。这就需要官方在农村地区加大对男女观念的宣传,对生育女孩进行各种奖励措施,同时鼓励二胎三胎,增加总基数,也要对非法性别检测重拳出击,避免因为胎儿性别导致的堕胎流产。只要避免因人为因素导致的适婚男女性别比失衡,再加大生育总集数,适婚男女性别比自然会缓慢恢复。
其次是鼓励农村男青年进城,因为与其逆市场规律来号召女性回乡,不如鼓励农村男青年在人口更多的城镇汇聚,以此来消弭地域因素造成的影响,从经济角度来看,很多地区确实没有发展的前景,与其困死在无法发展的地方,还不如汇聚到城市之中,这样一来农村青年可以打工增加收入、改善生活,减少经济差异,提高自身的竞争力,也能够接触到更多异性,获得更多的婚配机会。
◎ 其实,有能力娶外国妹子也是一种办法
第三点听起来可能有点“暴论”,那就是可以通过官方建立通道,为农村青年组建跨国婚姻提供一个安全合法的平台。因为目前跨国婚姻就是一个有一定市场的灰色产业链,因为缺乏监管存在各种违法问题。只要在能够建立其官方平台,促进两国青年相互接触、交流感情,其实并不是坏事,既能够解决个体的婚配问题,也能够拉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
◎ 结语
虽然本文以农村青年为主,在结婚成本日益高昂的当下,实际上对于绝大多数中国青年来说,结婚都是一件高成本、高负担的事情。
中国人从小在应试教育花费十几年,就是能够找个好工作,赚更多的钱,能买上一套房,从而拥有结婚的资本。然而和高昂婚姻成本相对应的是不断走高的离婚率,前段时期才有数据显示称90%后离婚率达到了30%,这样的结果多么多么讽刺,多么令人深思。
最后引用罗翔老师的一句话来结束本文,社会乱象根源何在?在我,在我们每个人。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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