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年老谣:艾滋病是美国人制造吗?| 循迹晓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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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赛艇队长
◎ 润色:马戏团长
◎ 编辑:瑞鹤
◎ 全文约6500字 阅读需要20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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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些日子,新冠病毒的又一个变体在全球炸开,这个变体据说感染力和传播速度远远超过之前的德尔塔,而造成这一切的原因,按照某些媒体的说法,是因为这个病毒在艾滋病人体内发生了“超乎想象的变异”。
◎ 新冠变体究竟有多大的危害,还需要进一步观察
这个说法到底对不对,其实也还是有待观察。但此事一出,艾滋病这个困扰人类许久的疾病,再一次被推到了聚光灯前。
当然,人们谈艾滋病色变,对这种疾病有着深深的恐惧,而恐惧的情绪则是传播谣言的土壤,这些谣言,有些是无意的传播,有些是有意为之,但不管怎样,这些对艾滋病的错误认识,都造成了很坏的影响,很多人的生命本可以保全,但却因为这样的谣言随风而逝。
◎ 全球艾滋病患者人数的直观展示图
从这个意义上看来,艾滋病是个科学问题,但也是人性的照妖镜,追寻这些对艾滋病的谣言,也是一个“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的过程——如果,人们真的能从历史中学到任何教训的话。
◎ 损人不利己的“感染行动”
20世纪80年代初期,美国疾病与预防控制中心报告第一起人类感染艾滋病病例。当时正值美苏冷战的高峰期,一度“似乎快要战胜西方”的苏联,在当时已经显出了颓势。
苏军入侵阿富汗导致自己在国际上被空前孤立,庞大的军费开支吞噬着本就不富裕的国家收入,而苏勋帝勃列日涅夫留下的烂摊子,怎么改似乎都是死局。日薄西山的红色帝国迫切需要用一切手段反击美国,而艾滋病毒的出现,则给了他们绝好的材料。
1983年7月,印度的《爱国者报》报道,一位“著名的美国科学家和人类学家”向该报纸揭发,艾滋病是美国基因工程师在马里兰州的德堡生化实验室制造出来的,是五角大楼研制的最新的致命生物武器。报道写的有鼻子有眼,“根据消息灵通人士透露”,美国疾病与预防控制中心派人前往非洲和拉丁美洲,寻找亚洲和欧洲尚未发现的病毒,最终得到了艾滋病病毒。五角大楼已经在巴基斯坦进行人体试验,病毒将很快传染到印度。
◎ 印度《爱国者报》的报导
利用《爱国者报》造成的影响,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克格勃)开始对美国进行诋毁。
在1985年9月7日,克格勃就给保加利亚特勤局发电报,引用《爱国者报》的报道,指出美国制造了艾滋病毒作为生物武器——这件事情上,到底是克格勃得到了《爱国者报》的灵感,还是苏联人一开始就授意《爱国者报》这么写,谁也说不好,因为《爱国者报》毕竟是亲苏联的报纸,想要确定因果关系,这个事实不能不考虑。
◎ 克格勃给保加利亚发的电报
不过,先把因果关系撇开,克格勃亲自出马诋毁美国,效果是显著的。
不久之后,苏联《文学报》发表了一篇题为《西方的恐慌——艾滋病的轰动背后隐藏着什么》的文章。文章强调,美国人制造了艾滋病毒,而且,一开始军方在美国的同性恋人、吸毒者、拉美移民等社会边缘群体身上进行了试验,最后,文章指出,艾滋病毒是美国人整合了欧亚几种旧病毒后制造出来的,能够造成人体免疫力缺失。
这篇文章被科威特、巴林、芬兰、瑞典、秘鲁等国家广泛转载,美国人百口莫辩。
都到这份儿上了,既然是科学领域内的论战,没有科学家亲自下场,那怎么说得过去呢?
这事儿自己的科学家说当然也不是不可以,但是找一个第三方的科学家,于情于理,更能显示出“这事儿是真的”。苏联势力范围内,东德的科学技术水平看上去比较发达(毕竟德意志黑科技天下第一),于是克格勃找到了史塔西,史塔西找到了一名叫西格尔的东德科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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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8月至9月举行的不结盟运动首脑会议上,西格尔夫妇撰写了一个小册子,名为《艾滋病:它的性质和起源》的小册子,分发给与会首脑。
这份小册子以生物学家的口吻指出:艾滋病并非来自非洲的大猩猩(当时美国的科学家已经在搜集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艾滋病来自大猩猩了),而是出自美国的实验室。生物学家亲自出马,效果果然不一样。在科学界,西格尔的小册子并没有市场,很多科学家都对这个小册子提出了批评,更多的甚至不屑批评,这是伪科学,正经科学界只要回应,就如同郭德纲相声里那个火箭专家一样,“已经输了”。
◎ 东德科学家西格尔,他的“最大功绩”,就是充当了克格勃的吹鼓手。
但是,西格尔小册子的影响力是在科学之外的。“艾滋病就是美国人的阴谋”这个观点,得到了生物学家的背书,怎么解释都没用。
直到今天,将近一半的美国黑人认为艾滋病是人为造成的,超过四分之一的美国人认为艾滋病是政府实验室的产物,12%的人认为艾滋病是中情局制造和传播的,15%的人认为艾滋病是对黑人的种族灭绝。
◎ 相关阴谋论还是挺有市场的
另外还有其他关于艾滋病的谣言,还在世界各地传播。从这个意义上讲,克格勃的这次布局,算是很成功的。
当然啦,凡事都有代价。苏联为了让世人因为艾滋病憎恨美国,付出的代价除了金钱,还有更多。
1987年,艾滋病在苏联境内爆发,苏联科学家非常希望与美国科学家交流,学习关于艾滋病的相关研究成果,但是这会儿,苏联官方对美国什么态度呢?因此,美国提出,除非苏联停止污蔑美国,否则,美国不会提供任何帮助。
◎ 从上世纪80年代之后,艾滋病也随着毒品与色情业的泛滥而开始蔓延。图为1998年,俄罗斯下诺夫哥罗德市,一名吸毒女倒卧在寒冷的街头。俄罗斯首例HIV感染登记为1987年,截至2015年,HIV感染登记人数总共为742631人。
苏联人可谓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不过,这些代价既不是苏联首脑来承担的,也不是克格勃来承担的,有句话怎么说来着,当犯的错误由别人来承担时,犯错很容易,坚持错误也很容易。所以,克格勃的宣传一如既往,而苏联境内的艾滋病病情,那都是西方敌对势力的造谣,怎么可能是真的呢?
无论如何,苏联是因为种种原因凉掉了。红色帝国轰然倒塌之后,很多过去的内幕也就曝了出来。
◎ 克格勃前局长普力马科夫
1992年,克格勃前局长叶夫根尼·普力马科夫承认,是克格勃捏造了“美国制造艾滋病毒”的谣言。为了让这个谣言更加可信,克格勃刻意让谣言从苏联集团国家之外的印度开始传播。苏联和东德的情报机构炮制好谣言后,让印度媒体先捅爆这件事,苏联再跟进炒作,最后由东德科学家完成临门一脚。
整件谣言可以说,从谣言内容到谣言传播过程,都是克格勃精心设计的结果。
◎ 反正不管怎么样,还是有不少媒体相信,艾滋病毒就是美国军方搞出来的
一切真相大白,这次行动在克格勃内部的代号叫“感染行动”。在这次行动中,最关键的一环是搞定东德科学家西格尔夫妇。这个代号,东德的斯塔西代号为“丹佛”。史塔西成功地监视了西格尔夫妇,让他们“自愿”得出了关于艾滋病起源的结论。与此同时,史塔西还为西格尔对某些记者的采访提供便利。
◎ HIV 病毒/艾滋病从发现到如今的研究进展(来源:bing)
在这方面,美国的阴谋理论家,比如林登·拉鲁什及其追随者,同样“功不可没”。如果不是他们坚持不懈地宣传(拿了多少卢布就不提了),西格尔的小册子影响力大约也不会那么大。
◎ 以南非传统医学对抗艾滋病
苏联虽然没了,但谣言还在。而且,从某种程度上,谣言和病毒有类似之处,那就是都会在传播的过程中发生各种各样的变异。克格勃的谣言中,不管艾滋病是哪里来的,但至少还有这么个疾病存在。
到了20世纪90年代的南非,谣言进一步升级,干脆彻底否认了有艾滋病这回事儿。
如果没有艾滋病,那么多患者们是怎么回事啊?医务工作者夜以继日地研发的药物又是怎么回事啊?对此,南非人有一套自己的说辞,艾滋病要么不存在,要么是抹黑非裔的国际种族阴谋;HIV不是艾滋病的真正病毒,美国人造的那种才是,但他们不会透露真实信息,所以抗病毒治疗没用。
都已经上升到“种族歧视”的高度,在政治正确急剧抬头的20世纪90年代,这样的说法也的确让人无法反驳。这样的说辞不仅是南非人才有,世界上,甚至包括美国国内,持有这种想法的人大有人在,他们被称为“艾滋病否定主义者”。
◎ “艾滋病否定主义者”其实在美国有很多,这本名为《发明艾滋病病毒》就是他们的圣经之一
在这些“艾滋病否定主义者”当中,南非总统姆贝基无疑是身份地位最高的一位。
1999年他当选总统,次年就召集了一批持否认主义态度的学者做他的卫生顾问。他拉着这群人开会、给美国总统克林顿写信,大张旗鼓地宣称“南非根本没有艾滋病问题”,并号召国内停止提供HIV检测,因为那些检测都是假的。
◎ 时任南非总统姆贝基
既然检测是假的,病人是怎么回事呢?
姆贝基说,所谓的艾滋病,根本不是HIV引起的,而是贫困和营养不良导致的,抗病毒治疗也是不必要的。他认为西方人将艾滋病归结于滥交是污蔑非洲人。他说:“(他们)深信,我们只不过是天生喜欢乱交的、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病菌载体”——这话非常的政治正确,无懈可击。
问题是,艾滋病的源头先不说,总得治病吧。
姆贝基小组提出,治疗艾滋病要使用“按摩、音乐疗法、瑜伽、精神保健、顺势疗法、印度阿育吠陀医学、光疗等等”,以及多为非洲扶贫。
光写信还不够,姆贝基需要找到合适的场合发表自己的观点。在2000年德班国际艾滋病大会上,姆贝基大谈贫困:所谓的“艾滋病”是穷病,在南非主要是贫穷黑人患,所以要先解决穷的问题。怎么解决呢,自然是靠西方的援助了。他的这个态度,引发了科学界的全面抗议,五千个科学家在《自然》期刊上联名反对他的政策。但这并未改变姆贝基的态度。
◎ 姆贝基对艾滋病研究的科学家冷眼相待
站在上帝视角看,姆贝基的这种想法“可以理解”。南非脱胎于英国殖民地,反帝反殖是现代南非的重要政治主题,同时在许多问题上造成了“西方”和“民族”的剧烈拉扯与对立。
在如何看待“西医”和“非医”的问题上,这种对立体现得尤为明显。作为一名深爱祖国的南非人,姆贝基选择拥护自己的民族,并下决心用民族传统医学抗击所谓的“艾滋病”。
南非的传统“非医”堪称博大精深,有的部落靠祖先崇拜,有的靠草药师,有的靠传统外科术师,有的靠灵媒,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这种巫医代表着悠久的传统,WHO估计,全非洲至少80%的人生了病会优先找这些人,即使在过去相对发达的南非也不例外。所以不管是WHO等国际组织还是本国政府,都对巫医们战略上妥协、战术上收编利用。“非医”夸大其词,在所难免。
有研究调查了南非的一百多位“非医”,发现其中30%声称自己能用土法完全治好艾滋病。这话不管学者信不信,患者信就可以。
◎ 非洲的巫医
光有“非医”可不行,还得有“非药”。获南非官方推荐的有两种:“非洲土豆”(Hypoxis)和“舒特朗迪”(Sutherlandia)。南非卫生部长查巴拉拉-姆西曼还大力推荐一种用大蒜、甜菜根、柠檬和“非洲土豆”做成的药方。
◎ 南非艾滋病失控最大的责任人就是总统姆贝基和卫生部长姆西曼
在一次预算会上,她保证这个方子能“从HIV到艾滋病的过程”——事实证明,部长大人说的话,病毒未必是听的。
病毒听不听不重要,总统大人听进去就行。有了博大精深的“非药”,姆贝基取消了艾滋病的重要抗病毒和母婴阻断药物在南非的免费政策。这些药物既然是西方生产的,那毕竟有不可告人的阴谋,必须停掉。
◎ “非洲土豆”(左)和“舒特朗迪”(右)
可是,停掉这些药之后,从2000年到2005年,南非有33万HIV感染者的死亡,酿成了更大的惨剧。
有一名叫玛吉奥利(Christine Maggiore)的美国女子,她是美国土生土长的“艾滋病否认主义”活动家,不支持抗病毒治疗,而支持南非土药,坚持不给女儿做母婴阻断,结果后来母女双亡,孩子死时年仅三岁。
◎ “韦罗德尼”的闹剧
看来,土药也未必管用,还是得“师夷长技以治病”,谁说南非人民没志气的?
早在1997年,南非本土的科学家就开发了一种艾滋病的化学药物,叫“韦罗德尼”。这种药的价格比国际推荐的抗病毒疗法便宜200倍,而且宣称能够彻底治愈艾滋病。
不过,这只是宣称,韦罗德尼中所谓的有效成分就是A类致癌物二甲基甲酰胺,南非的药物管理委员会估计,用它致死的患者可能比病毒杀死的还要多。不过,这个药物管理委员会既然和姆贝基政府过不去,他们的委员只得在压力下辞职。
从此之后,韦罗德尼迎来了狂飙突进的日子。
毕竟是药,韦罗德总得经过临床试验吧。过去南非的药物管理委员会认为该药不符合基本的安全性要求,没有批准试验;药厂想办法将其送到坦桑尼亚去,也被坦桑尼亚卫生部给拒绝了。
◎ 1990-2018年,全球艾滋病病毒高感染率国家前五名
后来,南非的制药厂想出了个特别绝的手段:他们直接联系到坦桑尼亚军方和警方,在军方控制的医院里做药物的临床试验。试验结果没有对外公布,可能还是无效。直到《华尔街日报》把这件事捅出来,全世界这才知道。这当中发生了多少悲惨的故事,恐怕不足为外人道也。
反正,韦罗德尼还是通过了临床试验。
姆贝基坚信,“非病”还得“非药”医——非洲自己的西药也肯定比国际推荐的靠谱。他在文章中高调宣称,谁要是反对韦罗德尼,那他就一定是西方那些生产艾滋病药物的大企业派来的奸细。
◎ 南非民众一点都没有大局观,也没有民族主义自豪感,竟然上街抗议总统,这一定是西方敌对势力收买的奸细
不过在2002年,有媒体爆出,不但在该国执政的政党“非国大”(African National Congress,ANC)往这个药里投了钱,跟姆贝基关系紧密的一些商人也投了大笔资金。消息一出,姆贝基立刻试图撇清韦罗德尼与非国大的关系。
他首先将艾滋病上升到民族大义的高度,说成是一小撮国外势力的种族主义阴谋,然后将韦罗德尼摆到战略位置,不管谁投钱都是南非的英雄——只是非国大顾全政治规则,拒绝了药厂提供的股份。
这么一套说下来,艾滋病否认政策和韦罗德尼的神药地位还是岿然不动。直到2008年姆贝基下台,情况才有所改观。但已经晚了。
◎ 姆贝基政策的代价:本可被抗病毒药物避免的艾滋病死亡(蓝线)和新增HIV感染(黑线)
◎ 在姆贝基的英明领导下,由于错误的抗艾策略,南非的预期寿命一度出现逆增长,现在由于普及抗病毒治疗逐渐回升
从曼德拉到姆贝基的十多年间,南非的HIV感染者以控制不住的态势直线上升,成为世界上第一大“艾”国。过去20年间,这个国家的HIV感染者数目翻了将近十倍,估计有数十万人死于本可避免的艾滋病并发疾病。
2018年,南非有770万人携带HIV,总人数世界第一——这到底是天灾呢,还是人祸呢?
◎ 达拉斯俱乐部和现实
当然,以上讲的所有的故事,无论精彩与否,艾滋病患者本人是听不进的。甭管艾滋病是哪里来的,该看病还得靠正经医学,而不是非洲巫医。
可问题是,也许有很多的化合物,或者药物前体,真的能有效抗击艾滋病,作为一款药,从研发到上市,成本巨大,时间漫长。病人是等不起的,那他们怎么办呢?等死吗?——这才是艾滋病患者关心的头等大事。
◎ 电影《达拉斯买家俱乐部》海报
◎ 《达拉斯买家俱乐部》主演马修·麦康纳也是《星际穿越》的男主角
2013年由加拿大导演让-马克·瓦雷执导的美国传记剧情片《达拉斯买家俱乐部》在多伦多影展上公开放映。
在这部影片的剧情中,1985年的达拉斯,电工兼牛仔朗恩因乱搞性生活而感染上了艾滋病,当时美国政府唯一批准的抗艾滋病药物是AZT,号称可以杀死艾滋病毒,但它同时也会杀死免疫细胞。
朗恩在接受一段时间的AZT治疗后病情恶化,无奈之下他只得另寻出路,开始研究未经美国政府批准的地下买卖抗艾滋药品,在帮助自己的同时也帮助了许多跟他同病相怜的人,其中包括许多男女患者,而他的举动也受到了药管局和药商的阻挠和施压。尽管起初医生告诉他只能生存30天,最终他却顽强生活了七年于1992年逝世。
值得注意的是,这部电影中男主角的故事,来源于真实的小人物Ron Woodroof。他的故事在被拍成《达拉斯俱乐部》的电影之前,一直沉默了20年,相关的剧本不是没有,而是早已写好,只是这样悲伤且平淡的故事,不会有电影公司买单的。最后,导演拍摄时的预算只有500万美元,拍摄周期25天,许多镜头没有第二次重来的机会。
影片收获了很高的口碑,这部预算极低的影片,最后竟夺下第86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化妆与发型设计。
影评人说,“尽管影片元素有些老套,但本片还是拥有不可预知的能量,它为社会的弃儿疾呼,为被鄙视的贱民呐喊,这不是一个隶属于上世纪80年代的故事,而是一个隶属于任何时代的故事......影片直面它的诉求与主题,致使影片好似无期徒刑般残酷”
◎ 艾滋病逐渐成为一种慢性病,早发现早治疗,预计寿命可实现接近健康人群
◎ 全球范围内,已经发现两例艾滋病自愈者,通过对这两个案例的研究,人类有可能找到彻底治愈艾滋病的钥匙
当然,在达拉斯俱乐部之外,还有无数的艾滋病人在为生存挣扎,他们得病的原因是多样的,但他们也有活下来的权利。好消息是,随着技术进步,抗艾滋病,或者抑制艾滋病的药物,一直在向着更有效,成本更低的方向发展。希望这些在病痛中挣扎的人们,都能看到药到病除的那一天。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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