掣签制度：想做“大老爷”也得凭运气 | 循迹晓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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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隋唐时期出现的科举制度，到了宋代发展到了顶峰，虽然在元朝陷入短暂低谷，但在明清时期，重新被推崇。直到清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最后一届结束后被废止，前后经历1200多年。

可以说，科举是传统中国最重要、最完善的职业官员选拔制度。

但同时也有个疑问：如果一个学子，侥幸金榜题名，那他之后怎么做官呢？换句话说，如何给有功名的人分配官职？这个话题似乎很少有人涉及，今天就帮大家梳理一下这个问题。

通常来说，金榜题名的人，有两种当官的分配方式。一种是皇帝钦点，还一种是吏部任命。一般来说皇帝钦点官员人数不会那么多，只有特别优秀的考生才有这个机会。

◎ 说到钦点······

过去科举要先考童生，之后考秀才，然后是举人。之后才能进京赶考，考中的叫贡士，贡士可以参加殿试，由皇帝亲自监考。最后成绩分三甲，也就是三个等级。头甲叫进士及第，也就是状元榜眼探花。

二甲叫进士出身，三甲叫同进士出身，加一块一百多人。其中最厉害的，进士及第那三位和进士出身中排名靠前的几个人，一般皇帝会亲自授予你一个官当，不过官职都不高，一般来说就是陪读，或者六部中的基层工作人员。

到了明清时期，一般会被封为庶吉士，或者进国子监当个抄书的编修。比如说，明朝著名奸相严嵩，就是二甲第二名，相当于这次科举考试的第五名，被封为庶吉士，进了翰林院。再比如高开低走的苏轼，作为科举考试的大热门，就在皇帝要亲自封官的时候，母亲病故，不得不回家守孝，耽误了大好前程。

前几名优秀的考生，皇帝自然会分配，剩下的人虽然也是万里挑一，但毕竟也是大部分。他们的命运就没有那么顺利了，需要到吏部等待任命。

中国古代，当官的其实占比很低。1987年《中国第三次人口普查资料分析》中，公布了中国历代民官比例，西汉时期是7945:1，唐朝2927:1，明朝2299:1。就算是被诟病“冗官冗员”严重的清朝，这个数字也有911:1。

◎ 虽然官民比例较低，但官员身边有大量“临时工”辅助工作，实际上百姓要面对的“老爷”要多得多

民官比例如此悬殊，导致大量金榜题名的人也没有官当，需要等到官员调职或者退休，才能轮到他们去当官。

这种情况在古代被称为“补缺”，正好有空缺可以去当官的情况叫“实缺”。很多文学作品里都有一种现象，一个高中的考生，花钱走路子疏通关系，买一个“实缺”就是这么回事儿。

这些后补考生要去吏部登记，等他们安排工作。这里面的规矩也不小，除了花钱者得之外，更重要是：不能回老家当官；地方官有直系亲属的，两人要相距500里，为了防止两人串通作弊，诸如此类等等。

既然分配工作的权力在吏部，那里面可操作的空间可就大了。毕竟僧多粥少，经常出现三四个空缺但是有四五十候补官员排队的情况，那自然是价高者得。官员上任后，先想着怎么把花的钱挣回来，必然玩命盘剥捞钱。

所以民间有个说法，如果县太爷贪污，那他这官是买来的，把当官做成了生意，得回本。

◎ 图为1860年费利斯·比托拍摄的晚清官员像

除了官员贪污，这种官员分配制度也导致结党营私的问题越来越严重。原因也好理解，你花了钱托人买了官，那就形成了利益绑定，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也就成了朋党，这也是封建王朝党争严重的一个原因。

到了明朝，党争情况愈演愈烈，这中间，谁能控制官员选拔，谁就能得到更多人的支持，也就越占优势。吏部作为任命官员的部门，逐渐成为党争中优势的一方。吏部甚至成了权力中心，把内阁架空了。到了明朝万历年间，这种情况发展到了顶峰。内阁制度在明朝由来已久，内阁成员也从最初的低等级官员，换成了身居高位的要员。看到自己权力被架空，自然不能接受。

万历年间，有位内阁大臣叫张位，为了恢复内阁的权力，不择手段跟吏部作对，只要是吏部提的建议我一概反对，只要是吏部提拔的官员我一律打击。两边官员在朝堂之上针锋相对，就差动手了，眼看事情越来越严重，双方可能落个两败俱伤的下场。吏部尚书孙丕扬首先绷不住了，他提议，改变官员任命方式。

虽然还是由吏部负责，但是从人定变成“天定”，说白了就是抽签。

把每个补缺的候补官员名字和空缺官职写在竹片上，做成签，放在抽签桶里，抽签决定谁去哪当官，这样一来就避免了人为干涉选官的问题。这个看似幼稚的提议，居然得到内阁和吏部两方的认可，烂规矩也比没规矩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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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视剧中官员掣签

于是全新的官员任命制度出现了，这就是“掣签制度”。一开始，这个制度不错，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朝廷上的矛盾。毕竟刚定规矩，双方都不知道怎么钻漏洞。

没等他们找到漏洞，掣签制度的一个弊端就体现出来了。分配官员完全看脸，不能根据官员能力，合理分配职位。《万历野获篇》里记载了这么一件事儿，当时有个陕西的老进士，终于轮到他补缺了，抽到了一个杭州的官职。对老进士来说这是件好事儿，毕竟江南鱼米之乡有钱，是个肥缺。

可是实际情况是，这个老进士可能一辈子没出过村，单纯惯了，实在不能适应江南复杂的工作，到了杭州之后，别说做出什么政绩了，把当地搞的乌烟瘴气，百姓怨声载道。没辙，干了一年只能把他撤职了，重新换了个合适的人去。

为了防止这种问题发生，朝廷对掣签制度进行了改革，把空缺官职按照难易程度进行分类，同时面试候补官员，也把他们按照能力分类，分成甲乙丙三等，同等级之间进行抽签。举个例子，刚才说的在杭州当官，是甲等难度，那你只有评为甲等候补官员才可能抽到。乙等丙等没戏。这种做法也缓解了能力不足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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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问题解决了，人们也找到了制度漏洞，作弊情况再次出现。

明面上看，掣签制度很公平，但里面可操作的空间还是太大。不少人拿着真金白银找到吏部，让他们在抽签上想办法。吏部官员也很聪明，在签儿上做记号，有的签长点儿，有的粗一点儿，有的上头绑个绳子，总之手段很多。不过来求官的人多了，记号多了，难免出现抽错签的问题。就算抽错了也丝毫不慌，吏部官员会淡定的把签放回去重新抽，直到抽中那个内定人员为止。

甚至在明朝，吏部被人们戏称为“签部”，讽刺他们的抽签手段高明。但是无论如何，抽签安排官员，比完全人定还是强多了。

◎ 明代官员群像

到了清朝，也沿用了明朝的掣签制度，进行官员选拔，不过也对这个制度进行了完善。比如说，在抽签之前，会公开空缺信息，然后进行报名，之后对报名人员进行考核，能力通过的，再进行抽签。这跟今天竞争上岗差不多。抽签地点也换了，直接安排到午门广场或者天安门前进行。

这俩地儿比原来吏部大堂神圣多了，用这种气氛震慑想作弊的官员。抽签也不是提前准备好，而是当着候选人的面儿放进签盒。旁边再来个皇亲国戚进行监督，就是防止你作弊。抽完了还没完，还要对结果进行复核，都没问题了，还要上报皇帝，由皇帝亲自接见面试。

不过一般到了皇帝接见这一步就没什么问题了，每年那么多新上任官员，皇帝一个一个面试累死了，一般就是统一接见，皇帝看一眼就过去了。

不过也有例外，像是康熙雍正这种勤政的皇帝，就经常单独面试官员。

传说，康熙皇帝在一次面试的时候，发现大量官员能力不足，肯定干不好。于是秘密派人访查情况，结果发现，这批官员是太子胤礽复核，太子收了他们的贿赂，想滥竽充数蒙混过关。康熙记下了这笔账，在之后废太子中，这就是他的一条罪证。

这种做法成功的把官员分配这件事儿又归结成为某个人的责任，官员分配是否公平，要看各级监督人员的自身素质，最后虽然有皇帝把关，但不能要求每位皇帝都像康熙雍正那样亲力亲为。

◎ 胡林翼像

所以到了清朝末期，冗官冗员现象横飞，甚至官员买卖明码标价。当年胡林翼在家丁忧，林则徐推举他重新做官，但是已经没了名额，于是胡林翼自费一万四千两，在贵州买了个道台，这就属于非正常的官员分配了。

但“掣签法”以现代观点来看，此种制度仅仅保证官员任命阶段的公平，完全谈不上效率，只能算“无法之法”。

明人于慎行在《笔麝》中如此评价：“掣签之法一时宫中相传以为至公，下逮闾巷翕然称诵，而不知其非体也……至于人才长短，各有所宜；资格高下，各有所便；地方繁简，各有所合；道里远近，各有所准。乃一付之于签，是掩镜可以索照，而折衡可以坐揣也。从古以来，不闻此法。”

无独有偶，梁启超在《论中国积弱由于防弊》中也批评“掣签法”：“奇才不能进，庸才不能退，则考绩废也；不为人择地，不为地择人，则吏治隳也。”

总得来说，“掣签”就是古代官员任命制度的一种无奈之举，而当这种无奈之举制度化后，吏部也就彻底丧失了选官的能力，从这点来看，掣签不过是“人治”选官下的一块遮羞布而已。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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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为1860年费利斯·比托拍摄的晚清官员 影视剧中官员掣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