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倬云 | 唐帝国与伊斯兰帝国的比较

唐帝国与伊斯兰帝国的比较

文 | 许倬云

摘自《江河万古》

许倬云 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

唐帝国与伊斯兰帝国属于同一时代，只是伊斯兰帝国阿拔斯王朝延伸到1258年，时间跨度比唐帝国长。这两大帝国，既是政治秩序，也各自代表一个文化圈。两个帝国的疆域，在中亚相接，两个帝国的领土横跨亚欧非大陆，以致当时的文明世界，只有地中海以北的欧洲与南亚次大陆的印度不在两大势力的统治范围之内。唐代中国与伊斯兰世界之间曾有过正面冲突，那时伊斯兰的阿拔斯王朝开国不久，初试啼声，就击败了中国远征中亚的戍军。然而，伊斯兰文化笼罩的江山，却是被来自中国北方的蒙古大军冲垮！

如众周知，伊斯兰世界在穆罕默德手上，由一个阿拉伯半岛的新兴教派，迅速扩张，终于膨胀为地跨三洲的庞大帝国。这一宗教特性，在人类史非常罕见。在穆罕默德632年逝世前，伊斯兰已经征服了阿拉伯半岛的一部分。他的继承人四大哈里发，事实上是宗教领袖，其政治权威却是次要的，重要性甚至远不及他们在军事方面的功能。四大哈里发都是穆罕默德的亲戚与创业伙伴，他们经由选举才有此权威。有选举权的穆斯林(伊斯兰教的信徒)，最初只包括穆罕默德在麦加与麦地那两地的信众，然后才扩充及皈依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

倭马亚王朝(661-750）是穆罕默德亲属部族建立的，哈里发的继承，由现任哈里发指定自己儿子接位。倭马亚王朝是阿拉伯的朝代，阿拉伯穆斯林地位最高，别的民族的穆斯林次之，未皈依的一般外族又次之，奴隶(大多数是战争中掳获的俘虏)地位最低。

阿拔斯王朝的皇位继承，是父子相继。阿拉伯文化在阿拔斯王朝已是伊斯兰世界的共同文化。外族，不论是波斯人，还是欧洲人或非洲人，在这一普世的庞大文化体系中，却也是可以参与的成员。当然，穆斯林与异教徒之间的地位仍旧不同。

相对而言，唐帝国的社会结构就不同了。唐代以前，诸民族间的战争，曾有南北朝时民族间的不平等，甚至中国人之间，还有世家大族与一般庶民的不平等。经过数百年的激荡与消融，唐代的社会基本上又回到汉代以编户齐民为基盘。唐初，胡汉的区别已经泯灭，唐代中叶以后，世家大族的优势地位逐渐消减。经过考试进入文官体系的儒生，逐渐构成一个新的士大夫阶层。进入这一阶层的门户，基本上是开放的，即使财富与社会地位，不可避免地仍使贫寒之士难以与富贵子弟对抗，但唐帝国的阶级分化，还不似伊斯兰世界的情形严重。

伊斯兰世界的政府结构，最初相当松弛。四大哈里发时代，每一个新征服的地区，除必须缴纳重税之外，当地的统治各随其俗，仍由原有的统治阶层接受伊斯兰中央的指令。倭马亚王朝的治理方法，承继波斯与拜占庭两个来源的影响，将帝国的庞大公民划分为几个省份管理，而每一省份的治理方式，仍保留相当程度的当地传统，倭马亚王朝是“分而治之”的皇朝。

阿拔斯王朝则已发展成为中央集权。这一朝代是靠东部沃罗珊(Khorasan)地区，大致包括今阿姆河上、中游以西的阿富汗中、西部，土库曼斯坦东南部和伊朗东北部等地区支持的。虽然整个伊斯兰世界迅速地阿拉伯化，阿拉伯语文是全国共同的语言文字，然面帝国各处，都是哈里发的子民。哈里发大权独搅，他是真主安拉的代言人，宗教权、司法权、军权、行政权集中于一身。中央有执行上述四种权力的个别部门，各省也是四项权力分立，各自听命于中央。中央政府有侦伺消息的情报警察系统，配合一个无远弗届的驿传制度，传递信息与指令，中央政府的控制是相当牢固的。

唐帝国的政治系统则继承中国已发展甚久的一套制度，皇帝承受天命治理天下，由一个文官体系辅佐。这一文官为主的行政组织，在中央实行决策、执行与考核监察的三权分立。后来，决策的中书省与考核的门下省长官，合组为集议制的宰相群(中书门下平章事)，执行业务则分属六部掌理，司法权却独立向皇帝负责。当时的宗教，佛、道共存，而儒家的理念是文化主流。中国没有相当于伊斯兰的宗教权，即使道教号为国教，道士与佛教的僧侣却都受礼部专设司官的管辖。

至于军人的地位：伊斯兰初创时，教众人人皆兵，教团本身是一个战斗体。倭马亚王朝的军队，人数增多，穆斯林未必都服兵役，其他族群军人组成作战单位，由穆斯林军官指挥。常备军已职业化，领取一定的军饷。但有大征战时，穆斯林还受征召出征。阿拔斯王朝有一支皇室直接指挥的禁卫军，战斗力最强，先是由一些阿拉伯部落柏柏尔与贝都因的战士充任，后来则从东方各族选募勇力之士。最后，最能作战的军队是突厥族的专业军人，甚至军官也渐渐由突厥人出任。有些禁卫军的指挥官是宫中宦官。阿拔斯王朝后期，突厥将军跋扈，任意拥立废黜君王，年轻的哈里发如同傀儡。各省总督也往往割据自立。“苏丹”(指挥官）的名衔竟如君主，后来伊斯兰世界的国君，遂以苏丹为号，不再是哈里发了。

唐帝国的军人之地位，竟也有类似的演变过程。先是沿袭北周的府兵制，世袭军人来自有地位、有恒产的府兵家族。无事时农耕，免去赋役，有事时征召入伍。玄宗时开始有了招募的疆骑，由职业军人担任皇室直属的常备军。边境设有节度使，其指挥的军队颇多胡人，安史之乱即东北边疆的胡族军人进犯中央。安史之乱后，不仅河北藩镇割据，内地也设了一些节镇，遂启五代的分崩离析。皇室又有由宦官指挥的神策军，这一支禁卫军，不断废置君主，宦官专擅朝政，唐终于因此灭亡。两大帝国都有开疆辟土的大征伐，而军人权力之扩张，以致不可制，东方西方，若同符节。

东西两个帝国，都孕育出辉煌的文化。伊斯兰教原是阿拉伯沙漠的宗教，但能够吸收波斯袄教、基督教(东正教）及犹太教的教义，组织以简单一神信仰为主体的宗教体系。在其扩张的过程中，伊斯兰政权又大量翻译希腊与波斯和印度的文学、哲学与学术著作为阿拉伯文，使新起的阿拉伯文成为内容丰富的语文。他们在这一基础上取精用宏，更上层楼，既有继承也有创新。阿拉伯文化在天文学、数学、历史学、文学等各方面的成就，令人佩服。

印度文化随佛教东传中国，中亚的袄教、摩尼教、基督教也随外商进入中国。唐代承南北朝之后，以中国文化为主流，并且收纳了北方胡人及外面输入的文化因素，同样取精用宏。唐代中国的文化成就也是灿烂可观。唐代社会开放，外来人才颇有发挥余地，高丽人可为将(高仙芝)，越南人可任宰相(姜公辅)，日本人可服务朝廷(晁衡)。这一现象也与阿拔斯王朝进用各族人才，有异曲同工之妙。

这两大帝国都有强大的动能，活泼的开创性，以开放的胸襟吸纳外来文化的精华，因此能涵盖广大地区，凝聚不同成分，同化许多地方或族群文化，遂缔造为中古的普世秩序。

中国与伊斯兰，两个普世秩序，都能维系庞大人群达千年之久。若从其中心思想言，两者大相径庭。伊斯兰文化的中心思想是人对唯一真神的无条件服从与尊崇，人的地位十分卑下，但又因为这一种真神是独一无二的，伊斯兰信仰本质遂是排他的。儒、道、佛三家融合为中国普世秩序的中心思想，“人”是尊贵的，“人心”是宇宙万物观照与理解之所在。佛教“境由心造”与儒家“事在人为”两项观念，在中国融合为一。将伊斯兰文化与中国文化相对而言，前者借重于人以外的神力，后者注视于人的内在完美。

两个文化系统不易比较。上面的对比，已可显示中国文化与伊斯兰文化之间，差异太多。若有一些相同之处，例如军人的跋扈，却也不是巧合，应可由组织系统中分工与功能平衡的角度分析，其实未必与任何文化系统的本质有所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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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载《江河万古》

许倬云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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