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林 | 上帝与恺撒的博弈
上帝与恺撒的博弈
——《西方文化的传统与演进》
根据赵林老师沙龙整理
贯穿西方文明的主线是超越的浪漫精神，在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有着不同的表现，所以我在这本《西方文化的传承与演进》里首次提出，在其超越的浪漫精神内部存在一对矛盾，这对矛盾我分别把它表述为宗教殉道意识和世俗英雄主义，这是维系西方超越的浪漫精神的一个内在动力，两者之间的孰强孰弱、此消彼伏，塑造了西方波澜起伏的历史外观。
除了超越的浪漫精神内部包含的宗教殉道意识和世俗英雄主义以外，外部还存在一种挑战，我称之为“狭义的自我完善”，它始终与前者格格不入，在历史的各个时期对其进行着挑战。在这本书（《西方文化的传承与演进》）里，将这三者落实在西方文明发展的三个阶段，首先从古希腊开始，继而转向罗马（罗马部分谈的比较少，2022年的新书中会详细探讨罗马问题），最后深挖基督教以及它的宗教殉道意识。
图 | 沙龙现场，拍摄于上戏艺术书店。
三个不同历史发展阶段大体上是什么关系呢？在希腊时期，西方文明是一种完美的和谐状态，是西方文明的童年时期。在这一时期，很多后世思想的源头都处于一种水乳交融的共存状态，后来生发出的灵与肉、理想与现实、天国和人间等等的对立矛盾还没有展露。希腊的这种文化特征主要表现在多神教即奥林匹斯宗教中，这与后来的基督教信仰是完全不同的类型。奥林匹斯宗教的诸神都是有血有肉，充满着人性特点，我们可以在诸神身上看到很多人性的东西，也可以在人（英雄）身上看到不少神性的光芒，甚至连神的居所奥林匹斯山也并非遥不可及。概括的说，奥林匹斯宗教思想中的神与人是一种共生共存的状态，没有对来世的憧憬，只有对现世的热爱。反观基督教，在基督耶稣身上，灵和肉呈现出尖锐的对立，十字架上牺牲了的耶稣的肉体造就了一个超越尘世的灵魂，这样的灵肉差异在古希腊宗教里是看不到的。
到了希腊文化发展的后期，“灵与肉”的矛盾开始萌发，出现了两个重要的象征，一个是苏格拉底，另一个是希腊化时代的亚历山大，这两个人分别开辟了两个完全不同的价值方向。苏格拉底代表了典型的宗教殉道意识，连基督教早期的教父们都认为，当年鼓励苏格拉底赴死的“灵”在四百年后焕化成了基督耶稣。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苏格拉底是西方最早的为了一个理想超越现实生活的人，就像他的名言所说的：“人应该追求好的生活更胜于生活本身。”苏格拉底赴死的时候显得特别欣然，他不是表现出对死亡的无畏，而是表现出对死亡的向往，他认为死亡是比生活更好的境界。面对着被判处的死刑，苏格拉底说：“以死为苦尽的人们，你们想错了，我去死，你们活着，谁的去路好，唯有神知道。”这是一种和当时绝大多数希腊人完全不同的生死观，因为当时的希腊人沉浸在对灵肉和谐的奥林匹斯宗教的崇拜中，对他们来说，好死不如赖活着，活着是最重要的。人们无法想象死亡后会有另外一种生活，更无法想象灵魂可以超越肉体，这些后世基督教徒非常熟悉的理念对于希腊人来说是很陌生的。苏格拉底第一次在非常入世的普遍情境中提出了一种出世的信仰——灵魂超越肉体，彼岸超越此岸，死亡是比活着更好的一种生存状态。这样一种向生而死的生活态度在当时的希腊是破天荒的，也是希腊大众所不能理解的，这就注定了苏格拉底必死的命运。
柏拉图是苏格拉底的学生，他的思想和苏格拉底一脉相承，开创了西方唯心主义的源流。柏拉图在他的著作《理想国》中提出了“哲学王”的概念，认为在一个理想的国度，智慧水平越高的人越应该掌握权力，所以国王应该是哲学家或者至少应该懂得哲学，才能保证国家长治久安。但是柏拉图的理想并未被当时的统治者们所接受。后来柏拉图培养了学生亚里士多德，虽然亚里士多德本人也没有实践“哲学王”的理想，但是他却成为了“王”（亚历山大大帝）的老师，亚里士多德把柏拉图的“哲学王”以一种间接的方式连接为“哲学—王”：希腊最伟大的哲学家培养了一个最伟大的王——亚历山大。亚历山大建功立业，开创了一系列丰功伟绩，从而引发了后世人们的“亚历山大综合症”。这种“综合症”自从亚历山大之后，就鼓舞着两千多年来一切野心勃勃的政治家、军事家，从恺撒、图拉真到查理大帝、拿破仑，甚至希特勒。这些野心家充满了开疆拓土，一统天下的理想。
苏格拉底之死的实践，在柏拉图那里形成了理论，这套唯心主义理论后来深深地影响了基督教，成为基督教重要的哲学基础，引发了人们对另外一个世界的向往。加上基督教本来就充满了理想的天国情怀，所以更加催生出非常明确的宗教殉道意识——为了一个理想的生活状态可以放弃生活本身。这是整个基督教的情怀，它的眼光所致就是要超越这个世界，用一个来世对抗现世，用一个幸福荣耀的理想世界对抗这个充满苦难的现世世界，这也是基督教信仰的基本价值取向。
建功立业的英雄主义同样遵循另外一条脉络，从苏格拉底到亚历山大，虽然亚历山大是希腊文明的终结者，但也是后世一切崇尚建功立业的世俗英雄主义最早的奠基者。苏格拉底之死本身就意味着，希腊城邦已经盛极而衰；而亚历山大却建立了一个地跨亚、非、欧三大洲的庞大帝国，开创了一种与苏格拉底殉道之路完全不同的生存理想。虽然亚历山大在33岁时得疟疾而死，庞大的帝国也随之崩溃，但是他这种开疆拓土、建功立业的梦想从此感召、鼓舞着很多胸怀大志的来者。这种建立世俗功业的感召在罗马时代得到充分展现，恺撒在遇刺前从未放弃征服东方的梦想，后来的图拉真一度兵至波斯湾，征服了半个帕提亚。面对着汪洋大海，图拉真感叹自己年事已高，已经无法实现亚历山大当年的丰功伟绩了。再看历史上其他的征服者，无论是罗马后期的君士坦丁，中世纪的查理大帝，还是近代的拿破仑，无一不想建立一个庞大的世界帝国。甚至到了二战以后，美国的对外扩张同样秉承了建功立业的世俗理想，只不过征服世界的方式已经由过去的刀枪换成了刀枪加资本的新形式。
图 | 沙龙现场，拍摄于上戏艺术书店。
苏格拉底之死是希腊文明由盛转衰的风向标，雅典人用双手扼杀了自己的良心，从此希腊城邦堕落成一个没有良心的行尸走肉，等待着一个巨大的力量将它彻底埋葬，这个巨大的力量先是亚历山大，后来是罗马帝国。所以希腊的命运在雅典人处死苏格拉底时就已经被注定了。苏格拉底代表着从原始和谐中产生出的宗教殉道意识，而亚历山大则是世俗英雄主义的楷模。罗马时代崇尚建功立业，完成了亚历山大未竟的事业。亚历山大当年固然打下了一个古往今来无人能望其项背的大帝国，但是毕竟随着他英年早逝而昙花一现；而罗马帝国却在不断扩张之后维持了长久的稳定统治，可以说真正在西方世界实现了一统天下的世俗英雄主义理想。
然而，也正是在罗马社会崇尚世俗英雄主义的氛围中诞生了基督教。基督教在罗马帝国的发展就像癌细胞在人体中的扩散一样，最早从耶路撒冷这个胚芽开始，然后向罗马帝国的全身扩散，终于吮吸殆尽了罗马帝国的精血，使罗马帝国成为一副被掏干了的空壳，最后被日耳曼蛮族彻底击溃。可以说，自从基督教诞生之日起，耶稣被罗马帝国统治者钉死在十字架上，但是他的灵魂却超越了肉体，转化为圣灵，从而引导基督徒们最终在精神上颠覆了罗马帝国。这种一报还一报的对立关系，贯穿了整个自基督教产生之后的罗马历史、中世纪历史以及近代历史。所以我在讲西方文化时特别强调一种现实的对立，那就是自从基督教产生以后在西方社会出现的二元权力体系，也就是我们这本书的主题——“恺撒”与“基督”的博弈。当然，基督之死和恺撒本人并没有关系，我们这里说的“恺撒”是打引号的，后来罗马的世俗统治者都是“恺撒”的代理人，而“基督”则代表了后来以彼得为首任的罗马教会，所以自基督教产生以后，西方就产生了一对基本矛盾——教俗之争。这个矛盾一直贯穿到近代，只不过时松时紧，有时候非常剧烈，有时候比较平缓。教会是一边，世俗王权是一边；教会是“基督”设在人间的王国，而形形色色的国家统治者则是“恺撒”的传人。这一对矛盾是决定着基督教产生以后的西方历史发展脉络的基本奥秘，如果抛开了这个矛盾去看西方历史，根本就是隔靴搔痒，不得要领。
在这方面西方和中国不一样，中国自秦始皇完成统一后，汉承秦制，一脉相承，历朝历代都是遵循“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原则。在政治上形成了“政主教从”的权力关系，无论是中国本土的道教还是外来的佛教，或者民间的五斗米教、白莲教等等，都必须服从政治，不可能在王权之外产生一个可以与王权分庭抗礼的力量。但是西方不一样，尤其是在公元四世纪以后，基督教逐渐羽翼丰满，而罗马帝国却每况愈下、岌岌可危，在这种情况下，教会的力量就开始与国家权力形成了分庭抗礼的局面，甚至在某些时候（例如中世纪中后期），教会的权力还一度凌驾于国家之上，把王权玩弄于鼓掌之中。如此一来，代表上帝的教会和代表王权的“恺撒”为了争夺世俗世界的话语权，一定会产生激烈的冲突，这种冲突决定了西方历史的基本走向，甚至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出现了“君权神授”的局面。皇帝必须跪在罗马教皇的膝下，由罗马教皇为其加冕，授予他一顶王冠，一根权杖，代表着世俗的王权；再给他一个小金球，表示授权给他来统治世界。这种格局，从公元751年矮子丕平篡位一直到1804年拿破仑称帝，始终一脉相承，虽然形式上多少有所改变，但基本上还是维持这样一种状态。虽然拿破仑拥有强大的实力，却仍然要把教皇从罗马请到巴黎圣母院为其主持加冕仪式，以彰显其统治的合法性。法国著名画家达维特的名作《拿破仑加冕》表现的就是这个故事。到了近代，随着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等一系列思想和实践活动的发展，教会的权力日益走向衰弱，国家势力开始迅速崛起，诞生了诸如法兰西、不列颠、德意志等民族国家，开启了延续至今的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单元的国际新秩序。
图 | 画家达维特的名作《拿破仑加冕》 。
此时教会的影响力仍然存在，原本宗教殉道意识和世俗英雄主义的二元对立逐渐转化成新的矛盾——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对立。通过殖民扩张而发展为全球体系的资本主义与当年崇尚开疆拓土、建功立业的罗马帝国有着异曲同工之处，都展现了对功利的追求，对疆土的渴望，同样都要在全世界建立一个亚历山大式或凯撒式的大帝国。而共产主义，却是要超越这种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现实世界，创造一个充满了公义、平等和博爱理想的美好世界。这种共产主义理想，其实就是从早先基督教的天国理想中演变而来的，只不过把这个理想王国从天上拉到人间。所以在共产主义理想中，我们不难看到宗教式的殉道意识——为了理想而自我牺牲和超越。
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认为，17世纪的西方社会产生了三个新东西，这三个新东西从外部取代了基督教，不同于16世纪宗教改革只是从内部改造了基督教。这三个新东西，第一是科学崇拜，即相信科学技术的发展必定会给人类生活带来福祉和进步，我们几乎所有的现代人都相信，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推进，生活会变得越来越美好，这是一种科学崇拜；第二是国家主义，大家都有了爱国意识，开始崇拜国家。当然，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有家国情怀，但是西方人却不是这样，西方中世纪的老百姓没有国家概念，只有领主概念，直到近代宗教改革的基础上才形成了国家主义，形成了像法兰西、不列颠、德意志这样一些民族国家之后，人们才有了国家概念；第三就是共产主义，16世纪已经出现了萌芽，从最初的空想共产主义（托马斯·莫尔、康帕内拉等）到后来的马克思的科学共产主义。汤因比认为这三种新信仰代替了基督教，成为新时代的主角。在这三个新事物中，科学主义是中性的，但是国家主义和共产主义却始终对立。国家主义表现为资本主义，共产主义则始终要批判和超越资本主义，向往一个更美好的理想。所以不难看出，在近代，虽然对立的双方换成了新的形式，但核心内容仍然未变，依旧是“天国理想”与“世俗权力”之间的对立。
另外一个问题是关于基督教的“两希传统”，我认为“两希”中的希伯来文化主要表现为犹太教，这是基督教的母亲；而希腊哲学，特别是柏拉图的唯心主义哲学就像基督教的父亲。按照以前的一种不符合科学的说法，母亲给孩子提供了肉体，父亲给孩子提供了精神，母子关系是显性关系，父子关系是隐性关系，两者共同构造了后来的基督教文明。基督教的圣教历史和律法的确来自希伯来文化，比如一神教信仰，这的确是来自希伯来文化，因为犹太教是第一个一神教，直接影响了脱胎而出的基督教；另外犹太教《旧约》中的一些历史故事，比如上帝在6天之内创造万事万物，亚当、夏娃不听上帝的话偷食禁果被赶出乐园，以及亚伯拉罕和他的子孙们的故事等等，这些毫无疑问都是源于犹太教。但是基督教真正的思想精髓，我始终认为来自以柏拉图为代表的的希腊唯心主义哲学。
基督教是在摆脱了母体犹太教，离开耶路撒冷，来到广阔的希腊、罗马世界传播以后，才逐渐成为了基督教，它已经被深深的打上了希腊、罗马的烙印。在传播和发展的过程中，基督教大量吸收了希腊的哲学和罗马的制度，所以后来形成的基督教神学主要得益于希腊哲学，而罗马教会的建制也和罗马帝国的政治架构如出一辙。正是这样，所以基督教和罗马帝国才格格不入，因为他们太像了，都是要一统天下，建立统一的国度，只不过“恺撒”要建立的是人间的王国，而基督要建立的则是天上的王国。基督教的罗马基因，也显示在其对集权的推崇，它有着等级严明的教阶制度，有着管控天下的教会体制。由此我们不难发现，在后来定型的基督教中，它的教会体制来自罗马，神学思想源于古希腊，虽然是从犹太教的母体中脱胎而出，但仅仅在外壳上保留了犹太教的一神教信仰和圣教历史（旧约圣经故事），而内在的架构和精神早已面目全非，自成一统。原因很简单，这就如同马克思主义在全世界的传播一样，每到一个地方一定要入乡随俗，一定要和当地的政治实践结合在一起，最后产生出有某某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基督教最初摆脱犹太教母体时只不过是一种简单的迷信，真正让它生根发芽、开花结果的是希腊、罗马的富饶土地，与其说是基督教改变了希腊、罗马世界，颠覆了多神教取而代之，不如说在这个过程中希腊、罗马世界改造了基督教，把它变成了一个具有浓郁的希腊、罗马文化特色的基督教。
罗马时期的基督教代表了一种宗教殉道意识，它是在罗马帝国的世俗英雄主义氛围中产生的，一开始就和罗马人通过弱肉强食、不断征服而建立起来的那个充满了不平等和暴戾的现实世界分道扬镳，基督教要建立一个充满了公义和自由，充满了平等和博爱的美好天国，所以这两者是始终对立的。然而，在世俗英雄主义与宗教殉道意识这一对基本矛盾之外，西方文化中还存在着一种狭义的自我完善精神，它从外部不断地解构着激烈冲突的这个矛盾体。无论是追求一个理想的天国，还是在人间建功立业，都是振奋人心的，充满了昂扬向上的精神特点。但是这种狭义的自我完善却往往出现在每一个历史发展阶段的末期，代表着一种疲软的精神倾向。在每一个“世纪末”的时代，人们从阳刚走向阴柔，从现世的建功立业或者为了伟大理想殉道而走向了像乌龟一样钻到自己的甲壳里自我陶醉，整个社会风气也因此而走向颓靡。比如我们当代审美潮流中出现的小鲜肉和伪娘现象，就表现了一种疲软的精神倾向，展示了一种狭义的自我完善的时代精神特征。
图 | 沙龙现场，拍摄于上戏艺术书店。
张松：工业革命开始，尤其是启蒙运动之后，西方的主流文化精神中，是不是世俗的部分增多了，神性的部分减少了？另外，启蒙运动带来的副产品是科学，我们现在都以科学的方式看待或者改变这个世界，那么是不是可以说，在世俗权力和精神领域之外，科学将作为第三个认知参与到人类历史中？
赵林：关于第二个问题，刚才其实已经谈到一部分，汤因比认为17世纪的西方出现了三个新东西，一个是科学崇拜，一个是国家主义，还有一个共产主义。实际上，我觉得国家主义和共产主义在当时的语境下代表着传统意义上的世俗英雄主义和宗教殉道意识。国家主义是罗马帝国建功立业精神的现代体现，共产主义的理想也源于基督教，最早的共产主义理论由16世纪的英国人托马斯·莫尔在他的著作《乌托邦》里提出的，这是我们在追溯共产主义思想史时一定要读的书。另外，很少有人知道近代共产主义的第一次实践，1534年，在德国的中西部，有个叫明斯特的地方出现了一个下层人民的教派——再洗礼教，它的出现遭到了主流教派以及功成名就后的路德新教的联合打击。再洗礼教派的成员往往都是社会地位很低的农民、旷工等，他们当时就在明斯特建立了一个公社，但是仅仅坚持了18个月，后来被镇压了。他们是共产主义理想最早的实践者，取消了私有财产，建立起一个共同劳动，共同生活，没有阶级，没有财产差异的平等社会，包括马克思本人也承认这是西方近代最早的共产主义实践。后来随着共产主义理论在17、18、19世纪的不断发展，逐渐形成了与代表国家主义的资本主义相对立的新局面。西方的资本主义代表了国家主义，它的最初诞生带有浓郁的血腥色彩，确实如马克思所说的“每个毛孔都在滴血”。当然，后来资本主义走向了福利社会，那是以后的事情了，但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阶段确实是很残酷的，所以才有了要推翻这种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现象的共产主义理想。从这方面看，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从根源上就是对立的，而科学主义是中性的，因为科学的发展无论是对现实的国家来说，还是对未来的理想社会来说，它都是必要的。科学主义最重要的特点是开创了进步观，17世纪意大利著名思想家维柯在其著作《新科学》里提出一种进步的观点，对于我们在座的听众而言，进步这个观念是天经地义的，从我们咿呀学语时起就知道人类明天肯定比今天好，但是这种观念在17世纪以前是没有的。西欧中世纪的人们认为生存只有两种情况，一个是现世，另一个就是死了以后所去的天国或地狱，生存只有今生与来世的质的差异，没有现世的量的发展或进步。我们今天很难想象17世纪以前的人是如何思考未来的，他们认为人间永远充满着罪孽和苦难，死了以后或者上天国或者下地狱，所以他们只有这种质的差别，没有量的渐进。所以，科学主义最重要的是带来了这样一种进步的乐观主义，由于科学技术的运用，我们可以改变自然，改变现世社会。17世纪英国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有句名言：“知识就是力量。”科学知识可以转化为力量，可以改变自然界，也可以促进社会的发展。在这样一种信念之下，才开始出现了进步观，生活的很多观念由此改变。同样在17世纪，英国还有一个大诗人弥尔顿，他写了一部很著名的史诗《失乐园》，被誉为西方四大史诗之一，《失乐园》中就充满了人类乐观主义态度。实际上随着科学的发展，人一方面发现自己好像失宠了，从伊甸园或者宇宙中心地位跌落了，哥白尼告诉人们地球不是宇宙的中心，这就极大地打击了我们的中心主义观点。我们之前一直认为自己是上帝的宠儿，上帝把我们放在了世界的中心，但是随着科学的发展，我们发现自己并不是世界的中心，而是被边缘化了。由此一来，科学知识的增长一方面使我们感到失落，另一方面却促使我们重新认识了自身，认识到知识可以变成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力量，从而可以将自己提高到上帝的地位。弥尔顿在《失乐园》中就作了很好的表述，亚当、夏娃由于偷食了禁果而被赶出了乐园，这是一件很悲哀的事，如果不被赶出去，他们可以长生不死，可以永远幸福的生活在乐园里。但也正是被赶出乐园的悲惨事件改变了人类的命运，人类从此将自己提升至了上帝的位置，所以失乐园的故事也就是复乐园的故事，不离开乐园永远不可能在更高的水平上回归乐园。这条从失乐园到复乐园的道路，就是靠理性和科学来完成的。所以弥尔顿在《失乐园》的最后，当大天使嘉百列把亚当、夏娃赶出乐园时，他们一方面充满着悲哀，但另一方面却又满怀自信，因为靠着知识，他们可以在一个更高的水平上创造一个美好世界。这样一来人类就充满了知识的乐观，人类自近代以来，科学的发展曾经对我们造成三次沉重的打击，但每一次打击又进一步提高了我们的自信。首先，“地心说”把我们从宇宙的中心位置边缘化了，但是马上我们却发现我们可以认识星球，认识宇宙，掌握它们的运动规律；随后牛顿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了万有引力定律，从而发现了宇宙和星球的自然规律，后人运用牛顿的发现，利用这些自然规律走向改造自然的道路。第二次是生物进化论，从拉马克到达尔文，人这样一种被莎士比亚称为“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的高级生灵竟然是从一种浑身长毛的动物变来的，这是对人类自尊心的极大打击，也正是这样，我们发现人自身也在进化，我们过去可能不太光彩，但我们未来却会越来越光彩，这样一来反而增强了我们的自信。第三次就是弗洛依德的心理学，佛洛依德告诉我们，人这样一种品位高雅的动物，其冠冕堂皇的文学艺术活动竟然是从很羞于启齿的性冲动中产生的，这又让人类深刻了解了我们的内心活动，人内心总有一些比较阴暗的东西，不该因此而感到羞耻，这是人之常情。作为人，我们一只耳朵听到上帝的声音，另一只耳朵听到魔鬼的声音。所以每一次打击，都大大地提升了人类的自信心，这都是靠科学。佛洛依德发展了心理学，拉马克和达尔文发现了进化论，哥白尼的“日心说”推动了天文学的发展。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科学是中性的，它为人类提供了进步的乐观精神，既可以服务于国家主义，也可以服务于共产主义；既可以服务于世俗英雄主义，也可以服务于宗教殉道意识。
张松：浪漫主义在西方由来已久，那么它的产生和发展，以及对今天西方文化思想的影响有哪些？最近比较热的“躺平”，也可以理解为一种对现实的无奈，或者从更深的角度看，同样是一种对抗，那么“躺平”是浪漫主义吗？
赵林：这里面有个比较容易导致混淆的地方，关于浪漫主义，始终具有一种情怀，他不是简单的“躺平”，更不是随波逐流，醉生梦死，它既有个性的理想，也有一系列与主流价值观的对抗，其中有些地方表现得和“躺平”很相同，比如用个体反对整体，用一个想象的未来或一个放大了的过去来反对现世，但始终有一种内在的情怀。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浪漫主义也不等同于狭义的自我完善，我说的狭义的自我完善主要体现在希腊化时期，那个时候虽然整个希腊文化显得雍容华贵，金碧辉煌，但人们的精神却疲软到了极致。就像当时的一位作家所说，他们的回廊里放满了高雅的艺术品，兜里装满了金钱，说出的话都是珠玑妙语，但是脑子里却一片空虚。这才是狭义的自我完善，人等同于行尸走肉，正在等待着一个巨大的历史力量将自己埋葬。但浪漫主义不太一样，比如基督教，宗教殉道意识也可以视为整体意义上的浪漫，憧憬一个更好的理想，更好的世界，尽管这个理想被放在了彼岸。此外，浪漫主义在政治上也有表现，浪漫主义不一定是个褒义词，但是也不一定是个贬义词，它可以导致一些非常恢宏、非常有价值的东西，但也可能导致一些很糟糕、很暴力、很残酷的东西。比如法国大革命，也是一种政治上的浪漫主义，是从卢梭这个躯壳里产生出来的一支鳌夹。同样的，比如维克多·雨果，英国的湖畔诗人华兹华斯，到后来的拜伦、雪莱等等都是浪漫主义者，尽管他们有不同的价值诉求。但是他们的浪漫主义不是简单的“躺平”，虽然自娱自乐，却仍然具有内在情怀，希望用湖光山色或理想社会来超越现世的暴虐和残酷。无论是向往一个美好的未来，还是缅怀一个被放大了的过去，浪漫主义者都是有些情怀的，和单纯的“躺平”不太一样，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根本的精神差异。
我们说的浪漫主义，作为一种主义的浪漫主义，在近代是从卢梭开始的。以前西方文化中也有浪漫的东西，有浪漫的因素，比如哥特式教堂就充满了浪漫的元素，基督教的理念也充满了浪漫的情怀，但是这些都不是作为一种文化思潮的浪漫主义。浪漫主义有特定的含义，是18世纪末、19世纪初，在法国大革命的背景下，在卢梭的思想启发下产生的影响西方政治、文学、艺术等各方面的一种普遍性的文化思潮。当然这里面涉及到很复杂的关于浪漫主义与启蒙运动的关系，因为启蒙在我们今天看来是一个比较褒义的概念，但启蒙在西方却是一波三折，英国的启蒙不同于法国的启蒙，法国的启蒙也不同于德国，所以不同国度的启蒙要分别结合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来加以分析，不能一概而论。概括而言，英国的启蒙主要是理性建构，法国的启蒙主要是社会批判，而德国的启蒙则是要协调理性与信仰的关系。弘扬理性固然是好的，但是如果把理性弘扬到像以前信仰中的上帝的至高地位，这也是一种暴戾，就会遭到情感的反抗，其结果就导致了浪漫主义的产生。任何东西只要被推到极端，都会遭至抵抗，从而导致一种新的文化思潮的产生。
从16、17、18世纪三个时代欧洲思想的变化，可以看到一个很清楚的脉络，16世纪宗教改革基本的精神特点就是用信仰的权威取代罗马教会的权威，而17、18世纪启蒙运动的主要精神特点是要用理性的权威取代信仰的权威；至于在启蒙运动后半段出现的浪漫主义，则是要用情感的权威挑战理性的权威。我们知道，人的精神是由三个部分构成——理性、情感、信仰，缺一不可，这是我们的灵魂的结构，或者精神构成的三个部分。在西方，人们有着传统的宗教信仰，所以这三者之间有个彼此消长的问题，而近代从16世纪到19世纪，时代精神的发展也正是这三者之间的此消彼长、相互更迭的过程。这是一个很大的话题，以后我们再慢慢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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