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林 | 它反抗、它拒绝，但无人知道它要什么。

文章经赵林教授授权发表

原文标题：美国新左派运动述评

文 | 赵林

由于非裔男子乔治·弗洛伊德之死，美国社会在新冠病毒的肆虐之下，又面临着严重的族群撕裂的威胁。在“黑人命贵”（“Black Lives Matter”）的种族口号下面，掩藏着美国政治的深层博弈，左派与右派、民主党与共和党之间的政治抵牾正在这场种族冲突中迅速发酵。毋宁说，弗洛伊德之死而引发的这场激烈的族群大撕裂，实质上是美国社会长期以来左派与右派两种对立的政治意识形态和文化价值观之间的矛盾的激化表现。在今天的时代背景下，重新回顾一下20世纪60年代曾经风靡美国校园的新左派运动，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美国左派思想的发展脉络。

新左派运动是本世纪60年代风靡欧美的一场以青年知识分子为主体的社会运动，它激烈地抨击发达工业社会对人性的压抑和摧残，既反对西欧资本主义的社会现实，也反对苏联式的社会主义模式，主张开创一条通往更为人道的理想社会的新途径。新左派运动在战后的欧美青年人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在1968年的法国“五月风暴”中达到高潮。美国新左派运动虽然不像法国“五月风暴”那样几乎导致政权的变更，但是由于与国内的反战潮流相汇合，也搞得轰轰烈烈。然而，到了70年代初期，喧嚣一时的美国新左派运动已成为强弩之末，逐渐销声匿迹。美国新左派运动具有强烈的乌托邦色彩和无政府主义倾向，它与其说是一场政治经济变革，不如说是一场文化和价值革命。它在意识形态方面动摇了美国传统的清教价值观，在现实政策方面迫使美国政府从对越战争的升级转向撤军，在人权方面促进了美国国内反种族歧视运动的发展。但是与它的建设性相比，这场运动所具有的破坏性特点则更为突出。美国新左派运动组织松散、思想混乱，方针政策具有很大的随意性和矛盾性，运动目标不明确且缺乏一贯性，对于它的领导者和大部分参与者来说，运动本身就是目的。这些特点决定了美国新左派运动的命运，使它成为一场名副其实的“现代乌托邦革命”。本文旨在对美国新左派运动的社会背景、发展过程、价值体系和思想理论等作出综合性的述评。

一、美国新左派运动产生的社会背景

二战以后，科技革命和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导致了美国“富裕社会”的出现。到了50年代末期，美国社会各阶层的生活状况远远超过了战前水平，对于大多数美国人来说，温饱已经不再是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在青年一代知识分子眼里，一些传统的社会问题如阶级斗争等等，似乎已经被另一个更为紧迫的问题所取代，这就是迅速发展的科学技术和工艺制度对人类生存环境的威胁和危害。盲目鼓吹科学技术进步的时代已经过去，到了60年代，人们开始用审慎的眼光重新权衡科技革命和发达工业社会的利弊。他们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中惊人的浪费现象，看到了迅猛发展的工业生产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以及对自然资源的滥用，看到了经济危机对社会生产力的破坏性损害。最令人忧虑的是发达工业社会的另一个严重后果，即工艺技术在社会生活中日益成为一种决定性的因素，人在庞大的机器世界和自动化程序面前感到无能为力和惶惑恐惧，发达工业社会具有一种难以抗拒的强制力量，它把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都卷入到一场个人无法控制的疯狂旋涡中。自动化和机械化不仅在工厂中而且在家庭里用人与机器的联系代替了人与人的联系，在粗放的手工劳动基础上培养起来的人与人之间的深厚感情丧失殆尽。各种毁灭人类的新式武器的相继问世以及世界范围内的核竞争，把一层浓重的阴影笼罩在美国人的心头。许多美国人在工业社会中感到一种难以言状的压抑，致使他们对传统的经济思想——生产至上、效率第一等——表示怀疑，甚至对整个科学技术本身丧失了信心。他们深切地感受到，在物质文明迅速发展的同时，精神文明却远远落在后面。他们承受不了日新月异的科技革命和工业进步的高压，“越来越多的人(其中也包括科学家)有这样一种想法：面对着科学应用的混乱局面以及当前制造威力越来越大的毁灭手段的严重威胁，对科学工作加以限制是否会更好一些。这些人论证说，要使社会进步与社会道德适应技术飞跃发展的时代，这需要时间。”“对我们来说，技术革命进行得太快了，要是能把这一革命停止住(如果可能的话)，以使我们的思想和理解力能迎头赶上，那倒是一件好事情。”[1]

以英国实验科学、经验哲学和古典经济学为前导的科学技术+生产=进步的英美主流思想在60年代遭到了代表人性和道德思想的一大批知识分子的反对。加尔布雷思在批评现行的行为准则时指出：“所有现行经济学教授法和差不多所有的研究工作都须依靠生产。资源不变而可以使生产增加的任何行动都是好的，而且是绝对重要的；抑制或减少生产的任何事物都必然是不对的。……把生产效率拿来作为一个准则，几乎是一个普遍的行为。”[2]然而现在这个行为准则开始遭到人们的反对，“富裕社会”的中产阶级对进一步扩大生产的必要性提出疑问，他们站在被贬抑的人性和人道主义的立场上抨击科技的发展，在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形成了一股广泛的反传统和反现代文明的社会思潮。正是这股思潮构成了新左派运动的思想基础。在政治方面，到50年代末，在美国政治界肆虐十年之久的麦卡锡主义已成强弩之末，国内对各种非正统思想和活动的压力日益减轻，政治上的反对派重新抬头。这种较为宽松的政治氛围为新左派运动提供了条件，而国内日益突出的种族问题和60年代对越战争的升级则成为美国新左派运动产生和发展的两根导火线。

新左派运动产生的一个重要的历史原因是青年知识分子对所谓“老左派”的不满。这种不满表现在几方面：首先，青年一代对国内劳工运动的现状深感失望，并把它归咎于工会领袖所采取的机会主义路线；其次，苏联社会主义的现实与西方青年心中的社会主义理想模式大相径庭，从而使他们致力于寻找另一条通往理想社会之路；再次，他们认为传统的社会主义经典理论对资本主义的现状估计不足，与工业社会的实际情况不相符合，因此应该找到一些新的革命理论和英雄形象来取而代之。基于以上原因，青年造反者们抛弃了列宁主义、托洛斯基主义和工会组织等老左派，而接受了更为激进的革命理论如卡斯特罗主义、格瓦纳主义、马尔库塞等新左派的“现代乌托邦革命”理论，以及他们所理解的毛泽东主义。

除了经济和政治方面的原因外，新左派运动的产生还有其重要的文化和心理背景。第二次世界大战在青年一代的心理上造成了可怕的梦魇感，现代战争的酷烈场面、灭绝人性的纳粹集中营和种族大屠杀、原子弹轰炸广岛、长崎的惨景，这一切都有力地冲击了美国人传统的伦理观念和价值观念，动摇了统治美国人思想数百年之久的清教价值基础。美国战后文学真实地反映了青年一代思想上的巨大变化，并树立起一些崭新的生活形象。以金斯伯格为代表的“跨掉的一代”(Beat Generation)文学在无情鞭挞非人性的资本主义现象的同时，明确地表现出与一切现存道德观念决裂的倾向。在被誉为美国“现代经典”的小说《麦田里的守望者》中，塞林格描写了一个与资产阶级伪善的道德观念格格不入的中学生霍尔顿·考尔菲德的形象，他的那些对于上流社会来说不堪入耳的粗俗语言，他被学校开除后在纽约街头游荡时的焦虑和烦恼，以及他身穿风衣、倒戴着红色鸭舌帽的装束，都在美国大、中学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考尔菲德无论在思想语言还是行为方式上都可被看作是新左派的先驱。中产阶级是美国社会的聚焦点，它最典型地反映了美利坚民族的精神、信仰和价值观，然而在战后的大部分中产阶级子弟眼里，传统的信仰已日趋瓦解，新的信仰又杳无踪影，因而在心理上处于一种惶惶不安的焦虑困窘状态。

这正是战后美国中产阶级青年一代的心理状况。在沉闷和压抑的50年代，这种反传统心理尚处于积聚能量的阶段。到了50年代末期，随着国内政治气氛的缓和，它开始由积聚转向爆发。60年代初期社会政治经济因素的变化像火炬一样点燃了美国青年郁闷的心理干柴，于是新左派运动就迅速地蔓延开来。

战后美国经济、科技和教育事业发展的副作用之一，是中产阶级家庭出身的青年人的社会地位的下降，这一点决定了中产阶级家庭出身的青年知识分子和学生成为新左派运动的主力军。50年代以来，美国政府为了促进生产与科技的发展，大力进行智力投资，增加教育经费和研究经费。从1950年到1969年各州政府的教育经费开支从14亿美元增至100亿美元，而地方政府的教育经费开支同期大约增长了六倍[3]。1940年只有20％的18到20岁的青年在大学里读书[4]，而1950－1960年念学位的大学生已由220万增至700万以上，接近同期适龄青年的50％[5]。同时大学的作用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按照惯例，像伯克利的加利福尼亚大学这样的地方是培养美国社会的思想贵族的场所”，是美国中产阶级子弟的进身阶梯，然而战后大学正如伯克利言论自由运动的领袖马里奥·萨维奥所说的那样，已经成为“美国社会这个特殊的历史环境的组成部分，它为美国工业的需要服务；它是一个生产某种工业和政府所需要的产品的工厂。”[6]“大学董事会正在把校园变成集中营。……把伯克利变成一个为现存体制(即企业、银行、出版社、军队和保守的工会等)培养白领技术人员的职业学校。”[7]大批大学毕业生不再具有跻身于上流社会的机会，而是面临着沦为工人甚至失业的危险；另一方面，美国工业社会的各种弊端日益暴露，机械化和自动化向生活的各个领域渗透，巨大的军费开支和浪费现象，为追逐高额利润而对资源的滥用和对生态的破坏，这一切都使中产阶级子弟们深感压抑和不满。他们把压抑的原因归咎于工业社会本身，从而起来反抗这个“非人性”的工业社会。马里奥·萨维奥大声疾呼道：“它(指工业社会)是如此丑恶。我们必须用自己的身体来反抗齿轮和机器，使机器停止转动直至我们获得自由。”[8]新左派运动就是在以上各种原因的交互作用下产生的。

二、美国新左派运动的发展演化

美国的“新左派”(NewLeft)是一个很笼统的概念，它泛指一切与老左派(马克思主义政党、劳工组织、托洛斯基分子等等)相区别的左派组织和集团，其中包括“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Students for aDemocratic Society，简称SDS)、“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theStudent Non-Violent Coordinating Committee，简称SNCC)、“黑豹党”(Black Panther，激进的黑人青年组织)、“青年社会主义同盟”(the Young Socialist Alliance，简称YSA)、“美国杜波依斯俱乐部”(theDubois clubs of America)等等，此外形形色色的反传统、反主流文化的集团和个人如嬉皮士(hippy)等也被纳入新左派的范围之内。在上述这些形形色色的组织中，最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新左派组织当推“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以下缩写为SDS)。SDS的前身最早可以追溯到1905年成立的“校际社会主义社会”(IntercollegiateSocialist Society，简称ISS)，该组织1930年改名为“争取工业民主学生团”(theStudent League for Industrial Democracy，简称SLID)，1959年又改名为SDS。SDS的成员最初主要集中在耶鲁大学和密西根大学，不久以后开始向全国发展。1962年6月，45名新左派青年在密执安州的休伦港集会，通过了一份长达62页的《休伦宣言》，该宣言成为“美国新左派的第一篇宣言”[9]。

1965年以前，SDS只是作为一个一般性的群众组织存在于大学校园内，并没有太大的号召力，对社会也没有产生什么影响。当约翰逊政府把侵越战争升级后，1965年4月，在SDS的首倡下，反对越南战争的美国民众举行了向华盛顿的反战进军，SDS的声望从此日益提高。接着在1965年6月召开的全国代表大会上，SDS做出了两个重要决议：第一、SDS拒绝充当统一的反战运动的领导，而主张成立地方性组织和多种方式解决问题；第二、从SDS组织的章程中删除排斥共产主义者的条款[10]。这两个决议使SDS的地位在青年人中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

SDS的活动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建立到1965年，在这一时期，SDS的活动主要集中于民权运动和反对大学制度的各种弊端，其中包括到南部和北方城市中的少数民族居住区进行宣传鼓动工作，支持黑人争取各种政治权利的斗争，在校园内进行反对大学当局剥夺学生政治权利的言论自由运动等等。第二阶段从1965年2月约翰逊政府开始有组织地轰炸北越到60年代末期，此期间SDS的注意力转移到越南战争问题上，组织反战示威成为它的主要活动。

SDS是一个松散的组织，受无政府主义影响很深，内部宗派杂多，卡斯特罗主义者、毛泽东主义者、托洛斯基主义者、胡志明主义者以及马尔库塞和切·格瓦拉的信徒，无一不有，“SDS最显著的特征之一是它的极端的异质性和无纪律性”[11]。到了1967年，SDS内部分裂的迹象日趋明朗，1969年6月SDS全国代表大会以后，SDS分裂为相互对立的两派。一派坚持马尔库塞的“现代乌托邦革命”理论，否定工人阶级的革命性，坚持杰出人物论和精英革命论的观点；另一派信奉毛泽东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强调蓝领工人的先锋作用，并成立了“工人—学生同盟”(theWorker-Student Alliance，简称WSA)。两派各自召开了全国代表大会，选举出平行的SDS领导机构。WSA在波士顿建立总部，反对派则仍然占据着芝加哥总部。WSA后来逐渐融入进步劳工党(Progressive LaborParty，简称PLP或PL)，完全脱离了SDS；另一派则进一步分裂为“革命青年运动甲派”(RevolutionaryYouth Movement I，简称RYM-I)又称为“气象员”(Weatherman)和“革命青年运动乙派”(RevolutionaryYouth Movement II，简称RYM-II)，后者不久就不复存在了，“气象员”成为SDS的主要力量。

SDS早期奉行非暴力主义，“气象员”则推行恐怖主义的暴力手段，它的两个著名口号是：“如果你不相信枪支和暴力，你就不是革命者”以及“把战争移到本国来打”[12]。在一份宣言中，“气象员”宣称：“革命暴力是唯一的途径。现在我们正在世界上技术最发达的国家里把越共的传统的游击战略和托巴马洛斯(Tupamaros)的城市游击战略用于我们的环境中。”[13]“气象员”的主要发言人是伯纳丁·多恩(BerrardineDohrn)，一个激进的恐怖主义者。《休伦宣言》的温和起草人、在SDS和新左派中颇有影响的汤姆·海登(Tom Hayden)后来也参加了该组织。“气象员”虽然只有600多成员，却在新左派中具有很大的影响。随着美国新左派运动的发展，“气象员”变得日益封闭和偏狭，成为一个密谋性团体。其成员大多是富裕家庭的子女，他们奉行无政府主义和恐怖主义原则，三五成群，各自为战，主要从事爆炸活动。虽然汤姆·海登认为“气象员”在许多方面都是“SDS的理所当然的最后一代，是1960年以来所发生的每一事件的真正继承者”[14]，但是它的许多行动已经明显地背离了《休伦宣言》的宗旨。《休伦宣言》主张用爱来克服人们之间的隔阂和矛盾，废除暴力手段，提倡在冲突的环境中推行非暴力主义原则[15]，“气象员”却反其道而行之，公然鼓吹暴力思想和恐怖主义。因此，独立的进步周刊《前卫报》(Guardian)在1969年10月18日发行的一期中宣称：“SDS死了。”

三、美国新左派运动的价值体系和思想理论

新左派的成员大多来自中产阶级家庭，受过高等教育，具有青年人不满足现状和追求新颖的一般特点，对自己的生活环境感到厌倦、失望和焦虑。他们有着“富裕和内疚的经济背景，幻灭和无力的政治背景，异化和忧虑的文化背景”[16]《休伦宣言》指出：“我们这一代人，在至少称得上舒适的环境中受教养，现在生活在大学中，不安地注视着我们所继承的世界。”[17]发达工业社会的文化背景决定了新左派的特点，使它在许多方面都不同于老左派，它不是产生于贫困而是产生于富裕，它所反对的主要目标不是现存的经济制度而是现存的权利结构和价值系统，它所提倡的不是阶级斗争而是人类普遍的爱，它所追求的不是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而是一种被称之为“个人分享民主”(ademocracy of individual paticipation)的社会制度。

《休伦宣言》宣称：“我们将用植根于爱、思考、理性和创造性之中的权利来代替植根于财产、特权和环境之中的权利。我们寻求一种个人分享民主的社会制度，它取决于两个主要目标：个人参与那些决定他的生活特性和方向的社会决策；社会被组织起来鼓励人们的独立性并且为他们的共同参与提供媒介。”[18]“分享民主制”是新左派最基本的政治目标，它具有强大的感召力，它是直接针对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形式民主制的。“分享民主制”在实践上是一种直接民主制，它提倡绝对的个人民主，带有明显的无政府主义倾向和小国寡民式的公社民主制色彩。“分享民主制”的原则通过新左派的价值系统表明出来，新左派所寻求的基本价值可归纳为：个性(individuality)、差异或多样性(diversity)、自由(liberty)、公社(community)和平等(equality)。这些价值是相互联系的，“自由地表现个性和独特的个人的多样化对于新左派来说是一种基本的价值。所有这些价值都可以被看作是直接来自于寻找真正的自我的概念中，每一个都直接与这种寻求的基本问题相联系，与克服异化的能力相联系……只有在一个公社的劳动环境中，个人才能克服从劳动中产生的异化……只有在一个平等的制度下，个人才有可能在一个公社里发挥作用，发现他的真正的自我，克服异化。”[19]新左派认为，当代社会的自由是建立在对真正的个人自由的压抑之上的虚假自由，现行制度既不需要个性也不需要差异，只需要同一性的生产者和消费者。人们遵循现行制度所规定的准则去思想、交谈和行动，他们被按照一定的模式所模制(moulded)，乃至于丧失了真正的自我。人们以让渡自由为代价而换取了对物质享受的占有，他们陶醉于“幸福意识”的梦幻中，只有新左派仍然在坚持不懈地追求自由。新左派所追求的是一种绝对的个人自由，这种自由概念的基本思想表达在新左派的一句著名口号中，即“做你自己的事!”(Do your own thing!)。这句话是对工业社会压抑的一个回答，是对把个人模制成一个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现行秩序的一种反抗。“每一个人做自己想做的事。没有规则，没有责任，没有义务。无政府状态。”[20]拉希认为，从一开始新左派就把政治问题定义为个人问题，即一个人如何才能在机械化、官僚化和非人化的社会中实现个人的“真实性”。从而“对个人完善的追求只能导致这样一种政治，在其中，‘真实性’等同于一个人离异(alienation)的程度，等同于一个人对存在社会进行挑衅活动的意愿。”[21]也就是说，一个人的行为越是怪异，越是与众不同，他的“真实性”就表现得越充分。于是，嬉皮士和所谓“退出世俗社会者”(dropout)就成为现实社会中最真实的人，因为他们所追求的价值观念是完全与现行社会准则相背离的。这些价值观念是：贫穷(poverty)、异国情调——特别是印度情调(exoticism--particularlyindianthemes)、神秘主义和遁世(mysticismand withdrawal)、田园诗般的淳朴风尚(pastoral  arcadianism)、群居(togetherness)、爱(love)、此时此地(here and now)、爱情与和平的权利(flowerpower)、更高级的感觉——内心生活(higherperceptions--the inner life)、个人主义：培养自我，做你自己的事(individualism: cultivatingthe self, doing your own thing)等等[22]。这些价值观念最初造就了嬉皮士们玩世不恭的生活态度和沉思冥想（meditation）的反抗方式(嬉皮士们通过服用幻觉剂、静思默想和修禅等方式来逃避现实社会，他们认为“想象就是革命”)，后来则刺激了新左派走向暴力和极端的虚无主义，一位新左派成员歇斯底里地叫道：“我是一个虚无主义者！我因此而自豪，因此而自豪!我想让这个讨厌的国家滚开。毁掉它！没有希望，50年内都没有希望……让我们打破我们所能打破的一切……撕毁它们。”[23]

新左派成员具有很大的破坏性，参加新左派运动的几乎全是青年人，尤其是青年学生。青年人所独具的不稳定的心理状态使他们热衷于激进的社会活动，他们常常对自己的奋斗目标并不十分清楚，他们感兴趣的只是运动本身。由于参加新左派运动的青年人大多出身于富裕的中产阶级家庭，并没有什么迫切的经济问题需要解决，这种心理因素的作用就更突出了。而一旦当他们离开学校步入社会，一旦当他们在那个曾经被自己斥为“工艺怪物”的社会中稳定而舒适地生活下来，他们就不再感到压抑，或者更确切地说，他们也被社会所同化，对压抑感到麻木了。这时他们就自然而然地退出新左派运动并成为它的阻力。凯尼斯指出：“新左派几乎完全是一个青年男女的运动……有着很高的中途退出率，大多数青年激进分子在达到30岁以前就已经离开了这场运动。”[24]德雷珀认为，10年以后，新左派的积极参加者们将在物质生活和收入方面有着很佳的状况，他们居住在郊区，有了两、三个孩子，生活舒适，无忧无虑，那时他们将对自己当年干过的事感到困惑不解[25]。这种流动性导致了新左派在思想和策略方面的不连贯性，“这些富于战斗性的大学生虽然充满热情，但收获很小。学生天生都是过客；他们一毕业，新学生就又进来，没有什么能够保证新来者不采取不同的路线——像这些运动中的新学生实际上所做的那样。”[26]因此新左派的许多思想观念、政治方针和策略手段常常都是前后矛盾和混乱的。

新左派成员虽然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前景不感兴趣，(主要是由于对苏联及东欧集团的现状不满)，但他们仍然自称为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并且主张用无政府主义来补充马克思主义。对新左派思想颇有研究的萨金特指出：“新左派似乎是从两种主要的激进主义思潮中发展出来的——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从马克思主义那里，新左派借用了它对当代社会的批判和它的许多具体的革命英雄形象。从无政府主义中，新左派吸收了它的许多主要目标。”[27]新左派奉行的革命理论主要来自于法兰克福学派的著名思想家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Marcuse)、哥伦比亚大学的社会学家赖特·米尔斯(WrightMills)、格式塔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保尔·古德曼(PaulGoodman)，以及新弗洛伊德主义者埃里克·弗洛姆(EricFromm)，此外法国存在主义者萨特和加谬的思想对新左派也有很大的影响。

美国新左派不同于法国的学生运动，它始终与工人阶级处于对立状态。SDS建立初期，在组织上和思想上排斥共产党和PLP(进步劳工党)的成员，对各种工会组织也非常反感。“在新左派运动的最初几年中，以工人阶级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理论在参加运动的大部分人心中名声扫地，因为学生把自己看作‘中产阶级’，把工人和他们的工会看作冷战和种族主义的骨干力量。”[28]后来虽然在组织上有所放松，但是在思想上仍然对工人阶级采取不信任态度。WSA(“工人—学生同盟”)曾一度表现出向工人阶级靠拢的姿态，但很快就被逐出SDS而并入PLP，丧失了政治上的独立性。SDS与PLP之间的矛盾和攻讦从来没有停止过。迪金斯认为，60年代左派的历史是SDS逐渐衰亡和PLP声望上升的历史，“SDS起初希望至少劳工运动的某些部分会变得激进化，然而美国的工人却明显地对新左派不感兴趣，并且厌恶它的自由主义生活方式。”[29]由于资本主义劳动市场的竞争日益激烈，工人中确实有很大一部分人具有强烈的种族主义色彩，对黑人竞争者表示憎恶。这种因素导致一部分人在政治态度上倾向于右派势力，例如在1968年大选中投票支持反动的种族主义者乔治·华莱士，“1972年的选举也已被援引作为蓝领工人中掀起的保守狂潮的证据。乔治·华莱士明显的号召力以及尼克松引人注目地夺到一些蓝领工人选票的事实，一次又一次地被人指出是工人阶级立场基本上向右移的表现。”[30]越南战争提高了国内的就业率，因此也得到了美国工会组织和一部分工人的支持。1970年5月当尼克松宣布侵略柬埔寨时，国内的反战运动走向高潮，然而就在同一个月里，却发生了几百个头戴藤条帽的建筑工人在纽约市哈曼顿区殴打反战游行的学生的事件，在知识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在60年代和70年代初期，在许多知识分子心中，工人阶级的形象就是那些在自己的汽车上贴着“支持你们当地的警察”和“轰炸河内”的标语的人，是“阿尔奇·邦克”、“拉尔夫·克拉姆登”和“赖利”之流的愚昧无知、滑稽可笑而又凶神恶煞似的落后分子[31]。《纽约时报》的一位劳工问题记者A·H·拉斯金指出：“典型的工人——从建筑技工到鞋店店员——大概已经变成国内最反动的政治力量了。”[32]面对着这种情况，新左派认为传统的工人阶级已经不再能承担历史变革的重任，必须由一个新兴的阶级来代替它，这个阶级就是马尔库塞所说的“新工人阶级”。“‘新工人阶级’的整个概念为理解发达的工业资本主义的现存组织结构提供了一个有效的手段”，“我们认为广大的美国中产阶级根本不是中产阶级……绝大部分我们所说的中产阶级必须被正确地理解为‘新工人阶级’的成员：也就是说，他们和那些正在完成被一种新的工艺水平所决定的工作的工人们处于同一种剥削制度中。”[33]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中，革命的可能性只能从这个阶级中产生。新左派认为发达工业社会中的革命动力不再是产业工人，而是“新工人阶级”和少数民族居民区的穷人。为此汤姆·海登等人走出校园，以“经济调查和行动规划”(theEconomic Research and Action Project，简称ERAP)为名，在里沃德、芝加哥、波士顿等北方城市对这些穷人进行组织，然而却收效甚微。

新左派们认为，目前革命的主要障碍在于主观方面，在于人们还没有树立起革命意识。《休伦宣言》不满地指出：“人们还没有认识到自我培养、自我管理、自我理解和创造力的潜能。”[34]SDS全国书记卡尔弗特说道：“如果虚假的意识是组织一场革命运动的主要障碍，那么相应地我们在这个发展阶段的主要任务就是鼓励和建立革命的意识，对不自由的环境的意识。”[35]SDS的ERAP活动、言论自由运动以及嬉皮士的沉思冥想都可以被看作是解放“自己和别人的意识”的尝试。到了60年代后期，随着“意识革命”活动的失败，新左派开始放弃温和态度，日益走向暴力，主张刺激统治集团，迫使其抛弃“镇压的容忍”策略而诉诸于镇压的暴力。“我们必须使自由派的政府极端化，使它反对大多数人。”[36]萨金特转述了汤姆·海登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他认为随着运动的日益成功，制度将成为更狂暴和更压抑的，将会有更大的恐怖、强制和压抑，这将有利于一场更直接的革命。”“压抑并不能破坏新左派，运动需要警察的过激反应。1968年芝加哥事件比起以前那些年所进行的宣传活动来把更多的人吸引进新左派的行列。”[37]青年们开始主动地向警察和现制度的维护者们进行挑衅，和平的游行示威发展成直接的暴力活动。激进的示威者们砸毁店铺，扰乱交通，冲击警察的警戒线，最后则发展成谋杀和炸毁建筑物。一些颓废的新左派成员(嬉皮士)则把SDS的煽动性口号“做你自己的事”和马尔库塞的“大拒绝”思想转化为反对一切“无意义工作”的活动，他们留着长发，衣衫褴褛或者奇装异服，服用麻醉剂，组织群居村，以示反抗。他们拒绝工作，不事生产，却专干破坏性活动，并经常与警察发生冲突。他们占领了学校的建筑物，在喧嚣拥挤的大城市的缝隙中建立群居点，组织青年亚文化群，举办大型的摇摆乐舞会(thefolk-rock festival)，开展裸体主义(nudism)活动等等。新左派理论家戴夫·吉尔伯特宣称：“我们已经开始发展代替现存制度的生活环境。在哥伦比亚的被解放的建筑物中，在纽约、圣弗朗西斯科和其他许多城市的退出习俗者的公社(thedropout communities)中，我们正在着手建设我们自己的联邦，自己的文化。”[38]1970年在康涅狄格州米德尔菲尔德市的粉未岭举办的摇摆乐盛会有几万青少年参加。他们在这块300英亩的滑雪场地搭起帐篷，脱光衣服，随心所欲地喧闹，贩卖麻醉剂和吸毒。参加者认为他们自己正在组建一个“新国家”。这种“反文化”(counterculture)的生活方式表现了新左派的一翼即嬉皮士的社会理想；另一些比较严肃的新左派成员则从不同的角度来设计未来世界的蓝图。那是一片恬美宜人的田园风光，城市中心将被相邻的小公社所代替，大工业联合企业将变成小型的工厂；生产分散化；手工劳动作为个人的一种特殊的创造性的表现将重新获得发展，人性的完善将代替生产的效能而成为主要价值；劳动状况将由劳动者自己掌握，经济状况则一般由公社控制[39]。在这种人性化的经济制度中，人所获得的物质资料也许会减少(作为对富裕社会或消费社会的一种矫枉过正的报复)，但是这些东西将是更美好的，更为人所需要的，它们是对人的人性的一种更直接的反映。在这个制度中，起作用的不再是工艺社会中的各种无人性的规则，而是人与人之间的普遍的爱。

四、对美国新左派运动的简短评价

作为一场贯穿于整个60年代的社会运动，新左派的历史意义是不可轻视的，它是在美国国内的政治反对派沉寂了十多年后爆发的一场激进的青年运动。更重要的是，新左派运动是60年代的一种世界性现象，它发轫于英国，逐渐席卷美国和欧洲大陆。在60年代，自称为“新左派”是美国和西欧青年人的时髦事情，它标志着一个人向社会和传统挑战的勇气和决心。虽然反抗形式繁多，组织状况杂乱，但是新左派运动对资本主义现实社会(尤其是其价值系统)的冲击还是颇有成效的。“年青的激进者们以行动向官僚控制的微妙方式、无所不在的广告操纵、共同生活的狭小空间以及掩饰在习俗的性道德之下的虚伪进行挑战。”[40]这种挑战虽然失之偏颇，最终流入颓废和虚无主义，但是它却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动摇了现存的价值体系和伦理观念。

然而，美国新左派运动并没有在破坏的同时建立起一套系统的、切实可行的代替物，它在摧毁了一个旧坐标系以后却不能建立起一个新坐标系。SDS的前任主席卡尔·奥格尔斯比公开声称：“革命的基本动机不是建设一个天堂，而是破坏一个地狱。”“革命者对于他在未来想要什么这个问题的回答是——不要他现在已有的东西。”[41]另外两位注重理论的新左派思想家马丁·J.斯克拉和詹姆士·温斯坦承认：“不幸的是，对于新左派的最合适的定义，即对它所具有的结构和它的组织以及领导人的定义，都是否定的。至少在一切已发生的运动中，我们知道新左派反对什么、拒绝什么，但是没有一个人知道它要什么。”[42]这是一种无政府主义的表现，它使运动成为一场绝对的破坏，从而极大地削弱了新左派的群众基础。到了后期，运动转变为少数人的变态的暴力行动，激起了社会其他阶层的厌恶，不但没有扩大自己的阵营，反而把许多过去的同盟者推向统治集团一边。而作为一种恶性反应，新左派成员中的杰出人物论调越来越露骨，他们以救世主、先知和启蒙者自居，企图通过极端的个人英雄主义行为来唤醒大多数懵懂消沉的群众。这些偏激的实践活动和救世主姿态与新左派最初倡导的“分享民主”的政治目标是背道而驰的，从而使新左派运动陷入一种自相矛盾的窘境中。詹姆士·温斯坦指出：“在民主的、非杰出人物的目标和一种帮助处于不利地位的人的使命感之间的矛盾，是新左派的许多政治矛盾心理的根源。”[43]这种矛盾部分是由新左派成员的中产阶级的经济背景和高等教育的知识水平所决定，部分地归咎于新左派运动的精神领袖马尔库塞、米尔斯等人的杰出人物论的影响。

从社会效果方面来看，美国新左派运动的历史贡献主要有两点：在国内，它把种族主义问题和少数民族居住区的贫困问题提到了政治讨论的中心，为这些问题的缓解创造了条件。同时它也使美国人更强烈地意识到现代工业社会对人的威胁；在国际问题上，它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新左派成员们通过烧毁征兵卡、反战示威等方式动员广大青年抵制侵越战争，迫使美国政府从战争升级转向撤兵，他们的反战行为得到了美国社会各阶层进步人士的同情和支持。“新左派对美国政治的主要贡献是与越南战争联系在一起的，它已经使许多自由主义者在某种程度上向左转。”[44]

注释：

[1] 乔治·惠勒：《美国自动化经济问题》，世界知识出版社1964年，第43、44页。

[2] 加尔布雷斯：《富裕社会》，香港今日世界出版社1970年，第117页。

[3] 吉尔伯特·C·菲特等著：《美国经济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798-799页。

[4][6][28][43]James Weinstein, Ambiguous legacy; theleft in American politics, New York, 1975, pp.127, 128, 129, 130。

[5] GeorgeVickers, The formation of the New Left; theearly years, Lexington, 1975, p.111。

[7][12][26] 威廉·曼彻斯特：《光荣与梦想》，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四册第1450,1683,1542-1543页。

[8][16][29][40] John P. Diggins, The American Left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New York, 1973,introd.V, pp.157, 176, 186。

[9][10][11] Milorad I. Popov, The American extreme left; a decade ofconflict, London,1972, pp.4, 5, 5。

[13]同注[9], p.7。托巴马洛斯是乌拉圭的一个专门从事爆炸、银行抢劫、政治绑架和谋杀活动的城市游击队组织。

[14]IrwinUnger, The movement; a history of theAmerican New Left, 1959-1972, New York, 1974, p.67。

[15][17][18][33][35][41][42] Tom Hayden, “Port Huron Statement; introduction”,载LorenBaritz, ed., The American left; radicalpolitical thought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New York, 1971, pp.395, 389, 394,429, 428, 388, 419。

[19][20][22][27][39] LymanTower Sargent, New Left thought; anintroduction, Homewood, 1972, pp.151, 32, 119-120, 154, 142-147。

[21][23][24][25][34][36][44] ChristopherLasch, The agong of the American left,London, 1970, pp.181, 183, 187, 188, 180-181, 183, 188。

[30][32]安德烈·利维森：《工人阶级多数》，商务印书馆1976年，第151, 123页。

[31] 阿尔奇·邦克、拉尔夫·克拉姆登和赖利都是美国电视连续节目中被丑化了的工人形象。

[37]同注[19], pp.127-128。1968年8月3日，在民主党芝加哥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前，“青年国际党”(YouthInternational Party，又称为“易皮士”Yippie，这是1968年出现的一个美国青少年松散组织，可以说是持激进观点的嬉皮士)的一群成员在芝加哥与警察发生了冲突。在以后的几天里，冲突扩大，许多新左派组织都加入到反抗行列中。警察对这次暴乱进行了残酷的镇压，造成了一次较严重的流血事件。

[38] PriscillaLong, ed. The New Left; a collection ofessays, Boston, 1969, p.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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