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擎 | 新利维坦：国家资本主义的崛起
我们时代的真正竞争不是发生在中国与美国之间，以及处于两者之间的欧洲。相反，是要争取达成正确的平衡——在生成财富的经济制度和规则与分配财富的政治体制之间的平衡。
文章摘自《2000年以来的西方》
当代世界出版社
刘擎 著
这是一个混沌的年代，也是一个充满可能性的年代。当下西方知识界对于多种重要议题的纷争，在相当大程度上表现出不确定性的思想特征。此前固有的知识与信念遭到怀疑，而未来的前景似乎于迷雾之中若隐若现。
新利维坦：国家资本主义的崛起
“国家资本主义”并不是一个新概念，至少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李卜克内西（Wilhelm Liebknecht）的写作。在此后的一个多世纪中，这个术语出现在不同立场和学派的论述中，其含义不尽相同，但大致用来指称由国家主导或积极介入的市场经济实践。1月21日的英国《经济学人》以“特别报告”的醒目方式（包括社论和七篇文章）讨论“国家资本主义的崛起”，引起学界广泛关注。
国家资本主义有多种变体。在宽泛的意义上，“看得见的手”一直伴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英国的巨型国家企业东印度公司，以及美国立国时期的关税保护政策都是如此。“在现实中，每一个新兴的政权都依赖国家去启动经济成长，或至少保护脆弱的工业。”在整个20世纪，国家与市场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以及各自的相对优势，一直是西方思想界激烈争论的主题。在前七十年，国家主义的支持者引领风向，政府着手编织社会保障网络，最终将经济中的巨型企业部分国有化。而在20世纪的后三十年，自由市场论者获得了复兴。
在里根和撒切尔的时代，风靡整个西方的潮流是将国家运营的企业私有化，削弱福利国家。苏联阵营的解体似乎标志着市场自由化潮流的完胜。在新自由主义盛行时期的主流思维中，国家资本主义不是真正的“自由市场经济”，而只是“过渡性的”或“异常的”特例，要么不可持续，要么不可普遍化。
但21世纪以来的风潮又发生了转变。尤其是在2007年金融危机之后，从老牌公司“雷曼兄弟”的覆灭，到希腊的财政危机，以及近年来美国失业率的攀升与工人收入的递减……这些严峻的现实都在动摇自由市场必胜的信念。而与此同时，在新兴经济体中，一种试图混合国家力量与资本主义的经济实践正在释放巨大的能量。
正如《经济学人》编辑艾德里安·伍尔德里奇所言：“伴随着西方自由资本主义的危机，国家资本主义已经在新兴市场中以一种强有力的新形式崛起。”正是在这个特定的背景下，重新开启的这场讨论有其紧迫的现实感，也包含着对“自由市场神话”的反思维度，并由此引发出新的构想：“国家资本主义是自由资本主义的一个可存活的另类方案”——这是《经济学人》在今年达沃斯论坛组织的一场辩论的主题。
这篇特别报道的着眼点不是西方老式的国家资本主义，而是“聚焦于中国、俄罗斯和巴西等地新兴的国家资本主义，因为它反映的是未来而不是过去”。新型的国家资本主义可以宣称世界上最成功的大经济体属于自己的阵营（中国三十年来的经济奇迹无疑是最为有力的证据），也可以认领世界上一些最强的公司。全球十三个最大的石油公司（拥有四分之三的世界原油储备）都是国家支持的，而国有企业的成功并不局限于能源领城（沙特的化学公司以及俄罗斯联邦储蓄银行等都是例证）。中国的国有企业占上市企业市值的80%，这个比例在俄罗斯和巴西分别为62%和38%。在2003至2010年，有政府背景的企业获得了全部外国直接投资的三分之一。在进入“《财富》500强”之列的新兴市场企业中，有三分之二为国有企业。政府向它们提供进入全球市场所需的资源，也可以通过主导兼并来打造全球性的巨型企业。
虽然在经济崛起的先例（如19世纪70年代的德国和20世纪50年代的日本）中，我们都可以发现国家资本主义的要素，但此前的运作“从未达到如此巨大的规模，也从未有过如此精到成熟的手段”。因此，有人用（霍布斯名著中的巨兽）“利维坦”的“升级版”来比喻最近一轮国家资本主义的崛起。
“新利维坦”较之老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具有明显的优势。首先，它依附的现代国家比传统国家具有更强大的权力：其次，各国的国家资本主义可以在全球化经济中更迅速地联合，形成更大的规模优势；最后，其手段更为多样，不只限于国有企业，还包括政府对“国家优胜”的私有企业予以特殊保护和支持，以及新发明的“主权财富基金”等。另外，“新利维坦”已经学会了使用高度专业化的人才（许多是毕业于国际名校的MBA和EMBA）担任经营管理职务，而不再依赖官僚与亲信来施加控制。
新的国家资本主义能够成功吗？对此，争议还在持续。在达沃斯论坛的辩论中，哈佛大学商学院的教授奥尔多·穆萨基奥力挺他所谓的“利维坦2.0版”。首先，具有强大国家资本主义的国家在最近的金融危机中表现得更有弹性和恢复力，避免了严重的经济不景气。其次，在“新利维坦”的体制中，国有企业不仅实现了盈利，而且在全球竞争中获得优势，而政府也意识到可盈利的国有企业会使国家更为强大。最后，“新利维坦”通常的角色是担当国有企业的少数股份持有者，而不是其所有者和管理者，这缓解了原先国有制常见的“代理人难题”(agency problems)。穆萨基奥论证指出，21世纪的国家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的一种杂交形式，能够有力地将企业推向“《财富》500强”的行列。而在另一方，欧亚集团创始人兼总裁、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伊恩·布雷默对此予以反驳。他指出，自由资本主义在历史上遭遇过多次危机，但终究都通过自我纠错和调整而存活下来。国家资本主义不过是其最新的一个“挑战者”，而且这个“挑战者”自身也有着严重的缺陷。国家资本主义不具有自由资本主义的那种“创造性毁灭”(creative destruction)的自我再生动力，而正是这种机制支持着不断扩张的经济生态系统。此外，这个体制很难激励创新，因而难以在全球的产业链竞争中持续升级。
早在二十年前，《经济学人》曾在社论（1992年12月26日）中过于草率地宣告了一种“普遍共识”：“作为组织经济生活的方式而言，不存在严肃地对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另类替代方案。”对于当下的相关辩论，这篇特别报告表现出一种审慎而犹豫的态度。一方面，它承认国家资本主义正在强劲崛起，并可能成为一个被发展中国家仿效的模式，甚至迫使西方国家以更为积极的国家干预措施来面对新的竞争和挑战。但在另一方面，这篇报告质疑了国家资本主义的长期发展前景，并列举出这种模式的弊端——强于基础设施建设而弱于自主创新，生产效率低下，自我改革的空间较小。此外，国有企业都有寻租行为的倾向，往往会滋生腐败现象。总的来说，国家资本主义或许适用于现代化的早期起步阶段，但不适用于后期发达阶段，因此并不是未来发展的潮流。
尼尔·弗格森随后在《外交政策》网站发表评论文章《我们现在都是国家资本主义》。他分析指出，中国的成长对美国形成挑战，但这并不是国家资本主义与市场资本主义这两种模式的竞争。他反驳那种流行的见解——将世界分为“市场资本主义”与“国家资本主义”两大阵营，认为这终究是一种无所助益的过分简单化的划分方式。现实情况是，大多数国家都处在两极之间，只是国家干预经济的意愿、程度与方式有所不同面已。他用多种数据表明，就政府的花费与支出占GDP的比重而言，欧美国家比中国在经济中扮演了更重要的角色，只是就政府在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比例而言，中国远高于西方国家。因此，“我们现在都是国家资本主义者”，但其形态千差万别：从新加坡的开明专制，到津巴布韦功能紊乱的暴政，以及丹麦平等主义的“保姆”国家。因此，今天真正的问题不在于究竟是要由市场还是由国家来“挂帅”，而是什么样的法律和体制是最佳的，其衡量标准不仅是快速的经济成长，而且同等重要的是，以一种公民视为正当的方式来分配增长的成果。“我们时代的真正竞争不是发生在中国与美国之间，以及处于两者之间的欧洲。相反，是要争取达成正确的平衡——在生成财富的经济制度和规则与分配财富的政治体制之间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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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摘自《2000年以来的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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