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法学教育的第一目标：培养法官能力
作者=葛云松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来源=《中外法学》2014 年，此为第二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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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科毕业生之所以在其他职业中成功，不是因为他们在法学院中系统学习了与其将来职业有关的课程，而是因为他们通过法学专业教育所形成的素质，对于从事其他职业有帮助。
法律人必须学会在信息不充分、正反两方面“都有道理”的情形下，作出一个慎重但明确的决定。法科学生必须具备这样的意识和能力。
最理想的法学教育是，一个法律人哪怕毫无理想主义的色彩、满心“名利思想”，但是当他阐发法律问题、解释法律条文时，却可以将法治的精神贯彻在其中。
坚持法治，是法律人能够为社会做出的最大贡献！
第二部分 法学教育的目标：培养法官能力
（一)法学教育应主要面向法律实务
法学教育的目标，是一个具有根本性的问题。只有解决了目标问题，才能以其作为一个标尺，来衡量现有的法学教育到底有哪些缺陷、应当如何改进。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法学界曾经讨论过法学本科教育到底应当是通识教育、专业教育还是二者的结合。就专业教育而言，又有培养学术型人才还是应用型人才的疑问。[11]
笔者认为，法学本科和其他本科专业一样，首先应当具有通识教育的性质。这涉及大学教育的定位问题，这里无法详论。在中国，由于基础教育的质量低劣，大学阶段更需要进行通识教育。其实，通识教育对于法科学生来说更加必要。因为法律职业要求从业者具有广博的知识、对经济、政治、社会乃至世故人情的理解和洞察力，有的业务门类甚至需要对科技、医疗卫生、心理等方面有深入的理解。法律职业的这个特点，与自然科学、工程技术、会计等领域有很大的不同。对于法律从业者来说，通识教育甚至就是专业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正因为如此，下文建议设置一个“预备知识教育”阶段，其广度和深度大大超过一般讨论的大学通识教育。
但是，通识教育是法学教育与大学中其他专业教育的共同点，而非法学教育的特点。因此，必须对于专业教育部分的目标进行清楚的定位。对法学教育目标的讨论，主要针对的是专业教育部分。
教育作为服务业的一种，必须主要考虑满足受教育者以及社会的需求，而非满足教育者(大学、教授)自身的期望。因此，法学教育必须主要考虑毕业生将来的人生和职业需要。[12]显然，学生最希望的是法学教育能够为其将来的职业生涯打下坚实的基础，而这也是社会对法学教育的首要需求。
宽泛地说，法科学生的毕业去向主要是从事法律实务。此外，也有部分法科毕业生从事立法工作、教学研究工作，甚至不乏“弃法”从商、从政者，其成功者已经不乏其例。既然法科学生的职业选择如此之广，要想让他们通过三、四年的学习而具备所有必需的能力，显然是不可能的。法学院必须以其中一种职业为主来训练学生相应的能力，适当顾及其他职业的需要。同时，必须考虑学院式教育的长处与短处，发挥比较优势。不足的部分，应留给学生在毕业后通过实践中的不断学习来提高。
但是，这种主要目标模式的定位，却不是这么容易。需要进行取舍，而且是艰难的取舍。在法科学生的就业选择中，非法律职业显然不能成为法学教育的主要考量因素。即便像美国那种以精英法学院作为政治家“培养基地”的国家，也不可能将法学教育的主要目标修正为政治家。换一个角度说，法科毕业生之所以在其他职业中成功，不是因为他们在法学院中系统学习了与其将来职业有关的课程，而是因为他们通过法学专业教育所形成的素质，对于从事其他职业有帮助。
法律职业可以包括三大类：
①法律实务工作者。包括法官、律师、检察官、公安警察、企业法务人员、公务员等。他们的工作属于各种方式的、繁简程度不一的法律适用工作。
②立法工作者。这主要是各级人大或者政府的法制工作部门的工作人员，其工作内容之一是起草、修改规范性文件。这里当然也可以包括各级人大常委会委员和人大代表。
③法学教师和研究人员。
这三类职业所要求的知识基础有共同之处，但是有不同的侧重。最大的区别是，立法工作者和法学研究者的工作更加“自由”，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不受限于现行法的状况，而专注于如何改进它。法律实务工作者尽管也可以考虑改进问题，但是，不论现行法有何种缺陷，他们都必须以其作为工作的前提。他们对于法律改进的贡献，只能在法律解释(包括法律漏洞补充)的狭窄范围内进行，因而要受到严格的约束。显然，后两类职业的从业人员的人数要少得多，不足以作为法学教育的主要目标，[13]而只需要在基础课程的具体内容上略微顾及这两类工作的角度，开设一些选修课程以便有这两类职业志向的学生深入学习，也就足够了。[14]
既然法科学生主要从事法律实务，法学教育应当主要培养学生具备相应的能力。这一点，至少在理论上已经成为大体的共识。[15]《培养意见》将“应用型、复合型法律职业人才”作为法学教育的主要目标，这里关于法学教育的“应用”目的的定位，体现了一般观点，应予肯定。但是，这一定位仍有进一步深化的必要。
(二)法学教育应以训练法官能力为主
法律实务工作中最重要的两种职业是律师(包括法务工作者)和法官，而两者所要求的能力有一定的差别。法律实务工作者中最庞大的群体显然是律师。何老师认为，中国的精英法学院应当培养合格的、能够从事高端律师服务工作的精英律师，而这种“高端律师”“精英律师”，主要在大型律所从事“防御性法律服务”。[16]何老师的观点容易给人的一个印象是：既然精英法学院应主要培养精英律师(主要指商务律师)，那么法学院应当着重培养商务律师相应的能力，而这种能力和法官或者诉讼律师的职业能力是不一样的。[17]
笔者认为，这未必是何老师的原意。何老师从未认为“精英法学院”应当把为大律所培养商务律师作为主要目标，尽管她尤其重视法科毕业生能否胜任大律所的工作，并从这个角度来反思中国法学教育存在的问题。她只是建议精英法学院应“集中资源提供智能技能培育及法律知识传授”。她特别提及美国的执业者关于法学院不再教授研究方法或法律推理方法以至于法科毕业生不能很快地投入工作的指责，指出其实质是认为法学院没有做好智能技能培育的工作，并认为中国应当汲取教训。[18]何老师所强调的研究方法和法律推理方法，是各种法律职业所共通的基本能力，其核心内容仍然围绕着诉讼。
从何老师的教学实践来看，她的普通法精要课程和商务律师的业务并无直接关系。何老师的这个四学期课程，前两个学期学习判例阅读技能，第三个学期学习制定法阅读技能，其内容仍主要是阅读判例，不过判例内容以解释制定法为主。第四个学期是研究和写作(其实主要是围绕模拟法庭而进行)。可见，何老师的教学过程以法院判例为核心。她希望通过判例的阅读，训练学生理解、分析、陈述、适用判例以及发现错误与评价的能力。[19]无论如何，这肯定不是商务律师在业务中所直接运用的能力。何老师甚至没有刻意培养诉讼律师的能力，因为这意味着要求学生尽可能地从原告或者被告的角度提出对己方最有利的主张。那么，何老师的做法与她对毕业生应胜任商务律师工作的期待之间是否有矛盾？笔者认为并无矛盾。商务律师的工作，只是将同一套知识和能力在另一个场合、为了另一个目的而灵活运用而已。
德国的法学教育的主要目标，是培养学生具备“法官能力”。这意味着法学教育以法律适用而非立法为重点，也就是，不是学习怎样制定好的法律，而是怎样适用既有的法律。它要求对不同的利益进行权衡，训练学生在不同利益发生冲突时，尽可能站在一个中立的立场上寻找公正的解决办法，也就是，哪项法律规则应当被适用、哪种利益应当依法被优先考虑，还要训练其对不同法律理由、法律观点进行权衡和评价的能力。[20]
在德国，对于这一目标的一种质疑是，多数学生将来从事律师职业，而法学教育中却缺乏训练学生学会撰写合同以及代表当事人在法庭上有策略地、熟练地进行辩论的能力等律师技能，因此很多人认为法学教育应当更多地以律师职业为导向。这引发了德国2002年的法学教育改革，其中包括法科学生可以在高年级阶段得到律师执业技能方面的训练。但是，法学教育仍然保持着以法官为训练榜样的教育模式，其重心仍在于法律的正确适用。[21]中国与其他国家一样，法院(或者诉讼)是所有法律实践活动的核心环节。这对于检察官来说自不待言(其主要工作是将刑事案件起诉到法院，或者监督民事、行政案件的审理)。对于诉讼律师来说，其主要工作就是参与法院诉讼。非诉律师的角色虽然有所不同，但是诉讼视角仍然是最根本的。对于仲裁员或者参与仲裁的律师来说，其工作在大多数情况下与法院类似(至少在实体法的适用上)。所以，笔者认为，应当借鉴德国经验，将中国法学教育的目标定位在主要培养法官能力。
(三)法官能力是什么？
法学教育的核心，应在于培养学生对于我国主要的实体法、程序法具备全面的知识，以及进行法律解释与适用的能力。这些知识和能力应足以胜任法院的民事(包括商事)、刑事、行政审判的基本工作，将来经过短期学习即可胜任全部类型的审判工作。
培养法官能力，主要是培养其法教义学上的知识和能力。法教义学是指以法规范为研究对象，以阐明法规范的含义为主要任务的学科。一方面，法教义学以立法为核心，并基于判例和学说上关于法律解释之见解的积累，而构成一套关于现行法之内容的知识体系；另一方面，法教义学包含了一套探求“新”的法律“知识”的方法：法律需要解释才能够适用，而法教义学上形成了一套法律解释的方法，运用该方法可以使一个关于特定法律规范的疑义得以解决。法教义学之所以是法官能力的核心，是因为这套知识体系就是可以直接运用于司法工作的知识，这些方法就是法官在发现法律、解释法律时所运用的方法。
在法教义学上，并不存在“理论”与“实践”的分野问题。它是理论，但又可以直接应用于实践，甚至只有在“实践”(案例分析)中才能更好地学习这种理论。法教义学具有高度的理论性、学术性。这不仅在于法律知识的抽象性、体系性，而且在于法律解释是一种可以与具体个案相分离的、可以通过运用一般资料和抽象思考而进行的工作，因而具有“学术”的特征。[22]当然，对法教义学的强调意味着法学教育并非全方位地培养法官能力。事实发现的能力以及其他实务技能更适宜于在实务工作中培养，而非法学教育的重点。[23]
需要注意的是，法教义学并非法逻辑学，并非以演绎推理为唯一方法(它在法律解释和适用中只是一种很不重要的方法)。[24]实际上，当代的法教义学早已公开地承认法律解释中存在价值判断问题，并努力以一套在长期的法律实践中被反复尝试、运用，并在理论上获得普遍共识的方法，使法律适用中的价值判断问题可以被相对客观地论证、审查和批评。[25]其中，经济、社会、政治层面以及相关理论的考量，可以发挥巨大的作用。所以，法教义学并不排斥社会科学、哲学乃至“人文关怀”的介入。[26]孙笑侠教授指出，法学有三个“向度”：法规范学、社会法学、哲理法学，而法规范学(即法教义学)是其中的主流和基础，至少应当是法学教育的主流。因为法学教育应当是职业型教育，只有法规范学才能让学生具备从事法律职业的基本功。[27]笔者赞同他的见解。
当然，法学教育中也应适当地训练律师(诉讼律师和非诉律师)、立法者以及学术研究者所应具备的能力，为此应提供包括法律诊所在内的相应课程。但是，它们主要应体现为高年级选修课。案例练习课中也可以适度训练律师角度的法律应用能力，但只能占据一个较小的比例。
（四）几个相关问题
1.培养法官能力并非“以吏为师”
需要注意的是，培养法官能力，并非指养成适应当前司法实践工作的法官，而是指训练学生具备像一个理想中的法官一样的能力。这种强调是为了避免一个误解，似乎法学教育应当以法官为师，模仿中国现实中的法官。
相对于发达国家，中国的法律还比较粗陋(尽管体量已经非常庞大)，根据这样的法律判决案件似乎相对比较容易。其实恰恰相反！一个欠缺精巧的立法技术、充满矛盾和漏洞的法律体系，给法律适用工作带来了沉重的负担。要想以这样一套法律为依据作出妥当的判决，其难度要远远高于西方国家，因而实际上中国法官必须具备比西方法官更高的能力。[28]
可是另一方面，中国法院的现状如何？笔者可以大胆地作出一个“骇人听闻”的判断。至少在笔者所熟悉的民法领域，笔者通过法律数据库读过的判决书有上千个，包括最高人民法院的许多判决。其中没有一份判决书可以令人完全满意。笔者并非采用了什么高标准，而仅仅是从一个判决书应有的基本思路的角度来说的。当然，存在一些非常有价值的判决，但是它们大多是在某一个问题点上显示出深入的思考或者敏锐的见识，从一般的法律解释、推理过程来看，基本是不及格的。
因此，尽管当前的司法实践经验对于法学教育来说具有许多层面的价值，[29]但法官的专业能力离一个较为理想的状态还差很远。法学教育的目标应当是让学生具备理想状态下的法官应有的知识和解释与适用法律的能力。他们将来进入法院后，并不是以更快的速度变得与资深法官一个模样，而是可以在熟悉操作流程后，体现出更加高超的专业技能。所以，本文所称的“法官能力”，其要求大大超过法院目前所达到的程度。
2.培养律师能力为何应当处于次要地位？
法科毕业生担任律师工作的人数更多，是否更应当主要关注律师能力(而非法官能力)的培养？从诉讼律师的角度看，律师工作的出发点是对法官态度的预测。[30]当事人找到律师后，律师肯定要根据其事实状况(包括证据的充分程度)和对法律的理解，预测法院会如何审理和裁判，胜诉几率有多大，然后作出起诉或不起诉的建议及方案。即便因为证据或其它考虑而需要达成和解，法官会如何判案仍然是双方讨价还价的出发点和参照系。[31]诉讼过程中，律师固然要尽量寻找对本方有利的事实和法律理由，但是其要点仍然是关注法院会考虑何种事实、考虑适用哪个法律规则以及可能如何解释，进而试图以自己的观点影响法官。可见，律师的诉讼业务完全是从属于法官视角的。当然，在教学中让学生像律师一样挖掘所有的“pros and cons”(正反双方)是有益的，但是法学课程不能满足于此，仍然要训练学生像法官一样作出抉择。与日常生活乃至经济或政治性的决策一样，我们可以相对容易地挖掘出某种方案的利弊，但是要权衡利弊并作出抉择却艰难得多。法律人必须学会在信息不充分、正反两方面“都有道理”的情形下，作出一个慎重但明确的决定。法科学生必须具备这样的意识和能力。
从事非诉业务的民商事律师(主要是商务律师)，似乎离诉讼、离法官很远。法官能力的培养是否偏离于其业务需求？绝非如此。[32]
非诉律师的视角通常来说仍然从属于法官视角。比如起草、见证一份遗嘱，律师固然直接考虑的是继承法中关于遗嘱生效的形式要件(比如口头遗嘱原则上无效，代书遗嘱的见证人问题)、内容方面的要求(比如必须给需要扶养的继承人留下一定的遗产)。但是，这一工作的实质仍然在于：一旦所起草、见证的遗嘱的有效性被质疑，法院会如何判决。因此，对于那些法律解释上有或可能有争议的问题，律师通常会特别小心。他们会搜集各地、各级法院就该问题的判决，搜集有关学说，以便更为准确地知道：一旦涉诉，法院会如何判决。而这一评估的结论将直接决定其如何向当事人提供法律意见。实务当中，律师常常需要向当事人提示“法律风险”，其主要意义就在于让客户了解某种做法可能发生的争议及其消极影响。换言之，一旦涉诉，法院可能做出的裁判及其对客户利益造成的影响。
商务律师最有含金量的工作是设计各种交易框架。[33]特定的商务目标的达成需要一个较为复杂的法律安排，而律师需要设计出一个能够最大限度实现商务目标、法律风险可控的框架，当然最好还要简便、廉价。这种业务所需要的能力，应当如何养成？不妨以信用证为例。信用证是国际支付结算中最重要的形式，过程非常复杂，但安全性高。信用证是在国际贸易中渐渐发展出来的。我们在此假想一下，假如信用证还没有被“发明”出来，一个律师需要具备何种能力，才能够对于这种支付方式的诞生和完善作出贡献？
就律师必需的法律基础知识而言，他应当对合同法(特别是买卖合同)的法律规范(当然还有国际私法规范)有透彻的了解，理解“合同自由”原则。这样，律师在接受客户(比如货物出口方)的委托而接触这类业务后，在逐步了解国际贸易以及支付结算中的各种风险点后，就可能为当事人设计出信用证这种以开证行与受益人之间“单据买卖”为主要特征的合同，让出口方、进口方之间在支付结算上的风险有一个新的交易框架。进而通过与其他各方的协商，使得这一安排精细化。在此过程中，律师需要不断地思考：假如发生诉讼，法院会如何判定合同以及合同条款的效力、如何解释其内容等。显然，那个首创的律师是一个伟大的律师。但是，法学院能够为他做的事情，只是使其具有完备的基本法律知识，以及灵活运用这些知识的能力。剩下的东西，只能源于实践。我们还可以再以资产证券化、信托投资基金等“高端洋气”的交易安排为例。限于篇幅，这里无法多谈，但实质也是一样的。
商人的要求千变万化，不可能事先预测，也不可能在法学院中学习(更没有这个必要)。律师所需要的仅仅是熟练掌握以诉讼为核心的法律概念和规则体系，然后在特定的商人提出要求时，就可以在透彻了解商业实践后，迅速地设计出整体框架，并逐步完善其细节。当然，某种专门训练也有一定的裨益，因此，法学院可以在本科高年级设置一门研究交易框架设计的课程，通过几个例子来训练这种“灵感”以及“转化”的技巧，以便将来能够举一反三。但是，无论如何它肯定不是法学教育的核心，而只是核心能力的一个应用。在法官能力的基础上，商务律师所需要的技能基本上是“一点就透”。
3.“技能”和“理念”之间的关系
本文的分析似乎只强调法律知识和法律技能，却忽略了对法律理念，特别是法治信仰的培养，似乎还忽略了培养学生对社会的了解、关心以及社会责任感。[34]笔者并非这个意思。
法学教育的确应当包括这些内容，但这并非在课程之外的感召或者宣传，而是要系统地融入课程设置。在笔者所建议的预备知识教育以及法理学、法社会学等课程中，可以系统地培养这些意识；在部门法课程中，教师应当引导学生在理解法律知识以及进行法律解释和适用的过程中，体会这些理念并妥当地加以运用，使其扎扎实实地融入对法律的理解，而非游离在法学知识和技能之外，变成一个“旁观者”的角度。
法治是一种价值观念，也是一种技术。法官所应当具备的技能，是一种以法治原则和理念为基础，并且在操作过程中对其进行实际运用的技能。“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观念固然包含了部分的法治思想，但它假定的是法律的含义清晰无疑，执法和司法工作中要做的就是严格地适用它。实际上，法律适用过程要复杂得多，法治原则的体现方式也复杂、微妙得多。例如，在刑法领域有罪刑法定原则，因此一个行为再丑恶，在法无规定的情形下仍然不发生刑事责任。但是，法治原则如何体现在具体的刑法规范的解释中，理解起来则很不容易。民事法规的解释则更加微妙。对法治观念及其抽象理论的了解和认同固然是有益的，但是更重要的是，法律人能够通过法律解释以及法律过程的每一个环节，在无形中浸润于其中所包含的法治精神。最理想的法学教育是，一个法律人哪怕毫无理想主义的色彩、满心“名利思想”，但是当他阐发法律问题、解释法律条文时，却可以将法治的精神贯彻在其中。相反，一个法律人如果充满对“法治”的激情，却不懂得如何在具体工作中运用它，仍然不是合格的法律人。
各种法律技能中，最核心的是法律解释的能力。法律人应当敏锐地认识到法律解释中的价值判断问题，并且妥善运用各种方法加以解决，其中包括基于其对当下社会问题的深入认识而进行分析。这些意识并非超法律的，而是法律技能的应有之义。苏力教授认为，中国最重要、最核心的社会法律问题从来不是纯法条、法律、法理甚或法治的问题，真正对社会有重大贡献的法律人固然必须坚持法律，同时也要超越法律。[35]笔者赞同在法学教育中培养一些这样的意识，但是，“超越法律”的思考只能占据一个非常的地位。法学教育的核心仍然是法律适用，必须在“坚持法律”的范围内寻找更好的法律解释。
其实，法学方法本身就包含了一定的“超越”因素，例如法律解释中的目的解释，以及各种灵活的法律漏洞补充。这些都是法治原则所允许的“超越”。“超越法律”的工作应当主要留给职业政治家去做，法律职业人员中只有极少数人(例如最高人民法院法官)有机会并且有必要去做。法学教育培养的主要是将来从事普通法律工作的人，而不是将来的霍姆斯。其实，霍姆斯之所以成为霍姆斯，根本不是任何学校教育的结果。更何况，霍姆斯似乎也从来没有主张超越法律。
“法治”是法律和法学的灵魂，其本身就具有重大的社会价值。坚持法治，是法律人能够为社会做出的最大贡献！在某个具体制度上，如果某种有更好社会效果的判决必须以违反法治原则为代价，那么这个判决的社会贡献远不及于它对社会的祸患。“超越法律”的观念如果被过分强调，可能导致法律人藐视规则以及法治原则。这是极其危险、有害的！
4.为何不设定更为宏大的目标？
有学者认为，法律人才应当具备系统、精深的法学理论功底和较强的实务操作技能，具备强烈的人文精神和多学科知识体系，而法学院应当提供“拿来即可使用”的“制成品”。[36]比如，中南政法学院在20世纪90年代提出，要培养“懂法律、懂经济、懂管理、懂外语的应用型法律人才”。[37]笔者认为，在设定法学教育目标时，绝不能面面倶到。上述要求，不要说法科学生不可能做到，在优秀的法官、律师甚至法学教授身上，也很难集中如此之多的优秀素质。法学教育是法律训练的一个环节，而非全部。而法律职业是需要终身学习的职业。特别是，法学院根本不适宜于全面培养实务技能。
《培养意见》中认为法学教育应当“适应多样化法律职业要求”，本文的主张与此并不矛盾。法科毕业生中担任法官的只占很小的比例，但是以培养法官能力为目标，是一种高标准的要求。具备了法官能力，担任其他法律职业甚至非法律职业，就有了最为扎实的基础。相反，如果因为就业方向的多元，就在教育目标上试图迎合所有的需要，必然导致目标混乱，结果是哪一个目标都不能实现。[38]
《培养意见》强调培养“复合型”法律职业人才，希望“提高学生运用法学与其他学科知识方法解决实际法律问题的能力”，似乎是希望法科毕业生同时具备某种其他专业的知识(比如会计、计算机)。笔者认为，“艺多不压身”，多学些知识当然是好的。现在有很多大学允许学生辅修另一个专业，或者取得双学位，这在总体上来说是好事，可以拓宽学生的知识面，也有利于其就业和职业发展。但是，绝对不能为了“复合”而冲击法学专业课程的学习。法学专业课程应有的课程体系和培养目标不能因此而改变。“复合”是一种锦上添花而已。并且，还须考虑学生的学习负担，以免什么都学不好。在笔者后文所建议的课程体系之下，法学专业课程的负担已经很沉重。应强制性地要求每学期所修课程不能超过一定的学分数；修读双学位的学生，必须延长学习年限至少1年。[39]
To be continued.
（第三部分后续推送）
[11]参见曾宪义、张文显：“法学本科教育属于素质教育——关于我国现阶段法学本科教育之属性和功能的认识”，《法学家》2003年第6期；徐显明：“法学教育的基础矛盾与根本性缺陷”，《法学家》2003年第6期；廖益新：“法学本科素质教育中的问题与改革”，《法学家》2003年第6期；杨志坚：“素质教育的针对性、价值取向和法学本科教育的改革调整”，《法学家》2003年第6期。
[12]当然，教育者还必须有远见，并非只是为了让学生“适应社会”并由此成功发达，还要让他们有能力引领职业乃至社会的发展。也就是说，还要让学生将来有能力“改变社会”。但是，这一角度应贯彻于教学内容(下文关于课程设置和教学方式的讨论中涉及这一方面)，而非目标设定。特别是，能够担负起这一任务的毕业生只可能是少数人，多数人只是在自己的日常工作中平凡度日(这当然也是值得尊重的选择)。所以，教育的首要目标仍然只能是让学生将来成为训练有素的执业者。
[13]需要注意的是，如下文所分析的，训练法官能力主要体现为法教义学的训练。而法教义学的训练，对于立法工作也具有直接的意义。参见(德)卡尔?拉伦茨：《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页76—77。对于法学者来说，由于法教义学是法学研究中的主流，因此法官能力的训练对于此类法学研究来说也是最基本的。即使是从事法哲学、法社会学、法史学等交叉学科的研究，法教义学的严格训练也应构成此类研究的基础。马克斯?韦伯是一个最佳的例证。而中国的法律交叉学科研究中所存在的最大问题，并不是有关学者对于经济学、社会学等其他学科的理解是否深入，而是多数学者自身未曾受到过好的法教义学训练，鄙视或者不耐烦于法教义学层面的理解。因此，他们的研究成果多数缺乏现实价值，也难以受到部门法学者乃至实务部门的重视。
[14]但是，有的教师在讲授一些基础的部门法课程上，主要是批评中国现行法如何不好，介绍外国法如何好，并告诉学生现行法应如何修改。这种教学内容固然可能体现很高的学术水平(但也绝非必然)，却未考虑到这种教学对绝大多数学生实属无益，甚至有害。类似观点，参见冀祥德等：《中国法学教育现状与发展趋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页160—161。
[15]徐显明：“职业化是未来趋势”，载《光明日报》2012年10月5日，第4版。
[16]何美欢，见前注[2]，页1、2。
[17]比如，赵晓力教授在对法律硕士提建议的时候说：“总体上，我们法学院现在的课程设置仍然是以诉讼和法庭为中心的。然而，一个明显的事实是，现在律师业利润最丰厚的一块并不是诉讼，而是非诉讼业务。公司法务以及政府法务的工作中心早已不是围绕应付诉讼而展开，而是贯穿公司业务和政府行政的整个过程。所以，我对法律硕士的建议是，把那些围绕法院和诉讼产生的无数概念、原理、特征的研究留给别人，你们另辟蹊径。”见赵晓力：“2010年清华法学院开学典礼致辞”，http://www.360doc.com/content/10/0928/23/1924441_57182586.shtml,最后访问时间：2013年8月20日。尽管赵晓力教授给本科生提出了不同的建议，但是，既然本科生中的很多(也许是多数)将来也是做这种非诉律师，他的建议岂不也能够适用？
[18]何美欢，见前注[2]，页15、16。
[19]何美欢，见前注[1]，页157。并参考其关于制定法阅读能力的说明。同书，页167。
[20]汉马可：“德国法学教育的取向、体制与核心方法论”，访问地址：http://fxy.buaa.edu.cn/dispnews. php?newsid=186，最后访问日期：2013年8月20日。
[21]汉马可，同上注。德国的法学教育改革，集中体现在了2003年7月1日施行的《法学教育改革法》。该法并未对法学教育的目标明确进行改革，但是在立法文件中提出了“具有全方位工作能力的法律人”这一概念，显示法学教育不再以法官为唯一的培养目标，而是要培养在任何一个法律职业领域都有能力开展法律工作的专业人才。在该法中规定：应学习的必修课包括民法、刑法、公法以及程序法的核心领域，以及法学方法论、哲学、历史和社会的基础，选修的专业领域目的在于补充学习、深化与之相关的必修课程，以及与之相关的跨专业和国际性的知识；学习的内容应考虑司法、行政以及法律咨询实践，包括为这些实践所必须的关键性技能，特别是谈判管理、进行会谈、辩论、调解纠纷、和解、听证以及交往能力。参见邵建东编(译)著：《德国法学教育的改革与律师职业》，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页16以下。这些理念和措施都深具启示性。但是不能忽视的是，培养法官能力仍然是德国法学教育的主要目标。
[22]何老师关于法学教育目标的表述虽然与笔者不同，但实质是类似的。何老师认为，法学教育应当是“博雅的”和“学术性的”，学生应当理解最基础的法律知识和理论，并且在技能方面能够理解、适用、分析、归纳、评价法律理论。参见何美欢，见前注[1]，页60—82；何美欢，见前注[2]。从大陆法系的法学方法论的角度，在解释法律的过程中，除了需要对法律理论体系有透彻的理解，还需要检索判例、学说、立法资料等材料，加以分析、归纳并作出评价，还要得出自己的结论。也就是说，何老师所建议的这些技能都已经包含在法律解释与适用的过程之中，并通过相应的训练而得以形成。
[23]何老师说，法学院只能生产“毛坯”，它的任务是保证学生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发展。何美欢，见前注[2]，页14。本文虽然倡导法学教育以“法官能力”为目标，但严格来说法学院也只是生产“毛坯”法官。
[24]参见(德)齐佩利乌斯：《法学方法论》，金振豹译，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页125。
[25]拉伦茨，见前注[13]，页94—112；许德风：“论法教义学与价值判断”，《中外法学》2008年第2期。法教义学也因此被戏称为“价值判断的‘口诀’”。参见许德风：“法教义学的应用”，《中外法学》2013年第5期。
[26]正因为这一原因，笔者才在强调基础部门法学习的同时，强调基础理论课程的学习(参见下文)。笔者的一个尝试，参见葛云松：“纯粹经济损失的赔偿与一般侵权行为条款”，《中外法学》2009年第4期。
[27]孙笑侠：“法学的本相——简论法科教育转型”，《中外法学》2008年第3期。
[28]黄卉教授的一个精彩的比喻是：“我们的工作不是在一张白纸上作画，也不是给一张上乘国画装裱，而是在一张已经被涂鸦的画纸上再创作，那些不堪的笔触遇到妙手就能回春。”黄卉：“‘一切意外都源于各就各位’——从立法主义到法律适用主义”，《读书》2008年第11期。法学教育就要训练出这种“回春妙手”。
[29]苏力教授认为，一个没有法科学历、没能通过司法考试、但在基层司法一线工作了20年的法官，法律知识和能力不一定弱于一位读了20年法律教科书的学者，“除非我们认为真知不来自实践，除非我们认为检验真理的标准不是实践”。参见苏力：“法律人自身的问题”，《北方法学》2011年第4期。笔者完全不能赞成这一见解。法官的工作有两个层面：解决纠纷，并且适用法律解决纠纷。一个有经验的法官可以基于人情世故、社会经验而很好地解决纠纷，并且可能比任何法学教授都高明，但是没有好的法律训练，根本不可能掌握复杂的法律知识体系和法律方法，除非他具有非凡的悟性而自学成才。打个比方，一个没有学过医但是操刀20年、“自学成才”的民间医生，也许有其独到之处，但是不可能和训练有素的外科医生相比。人的行走要靠地面的摩擦力，但人类走了千百年的路之后，近代物理学家(他们远非翻山越岭的高手)才揭示了其一般原理，可见实践未必可以出真知。
[30]将这一观点发展到极致，法律本身也就是一个坏人对法院或法官的态度的预测。参见小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法律的道路”，载(美)斯蒂文? J ?伯顿：《法律的道路及其影响》，张芝梅、陈绪刚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页416以下。
[31]以离婚诉讼为例的分析，Mnookin Kornhauser?“Bargaining in the Shadow of the Law: The Case of Divorce”，88 Yale L. J.950(1979).
[32]非诉律师中的大量业务，其实没有什么“法律含量”，属于高薪的“低级”工作。以中国IPO过程中证券律师的工作为例，无非是需要熟悉各种法规，尤其是证监会多如牛毛的各种细致规定，只要“手熟”(熟悉有关法规和操作过程)即可，需要动脑筋的地方不多。此类业务不需要什么“高级”技能，所需知识也无须在法学院学习。
[33]何美欢，见前注[1]，页67。
[34]苏力教授认为，法学院在侧重法律和职业技能训练的同时，应当引导学生更多了解具体社会，更多了解中国和世界，更多了解经济、政治和社会。此外，法学教育还一定要注重学生的人格培养，包括责任感和使命感。参见苏力：“追问法学教育承担的历史使命”，《法制资讯》2011年第5期。
[35]苏力，同上注。
[36]杨士林：“卓越法律人才应具备的素质”，http://www.chinalaw.org.cn/Column/Column_View.as- px?ColumnID=678&InfoID=6120，最后访问日期：2013年8月20日。
[37]吴汉东、刘茂林：“卓越法律人才培养若干个问题探讨”，http://www. chinalaw. org. cn/Column/Column_View.aspx?ColumnID=678&InfoID=5905，最后访问日期：2013年8月20日。
[38]参见韩赤风：“当代德国法学教育及其启示”，《比较法研究》2004年第1期。
[39]在澳大利亚，有70%的法科学生同时修读另一个学士学位，但是学制则从4年延长至5年。参见马丁·契诺克：“澳大利亚法律教育的一些问题”，《比较法研究》1998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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