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鹿鸣 | 读者还是观众：石刻景观与中国中古政治

中古史·编者按：

仇鹿鸣，1981年生于上海，现任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师从韩昇。2000年9月考入复旦大学历史学系，2003年获得提前攻读硕士资格，2005年转入博士阶段学习，2008年获得博士学位并留校任教，先于汉唐文献研究室工作。主要研究方向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石刻墓志、文献整理等。出版专著《魏晋之际的政治权力与家族网络》、《长安与河北之间──中晚唐的政治与文化》。

该文原载于仇著《读闲书》，浙江大学出版社，2018年。另，本公号运营之目的，旨在促进中古史领域之学术研究与交流，所推之文部分来源于网络转载。因各种原因，可能存在不明出处或未经原作者授权之情形，如有版权问题，请尽快联系编委会撤稿。

仇鹿鸣/文

李清照《金石录后序》中有一段文字回忆北宋承平时，她与赵明诚一起搜罗赏玩拓本的旧事：“余建中辛巳始归赵氏……赵、李族寒，素贫俭。每朔望谒告出，质衣取半千钱，步入相国寺，市碑文、果实归，相对展玩咀嚼，自谓葛天氏之民也。”《金石录》一书不但是传统金石学的开山之作，更因赵明诚、李清照夫妇在宋末乱离中的不幸遭际而为一般人所熟知。至于《金石录后序》中所描绘的于相国寺购置拓本，归而展读，进而撰著题跋，慢慢集腋成裘，这种研治石刻文献的方法，亦成为传统金石学研究的标准形态。时至今日，我们披览新出石刻的方式，较之于赵、李当日，仍相去不远，只是拜现代印刷技术所赐及受制于文物保护的观念，所能观览者渐次从石刻原拓变为影印的大型图录。因此，对于一千年来的大多数研究者而言，石刻是一种用来“阅读”的文献，特别是清代以来，以《金石萃编》为代表的大型录文总集的编纂与订补，以及近代以降《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千唐志斋藏志》等大型图录的刊行，给研究提供了巨大的便利，使得现代学者可以轻易跨过空间的阻隔，罗致甚至穷尽相关石刻以供研讨，但同时也在不经意间剥夺了研究者的“现场感”。

这种将碑志剥离原来的场域，以拓本作为流通的主要方式，进而化约为一种文本的金石学研究无疑与重视文字记载的学问传统有密切的关系，在这一传统中无论是甲骨、青铜器，还是简帛、碑志、文书，学者多不过视之为文字的不同载体，其中的高下，在于能否订补传世文献之不足。同时，作为石刻的“读者”，其天然的预设无疑假定阅读者已具有相当的知识层次，而这样一群人无论在是古代还是现代无疑都居于人口中的少数，多属于士大夫或所谓学者之流。尽管清代金石学家中已有不少人开始注重实地访碑，但所关注者依旧集中于文字。总体而言，传统金石学是一门反映士大夫趣味的“扶手椅”上的学问，特别是学者对于名家撰书碑志拓本的汲汲以求以及邀二三同好观临题跋的论学方式，无疑都是文士书画赏鉴雅集之风的流亚。

当现代史学要求学者努力尝试进入古人生活的情境时，我们难免要追问的一个问题是，这些经历了数百年甚至上千年，至今仍在中国大地大量留存的碑石，对于一般的庶民而言到底意味着什么。“当地人对建筑多半不大感兴趣，当我说我对文物感兴趣时，他们就会带我去看古代的石碑”，梁思成曾对费慰梅如此描述其在华北调查古建的经历。如果我们将1930年代山西、河北内陆的乡村仍视为一个停留在“古代”的社会，那么这段梁思成的自述便透露出一个颇值得玩味的讯息，即在普通的庶民心中，何者才是日常生活中最重要的纪念物，值得向外来的访客展示。联想到华南学派在田野工作中“进村找庙、进庙找碑”的诀窍，碑在地方场域中的中心位置便凸现了出来。

但对于一般的庶民而言，他们未必有能力成为碑的“读者”，而更多的只是“观众”，我想引梁思成去看碑的当地人多半也未必能读懂刻石上的文字。如果我们把视线拉回唐代，便不难发现，一些巨型石碑的规模远远超过实际的需求，如目前存世规模最大的唐碑何进滔德政碑高达12.55米，宽3.04米，厚1.04米，而2000年在河北正定发现，后经学者考订为安重荣德政碑者，仅残存的赑屃部分就长8.4米、宽3.2米、高2.5米，若复原全碑，规模当在何进滔德政碑之上。这些巨型的石碑显然不是让人读的，而是作为政治权威的象征物被树立起来，“看”才是它们被塑造时的第一要义。事实上，即使以昭陵功臣神道碑约4米的高度而言，根据我个人访碑的经验，即使努力加以辨识，也很难看清碑身上部的文字。

事实上，古人对于如何塑造碑的“视觉体验”有着高度的自觉，树碑于“大市通衢”，以便更多的往来吏民能注意到这一景观，是选择立碑地点时首要的考虑。另一方面，也会有意识地选择一些对于碑主具有特殊意义的地点，如德宗为平定朱泚之乱的首要功臣李晟立纪功碑，就没有选择在长安城内，而是“刊石立于东渭桥，与天地悠久”。东渭桥位于长安通往渭北的交通孔道上，不仅是唐人饯别亲友的胜地，也是东南租粟会聚转运之所，四方辐辏，行旅往来，络绎不绝，热闹而繁忙，更具深意的是李晟本人恰恰是自东渭桥以薄京城，经过一路激战，最终克复长安，建立不世之功。选择于此处立碑，并命皇太子亲自书丹，无疑显示出德宗特别的用心。唐玄宗时所立的杨国忠碑则另有别致的设计，杨国忠因对铨选制度有所改良，“选人等求媚于时，请立碑于尚书省门，以颂圣主得贤臣之意”，将立碑地点选择在碑主“工作过、战斗过的地方”本是习见之事，并不足为奇。特殊之处在于此碑由京兆尹鲜于仲通撰文后，玄宗曾亲自改易数字，“镌毕，以金填改字处”，这当然不是因为朝廷无力负担另刻新碑的费用，而是特意借助这种人为制造的“土豪金”效果，来彰显皇帝对杨国忠的恩宠。其实唐玄宗并不是第一次使用这样的办法，开元十三年（725）封山泰山时，他便将《纪泰山铭》刻于山上，“磨石壁，刻金字，冀后之人听词而见心，观末而知本”。

当然在地方上，此类颂德碑立碑地点可选择的余地远不及两京丰富，大约只有大市通衢或节度使、郡守府衙之旁这两类。除此之外，这些位于城市中心的巨碑，往往建有碑楼，如上文提到的何进滔德政碑“碑楼极宏壮，故岁久而字不讹缺”，其碑楼至北宋时犹存。碑楼作为一种大型的公共建筑，在古代城市天际线普遍较低的情况下，无疑强化了石碑作为一种政治景观在城市空间中的地位，构筑起了城市的视觉中心，同时不经意间也降低了碑的“可读性”。

正是由于碑在城市中具有的视觉中心的地位，其兴废往往也会成为政治气候变易的重要风向标。其中最典型的例子是唐宪宗平定淮西之后采取的举措，将吴少诚家族统治淮西合法性的两个重要象征物皆做了改造。其中，将吴少诚生祠改建为紫极宫，李唐以老子为祖先，天宝二年(743)“改西京玄元庙为太清宫，东京为太微宫，天下诸郡为紫极宫”，紫极宫作为唐代官方所立的道观，平定淮西之后得到重建，其象征意义不言而喻。而吴少诚德政碑则被磨灭，改刻为韩愈撰文的《平淮西碑》，唐廷之所以特别选择用吴少诚德政碑的旧石来摹勒新碑，正是要藉助对于碑铭这一永久性景观的重新定义，向已有三十年未沾王化的淮西军民宣示这场平叛战争的正义性，进而重建朝廷在淮西的政治权威。

刊石勒铭、永志不朽，碑志因其具有永恒的纪念性而为人所重，但碑在古人的世界中并非只是一个静态恒定的象征物，而是可以借助拓本与传写，化身万千，变成有效的传播媒介。如唐玄宗因生于乙酉岁(685)，故以华岳当本命，先天二年(713)七月诛太平公主，独揽朝政后，九月便封华岳神为金天王，故华岳信仰大兴于世。开元十二年(724)十一月，玄宗巡幸东都时途经华州，“命刺史徐知仁与信安王祎，勒石于华岳祠南之通衢，上亲制文及诗”。《开天传信记》云此碑：“高五十余尺，阔丈余，厚四五尺，天下碑莫比也。其阴刻扈从太子、王公以下百官名氏。制作壮丽，巧无比伦。”此碑的高度折合成公制，约在十五米以上，宋人王铚《默记》记此碑原建有碑楼，黄巢入关，有人避于碑楼之上，黄巢大怒，因纵火焚之，故宋时文字仅十存二三，但碑石犹在。或许由于此碑规制巨大，在当时甚至找不到整块的碑石，“砌数段为一碑……薄云霄也”，耗时九月方才落成。

玄宗或仍嫌华岳庙的位置相对偏远，巨碑磅礴的气势，无法为京城士庶所领略，又下令制作拓本，张架立于应天门，供文武百官观览。应天门是洛阳宫城的正南门，其地位功能与长安的承天门相当，是举行国家重大典礼的礼仪空间，玄宗本人便曾在此接受过献俘。玄宗虽无法移动巨碑这一物质形态本身，但通过拓本复制的方式完成了这一移动，扩展了碑文传播的范围，当然其目的是为了塑造自身的政治权威。

敦煌文献中《敕河西节度兵部尚书张公(淮深)德政之碑》则提供了另一个有趣的例子。此碑中和二年(882)四月八日下手镌碑，五月十二日毕手，约一月即成，立于西牙，即归义军节度使的使衙。原石早已不存，敦煌所存钞本由P.2762等五件文书拼合而成。这一钞本的妙处在于是一注释本，在碑的正文之下有双行小字注文，阐释碑文的微言大义，如“盘桓卧龙”下注：“卧龙者，蜀将诸葛亮也，字孔明。能行兵，时人号曰卧龙是也”，这是标注古典;又“宣阳赐宅，廩实九年之储”下注：“司徒宅在左街宣阳坊，天子所赐粮料，可支持九年之实”，司徒指的是碑主张淮深，则是在阐发今典，宣扬朝廷对其的礼遇。不过根据荣新江先生的考订，唐廷并未授予张淮深河西节度使之位，此碑亦非由朝廷颁赐，而是张淮深擅自兴造，碑文不无“虚假宣传”的成分。这倒反过来说明即使地处边鄙，与唐廷仅存羁縻关系的归义军，仍需借助朝廷颁下的德政碑来为其统治提供合法性。事实上，这一详细注明古典与今典的钞本很可能是为了向归义军中文化程度不高的节将士卒宣讲碑文所用，发挥了类似政治学习材料的作用。另北图芥91《大方等大集经》卷第八写本背面有“敕河西节度兵部尚书张公德政知(之)碑”一行、S.1291写本上有“(上缺)　节度兵部尚书张公德政之碑“，字迹拙劣，均是学童习书的文字，可知张淮深德政碑文曾被用作敦煌学童习书的资料，将政治教化巧妙地寓于童蒙课业之中。无论是宣讲还是习字，其目的皆是借助各种手段，广泛散播，将碑文作为一种政治宣教品来使用。

当然我所说的要重视碑的景观作用，并不是说要转向去研究艺术史，因为历史学训练提供的长处还是在于解读文献，而非分析图像。只是注意到碑本身所具有的政治宣传功用，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碑文的内容及文字背后蕴含的隐曲。过去对于石刻的关注仅仅将其视为保存史料的载体，事实上每一个碑建造的背后都有相关的政治或社会背景，努力将石刻从文献还原到当时的情境中去，挖掘出其中的故事才能丰富我们理解历史的维度。

在中国古代的社会环境中，作为政治权威象征物的巨型碑石无疑是政治话语展示与传布的重要媒介，尽管一般不过将此类的政治表述视为堆砌辞藻的具文，但须知在中国漫长的文字书写传统中，早已铸就了一套微言大义的语言符码。如何透过看似格套化的文字与行为，发现言词之外的真意，直到当下都是探究中国政治所必备的“知识炼金术”。因此，对于我们现在看起来的一些“具文”，古人并不是如此认为的，比如唐穆宗继位之初，将田弘正从魏博调任至成德，这涉及如何来巩固元和中兴的政治遗产，在当时是非常微妙而关键的政治举措。调任之后，唐穆宗打算在魏博给田弘正建一块德政碑，表彰其首先奉魏博归附朝廷的功绩，同时也给河朔的这些骄兵悍将树立一个正面的榜样。因此对于如何写这块碑，才能收到预期的效果，君臣之间颇费了一番心思，穆宗特别指定元稹撰文，元稹《进田弘正碑状文》也向皇上详细说明了对于写法的考虑：“臣若苟务文章，广征经典，非唯将吏不会，亦恐(田)弘正未详，虽临四达之衢，难记万人之口。”即由于河朔地域沾染胡风，将吏文化程度不高，如果文章堆砌典故，辞藻华丽，即使立在最显眼的位置，恐怕达不到想要的宣传效果，所以追求“文虽朴野，事颇彰明”，以便让预设的读者能够看得明白，或者至少借助类似《敕河西节度兵部尚书张公德政之碑》这样的“辅导材料”能够理解朝廷的苦心所在。

唐末魏博节度使罗弘信为其父罗让所立的神道碑中的一段文字正好提供一个理解格套化文词背后隐曲的案例，碑文云：“伏惟国朝故事，我府凡有更替，即除亲王遥统节度使，或踰数月而后，方降恩命。今我仆射以殊功难解，茂略济时，进疏才及于阙庭，幢节已交于道路。”碑文想要强调的是罗弘信深受朝廷信任，因此没有按照惯例先授予节度留后权知政务或让亲王遥领，而被直接授予了节度使的旌节。但我们再来看一下　《旧唐书·罗弘信传》的记载：“僖宗闻之，文德元年四月，诏加工部尚书，权知节度留后。七月，复加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尚书右仆射，充魏博节度观察处置等使”，恰恰是严格遵循了“或踰数月而后，方降恩命”的政治成例。毫无疑问，碑文的记载是捏造的，但我们要追问的是，为何要捏造这样一个不存在的事实。这就和罗弘信初掌魏博后的政治形势有关，由于罗弘信此前只是魏博军中小校，“掌牧圉之事”，不过是类似弼马温的角色，并无太高的声望，因缘际会控制魏博之后，才急需借重朝廷的恩遇抬高自己，稳定局势。细究起来，这段文字还涉及魏博历史上的一个“今典”，“进疏才及于阙庭，幢节已交于道路”所比附的对象正是元和七年(812)举魏博六州归朝的田弘正。那次唐宪宗确实接受了李绛的建议，打破惯例，直接授予田弘正节度使之位，以表彰他的忠心。罗弘信是想假借罗让碑中虚构的文字，让魏博将吏相信，朝廷对他的支持信任与田弘正无二，给自己带上需要的政治光环。

以上所举的几篇碑文中或虚或实的政治表述，提示我们注意，对于石刻史料的解读，有时未必一定是要证明或证否传世文献的记载，而更应该关心隐藏在文本背后，充满着矛盾冲突的政治过程。一般而言，研治石刻文献的学者多重视新出的石刻，“喜新厌旧”的倾向多不能免，但事实上大量保存在　《文苑英华》或各家文集中的碑文一直没有得到充分的研究与重视，这些才是唐人心中真正的“大手笔”，蕴含了丰富的材料，至少我们转换研究的视角，做更加精细的文本解读，是可以从中榨取更多的历史信息的。